【转】高王凌：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2009-01-04 11:52:56 来自: 军师(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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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高王凌
经过“文化革命”，国家百废待兴，不但恢复了高考，也开始了研究生招生。大约在三十年前，我们一百零八个同学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成了复校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社会上对硕士生之看重，可见张承志《黑骏马》）。清史研究所的同学有杨东梁、赵云田、张羽新、孔祥吉、吴廷嘉（已故）、吴建雍、方雄普，我呢，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中颇有几对夫妻同学，我则与读本科的兄弟同在人大，亦佳话也）。
当时学制是三年，头一年在校上课，主要是听一些有名的教授（以后才恢复职称评定，那时大家好像也不怎么重视这些名号），包括不少外校老师开设的专题讲座。通过外语考试之后，第二学年就开始查阅资料。我的目标是四川的几百部地方志，跑遍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故宫和其他高校的图书馆，有的同学则一头扎进了档案馆里。查资料用去了整整一年时间，最后一年则用来写作论文（留出空间让同学自己成长，这是和今天很不一样的）。
毕业以后，同学们大多离开了学校，孔祥吉和我留在清史研究所。几年后他去了美国，没有回来，我竟然成了清史所的“大师哥”。
因为清史编纂的关系，清史研究所重任在肩，它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像是科学院，而不像是大学。这给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虽也非尽人为。据老教授宋涛告诉我，在五十年代初（他曾任校部委员），国家就有意修清史，而且就属意于人民大学了。再加上六十年代台湾修史的刺激，于是趁人民大学复校之机，“清史研究所”终于成立。其间的风风雨雨，我们也见识了不少（现在的“大清史”已经不是第一轮）。
我最喜欢的是，在这里可以专心地从事研究。我们很少上课，记得评讲师、副教授，我都只讲了一堂课（还不如我在美国一年）。到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改变了方针，这样的研究所在大学不复存在，我们也成了一个“系”，“清史系”，无形之中讲课成了繁重的“负担”。
1986年，我作为路思学者访问美国（以副教授名义），历时一年有余（有关详情参见：Remembering the Founding Days，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5, no 1 ,Spring 2008）。回国后，领导希望我在研究所里担任一定的工作，却为我谢绝；尽管美国同仁（如王国斌Bin Wong）曾如此看好我。日后我在所里日渐“边缘化”，原因却可能并不在这里，而在于1988、1989那两年发生的大事，如批《河殇》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须也怪不得他人。
记得九十年代在张自忠路有一次全所大聚会，我的老同学都已成了教授，而且一一担任了研究所长、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长等职，只有我一个最没有“出息”。私下里他们鼓励我，坚守位置，为大家作一个学术的表率。
去年，跟老同学在承德大清史会议上再一次巧遇，不料他们全退休了（三十年如一转瞬间）。我是不是也该清点一下自己的“存货”了，——姑且把它称为“求学偶得”，——这么多年，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之一，与集市有关（第一个十年）：
我做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即农村集市）。“场市”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为写这篇硕士论文，我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 “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了一部分“史感”，也不那么“漂”了；这对一个初学者是很重要的）。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论点，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多亏答辩委员会主席郑昌淦教授“包庇”了我；此外在陈述观点时也要讲究策略，如说：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1982∶11；“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3辑等）。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的。
其后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概念还需加以若干的规范和说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说”；学界认识到，当日中国农业的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他们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及数量多少；也可以说，清代的经济增长全都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面对伴随人口增加的巨大需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决非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 ”），更多地是依靠粮食等初级产品之外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老一辈学者如吴承明近日已坦承多种经营的极端重要）。
对于施坚雅（G.W.Skinner）和他的有关研究，那时国内还不怎么知道。1980年秋，一个空前庞大的美国史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彼此之间学术规范、学术语言，在在不同，也出现了不少误解（包括对他的集市“六角型”模型）。1987年访美期间，我在斯坦福大学会见施坚雅教授，还一起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的资深编辑和农村问题专家燕凌先生，似乎喜欢我这篇关于四川场市的文字，几次问我，为何没有收入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许，人们自己也不容易把握他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市集”与“宗族”都是为外国人“发现”，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史实”，类似的可能还有“宗教”等。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人除了生活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可能还处于某些很少为人意识的“圈域”里，如“市场圈”、“信仰圈”，……等等。同时，他们还享有充分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
之二，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得益于“农村组”非正式的小规模学术交流（记得是在志华家里，不知怎么就有了这一念）。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农村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处（参见：“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未定稿》1982∶32；“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对策”，《农业经济情况》1982∶11；“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政府政策”，《农村·经济·社会》第2卷）。多年后，据朋友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那时不相识的朋友，还以为笔者是一个老头子（唐晓峰）。
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
当时这一研究还缺少粮政和工业两个部分，为以后所补足，因此能在1985年对魏斐德（F. Wakeman）说：我已“画了一个圆”（参见“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清史研究集》第8集；“棉业历史与清代农村经济结构”，《清史研究》 1997∶4；“一个未完结的尝试——清代乾隆时期的粮政和粮食问题”，《九州学刊》1988春季号）。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它本属于东方历史学术文库94年系列，因编辑的异见而被推迟一年出版；又于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
这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这种“古今两相观照”、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我以为应该还有很多，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据朋友说，它带动了一批所谓“政策研究”（夏明方）。
这就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其分类及说明）；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打通了几个领域。也许正如钱穆（这是这个系列里我唯一未曾谋面，又深为心仪的学者）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自然，要达到那一步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我看来，清代的经济政策，具有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例如放弃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可行性道路，而大搞“土地开垦” 和“以粮为纲”）。好像这些并不是传统史学所关心的问题，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而是在三百年后，由后人发掘出来。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在经济政策，其二则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于美国访问期间，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随后有人批评我，“把历史说得太好了”，但我却觉得较之历史本身还差得远。
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小书继何炳棣（Ping-Ti Ho）、珀金斯（Dwight Perkins）和王业键（Yeh-chien Wang）的开拓性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即清代经济的成就决不仅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垦和农作技术的提高，而在于有限耕地的高水平利用，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交流，特别是跨省区“优势交换”的开展。
不易的是，小书出版时虽遇到不少争议，仍发表了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论点的严肃批评（1995）。
