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多变的人生经历，再加之各种戏说与演义的误导，致使溥仪在读者面前被罩上了多层神秘的面纱。《非常公民》为读者揭开了层层面纱，告诉你一个普通而又非常的溥仪。本书讲述了溥仪一生的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亲属和族人，再现这支中国皇族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变迁。
获赦后的溥仪回到
阔别３５年的北京
一个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从东北开来的列车喷吐着大团蒸气，进入落成不久的北京新车站。当一位瘦高个儿旅客出现在车厢门口并大步走上月台时，迎候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大哥”拥上前去。他们这位头戴挽起护耳的棉帽、身穿崭新棉干部服的大哥，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这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９日。这一天，不仅对溥仪来说值得纪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这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子孙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已经整整３５个年头了。作为一个久离故土的游子，而且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过一段弯路，为全国父老兄弟留下伤痕的溥仪，他那复杂而又沉重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３５年前，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逐出北京紫禁城，“皇帝”尊号也被剥夺了。然而，他那“敬天法祖、奉天承运、朕即天下”的长长的梦还没有做完。溥仪在天津当“寓公”的７年中，“保皇党”党魁康有为带头扯起“复号还宫”的大旗，却未能把他送回北京。溥仪出关投敌并成为“康德皇帝”的１４年，无一日不想“入主中原、恢复祖业”，可日本军队连保驾返回紫禁城的打算也没有。当年，他在伯力的苏联战俘营中，虽然曾惧怕被苏联当局送回到中国，惟恐受到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严惩，但是，每当他想起那太和殿前的黄昏，养心殿外的晨曦，在这位爱新觉罗家族的末代皇位继承者的心里，又怎能不升起一种温馨而美好的情感呢﹖最后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９年中，他彻底放弃了“复辟、中兴、当皇帝”的念头，并盼望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重返北京与亲人团聚。今天，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且说从溥仪和前来接他的四弟溥任以及五妹金韫馨、妹夫万嘉熙在月台上热情握手，并一同回家去的一刹那起，一个如此新颖、奇特，但又充满幻想的公民生活，开始展现在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面前。
“五格格”韫馨的家位于前井胡同六号，小宅院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溥仪暂居的北房东间也重新布置了，四壁粉刷一新，还新糊了棚纸，窗台向阳的地方摆着盆栽，室内还有玻璃罩装饰花，床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新被褥，暖壶、茶杯、毛巾、脸盆等生活日用品样样俱全。当溥仪得知这一切都是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和五妹共同布置的、许多生活用品就是民政局送来的、日前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还到这里来看过的时候，他又一次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溥仪的前半生，既当过“关门皇帝”、傀儡皇帝，也当过囚徒、战犯，什么滋味儿都尝过了，却不懂得“自由”这两个字是咸还是淡﹖他回到北京，只觉得天是那样的湛蓝，人又如此的亲热，吸一口空气都感到心旷神怡。
溥仪太兴奋了，刚喝了两杯茶水，就提出要去看望七叔载涛。韫馨知道拦不住大哥，就让丈夫万嘉熙陪着一块儿去，由溥佳带路。到了西扬威胡同载涛家，原来二妹韫和与丈夫郑广元、三妹韫颖与丈夫郭布罗润麒等亲属都在这里等着见大哥呢对于曾为中国第一家族的这里的人们来说，每人身上都有一串串的历史故事，今日团聚、叙谈，千言万语化做一句话：感谢给爱新觉罗家族关照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人民政府
溥仪真诚而坦率地告诉亲人们说，他想见见周恩来，也想见见毛泽东，他要把获得特赦的喜悦心情告诉两位恩人。但他晓得这事恐怕实现不了，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哪有功夫见他这样的普通公民﹖何况又是历史罪人
当天晚上，溥仪辗转于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次日上午，溥仪由住在同院的族六弟溥俭陪同来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他终于成为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仪让五妹韫馨陪着上街，溥俭也一块儿去了。他们先来到民族文化宫，在高高的塔楼前照了一张相。溥仪说，他这个满族人，曾给国家造成灾难，只有人民政府才能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生活，这样宏伟的民族文化宫正是一个象征。他们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背衬天安门城楼西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水桥边又照了一张相。溥仪想，既然见不到自己崇敬的毛主席，留下这张照片也能表达心情。
