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郑观应的总体评价
与会者普遍认为,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 是爱国进步的思想家和成功的、卓越的实业家。作为实业家, 郑观应启蒙思想的酝酿、成形和发展, 具有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 作为启蒙思想家, 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因而成为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这二者紧密结合, 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 作为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 郑观应提出学习西方, 变法图强, 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一整套构想, 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变法自强思潮的全面总括, 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会者认为, 郑观应一生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 但仍背负着较重的“传统”包袱。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 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但他们刚从旧营垒中脱颖出来, 新思想尚未成熟, 为了继续在旧营垒中生存, 还得经常运用一些传统话语, 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郑观应也不例外, 这是其著作中常常夹杂若干明显与基调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有学者还特别从家族、家庭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论析, 认为, 作为家中长子, 传统的家族、家庭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 但事业的成功又意味着他将对家族、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多的承担, 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事业成果, 异化其对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 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关于郑观应的思想
政治思想 有学者认为, 郑氏改革主张的主体思想是“富强救国”:以大力裁撤机构、淘汰冗员和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内容的政治改革是富强救国的前提; 通过倡导“商战”, 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和商办工业, 以建设发达的近代化经济, 是富强救国的保障; 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屹立于世界之林, 是富强救国的目标。有学者把同光时期郑氏的政治思想定格在“民本与民主之间”, 认为郑氏不仅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 而且有意识地借鉴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推行保驾护航。这一思想特征, 既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 又是时代思潮氤氲化生的必然结果。
讨论会对郑氏“以设议会而变革政治”的主张作了较全面的探析。论者指出, 郑观应的政治变革思想是19世纪末叶中国独步一时的进步思维, 他强调政治上效法西方进行改革并学习科技, 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生命力。郑观应主张改革政治制度, 除仿效西方“建立宪法”、“开设议院”外, 还特别强调“治人”。他的吏治改革思想, 包括公举官吏、高俸养廉、监督官吏、裁汰冗员、年老让贤等五方面的内容。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 提倡格致, 注意新式人才的培养, 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 在人的近代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有学者认为, 在主张效法俄、日维新方面, 郑观应是与维新派同调的。不同的是, 他的变法自强思想只是一种建言与企盼, 缺少维新派勇于实践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因而他只是维新思潮中的一位
论者, 而不是维新变法中的一个斗士。有论者指出, 在晚清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 郑氏基本持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政治思想, 与革命党人倡行武装反清是相悖的。但他没有反对辛亥革命, 对袁世凯窃国则予以斥责, 表明其尊崇文明、憎厌专制的政治取向。他曾修炼仙道, 却与那些因仕途失意而欲入空门或屡遭挫折而寻求精神寄托的人不同, 非为己, 仍为众, 似是荒诞, 也让人犹增几分敬意。要之, 不能过分苛求其思想的局限性, 他的政治思想能对近代三大政治家(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 产生影响, 其意义非同凡响。
商战思想 论者指出, “商战”一语, 最初出自1862年曾国藩的笔下, 19世纪70年代以后, 从肯定意义上评价西方以工商为先而谋富强的言论开始面世, 而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诠释者, 则自郑观应始。有学者提出, 郑氏的商战思想涉及各个方面, 就连他的游历活动也浸润着这一思想。郑观应参与晚清漕运改革, 同样反映了他的“商战”步武“近代化”的理念。郑氏的“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进行“商战”, 就是从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 从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 需培养商业人才, 尤需造就一大批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 按世界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
联系商战思想, 与会者还对郑氏的商务活动进行了考察。有学者对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认为郑观应参与并为之奠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起了示范作用, 诱发华商纷纷投资设厂, 对外商起了抗衡的作用, 无疑推动了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的步伐。有学者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他融铁路建设理
论和商战实践于一体, 其意义已超越了经济范畴。他出任粤汉铁路总办, 亲力亲为, 为近代广东第一条铁路的建设贡献尤多。