“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可能是小书的第二主题（故有“活着的传统”之说）。如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正处于“十八世纪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更是当时的 “时髦”话题。为此余英时（Ying-shih Yu）曾说：近代中国“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来也不是小问题。
对传统的重新认识，终于导致了其后对《河殇》的批判（参见“《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7.31），还有最终的从头“读经”，因若非“从头开始”，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美国的“十八世纪热”，正如1987年我对麦克法考（MacFarquhar，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所预言的，在五年后已让位于美国的 “民国史”研究；现在，重心则转入了“当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我则始终徘徊于“清代”（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而不及“民国”历史。或许多少出于这样的原因，我才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及“在当代经验与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海洋出版社，2002），这样一些研究的“方法”；我还开设了“方法课”，专门讲述有关问题（2007）。
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国家）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也在有关十八世纪的小书中多次体现。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可是在乾隆朝全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而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他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2002）。
之四，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发展序列”（“序列”一词是为李零代起），是我头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史学理论研究》 1994∶3、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999）。其后我曾大幅度的转向当代史的研究，然后才又“回来”（也颇有一些老人不愿我返回清史）。
对所谓“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或称为四个阶段（或类型）。其中最“落后”的是“不发展经济”，依次几个可姑且称为“发展中经济 ”、“高发展经济”和“发达经济”。这些都是针对中国情形而言，是中国理论，不可随意译为英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关于一些概念的英文翻译问题，以后我们还会多次遇到）。
这几个阶段都各有其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或可简单地描述如下：不发展经济，即土地未充分开垦；发展中经济，即土地渐趋充分开垦，精耕细作；高发展经济，即一意提高耕地利用水平，追求市场收益；发达经济，即主要从事工业手工业经营。其中“高发展”和“发达”经济都是清代才出现的，一般人见不及此，多把第二个类型即“发展中经济”当作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表现，所谓“长期停滞”的说法，一大部分原因即由于此。
从我所处学科来看，“发展序列”就是一种“理论”（也可叫作“地区理论”），不是只有“研究方法”才可以称作理论（从那一角度出发，李零才说：理论只是敲门砖，没有用）。它旨在回答一些具体的“实打实”的问题，是历史学者高层次的追求目标之一（一个历史学家决不是把什么“方法”或“哲理”当作他的最高追求的）。
至于中国传统经济“非充分发展”的一面（它与其说是“走到尽头”，不如说是“有劲没处使”），在以后才得到发挥，参见我弟子的研究（刘灯：“小农经济论辨”，2004，硕士论文）。
之五，粮政和粮食问题：
粮政和粮食问题，是国家要政之一，它的专业性很强，但不管哪一个朝代都离不开这种知识。否则，就可能越抓越抓不好，也可能好心反办坏事。在这上面，历史的教训是太多了。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包产到户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解决（实物）农业税即“统购统销”问题，被当作了农村改革的“第二步 ”，不少朋友都参与进去（如国青、小蒙、高山等），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参见“关于明代的田赋改征”，《中国史研究》1986∶3，以及未刊文稿“中国田赋演进的历史和重大改革”），其中专门讨论“粮政”的一篇（参见“一个未完结的尝试——清代乾隆时期的粮政和粮食问题”，《九州学刊》1988年春季号），很久以后还为杜润生提起。
自古以来，从有粮食生产，有了粮食剩余，就有了粮食储存，储存多少，粮食运销和再分配这样一些“粮政”问题。这既是“古代”问题（如在乾隆初年就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特别把这一段史实挖掘出来，认为它是一件大事），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问题。这样“读史”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仅启发我从新认识传统（虽然这并非研究的初衷），实际上，我对“当代”的很多认识，都是“出自历史”。
所谓“粮政”不仅涉及农业税、国家储备，还关系到粮食的生产问题。
之六，广东模式：
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说，我的探讨是从四川开始，然后到广东，到江苏，都花了很大功夫，以后还涉猎了江西、河南、安徽等，这样形成一条线索。其中为我“情有独钟”，却受到严厉批判的，正是有关广东的文字，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历史博物馆好几个杂志都不予发表，或者让我删去有关广东珠江三角洲在清代已基本不生产粮食的史料和段落（这正涉及了清代有关思想的精髓）。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大约也因此而“毁约”，停止了与我的合作（《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2200余页没有一处涉及广东在历史上如何放弃粮食生产从而取得经济的领先地位，更不谈经济政策，遑论粮政了）。
我的研究当然是有“倾向”的，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这些“先进地区”（如广东、江苏、福建等，在早期的历史中它们都曾是重要的产粮区），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政策）？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在当初却是一个仍可“上纲上线”的“问题”（参见“传统模式的突破——清代广东经济的发展 ”，《清史研究》1993∶3；《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页73～91）。其实，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就曾严厉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的做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个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所得的将是放弃其领先地位，虽可能获得一时的某种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人口众多耕地有限也是所有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
之七，江苏的传统工业区：
从中国经济史的角度来说，清代是太重要了，假如没有清代，许多事情都没有“完成”，如赋役制度（地丁合一），如经济发展的一些模式（广东、江苏等），我们可能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完整序列了。因此有一些地区受到我高度的重视，现在回过头看，选择广东和江苏，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兴之所致。
诸如“明代田赋”（1983）、“清代广东”（1984）、“江苏经济”、“棉业历史”（1985）、“清代粮政”（1986）这些研究，大多是我在 1986年访美之前完成的。1987年初，我在加州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大学，其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是我的“母校”），分别就这些问题作了演讲，并在美国发表了有关文字（“一个理想的追求”，《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是有梯次的，从较为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增加复种，多种经营，然后是种植业以外，直至农业以外，到工业手工业，这一个过程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中曾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到清代，中国经济就跨越了食用品生产，而进入了亟亟谋求工业发展的阶段。至少在一些地区，只有工业手工业才能保证他们的经济领先地位。也正因为江苏在历史上存在一个“工业区 ”，我才能回答朋友提出的问题：为何（改革开放以后）“苏南”乡镇企业能有一个那样大的发展（1988，无锡调查；实际上，在“唯一”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的几个沿海省份，也是各有各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
2000年李伯重发表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指出：国外学界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外国有，故中国一样也有；我却以为，中国有一个（传统）“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它没有而“非”（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清史研究集》第8集，1997）。看来，创造一套中国自己的理论，已成为一个不能再忽视下去的问题。
之八，耕地和人口数字：
我在毕业之初，还作了耕地和人口数量的研究，以致为某些老史学家所称道。其中最被看好的一文，即“清代初期的中国人口”（《平准学刊》第2辑；又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77～111；另见“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 198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关于清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平准学刊》第5集；“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国外中国学家心目中的楷模，是法国年鉴学派那样事无巨细的闳观巨著，当然就离不开各种数据史料，可惜，中国史料“不行”（施坚雅语，所以其后他转向了日本史研究）。费正清（Fairbanks）也曾在《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一书序言中说，“中国史料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何炳棣博士将成为声明这一点的最后一人。”不过，不信这套的还大有人在，如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这两本书构成了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奠基石），分析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的耕地统计数字。我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坚持认为，这些统计并无使用的价值，（特别是）中国耕地的数值无法订正，也不具备可比的价值。