周总理接见他
并提议写回忆录
又过了一天，一位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拐进六号大门洞里来了。起初溥仪还以为是记者呢那几天，记者一拨又一拨，几乎没断线，溥仪只能钻他们的空子上街去转转。这位干部可不是记者，而是来送通知的：“翌日下午将有首长接见，请溥仪先生不要外出，等候汽车来接。”
究竟是哪位首长接见﹖送通知的人没讲，溥仪也没敢深问。他琢磨：可能是北京市民政局局长，也许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嘿，说不定是彭真市长哩？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下午２时２０分。一辆黑色的国产轿车，停在前井胡同六号黑漆大门阶前，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从车上下来，直奔院内的北房。
“我是国务院派来接溥仪先生的，时间不多了，请先生这就上车吧！”
“好好！”
溥仪答应着，随手带上一本粉色硬壳的《北京日记》，又在上衣小兜上别了一支钢笔，就随着来人上车去了。直到这时，溥仪仍然不知道将被哪位首长接见。汽车驶入中南海，又沿着穿越楼阁亭台的汽车路，把溥仪送到西花厅前。
中南海对溥仪来说还留有朦胧的印象，宣统末年，即溥仪６岁的时候，就是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开始读书的，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才移到紫禁城内毓庆宫。溥仪还记得，由于他这个宣统皇帝出生在什刹海后海醇王府，依例必须把这座王府腾出来做“潜龙邸”，当时朝廷已经决定，就在中南海紫光阁一带兴建新的醇王府，也是因为爆发辛亥革命而未及修成……
想着想着，汽车停了。当他被引进西花厅内接见室时惊呆了迎面走来的这位剑眉凝重而高耸的首长是多么熟悉啊他曾千百次从刊登于报纸的照片上，从悬挂于会议室或礼堂的领袖肖像中，从新闻影片的形象里见过。这时，首长早已伸过手来，并和溥仪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溥仪似乎恍然大悟：“呀周总理”这几天他就惦记着见见总理，现在突然见到……嗣后，溥仪在一封私人通信中记述当时的心情说：“我心里是如何的感激、激动，我紧握总理的手……满肚子想说的话，激动得反而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亲自向溥仪一一介绍了参加这次接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和邵力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国务院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和全国政协常委屈武等。陪见人员中还有两位是溥仪很熟悉的，一位是他的七叔载涛，还有一位就是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章士钊。
接见以后，溥仪即被引进会客大厅，与等在那里的１０位首批获赦的前国民党战犯见面。他们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卢浚泉、郑庭笈、陈长捷、周振强、杨伯涛、邱行湘。他们在北京没有家属，一出秦城监狱，就由北京市民政局安排住进了崇内旅馆，今天就是从旅馆把他们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的。
周恩来最先认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叫声“曾扩情”。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并在周恩来主持工作的政治部内任过少校科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打内战，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的身分被解放军擒获。转眼３０多年过去，周恩来没有忘记当年的学生和部下，还记得他的容貌和名字。
周恩来又走到原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面前，他当然记得这位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名将，指指陪见的习仲勋对杜说：“你们是陕西老乡嘛！”接着询问杜聿明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杜说：“５５岁了，身体不错。”周勉励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颇觉惭愧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有负老师的期望。”周很诚恳地回答道：“这怪不得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向在座各位介绍溥仪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这一介绍立刻引来一道道惊奇的目光。在此以前，谁都不认识溥仪，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眼前这位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瘦高个儿老头，就是当年３岁登基的“小皇上”人们抢着跟溥仪握手，溥仪挺谦虚，频频向大家点头致意。