外交思想 有学者阐释了郑观应所提出的外交斗争的系列主张, 强调其坚持外交平等的原则, 并指出郑观应是使领制度和华侨保护的积极倡导者, 其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指出,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亦不乏局限性:对列强抱有过多的幻想, 指望列强遵守国际公法, 放弃强权外交, 尊重中国主权, 帮助中国改革以致富强, 同时受君主立宪主张制约, 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外交抨击不力。 侨务思想 学者指出, 郑观应为侨请命, 反映侨情, 为侨呼吁及其设馆、设官护侨的侨务思想, 使清政府翻新了华侨政策; 郑氏主张利用华侨经济, 发展商务筹办海防, 引起了张之洞、李鸿章等大臣的共鸣, 使清政府对华人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 间接促成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 对稳定社会治安、平息中外争端及保护华工利益、唤起华工社会的“内向”之心, 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主张中国加入国际法体系, 通过学习西方法律制度, 改革传统法制, 取得与西方平等的法律地位; 提倡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 希望通过修订条约, 保护中国经济主权, 实现富强救国的目的; 重视宪法的作用, 把立宪作为臻国家于富强的政治保证, 对中国法律观念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有学者指出, 郑氏的法制主张主要见诸:行君主立宪; 开设议院; 实行民主选举; 改革中国的书吏制度; 改革刑事诉讼和刑罚制度; 改革民商法制, 保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自强自主, 与各国平等行使万国公
法。学者们认为, 郑观应法律思想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全面性(涉及法律的各个门类); 务实性(针对实际, 解决时弊); 求新性(不断提出新措施, 对旧制度有所改革); 人道性(力主教育、挽救犯人); 兼容性(“儒”、“道”、“释”理念与西方学说融为一炉) 。郑氏的法律思想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 其特征:直观性(观照西方, 作出反应, 功利性较明显); 幻想性(幻想加入“万国公法”后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论者指出, 与王韬、薛福成相比, 郑观应表现出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更大热情, 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更加具体。而郑氏希望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断壁残垣上, 通过“修补”的方法去建立理想的法律制度, 只能是一厢情愿。
新闻思想 此前未见专题研究。论者认为郑氏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不可低估。郑氏的办报思想是近代新闻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表现在:把报刊作为民主政治的枢纽; 办报应注重民情; 报道视野宜广阔, 注重工商新闻和国际新闻; 主张由中国人主持中文笔政; 建议分门别类创办各种专业报纸; 参照西法, 制定报律, 让官商各自遵守; 强调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 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增强自尊自律感, 毫无私曲, “自抒伟论”。论者指出, 郑观应新闻思想的形成, 既源于他对泰西各国新闻事业的认知, 也积淀着他对近代新闻践履的体悟。他不仅参与了近代上海早期报刊的创办和编辑, 而且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新闻思想反映了那一代社会精英对近代报刊的真知灼见, 不但与时人如王韬等互为激励, 且给后人许多启迪, 在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中都可得窥郑氏的影子。
医学和养生思想 有学者认为, 郑观应主张吸取西方经验, 举办新式教育, 改进医政管理, 提高医疗水准, 是近代中国倡导中西医合璧的先驱者。有学者还认为, 郑观应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古代静态养生观, 提出养生必由“修心”始, 谓“修心乃入理之本”, 可谓得乎传统静态养生观理论的真传。还有学者归结郑观应的养生之道, 是以道教养生理论为中心, 融入儒家、佛家的养生之术, 并吸收西方卫生知识, 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而成, 其中有不少养生延寿的真知灼见, 仍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关于郑观应的总体评价
与会者普遍认为,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 是爱国进步的思想家和成功的、卓越的实业家。作为实业家, 郑观应启蒙思想的酝酿、成形和发展, 具有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 作为启蒙思想家, 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因而成为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这二者紧密结合, 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 作为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 郑观应提出学习西方, 变法图强, 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一整套构想, 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变法自强思潮的全面总括, 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会者认为, 郑观应一生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 但仍背负着较重的“传统”包袱。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 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但他们刚从旧营垒中脱颖出来, 新思想尚未成熟, 为了继续在旧营垒中生存, 还得经常运用一些传统话语, 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郑观应也不例外, 这是其著作中常常夹杂若干明显与基调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有学者还特别从家族、家庭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论析, 认为, 作为家中长子, 传统的家族、家庭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 但事业的成功又意味着他将对家族、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多的承担, 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事业成果, 异化其对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 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关于郑观应的思想
政治思想 有学者认为, 郑氏改革主张的主体思想是“富强救国”:以大力裁撤机构、淘汰冗员和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内容的政治改革是富强救国的前提; 通过倡导“商战”, 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和商办工业, 以建设发达的近代化经济, 是富强救国的保障; 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屹立于世界之林, 是富强救国的目标。有学者把同光时期郑氏的政治思想定格在“民本与民主之间”, 认为郑氏不仅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 而且有意识地借鉴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推行保驾护航。这一思想特征, 既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 又是时代思潮氤氲化生的必然结果。