连国家最基本的数据都弄不清楚？为此我曾很瞧不起那些“旧统治者”。但现在回头来看，自一百年来，中国就没有进行过土地丈量，至今“航测”所得的20亿亩耕地，既无法与原有面积对号（统计数字是16亿亩），也不为各省所接受。人口数字，在最近十年也成了一笔糊涂账（所谓13亿人口8亿农民，已经说了多少年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改变态度，并设法理解：历史上为什么这样去做（不把基本数据弄清），它有何道理（在税收上留有余地）？
这里面恐怕都包含有许多“学问”，也属于我们历史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
之九，人口问题：
我在研究的开始（在四川问题上），就“不期然而然”遇到了人口问题，那还是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幸的是，其后“人口众多”取代“阶级敌人 ”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羔羊）。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口观点。简单一句话，就是对历史上的人口增加，不再是“倒霉看反面”，一片“余哀 ”（李零语）。
为此我们曾批评了那种认为过去怎么把土地开垦殆尽、人口却又那么多的论点（参见“《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7.31；李零《放虎归山》）。一代有一代的“境遇”和不同的“使命”，怎能因今天的事愈不好办，就愈“赖祖宗”，从而推卸、躲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呢？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我们历史学的所谓“ 理论”，可能也属于我一向主张的“正面观察”吧（参见《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各篇结论部分）。除“人口作用”之外，有关问题还包括历史上的“人口行为 ”（如节育避孕等）、“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中国式人口思想”等等（参见“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清史研究》2004：1）。
十，租佃关系（第二个十年）：
比较系统的中国数据史料，除人口、耕地（何炳棣、珀金斯）以外，还有粮价（王业键、李明珠Lillian Li）、地租征收数字（章有义、赵冈Kang Chao）等。差不多都跟经济史有关（我正是因为研究经济史才特别关注到它们），又具有超出经济史的价值。它们都不是可以“浅尝辄止”，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想当然地当做一种“现代统计资料”，“拿来就用”的（补充一句，所有有关粮食亩产量的研究亦“迹近游戏”，殊不可信）。如果不深入它的内涵，便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过去，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地租率究竟有多少，却为学界一直视为“老大难”问题。为此我“另辟蹊径”，不靠契约，专读账本，把“地租实收率”作为研究的契入点，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农民是怎样做到这点，即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对付地主”的。终于发现，实际地租率只有亩产量的30%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50%或50%以上）。旧日中国大约有40%的耕地为出租土地，出租所得大约占农业产出的12%（或更低些）。它无以承担更大的“罪责”，更不用说多少世代以来“停滞不前”的“总根源”了（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拟解地租率”，《读书》 2005：11；“地主：在国家和农民的夹击之下”，《南方周末》2006.6.1；“历史上中国怎样‘和谐’”，《中国新闻周刊》2008：8）。
我自己很中意这一研究，以为这一本书分量很重。它也获得了一些读者的推许，如有学者认为，该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是“为地主正了名”；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尽管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这多少是拜“互联网”所赐，奇怪的反而是几乎看不到一份批评的文字。
本书始作于1996年，也受到当代农民“反行为”的一定启发，以后不断增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回到了清史，那还要等2005年开始的乾隆研究以后。
十一，反行为研究：
“反行为”，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我跟杜润生的一个合作研究。它不是依从某种外国理论，而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回答中国的具体问题的。
如果说“租佃关系新论”是一篇“翻案文章”的话，“反行为”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历史。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说，也许后者更为重要。
“反行为”是我“无意间”发明的一个概念（时约1992年）。本是指集体经济时期，农民针对政府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对应性”行为。目前，它的应用范围已有所扩大。
“反行为”着意在一个“反”字，杜润生称之为“反道而行”，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反对”，而不一定是“反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反抗是太奢侈了，而且代价过于高昂。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英文词汇的话，就不是“RESISTANCE”，而毋宁说是“COUNTERACTION”；或者干脆就叫 “FANXINGWEI”。
目前，有关“反行为”的文字还没有完全出版（参见：“‘偷’与‘瞒产私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民反行为的调查与思考”，《明报月刊》2002：8；“偷与瞒产私分”，《改革内参》2003：5～6；I“controcomportamenti”dei contadini cinesi nel periodo della collettivizzaione agricold, Momdo Chinese ,No.124,July-September 2005；《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从农民行为看人民公社”，《南方周末》2006.3.9；“弱者的武器和农民‘反行为’”，《南方周末》2008.5.9）。
除了“反行为”外，我还作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尽管发表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参见：“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 号，1994；“从政治土改到农业合作化高潮”，《当代中国研究》2001：3；“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当代中国研究》2003：1；“杜润生与农村改革”，《南方周末》2005.11.17；“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当代中国研究》2006：2；On a Slippery Roof: Chinese farmers and the Complex Agenda of Land Reform, études Rurales ,179期，2007；http://vip.book.sina.com.cn/userinf...跹嗄荨按笤窘?/a> ABC”，黄惠英“越南农民‘反行为’及与中国的比较”等）。
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可能就是面对面“使唤人”了（参见《补农书》），但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掉以轻心”，以为是“人民国家”，“给自己干活儿”，还有什么问题？再加上“迷信国营”，遂造成后来到处“缺乏积极性”的局面和形形色色“反行为”的出现。
多年以后，友人告我法国社会学主流学派“前苏格拉底派”的治学方法：先讲一个故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理论，再进一步引申（麦港，MAK Kong）。英文“土地改革”与意大利文“反行为”，可能就是最符合这一派风格的两篇了。
十二，我的近代史观（最近十年）：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其代表作为《剑桥中国史》）。这两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同期黄仁宇Ray Huang提出自明末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 2006：5）。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亦非出于什么预期。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至今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世人所作多是一些零碎表面的观察，犹如“盲人摸象”，其实并不知其“来龙去脉 ”。在这一庞杂巨大的历史事件中，众多的因素都混杂在了一起，很难区分剥离，即使意有不同，也难以避免使用“西方”或“现代化”的通行术语。我自己恐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它力求“贯通古今”，也不主张仅仅从“器物”或某种“外在”的层面来解释这一段历史。
古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时间，和需要寻求一个新的“观察点”。
十三，刘松龄研究：
刘松龄（Augustin Hallerstein，1703～1774），耶稣会传教士。乾隆初来到中国，在钦天监任职35年（任监正28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对我们却是陌生的，甚至以为在康熙朝“禁教”之后，就没有外国人还在中国的朝廷上了（除了郎世宁一干画家之外）。刘松龄研究可以弥补中西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些空白（如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团及其对马嘎尔尼访华的影响等），提供我们一些罕见的对清朝的批评性史料（如“乾隆十三年”）。长期以来，外国人在华（乃至担任官职），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直至今天。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他们展现了多重的性格，他们是怎样应对，并保持了自己的理念的？如果说十八世纪中国存在着“现代”的努力，看来却很难说有什么是学自外国；除了绘制地图以外，他们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参见“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 ”，《中国文化研究》2006：4，“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及未刊文稿“传教与科学——双重的失败”）。