总理亲切地跟他拉起家常来。他们谈起满族旗人的礼节、服饰以及不同于汉人的相貌特征等等。周恩来真是一位广见博闻、知识丰富的领导者。不过，溥仪头一次面对人人景仰的总理，还是显得很拘谨，谈话中间常常主动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说自己是地主阶级总头子，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傀儡，一再检讨。周恩来笑了笑，温和地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做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国家多做工作。”陈毅也对溥仪说：“我早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哩。”溥仪听总理和副总理这么一讲，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周恩来让溥仪写回忆录，这使他想起在抚顺撰写的那部长达几十万言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初稿，便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倾听着，不时插入几句问话，他说得不多，但人们看出这事已经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几年之后，这部轰动世界的著作就问世了。
非常公民见证了
新中国的变化
１９６０年除夕前一天，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以及他家庭成员。周总理向溥仪问起这些天参观和学习的感想。
“你们参观了吗﹖”周恩来问。
“参观了很多单位：电子管厂、民族宫、民族饭店、清华大学等等，清华大学真了不起，学生能搞尖端科学。”溥仪一口气说下去。
溥仪是在各种高墙之内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这次有机会深入北京各个单位参观访问，确实感触良深。在石景山钢铁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合成纤维厂和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他听到了工业前进的脚步声。在四季青人民公社和农业展览馆，他联想起伪满时代受苦受难的东北农民。在广播大厦、电报大楼和工人体育场，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作为经历过盛世、也遭受过歧视的满族代表人物，溥仪感受到少数民族在新中国社会的地位……
在封建时代，溥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现在，他作为普通公民，很想看看人民大会堂内部是什么模样，便向带领他们参观的殷兆玉提出请求。尽管当时人民大会堂并不对外开放，溥仪还是被特别安排而走进了这座殿堂。５天以后他再次来到这里，听陈毅副总理讲国际国内形势。
这回面对周恩来汇报参观观感，溥仪尽情述说，令总理也为他的思想收获而高兴。
“那你比我看得还多呢农业机械厂也去过吗﹖”周恩来继续问。
“没有。公社只看了一个。前几天还和宋希濂一起上动物园去了一趟。”溥仪答。
“过去也到过动物园吗﹖”
“那是很早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听七叔说，我两岁时去过一次。”
“现在添了许多新动物、新设备，其中有些是外国朋友赠送的。”
周恩来的话题，又从动物园转到北京故宫，他对溥仪说，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中间还有没到过清宫的，都想去看看，你可以给他们指点指点嘛总理不仅希望原清宫主人能给前国民党将军们当个义务导游员，更希望溥仪也回到小时候登基的地方看看，这件事很快就实现了。
１９６０年２月初，溥仪和杜聿明等人在故宫尽兴地玩了一天。旧地重游，溥仪自有无尽的感慨。当年，冯玉祥将军执行人民的意志把这位中国的末代君主由此逐出。而今，周恩来总理又建议这位不平凡的公民来此重游。３０多年人世沧桑，连同故宫今昔巨变，无不令溥仪惊异。特别是看到当年的残败景象一扫而空，连监守自盗而散佚的名贵书画也陆续收集回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溥仪把故宫的新生和自己的感想，写入《我的前半生》一书。
周恩来这次接见是在除夕的前一日。此前两三天北京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曾在崇内旅馆举行迎春宴会，招待留京的首批特赦人员。
宴会结束后，大家座谈特赦以来的感想。正谈得有趣，旅馆服务员把溥仪叫了出来，说有两位老先生在楼下求见。溥仪接过信封拆开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是两张向“皇上”请安的红贴。恭恭敬敬的墨笔正楷字写在大红纸上，一个落款赫然是“前大清翰林院编修陈云诰”，另一个则是“前大清度支部主事孙忠亮”。一股怒火在溥仪的胸中燃起，顿觉气不打一处来，对服务员大声说：“叫他们滚我不见他们”
杜聿明、宋希濂和王耀武赶快跑出来，问溥仪为啥发这么大的火﹖溥仪便把红贴递给他们看。大家看了一阵都憋不住嘿嘿地笑了。服务员见此情景，便下楼对来客说：“溥仪先生外出了，不在房间。”以此挡驾。
事情无独有偶，溥仪又在四弟溥任家中遇到了一位比他岁数大得多的本家侄子。这位年长的晚辈，一见溥仪竟诚惶诚恐地口称“皇上”，向他“大礼参拜”，“扑通”一声跪地叩头。溥仪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恼怒地斥责这位侄子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你这个人怎么封建思想还原封不动﹖你这样崇拜封建皇帝，我和你只能是敌对关系了”斩钉截铁的一席话，把跪在地上的侄子搞得狼狈不堪。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他说过，人的思想是不容易改造的。清王朝已被推翻几十年，解放也１１年了，居然还有人怀念皇帝，来给皇帝拜年。皇帝经过改造都不想当皇帝了，而过去的臣子却还没有忘记这个皇帝，还想当臣子，实在不可思议。于是周恩来与溥仪就有了如下对话：