讨论会对郑氏“以设议会而变革政治”的主张作了较全面的探析。论者指出, 郑观应的政治变革思想是19世纪末叶中国独步一时的进步思维, 他强调政治上效法西方进行改革并学习科技, 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生命力。郑观应主张改革政治制度, 除仿效西方“建立宪法”、“开设议院”外, 还特别强调“治人”。他的吏治改革思想, 包括公举官吏、高俸养廉、监督官吏、裁汰冗员、年老让贤等五方面的内容。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 提倡格致, 注意新式人才的培养, 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 在人的近代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有学者认为, 在主张效法俄、日维新方面, 郑观应是与维新派同调的。不同的是, 他的变法自强思想只是一种建言与企盼, 缺少维新派勇于实践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因而他只是维新思潮中的一位
论者, 而不是维新变法中的一个斗士。有论者指出, 在晚清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 郑氏基本持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政治思想, 与革命党人倡行武装反清是相悖的。但他没有反对辛亥革命, 对袁世凯窃国则予以斥责, 表明其尊崇文明、憎厌专制的政治取向。他曾修炼仙道, 却与那些因仕途失意而欲入空门或屡遭挫折而寻求精神寄托的人不同, 非为己, 仍为众, 似是荒诞, 也让人犹增几分敬意。要之, 不能过分苛求其思想的局限性, 他的政治思想能对近代三大政治家(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 产生影响, 其意义非同凡响。
商战思想 论者指出, “商战”一语, 最初出自1862年曾国藩的笔下, 19世纪70年代以后, 从肯定意义上评价西方以工商为先而谋富强的言论开始面世, 而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诠释者, 则自郑观应始。有学者提出, 郑氏的商战思想涉及各个方面, 就连他的游历活动也浸润着这一思想。郑观应参与晚清漕运改革, 同样反映了他的“商战”步武“近代化”的理念。郑氏的“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进行“商战”, 就是从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 从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 需培养商业人才, 尤需造就一大批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 按世界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
联系商战思想, 与会者还对郑氏的商务活动进行了考察。有学者对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认为郑观应参与并为之奠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起了示范作用, 诱发华商纷纷投资设厂, 对外商起了抗衡的作用, 无疑推动了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的步伐。有学者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他融铁路建设理
论和商战实践于一体, 其意义已超越了经济范畴。他出任粤汉铁路总办, 亲力亲为, 为近代广东第一条铁路的建设贡献尤多。
外交思想 有学者阐释了郑观应所提出的外交斗争的系列主张, 强调其坚持外交平等的原则, 并指出郑观应是使领制度和华侨保护的积极倡导者, 其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指出,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亦不乏局限性:对列强抱有过多的幻想, 指望列强遵守国际公法, 放弃强权外交, 尊重中国主权, 帮助中国改革以致富强, 同时受君主立宪主张制约, 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外交抨击不力。 侨务思想 学者指出, 郑观应为侨请命, 反映侨情, 为侨呼吁及其设馆、设官护侨的侨务思想, 使清政府翻新了华侨政策; 郑氏主张利用华侨经济, 发展商务筹办海防, 引起了张之洞、李鸿章等大臣的共鸣, 使清政府对华人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 间接促成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 对稳定社会治安、平息中外争端及保护华工利益、唤起华工社会的“内向”之心, 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主张中国加入国际法体系, 通过学习西方法律制度, 改革传统法制, 取得与西方平等的法律地位; 提倡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 希望通过修订条约, 保护中国经济主权, 实现富强救国的目的; 重视宪法的作用, 把立宪作为臻国家于富强的政治保证, 对中国法律观念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有学者指出, 郑氏的法制主张主要见诸:行君主立宪; 开设议院; 实行民主选举; 改革中国的书吏制度; 改革刑事诉讼和刑罚制度; 改革民商法制, 保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自强自主, 与各国平等行使万国公
法。学者们认为, 郑观应法律思想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全面性(涉及法律的各个门类); 务实性(针对实际, 解决时弊); 求新性(不断提出新措施, 对旧制度有所改革); 人道性(力主教育、挽救犯人); 兼容性(“儒”、“道”、“释”理念与西方学说融为一炉) 。郑氏的法律思想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 其特征:直观性(观照西方, 作出反应, 功利性较明显); 幻想性(幻想加入“万国公法”后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论者指出, 与王韬、薛福成相比, 郑观应表现出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更大热情, 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更加具体。而郑氏希望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断壁残垣上, 通过“修补”的方法去建立理想的法律制度, 只能是一厢情愿。
新闻思想 此前未见专题研究。论者认为郑氏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不可低估。郑氏的办报思想是近代新闻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表现在:把报刊作为民主政治的枢纽; 办报应注重民情; 报道视野宜广阔, 注重工商新闻和国际新闻; 主张由中国人主持中文笔政; 建议分门别类创办各种专业报纸; 参照西法, 制定报律, 让官商各自遵守; 强调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 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增强自尊自律感, 毫无私曲, “自抒伟论”。论者指出, 郑观应新闻思想的形成, 既源于他对泰西各国新闻事业的认知, 也积淀着他对近代新闻践履的体悟。他不仅参与了近代上海早期报刊的创办和编辑, 而且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新闻思想反映了那一代社会精英对近代报刊的真知灼见, 不但与时人如王韬等互为激励, 且给后人许多启迪, 在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中都可得窥郑氏的影子。
医学和养生思想 有学者认为, 郑观应主张吸取西方经验, 举办新式教育, 改进医政管理, 提高医疗水准, 是近代中国倡导中西医合璧的先驱者。有学者还认为, 郑观应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古代静态养生观, 提出养生必由“修心”始, 谓“修心乃入理之本”, 可谓得乎传统静态养生观理论的真传。还有学者归结郑观应的养生之道, 是以道教养生理论为中心, 融入儒家、佛家的养生之术, 并吸收西方卫生知识, 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而成, 其中有不少养生延寿的真知灼见, 仍值得后人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