这一研究曾得到国家科技部的资助（由于斯方的申请），用以访问斯洛文尼亚（2006年7月）和接待斯方学者回访（2007年5月）各一次。
十四，“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是我的一个“发明”，所以也遭到很多“反对”。
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则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不等于理学家或考据学家）《大学》的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参见“最后的耶稣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4）。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只不过内容大有不同罢了（参见“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自皇帝至政府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关于陈宏谋，参见罗威廉《救世》）；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经学家。
在清代“经世学派”的“谱系”中，陆世仪、陆燿皆具有重要的地位（参见余芬：“陆世仪的经世思想和他的历史地位”、苗华国：“陆燿经世思想研究”，2006，硕士论文），这样的人物还有一些。
这是我的一项尚未完成，也不一定非要完成的研究。
十五，乾隆研究：
对乾隆（或说乾隆朝），我很早就有了接触，如清代垦政、农政、粮政，处处都与乾隆相关。不过，直到2005年杨念群拉我参加“大清史”“乾隆通纪”项目，才算开始一种全面的研究。这是一个有资助的项目，又时间紧迫（要求五年完成），这一期间我几乎停止了手头其他的研究，全力以赴，花费了大量精力。
在这样一个“集体项目”中，我个人有什么想法？我的主张是，乾隆朝必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年（中国历史里许多朝代都没有它这么长）。第二，必须明确，我们从事是“政治史”研究，而不是别的，也不应把它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按：为此我曾提出，“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研究所的“主导方向”。）三，我们必须遵从一种修史的“道义原则”，就是要尊重“当事人”，尊重“古人”的意见，好好听听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本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参见“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中国出版》2006：9，以及我在博客中的有关讨论）。
为此我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乾隆初政”，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乾隆中期”，大约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
把“乾隆初政”作为乾隆朝的第一个阶段，是因为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极具特色，且有许多前人未曾道及之处，如所谓“回向三代”的追求（包括“粮政” 等；它们多跟“养民”有关），总而言之，如何看待乾隆一朝的“功业”（它既非“西师”，亦非“南巡”），都离不开对乾隆初政的重新探讨。
“乾隆中期”，打算以南巡为中心（并非“重心”），把好多事情都串起来（特别是跟“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这些也不是小题目），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的一个个写下来。
“乾隆晚景”，则打算从几个侧面，作一些“不确定性”的描述，并对乾隆朝的“结局”有所交代。
我写了30余万字的草稿，但能不能被“接受”和“采用”，就不由我了。
目前我已受到不少批评，如“古已有之论”、“堆砌史料论”和“客观形势论”云云，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不是别的迫使）乾隆发明了新政策，而是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的任务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这真有点“骇人听闻”：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历史”，能否套用 “长时段”的历史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一类问题：是要对当事人的行为加以描述和解释呢（这恐怕正是传统史学的特点，即评价“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或如钱穆所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或试图解释中国革命为何发生，等等。
今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修史，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回答这样那样的一些并不算很小的问题。
十六，关于传统政治理念：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几年前我跟余英时通电话，就此提出质疑。他说：（一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也许，在这点上我更接近他的尊师钱穆？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这是儒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实际上，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所以我在新开的方法课上就专门“读经”，读早期各种经典，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从新认识传统政治理念。
不再迷信“科学”（或所谓“科学主义”）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远一点说，可能也与我在国外的经验有关）。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自己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
十七，“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
我关心这一问题，既受到外部“刺激”（包括跟外国学者的交流），也有一定的“内在理路”。我自少时读书（如纪晓岚、薛福成、袁枚等人著作），和听到老人讲述那些“迷信故事”，即不认为古人“有意欺我”。渐渐的，愈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曾在评孔飞力（P.Kuhn）《叫魂》时提出若干质疑（参见“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130），其后则打算把一些题目交给弟子（包括外国弟子）去作，如太祖太宗之“天命观”、清人之“迷信”与“反迷信”、中国人之“信仰”等。
进入精神生活的研究之后，回首经济历史等等，就不免有“望山”之叹（谚云：一山更比一山高），其实，其中哪一个（包括经济史在内），又何尝不是“思想史”呢？
反思起来，尽管我对“消灭研究所”的做法无法赞同，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来，我自己也有一些“不是”。我是需要一些“自由”，比如追随杜润老，研究当代农村历史（包括下乡调查，这是现行大学制度最不被容忍的事情之一，因为它需要“调课”，麻烦得很，特别是在行政能力普遍低下的时代），包括为他老人家书写《自述》等，但它们真的就这样互相冲突，不能相容吗？我脑子里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只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喜欢”的就做，“不喜欢”就不愿意？……
很长时间，我跟不上这种变化。后来慢慢想通了，才改变自己。我的“错误”，自己不“纠正”，要谁去“纠正”？因此在跟工作有关的问题上，不管自己的“喜好 ”如何，也不管有何“因果”，凡是“现管”就不要“反”，而是要“从”（一笑）。逐渐的，我从上一门课，到五门课，从不愿意到喜欢上课，甚至从中得到了一些“好处”找到一些“乐趣”。所以，这两年领导让我代表教师给毕业班讲话时，我就讲了所谓“三受主义”，即“受苦”，“受累”，（乃至）“受辱”。我破天荒的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当然，我也曾为此付出代价，创造了我们这一代中持有十八年副教授头衔的全国纪录。所谓“大师哥”几乎变成了“令狐冲”，……现在，许多事情都理顺了，但“不怨天不尤人”，葆有素日“平和”的心境，并非易事，而这怕还不是最难的呢！
三十年来，我没有离开清史研究所（除了短暂的几次出国），也没有为清史所做出什么“贡献”。这不免有几分遗憾，但我已尽了我的绵薄之力。过去的都已过去，今天已不能改变什么。
也许，我还应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及清史研究所容忍了我，给我上课堂讲课的机会（不仅讲“古代”，还讲“现代”问题，包括“取消农业税”、“劳动合同法”、 “新农村建设”、“粮食出口问题”等），让我招收了不少弟子（包括外系、外校），同时，发表了五六部著作（还有同样多的尚未发表）和数十篇论文——哪怕，它们不过是那老人从海上拖回的一副大鱼骨架而已。
跟许多老同学一样，我也快退休了。走在街上，常有人管我叫“老先生”，乍听之下，不免吃惊。但想一想，我来清史所时，那些老师不也就是这个年龄吗？于是也就欣然。我的打算是，退休以后到一个外地的学校，教一些学生作本地史、家乡史或农村史的调查研究；也许，哪里也不去，——不但在专业上要有所“收敛”，而且不要忘记人生并非止有一个“专业问题”，——那些问题，仍然摆在那里，等着我思考。
是为纪念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
并非结论
在这一学期之内，我连续发表了自己的学术总结“求学偶得”（每篇夹杂一篇其他文字），现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比如关于当代史的那些，其中包括：土地改革（从土地改革运动到土改后所谓“黄金时代”），集体化（新民主主义何以被放弃、集体化为何要那样快、55年的“下马”之争、56年的大减产），大跃进（56年的“小跃进”、大跃进的实质所在、59年初的形势、大饥荒的缘因），等等，几乎每个题目都独立成书了（不包括“反行为”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此外，在许多老人的鼓励下，我还帮杜老编辑整理了《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
当代历史与清代历史，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研究，从史料发掘到处理方法，在在不同，因为它更接近“国计民生”和我们的“内心关切”，所以强烈的吸引了我，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一步一个脚印，一环扣着一环，我相信，它拥有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自己的那些清史研究。但，我也不要太执着了，……也许，还有许多看似不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完成。
辑自高王凌先生博客（2008年09月18日-2009年01月02日）