周恩来：……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现在环境变了，关押改造期间，你不那样做不许可；现在环境变了，可做可不做。而且现在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有的人还会向你下跪打躬。
溥仪：这次回来后，还有两个老头，拿着用清朝官名写的信来见我，当时我说要出门，没见他。我想，没法说服他们，没办法。
周恩来：在现在的环境下，一定要起变化，一定要认识这个环境，要战胜这个环境。
溥仪：自己的立场坚定，就可以帮助落后；自己如不坚定，就会受到影响。
周恩来：这一点不容易，共产党革命了几十年，有的还犯错误。
末代皇帝成为
绿色王国中的园丁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６日，新春佳节刚过。溥仪把这一天视为“幸福生活的开始”。因为这天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随市民政局专程送行的殷兆玉，来到西山脚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他并非来观赏花卉，而是来上班他高兴地写道：“这是我在特赦后第一次参加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参加劳动的第一天！”
１０日那天，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约见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郑庭笈等５人，他说，从现在起，大家要参加一年时间的劳动，决定把溥仪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把杜聿明等安排在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队。
宣布以后，廖部长把亲切的目光转向溥仪说：“我们的‘皇上’要去研究热带植物喽，这可是史无前例哟”又对大家说，考虑到你们年岁大了，可以半日劳动、半日学习，有时候还要把你们接回城里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生活方面，每月６０元的生活补助费继续发放，谁有困难再提出，随时予以解决。
又过了一天，溥仪等人被请到全国政协机关餐厅，政协领导同志要给他们饯行。出席宴会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全国政协常委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等。他们一一向溥仪敬酒，祝贺他即将走上崭新的工作岗位。
但溥仪等不得了。他２月１４日便找到市民政局的殷兆玉，要求带他上植物园看看，“熟悉熟悉环境”，两人就一块儿去了。这消息眨眼之间就传到领导同志的耳朵里，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民政局办公厅主任王旭东随后也到了植物园，他们和溥仪一起参观了宿舍、食堂、温室等处，还请植物园办公室主任奚斌详细介绍了情况。
“怎么样﹖跟御花园相比，也不算太差吧﹖”廖部长冲溥仪开了个玩笑。
“御花园不过是皇帝的私人花园，这里却是一个绿色王国”溥仪的回答恰到好处。仅隔一天，他便带了行李住进这绿色王国里来了。
田裕民、俞德浚两位负责人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末代皇帝”。
俞德浚主任以开玩笑的语气说：“‘皇帝’到我们植物园工作，我们很荣幸啊……”
“现在，我是一个公民，前来报到。”溥仪说着，并极其严肃认真地向植物园的领导递上了介绍信。
溥仪报到后，被安排在一间整洁的平房宿舍内，在那１８平方米的洁白房间里，人们不仅为溥仪预备了全套生活需要的东西，同时还为他准备了学习用的书籍、笔墨。他与两位青年工人住在一起。这两人为人热情，工作肯干，园领导便托付他俩关照溥仪的生活。
溥仪报到的第三天，植物园主任俞德浚特意为这位新同志召开座谈会，介绍他跟园内各组组长见了面并亲切交谈。会上，园领导把溥仪分配到温室工作，溥仪也惊奇地发现，这里有许多植物学界的名流学者。俞德浚主任就是一位专家，曾执教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便越洋归国来了。溥仪所在组的组长吴应祥，也是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学者，不久前才从莱茵河畔考察归来。
最初，溥仪在大温室劳动，浇浇花呀，搞搞卫生呀，这是技术要求最低的了。后来他逐渐掌握了浇花的技术要领：譬如在什么情况下浇最适宜？哪种作物需要水分多些，哪种水分少些？等等。
３个月以后，溥仪又进入观察和繁殖温室。在这里，他逐渐学会了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庭桔瓶子花扶叶等花卉的剪枝技术，学会了金点一叶兰、金边万年青和仙客来的换盆技术，甚至学会了龙牙花的嫁接以及难度很大的“高曲压条法”等技术。劳动使原来对生产知识一窍不通的溥仪变成了智者。溥仪爱上了植物学和花卉种植的专业，对眼前的作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标题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相关链接：《非常公民》王庆祥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定价２７元）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多变的人生经历，再加之各种戏说与演义的误导，致使溥仪在读者面前被罩上了多层神秘的面纱。《非常公民》为读者揭开了层层面纱，告诉你一个普通而又非常的溥仪。本书讲述了溥仪一生的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亲属和族人，再现这支中国皇族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变迁。