【转】高王凌：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2009-01-04 11:52:56 来自: 军师(武汉)
转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046279/?from=mb-94680345
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高王凌
经过“文化革命”，国家百废待兴，不但恢复了高考，也开始了研究生招生。大约在三十年前，我们一百零八个同学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成了复校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社会上对硕士生之看重，可见张承志《黑骏马》）。清史研究所的同学有杨东梁、赵云田、张羽新、孔祥吉、吴廷嘉（已故）、吴建雍、方雄普，我呢，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中颇有几对夫妻同学，我则与读本科的兄弟同在人大，亦佳话也）。
当时学制是三年，头一年在校上课，主要是听一些有名的教授（以后才恢复职称评定，那时大家好像也不怎么重视这些名号），包括不少外校老师开设的专题讲座。通过外语考试之后，第二学年就开始查阅资料。我的目标是四川的几百部地方志，跑遍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故宫和其他高校的图书馆，有的同学则一头扎进了档案馆里。查资料用去了整整一年时间，最后一年则用来写作论文（留出空间让同学自己成长，这是和今天很不一样的）。
毕业以后，同学们大多离开了学校，孔祥吉和我留在清史研究所。几年后他去了美国，没有回来，我竟然成了清史所的“大师哥”。
因为清史编纂的关系，清史研究所重任在肩，它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像是科学院，而不像是大学。这给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虽也非尽人为。据老教授宋涛告诉我，在五十年代初（他曾任校部委员），国家就有意修清史，而且就属意于人民大学了。再加上六十年代台湾修史的刺激，于是趁人民大学复校之机，“清史研究所”终于成立。其间的风风雨雨，我们也见识了不少（现在的“大清史”已经不是第一轮）。
我最喜欢的是，在这里可以专心地从事研究。我们很少上课，记得评讲师、副教授，我都只讲了一堂课（还不如我在美国一年）。到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改变了方针，这样的研究所在大学不复存在，我们也成了一个“系”，“清史系”，无形之中讲课成了繁重的“负担”。
1986年，我作为路思学者访问美国（以副教授名义），历时一年有余（有关详情参见：Remembering the Founding Days，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5, no 1 ,Spring 2008）。回国后，领导希望我在研究所里担任一定的工作，却为我谢绝；尽管美国同仁（如王国斌Bin Wong）曾如此看好我。日后我在所里日渐“边缘化”，原因却可能并不在这里，而在于1988、1989那两年发生的大事，如批《河殇》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须也怪不得他人。
记得九十年代在张自忠路有一次全所大聚会，我的老同学都已成了教授，而且一一担任了研究所长、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长等职，只有我一个最没有“出息”。私下里他们鼓励我，坚守位置，为大家作一个学术的表率。
去年，跟老同学在承德大清史会议上再一次巧遇，不料他们全退休了（三十年如一转瞬间）。我是不是也该清点一下自己的“存货”了，——姑且把它称为“求学偶得”，——这么多年，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之一，与集市有关（第一个十年）：
我做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即农村集市）。“场市”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为写这篇硕士论文，我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 “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了一部分“史感”，也不那么“漂”了；这对一个初学者是很重要的）。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论点，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多亏答辩委员会主席郑昌淦教授“包庇”了我；此外在陈述观点时也要讲究策略，如说：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1982∶11；“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3辑等）。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的。
其后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概念还需加以若干的规范和说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说”；学界认识到，当日中国农业的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他们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及数量多少；也可以说，清代的经济增长全都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面对伴随人口增加的巨大需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决非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 ”），更多地是依靠粮食等初级产品之外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老一辈学者如吴承明近日已坦承多种经营的极端重要）。
对于施坚雅（G.W.Skinner）和他的有关研究，那时国内还不怎么知道。1980年秋，一个空前庞大的美国史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彼此之间学术规范、学术语言，在在不同，也出现了不少误解（包括对他的集市“六角型”模型）。1987年访美期间，我在斯坦福大学会见施坚雅教授，还一起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的资深编辑和农村问题专家燕凌先生，似乎喜欢我这篇关于四川场市的文字，几次问我，为何没有收入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许，人们自己也不容易把握他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市集”与“宗族”都是为外国人“发现”，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史实”，类似的可能还有“宗教”等。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人除了生活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可能还处于某些很少为人意识的“圈域”里，如“市场圈”、“信仰圈”，……等等。同时，他们还享有充分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
之二，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得益于“农村组”非正式的小规模学术交流（记得是在志华家里，不知怎么就有了这一念）。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农村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处（参见：“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未定稿》1982∶32；“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对策”，《农业经济情况》1982∶11；“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政府政策”，《农村·经济·社会》第2卷）。多年后，据朋友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那时不相识的朋友，还以为笔者是一个老头子（唐晓峰）。
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
当时这一研究还缺少粮政和工业两个部分，为以后所补足，因此能在1985年对魏斐德（F. Wakeman）说：我已“画了一个圆”（参见“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清史研究集》第8集；“棉业历史与清代农村经济结构”，《清史研究》 1997∶4；“一个未完结的尝试——清代乾隆时期的粮政和粮食问题”，《九州学刊》1988春季号）。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它本属于东方历史学术文库94年系列，因编辑的异见而被推迟一年出版；又于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
这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这种“古今两相观照”、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我以为应该还有很多，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据朋友说，它带动了一批所谓“政策研究”（夏明方）。
这就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其分类及说明）；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打通了几个领域。也许正如钱穆（这是这个系列里我唯一未曾谋面，又深为心仪的学者）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自然，要达到那一步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我看来，清代的经济政策，具有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例如放弃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可行性道路，而大搞“土地开垦” 和“以粮为纲”）。好像这些并不是传统史学所关心的问题，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而是在三百年后，由后人发掘出来。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在经济政策，其二则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于美国访问期间，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随后有人批评我，“把历史说得太好了”，但我却觉得较之历史本身还差得远。
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小书继何炳棣（Ping-Ti Ho）、珀金斯（Dwight Perkins）和王业键（Yeh-chien Wang）的开拓性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即清代经济的成就决不仅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垦和农作技术的提高，而在于有限耕地的高水平利用，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交流，特别是跨省区“优势交换”的开展。
不易的是，小书出版时虽遇到不少争议，仍发表了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论点的严肃批评（1995）。