获赦后的溥仪回到
阔别３５年的北京
一个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从东北开来的列车喷吐着大团蒸气，进入落成不久的北京新车站。当一位瘦高个儿旅客出现在车厢门口并大步走上月台时，迎候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大哥”拥上前去。他们这位头戴挽起护耳的棉帽、身穿崭新棉干部服的大哥，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这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９日。这一天，不仅对溥仪来说值得纪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这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子孙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已经整整３５个年头了。作为一个久离故土的游子，而且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过一段弯路，为全国父老兄弟留下伤痕的溥仪，他那复杂而又沉重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３５年前，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逐出北京紫禁城，“皇帝”尊号也被剥夺了。然而，他那“敬天法祖、奉天承运、朕即天下”的长长的梦还没有做完。溥仪在天津当“寓公”的７年中，“保皇党”党魁康有为带头扯起“复号还宫”的大旗，却未能把他送回北京。溥仪出关投敌并成为“康德皇帝”的１４年，无一日不想“入主中原、恢复祖业”，可日本军队连保驾返回紫禁城的打算也没有。当年，他在伯力的苏联战俘营中，虽然曾惧怕被苏联当局送回到中国，惟恐受到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严惩，但是，每当他想起那太和殿前的黄昏，养心殿外的晨曦，在这位爱新觉罗家族的末代皇位继承者的心里，又怎能不升起一种温馨而美好的情感呢﹖最后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９年中，他彻底放弃了“复辟、中兴、当皇帝”的念头，并盼望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重返北京与亲人团聚。今天，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且说从溥仪和前来接他的四弟溥任以及五妹金韫馨、妹夫万嘉熙在月台上热情握手，并一同回家去的一刹那起，一个如此新颖、奇特，但又充满幻想的公民生活，开始展现在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面前。
“五格格”韫馨的家位于前井胡同六号，小宅院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溥仪暂居的北房东间也重新布置了，四壁粉刷一新，还新糊了棚纸，窗台向阳的地方摆着盆栽，室内还有玻璃罩装饰花，床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新被褥，暖壶、茶杯、毛巾、脸盆等生活日用品样样俱全。当溥仪得知这一切都是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和五妹共同布置的、许多生活用品就是民政局送来的、日前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还到这里来看过的时候，他又一次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溥仪的前半生，既当过“关门皇帝”、傀儡皇帝，也当过囚徒、战犯，什么滋味儿都尝过了，却不懂得“自由”这两个字是咸还是淡﹖他回到北京，只觉得天是那样的湛蓝，人又如此的亲热，吸一口空气都感到心旷神怡。
溥仪太兴奋了，刚喝了两杯茶水，就提出要去看望七叔载涛。韫馨知道拦不住大哥，就让丈夫万嘉熙陪着一块儿去，由溥佳带路。到了西扬威胡同载涛家，原来二妹韫和与丈夫郑广元、三妹韫颖与丈夫郭布罗润麒等亲属都在这里等着见大哥呢对于曾为中国第一家族的这里的人们来说，每人身上都有一串串的历史故事，今日团聚、叙谈，千言万语化做一句话：感谢给爱新觉罗家族关照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人民政府
溥仪真诚而坦率地告诉亲人们说，他想见见周恩来，也想见见毛泽东，他要把获得特赦的喜悦心情告诉两位恩人。但他晓得这事恐怕实现不了，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哪有功夫见他这样的普通公民﹖何况又是历史罪人
当天晚上，溥仪辗转于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次日上午，溥仪由住在同院的族六弟溥俭陪同来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他终于成为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仪让五妹韫馨陪着上街，溥俭也一块儿去了。他们先来到民族文化宫，在高高的塔楼前照了一张相。溥仪说，他这个满族人，曾给国家造成灾难，只有人民政府才能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生活，这样宏伟的民族文化宫正是一个象征。他们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背衬天安门城楼西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水桥边又照了一张相。溥仪想，既然见不到自己崇敬的毛主席，留下这张照片也能表达心情。