“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可能是小书的第二主题（故有“活着的传统”之说）。如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正处于“十八世纪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更是当时的 “时髦”话题。为此余英时（Ying-shih Yu）曾说：近代中国“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来也不是小问题。
对传统的重新认识，终于导致了其后对《河殇》的批判（参见“《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7.31），还有最终的从头“读经”，因若非“从头开始”，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美国的“十八世纪热”，正如1987年我对麦克法考（MacFarquhar，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所预言的，在五年后已让位于美国的 “民国史”研究；现在，重心则转入了“当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我则始终徘徊于“清代”（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而不及“民国”历史。或许多少出于这样的原因，我才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及“在当代经验与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海洋出版社，2002），这样一些研究的“方法”；我还开设了“方法课”，专门讲述有关问题（2007）。
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国家）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也在有关十八世纪的小书中多次体现。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可是在乾隆朝全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而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他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2002）。
之四，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发展序列”（“序列”一词是为李零代起），是我头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史学理论研究》 1994∶3、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999）。其后我曾大幅度的转向当代史的研究，然后才又“回来”（也颇有一些老人不愿我返回清史）。
对所谓“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或称为四个阶段（或类型）。其中最“落后”的是“不发展经济”，依次几个可姑且称为“发展中经济 ”、“高发展经济”和“发达经济”。这些都是针对中国情形而言，是中国理论，不可随意译为英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关于一些概念的英文翻译问题，以后我们还会多次遇到）。
这几个阶段都各有其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或可简单地描述如下：不发展经济，即土地未充分开垦；发展中经济，即土地渐趋充分开垦，精耕细作；高发展经济，即一意提高耕地利用水平，追求市场收益；发达经济，即主要从事工业手工业经营。其中“高发展”和“发达”经济都是清代才出现的，一般人见不及此，多把第二个类型即“发展中经济”当作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表现，所谓“长期停滞”的说法，一大部分原因即由于此。
从我所处学科来看，“发展序列”就是一种“理论”（也可叫作“地区理论”），不是只有“研究方法”才可以称作理论（从那一角度出发，李零才说：理论只是敲门砖，没有用）。它旨在回答一些具体的“实打实”的问题，是历史学者高层次的追求目标之一（一个历史学家决不是把什么“方法”或“哲理”当作他的最高追求的）。
至于中国传统经济“非充分发展”的一面（它与其说是“走到尽头”，不如说是“有劲没处使”），在以后才得到发挥，参见我弟子的研究（刘灯：“小农经济论辨”，2004，硕士论文）。
之五，粮政和粮食问题：
粮政和粮食问题，是国家要政之一，它的专业性很强，但不管哪一个朝代都离不开这种知识。否则，就可能越抓越抓不好，也可能好心反办坏事。在这上面，历史的教训是太多了。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包产到户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解决（实物）农业税即“统购统销”问题，被当作了农村改革的“第二步 ”，不少朋友都参与进去（如国青、小蒙、高山等），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参见“关于明代的田赋改征”，《中国史研究》1986∶3，以及未刊文稿“中国田赋演进的历史和重大改革”），其中专门讨论“粮政”的一篇（参见“一个未完结的尝试——清代乾隆时期的粮政和粮食问题”，《九州学刊》1988年春季号），很久以后还为杜润生提起。
自古以来，从有粮食生产，有了粮食剩余，就有了粮食储存，储存多少，粮食运销和再分配这样一些“粮政”问题。这既是“古代”问题（如在乾隆初年就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特别把这一段史实挖掘出来，认为它是一件大事），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问题。这样“读史”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仅启发我从新认识传统（虽然这并非研究的初衷），实际上，我对“当代”的很多认识，都是“出自历史”。
所谓“粮政”不仅涉及农业税、国家储备，还关系到粮食的生产问题。
之六，广东模式：
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说，我的探讨是从四川开始，然后到广东，到江苏，都花了很大功夫，以后还涉猎了江西、河南、安徽等，这样形成一条线索。其中为我“情有独钟”，却受到严厉批判的，正是有关广东的文字，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历史博物馆好几个杂志都不予发表，或者让我删去有关广东珠江三角洲在清代已基本不生产粮食的史料和段落（这正涉及了清代有关思想的精髓）。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大约也因此而“毁约”，停止了与我的合作（《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2200余页没有一处涉及广东在历史上如何放弃粮食生产从而取得经济的领先地位，更不谈经济政策，遑论粮政了）。
我的研究当然是有“倾向”的，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这些“先进地区”（如广东、江苏、福建等，在早期的历史中它们都曾是重要的产粮区），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政策）？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在当初却是一个仍可“上纲上线”的“问题”（参见“传统模式的突破——清代广东经济的发展 ”，《清史研究》1993∶3；《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页73～91）。其实，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就曾严厉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的做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个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所得的将是放弃其领先地位，虽可能获得一时的某种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人口众多耕地有限也是所有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
之七，江苏的传统工业区：
从中国经济史的角度来说，清代是太重要了，假如没有清代，许多事情都没有“完成”，如赋役制度（地丁合一），如经济发展的一些模式（广东、江苏等），我们可能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完整序列了。因此有一些地区受到我高度的重视，现在回过头看，选择广东和江苏，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兴之所致。
诸如“明代田赋”（1983）、“清代广东”（1984）、“江苏经济”、“棉业历史”（1985）、“清代粮政”（1986）这些研究，大多是我在 1986年访美之前完成的。1987年初，我在加州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大学，其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是我的“母校”），分别就这些问题作了演讲，并在美国发表了有关文字（“一个理想的追求”，《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是有梯次的，从较为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增加复种，多种经营，然后是种植业以外，直至农业以外，到工业手工业，这一个过程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中曾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到清代，中国经济就跨越了食用品生产，而进入了亟亟谋求工业发展的阶段。至少在一些地区，只有工业手工业才能保证他们的经济领先地位。也正因为江苏在历史上存在一个“工业区 ”，我才能回答朋友提出的问题：为何（改革开放以后）“苏南”乡镇企业能有一个那样大的发展（1988，无锡调查；实际上，在“唯一”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的几个沿海省份，也是各有各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
2000年李伯重发表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指出：国外学界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外国有，故中国一样也有；我却以为，中国有一个（传统）“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它没有而“非”（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清史研究集》第8集，1997）。看来，创造一套中国自己的理论，已成为一个不能再忽视下去的问题。
之八，耕地和人口数字：
我在毕业之初，还作了耕地和人口数量的研究，以致为某些老史学家所称道。其中最被看好的一文，即“清代初期的中国人口”（《平准学刊》第2辑；又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77～111；另见“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 198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关于清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平准学刊》第5集；“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国外中国学家心目中的楷模，是法国年鉴学派那样事无巨细的闳观巨著，当然就离不开各种数据史料，可惜，中国史料“不行”（施坚雅语，所以其后他转向了日本史研究）。费正清（Fairbanks）也曾在《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一书序言中说，“中国史料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何炳棣博士将成为声明这一点的最后一人。”不过，不信这套的还大有人在，如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这两本书构成了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奠基石），分析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的耕地统计数字。我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坚持认为，这些统计并无使用的价值，（特别是）中国耕地的数值无法订正，也不具备可比的价值。
连国家最基本的数据都弄不清楚？为此我曾很瞧不起那些“旧统治者”。但现在回头来看，自一百年来，中国就没有进行过土地丈量，至今“航测”所得的20亿亩耕地，既无法与原有面积对号（统计数字是16亿亩），也不为各省所接受。人口数字，在最近十年也成了一笔糊涂账（所谓13亿人口8亿农民，已经说了多少年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改变态度，并设法理解：历史上为什么这样去做（不把基本数据弄清），它有何道理（在税收上留有余地）？
这里面恐怕都包含有许多“学问”，也属于我们历史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
之九，人口问题：
我在研究的开始（在四川问题上），就“不期然而然”遇到了人口问题，那还是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幸的是，其后“人口众多”取代“阶级敌人 ”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羔羊）。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口观点。简单一句话，就是对历史上的人口增加，不再是“倒霉看反面”，一片“余哀 ”（李零语）。
为此我们曾批评了那种认为过去怎么把土地开垦殆尽、人口却又那么多的论点（参见“《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7.31；李零《放虎归山》）。一代有一代的“境遇”和不同的“使命”，怎能因今天的事愈不好办，就愈“赖祖宗”，从而推卸、躲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呢？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我们历史学的所谓“ 理论”，可能也属于我一向主张的“正面观察”吧（参见《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各篇结论部分）。除“人口作用”之外，有关问题还包括历史上的“人口行为 ”（如节育避孕等）、“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中国式人口思想”等等（参见“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清史研究》2004：1）。
十，租佃关系（第二个十年）：
比较系统的中国数据史料，除人口、耕地（何炳棣、珀金斯）以外，还有粮价（王业键、李明珠Lillian Li）、地租征收数字（章有义、赵冈Kang Chao）等。差不多都跟经济史有关（我正是因为研究经济史才特别关注到它们），又具有超出经济史的价值。它们都不是可以“浅尝辄止”，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想当然地当做一种“现代统计资料”，“拿来就用”的（补充一句，所有有关粮食亩产量的研究亦“迹近游戏”，殊不可信）。如果不深入它的内涵，便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过去，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地租率究竟有多少，却为学界一直视为“老大难”问题。为此我“另辟蹊径”，不靠契约，专读账本，把“地租实收率”作为研究的契入点，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农民是怎样做到这点，即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对付地主”的。终于发现，实际地租率只有亩产量的30%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50%或50%以上）。旧日中国大约有40%的耕地为出租土地，出租所得大约占农业产出的12%（或更低些）。它无以承担更大的“罪责”，更不用说多少世代以来“停滞不前”的“总根源”了（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拟解地租率”，《读书》 2005：11；“地主：在国家和农民的夹击之下”，《南方周末》2006.6.1；“历史上中国怎样‘和谐’”，《中国新闻周刊》2008：8）。
我自己很中意这一研究，以为这一本书分量很重。它也获得了一些读者的推许，如有学者认为，该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是“为地主正了名”；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尽管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这多少是拜“互联网”所赐，奇怪的反而是几乎看不到一份批评的文字。
本书始作于1996年，也受到当代农民“反行为”的一定启发，以后不断增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回到了清史，那还要等2005年开始的乾隆研究以后。
十一，反行为研究：
“反行为”，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我跟杜润生的一个合作研究。它不是依从某种外国理论，而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回答中国的具体问题的。
如果说“租佃关系新论”是一篇“翻案文章”的话，“反行为”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历史。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说，也许后者更为重要。
“反行为”是我“无意间”发明的一个概念（时约1992年）。本是指集体经济时期，农民针对政府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对应性”行为。目前，它的应用范围已有所扩大。
“反行为”着意在一个“反”字，杜润生称之为“反道而行”，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反对”，而不一定是“反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反抗是太奢侈了，而且代价过于高昂。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英文词汇的话，就不是“RESISTANCE”，而毋宁说是“COUNTERACTION”；或者干脆就叫 “FANXINGWEI”。
目前，有关“反行为”的文字还没有完全出版（参见：“‘偷’与‘瞒产私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民反行为的调查与思考”，《明报月刊》2002：8；“偷与瞒产私分”，《改革内参》2003：5～6；I“controcomportamenti”dei contadini cinesi nel periodo della collettivizzaione agricold, Momdo Chinese ,No.124,July-September 2005；《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从农民行为看人民公社”，《南方周末》2006.3.9；“弱者的武器和农民‘反行为’”，《南方周末》2008.5.9）。
除了“反行为”外，我还作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尽管发表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参见：“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 号，1994；“从政治土改到农业合作化高潮”，《当代中国研究》2001：3；“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当代中国研究》2003：1；“杜润生与农村改革”，《南方周末》2005.11.17；“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当代中国研究》2006：2；On a Slippery Roof: Chinese farmers and the Complex Agenda of Land Reform, études Rurales ,179期，2007；http://vip.book.sina.com.cn/userinf...跹嗄荨按笤窘?/a> ABC”，黄惠英“越南农民‘反行为’及与中国的比较”等）。
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可能就是面对面“使唤人”了（参见《补农书》），但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掉以轻心”，以为是“人民国家”，“给自己干活儿”，还有什么问题？再加上“迷信国营”，遂造成后来到处“缺乏积极性”的局面和形形色色“反行为”的出现。
多年以后，友人告我法国社会学主流学派“前苏格拉底派”的治学方法：先讲一个故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理论，再进一步引申（麦港，MAK Kong）。英文“土地改革”与意大利文“反行为”，可能就是最符合这一派风格的两篇了。
十二，我的近代史观（最近十年）：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其代表作为《剑桥中国史》）。这两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同期黄仁宇Ray Huang提出自明末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 2006：5）。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亦非出于什么预期。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至今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世人所作多是一些零碎表面的观察，犹如“盲人摸象”，其实并不知其“来龙去脉 ”。在这一庞杂巨大的历史事件中，众多的因素都混杂在了一起，很难区分剥离，即使意有不同，也难以避免使用“西方”或“现代化”的通行术语。我自己恐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它力求“贯通古今”，也不主张仅仅从“器物”或某种“外在”的层面来解释这一段历史。
古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时间，和需要寻求一个新的“观察点”。
十三，刘松龄研究：
刘松龄（Augustin Hallerstein，1703～1774），耶稣会传教士。乾隆初来到中国，在钦天监任职35年（任监正28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对我们却是陌生的，甚至以为在康熙朝“禁教”之后，就没有外国人还在中国的朝廷上了（除了郎世宁一干画家之外）。刘松龄研究可以弥补中西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些空白（如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团及其对马嘎尔尼访华的影响等），提供我们一些罕见的对清朝的批评性史料（如“乾隆十三年”）。长期以来，外国人在华（乃至担任官职），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直至今天。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他们展现了多重的性格，他们是怎样应对，并保持了自己的理念的？如果说十八世纪中国存在着“现代”的努力，看来却很难说有什么是学自外国；除了绘制地图以外，他们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参见“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 ”，《中国文化研究》2006：4，“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及未刊文稿“传教与科学——双重的失败”）。