周总理接见他
并提议写回忆录
又过了一天，一位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拐进六号大门洞里来了。起初溥仪还以为是记者呢那几天，记者一拨又一拨，几乎没断线，溥仪只能钻他们的空子上街去转转。这位干部可不是记者，而是来送通知的：“翌日下午将有首长接见，请溥仪先生不要外出，等候汽车来接。”
究竟是哪位首长接见﹖送通知的人没讲，溥仪也没敢深问。他琢磨：可能是北京市民政局局长，也许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嘿，说不定是彭真市长哩？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下午２时２０分。一辆黑色的国产轿车，停在前井胡同六号黑漆大门阶前，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从车上下来，直奔院内的北房。
“我是国务院派来接溥仪先生的，时间不多了，请先生这就上车吧！”
“好好！”
溥仪答应着，随手带上一本粉色硬壳的《北京日记》，又在上衣小兜上别了一支钢笔，就随着来人上车去了。直到这时，溥仪仍然不知道将被哪位首长接见。汽车驶入中南海，又沿着穿越楼阁亭台的汽车路，把溥仪送到西花厅前。
中南海对溥仪来说还留有朦胧的印象，宣统末年，即溥仪６岁的时候，就是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开始读书的，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才移到紫禁城内毓庆宫。溥仪还记得，由于他这个宣统皇帝出生在什刹海后海醇王府，依例必须把这座王府腾出来做“潜龙邸”，当时朝廷已经决定，就在中南海紫光阁一带兴建新的醇王府，也是因为爆发辛亥革命而未及修成……
想着想着，汽车停了。当他被引进西花厅内接见室时惊呆了迎面走来的这位剑眉凝重而高耸的首长是多么熟悉啊他曾千百次从刊登于报纸的照片上，从悬挂于会议室或礼堂的领袖肖像中，从新闻影片的形象里见过。这时，首长早已伸过手来，并和溥仪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溥仪似乎恍然大悟：“呀周总理”这几天他就惦记着见见总理，现在突然见到……嗣后，溥仪在一封私人通信中记述当时的心情说：“我心里是如何的感激、激动，我紧握总理的手……满肚子想说的话，激动得反而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亲自向溥仪一一介绍了参加这次接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和邵力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国务院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和全国政协常委屈武等。陪见人员中还有两位是溥仪很熟悉的，一位是他的七叔载涛，还有一位就是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章士钊。
接见以后，溥仪即被引进会客大厅，与等在那里的１０位首批获赦的前国民党战犯见面。他们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卢浚泉、郑庭笈、陈长捷、周振强、杨伯涛、邱行湘。他们在北京没有家属，一出秦城监狱，就由北京市民政局安排住进了崇内旅馆，今天就是从旅馆把他们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的。
周恩来最先认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叫声“曾扩情”。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并在周恩来主持工作的政治部内任过少校科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打内战，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的身分被解放军擒获。转眼３０多年过去，周恩来没有忘记当年的学生和部下，还记得他的容貌和名字。
周恩来又走到原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面前，他当然记得这位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名将，指指陪见的习仲勋对杜说：“你们是陕西老乡嘛！”接着询问杜聿明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杜说：“５５岁了，身体不错。”周勉励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颇觉惭愧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有负老师的期望。”周很诚恳地回答道：“这怪不得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向在座各位介绍溥仪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这一介绍立刻引来一道道惊奇的目光。在此以前，谁都不认识溥仪，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眼前这位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瘦高个儿老头，就是当年３岁登基的“小皇上”人们抢着跟溥仪握手，溥仪挺谦虚，频频向大家点头致意。