这一研究曾得到国家科技部的资助（由于斯方的申请），用以访问斯洛文尼亚（2006年7月）和接待斯方学者回访（2007年5月）各一次。
十四，“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是我的一个“发明”，所以也遭到很多“反对”。
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则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不等于理学家或考据学家）《大学》的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参见“最后的耶稣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4）。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只不过内容大有不同罢了（参见“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自皇帝至政府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关于陈宏谋，参见罗威廉《救世》）；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经学家。
在清代“经世学派”的“谱系”中，陆世仪、陆燿皆具有重要的地位（参见余芬：“陆世仪的经世思想和他的历史地位”、苗华国：“陆燿经世思想研究”，2006，硕士论文），这样的人物还有一些。
这是我的一项尚未完成，也不一定非要完成的研究。
十五，乾隆研究：
对乾隆（或说乾隆朝），我很早就有了接触，如清代垦政、农政、粮政，处处都与乾隆相关。不过，直到2005年杨念群拉我参加“大清史”“乾隆通纪”项目，才算开始一种全面的研究。这是一个有资助的项目，又时间紧迫（要求五年完成），这一期间我几乎停止了手头其他的研究，全力以赴，花费了大量精力。
在这样一个“集体项目”中，我个人有什么想法？我的主张是，乾隆朝必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年（中国历史里许多朝代都没有它这么长）。第二，必须明确，我们从事是“政治史”研究，而不是别的，也不应把它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按：为此我曾提出，“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研究所的“主导方向”。）三，我们必须遵从一种修史的“道义原则”，就是要尊重“当事人”，尊重“古人”的意见，好好听听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本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参见“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中国出版》2006：9，以及我在博客中的有关讨论）。
为此我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乾隆初政”，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乾隆中期”，大约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
把“乾隆初政”作为乾隆朝的第一个阶段，是因为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极具特色，且有许多前人未曾道及之处，如所谓“回向三代”的追求（包括“粮政” 等；它们多跟“养民”有关），总而言之，如何看待乾隆一朝的“功业”（它既非“西师”，亦非“南巡”），都离不开对乾隆初政的重新探讨。
“乾隆中期”，打算以南巡为中心（并非“重心”），把好多事情都串起来（特别是跟“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这些也不是小题目），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的一个个写下来。
“乾隆晚景”，则打算从几个侧面，作一些“不确定性”的描述，并对乾隆朝的“结局”有所交代。
我写了30余万字的草稿，但能不能被“接受”和“采用”，就不由我了。
目前我已受到不少批评，如“古已有之论”、“堆砌史料论”和“客观形势论”云云，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不是别的迫使）乾隆发明了新政策，而是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的任务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这真有点“骇人听闻”：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历史”，能否套用 “长时段”的历史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一类问题：是要对当事人的行为加以描述和解释呢（这恐怕正是传统史学的特点，即评价“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或如钱穆所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或试图解释中国革命为何发生，等等。
今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修史，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回答这样那样的一些并不算很小的问题。
十六，关于传统政治理念：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几年前我跟余英时通电话，就此提出质疑。他说：（一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也许，在这点上我更接近他的尊师钱穆？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这是儒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实际上，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所以我在新开的方法课上就专门“读经”，读早期各种经典，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从新认识传统政治理念。
不再迷信“科学”（或所谓“科学主义”）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远一点说，可能也与我在国外的经验有关）。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自己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
十七，“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
我关心这一问题，既受到外部“刺激”（包括跟外国学者的交流），也有一定的“内在理路”。我自少时读书（如纪晓岚、薛福成、袁枚等人著作），和听到老人讲述那些“迷信故事”，即不认为古人“有意欺我”。渐渐的，愈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曾在评孔飞力（P.Kuhn）《叫魂》时提出若干质疑（参见“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130），其后则打算把一些题目交给弟子（包括外国弟子）去作，如太祖太宗之“天命观”、清人之“迷信”与“反迷信”、中国人之“信仰”等。
进入精神生活的研究之后，回首经济历史等等，就不免有“望山”之叹（谚云：一山更比一山高），其实，其中哪一个（包括经济史在内），又何尝不是“思想史”呢？
反思起来，尽管我对“消灭研究所”的做法无法赞同，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来，我自己也有一些“不是”。我是需要一些“自由”，比如追随杜润老，研究当代农村历史（包括下乡调查，这是现行大学制度最不被容忍的事情之一，因为它需要“调课”，麻烦得很，特别是在行政能力普遍低下的时代），包括为他老人家书写《自述》等，但它们真的就这样互相冲突，不能相容吗？我脑子里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只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喜欢”的就做，“不喜欢”就不愿意？……
很长时间，我跟不上这种变化。后来慢慢想通了，才改变自己。我的“错误”，自己不“纠正”，要谁去“纠正”？因此在跟工作有关的问题上，不管自己的“喜好 ”如何，也不管有何“因果”，凡是“现管”就不要“反”，而是要“从”（一笑）。逐渐的，我从上一门课，到五门课，从不愿意到喜欢上课，甚至从中得到了一些“好处”找到一些“乐趣”。所以，这两年领导让我代表教师给毕业班讲话时，我就讲了所谓“三受主义”，即“受苦”，“受累”，（乃至）“受辱”。我破天荒的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当然，我也曾为此付出代价，创造了我们这一代中持有十八年副教授头衔的全国纪录。所谓“大师哥”几乎变成了“令狐冲”，……现在，许多事情都理顺了，但“不怨天不尤人”，葆有素日“平和”的心境，并非易事，而这怕还不是最难的呢！
三十年来，我没有离开清史研究所（除了短暂的几次出国），也没有为清史所做出什么“贡献”。这不免有几分遗憾，但我已尽了我的绵薄之力。过去的都已过去，今天已不能改变什么。
也许，我还应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及清史研究所容忍了我，给我上课堂讲课的机会（不仅讲“古代”，还讲“现代”问题，包括“取消农业税”、“劳动合同法”、 “新农村建设”、“粮食出口问题”等），让我招收了不少弟子（包括外系、外校），同时，发表了五六部著作（还有同样多的尚未发表）和数十篇论文——哪怕，它们不过是那老人从海上拖回的一副大鱼骨架而已。
跟许多老同学一样，我也快退休了。走在街上，常有人管我叫“老先生”，乍听之下，不免吃惊。但想一想，我来清史所时，那些老师不也就是这个年龄吗？于是也就欣然。我的打算是，退休以后到一个外地的学校，教一些学生作本地史、家乡史或农村史的调查研究；也许，哪里也不去，——不但在专业上要有所“收敛”，而且不要忘记人生并非止有一个“专业问题”，——那些问题，仍然摆在那里，等着我思考。
是为纪念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
并非结论
在这一学期之内，我连续发表了自己的学术总结“求学偶得”（每篇夹杂一篇其他文字），现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比如关于当代史的那些，其中包括：土地改革（从土地改革运动到土改后所谓“黄金时代”），集体化（新民主主义何以被放弃、集体化为何要那样快、55年的“下马”之争、56年的大减产），大跃进（56年的“小跃进”、大跃进的实质所在、59年初的形势、大饥荒的缘因），等等，几乎每个题目都独立成书了（不包括“反行为”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此外，在许多老人的鼓励下，我还帮杜老编辑整理了《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
当代历史与清代历史，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研究，从史料发掘到处理方法，在在不同，因为它更接近“国计民生”和我们的“内心关切”，所以强烈的吸引了我，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一步一个脚印，一环扣着一环，我相信，它拥有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自己的那些清史研究。但，我也不要太执着了，……也许，还有许多看似不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完成。
辑自高王凌先生博客（2008年09月18日-2009年01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