总理亲切地跟他拉起家常来。他们谈起满族旗人的礼节、服饰以及不同于汉人的相貌特征等等。周恩来真是一位广见博闻、知识丰富的领导者。不过，溥仪头一次面对人人景仰的总理，还是显得很拘谨，谈话中间常常主动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说自己是地主阶级总头子，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傀儡，一再检讨。周恩来笑了笑，温和地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做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国家多做工作。”陈毅也对溥仪说：“我早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哩。”溥仪听总理和副总理这么一讲，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周恩来让溥仪写回忆录，这使他想起在抚顺撰写的那部长达几十万言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初稿，便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倾听着，不时插入几句问话，他说得不多，但人们看出这事已经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几年之后，这部轰动世界的著作就问世了。
非常公民见证了
新中国的变化
１９６０年除夕前一天，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以及他家庭成员。周总理向溥仪问起这些天参观和学习的感想。
“你们参观了吗﹖”周恩来问。
“参观了很多单位：电子管厂、民族宫、民族饭店、清华大学等等，清华大学真了不起，学生能搞尖端科学。”溥仪一口气说下去。
溥仪是在各种高墙之内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这次有机会深入北京各个单位参观访问，确实感触良深。在石景山钢铁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合成纤维厂和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他听到了工业前进的脚步声。在四季青人民公社和农业展览馆，他联想起伪满时代受苦受难的东北农民。在广播大厦、电报大楼和工人体育场，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作为经历过盛世、也遭受过歧视的满族代表人物，溥仪感受到少数民族在新中国社会的地位……
在封建时代，溥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现在，他作为普通公民，很想看看人民大会堂内部是什么模样，便向带领他们参观的殷兆玉提出请求。尽管当时人民大会堂并不对外开放，溥仪还是被特别安排而走进了这座殿堂。５天以后他再次来到这里，听陈毅副总理讲国际国内形势。
这回面对周恩来汇报参观观感，溥仪尽情述说，令总理也为他的思想收获而高兴。
“那你比我看得还多呢农业机械厂也去过吗﹖”周恩来继续问。
“没有。公社只看了一个。前几天还和宋希濂一起上动物园去了一趟。”溥仪答。
“过去也到过动物园吗﹖”
“那是很早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听七叔说，我两岁时去过一次。”
“现在添了许多新动物、新设备，其中有些是外国朋友赠送的。”
周恩来的话题，又从动物园转到北京故宫，他对溥仪说，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中间还有没到过清宫的，都想去看看，你可以给他们指点指点嘛总理不仅希望原清宫主人能给前国民党将军们当个义务导游员，更希望溥仪也回到小时候登基的地方看看，这件事很快就实现了。
１９６０年２月初，溥仪和杜聿明等人在故宫尽兴地玩了一天。旧地重游，溥仪自有无尽的感慨。当年，冯玉祥将军执行人民的意志把这位中国的末代君主由此逐出。而今，周恩来总理又建议这位不平凡的公民来此重游。３０多年人世沧桑，连同故宫今昔巨变，无不令溥仪惊异。特别是看到当年的残败景象一扫而空，连监守自盗而散佚的名贵书画也陆续收集回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溥仪把故宫的新生和自己的感想，写入《我的前半生》一书。
周恩来这次接见是在除夕的前一日。此前两三天北京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曾在崇内旅馆举行迎春宴会，招待留京的首批特赦人员。
宴会结束后，大家座谈特赦以来的感想。正谈得有趣，旅馆服务员把溥仪叫了出来，说有两位老先生在楼下求见。溥仪接过信封拆开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是两张向“皇上”请安的红贴。恭恭敬敬的墨笔正楷字写在大红纸上，一个落款赫然是“前大清翰林院编修陈云诰”，另一个则是“前大清度支部主事孙忠亮”。一股怒火在溥仪的胸中燃起，顿觉气不打一处来，对服务员大声说：“叫他们滚我不见他们”
杜聿明、宋希濂和王耀武赶快跑出来，问溥仪为啥发这么大的火﹖溥仪便把红贴递给他们看。大家看了一阵都憋不住嘿嘿地笑了。服务员见此情景，便下楼对来客说：“溥仪先生外出了，不在房间。”以此挡驾。
事情无独有偶，溥仪又在四弟溥任家中遇到了一位比他岁数大得多的本家侄子。这位年长的晚辈，一见溥仪竟诚惶诚恐地口称“皇上”，向他“大礼参拜”，“扑通”一声跪地叩头。溥仪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恼怒地斥责这位侄子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你这个人怎么封建思想还原封不动﹖你这样崇拜封建皇帝，我和你只能是敌对关系了”斩钉截铁的一席话，把跪在地上的侄子搞得狼狈不堪。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他说过，人的思想是不容易改造的。清王朝已被推翻几十年，解放也１１年了，居然还有人怀念皇帝，来给皇帝拜年。皇帝经过改造都不想当皇帝了，而过去的臣子却还没有忘记这个皇帝，还想当臣子，实在不可思议。于是周恩来与溥仪就有了如下对话：
周恩来：……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现在环境变了，关押改造期间，你不那样做不许可；现在环境变了，可做可不做。而且现在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有的人还会向你下跪打躬。
溥仪：这次回来后，还有两个老头，拿着用清朝官名写的信来见我，当时我说要出门，没见他。我想，没法说服他们，没办法。
周恩来：在现在的环境下，一定要起变化，一定要认识这个环境，要战胜这个环境。
溥仪：自己的立场坚定，就可以帮助落后；自己如不坚定，就会受到影响。
周恩来：这一点不容易，共产党革命了几十年，有的还犯错误。
末代皇帝成为
绿色王国中的园丁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６日，新春佳节刚过。溥仪把这一天视为“幸福生活的开始”。因为这天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随市民政局专程送行的殷兆玉，来到西山脚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他并非来观赏花卉，而是来上班他高兴地写道：“这是我在特赦后第一次参加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参加劳动的第一天！”
１０日那天，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约见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郑庭笈等５人，他说，从现在起，大家要参加一年时间的劳动，决定把溥仪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把杜聿明等安排在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队。
宣布以后，廖部长把亲切的目光转向溥仪说：“我们的‘皇上’要去研究热带植物喽，这可是史无前例哟”又对大家说，考虑到你们年岁大了，可以半日劳动、半日学习，有时候还要把你们接回城里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生活方面，每月６０元的生活补助费继续发放，谁有困难再提出，随时予以解决。
又过了一天，溥仪等人被请到全国政协机关餐厅，政协领导同志要给他们饯行。出席宴会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全国政协常委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等。他们一一向溥仪敬酒，祝贺他即将走上崭新的工作岗位。
但溥仪等不得了。他２月１４日便找到市民政局的殷兆玉，要求带他上植物园看看，“熟悉熟悉环境”，两人就一块儿去了。这消息眨眼之间就传到领导同志的耳朵里，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民政局办公厅主任王旭东随后也到了植物园，他们和溥仪一起参观了宿舍、食堂、温室等处，还请植物园办公室主任奚斌详细介绍了情况。
“怎么样﹖跟御花园相比，也不算太差吧﹖”廖部长冲溥仪开了个玩笑。
“御花园不过是皇帝的私人花园，这里却是一个绿色王国”溥仪的回答恰到好处。仅隔一天，他便带了行李住进这绿色王国里来了。
田裕民、俞德浚两位负责人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末代皇帝”。
俞德浚主任以开玩笑的语气说：“‘皇帝’到我们植物园工作，我们很荣幸啊……”
“现在，我是一个公民，前来报到。”溥仪说着，并极其严肃认真地向植物园的领导递上了介绍信。
溥仪报到后，被安排在一间整洁的平房宿舍内，在那１８平方米的洁白房间里，人们不仅为溥仪预备了全套生活需要的东西，同时还为他准备了学习用的书籍、笔墨。他与两位青年工人住在一起。这两人为人热情，工作肯干，园领导便托付他俩关照溥仪的生活。
溥仪报到的第三天，植物园主任俞德浚特意为这位新同志召开座谈会，介绍他跟园内各组组长见了面并亲切交谈。会上，园领导把溥仪分配到温室工作，溥仪也惊奇地发现，这里有许多植物学界的名流学者。俞德浚主任就是一位专家，曾执教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便越洋归国来了。溥仪所在组的组长吴应祥，也是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学者，不久前才从莱茵河畔考察归来。
最初，溥仪在大温室劳动，浇浇花呀，搞搞卫生呀，这是技术要求最低的了。后来他逐渐掌握了浇花的技术要领：譬如在什么情况下浇最适宜？哪种作物需要水分多些，哪种水分少些？等等。
３个月以后，溥仪又进入观察和繁殖温室。在这里，他逐渐学会了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庭桔瓶子花扶叶等花卉的剪枝技术，学会了金点一叶兰、金边万年青和仙客来的换盆技术，甚至学会了龙牙花的嫁接以及难度很大的“高曲压条法”等技术。劳动使原来对生产知识一窍不通的溥仪变成了智者。溥仪爱上了植物学和花卉种植的专业，对眼前的作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标题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相关链接：《非常公民》王庆祥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定价２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