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轮台诏》谈汉武帝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常常把汉武帝与秦始皇并成为“秦皇汉武”，汉武帝刘彻无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50多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建立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多次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迫使匈奴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关系；又征服闽粤、东瓯和南越，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树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汉武帝在位时期，汉王朝的强大是空前的，出现了封建皇朝的一个鼎盛局面。世人对汉武帝的赞叹正在于此，然而在读过汉武帝的《轮台诏》之后，我们会对汉武帝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我看来，汉武帝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晚年思想的转变，这也是汉武帝时期西汉虽出现“亡秦之失”，结果却能“免亡秦之祸”的原因所在。
尽管汉武帝一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但与其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相伴，整个大汉王朝也潜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我们读史书知道，西汉建立以后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一直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6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到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国库丰盈，国力强盛，是汉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再多的积累，再强的国力也经不起连年的征战和肆意挥霍。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就开始大规模的征战。《汉书·五行志》曰：“自是（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谈及所谓“三十余年”是指从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前102年），这三十年是西汉历史的重要年代，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年中完成的。其中包括军事上的四次征战，思想上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收相权、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的统一货币、筦盐铁等多项举措，然而在这三十余年中最耀眼的还是要数其军事战绩，当然，也可以说是穷兵黩武。
随着国力的增强、功绩的增长，汉武帝在生活上也日益奢侈腐化。从元鼎二年（前
115年）起，汉武帝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宫室园池，此外，他还巡游无度，多次携带大臣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各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均超过了秦始皇，而且每次巡游都滥施赏赐，挥霍无度。此外汉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鬼神，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为此汉武帝曾多次派人入海求仙，给他们大量赏赐。
汉武帝的这些活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加上连年征战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徭役负担，从而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使社会积累了多重危机。元封四年（前107年）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引起了政局的动荡。到李广利出师大宛，天下奉役连年，更是导致海内虚耗，天下骚动。至天汉二年（前99年）出现的农民暴动，遍及关东地区，可以说这是西汉自建立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大震动，所以说，到汉武帝统治后期大汉王朝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整个国家和社会眼看就要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如同秦末危机一样。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就在这危亡存于旦夕之际，汉武帝及时醒悟，并反省了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改弦易辙，调整了政策。《资治通鉴》记，征和四年（前89年）三月叙汉武帝之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这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同年六月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又公开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深表悔恨。
这份诏书之所以叫《轮台罪己诏》，是因为在此之前，即在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曾分三路进攻匈奴，但贰师将军李广利因戾太子巫蛊之事投降匈奴，使汉军处于不利形势。基于这种情况，征和四年（前89年），负责屯田事务的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奏请汉武帝说：“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西南）以东有能够灌溉的田地五千多顷，可派军队前去屯田垦殖，设置校尉三人分别统辖，让他们在那里大量种植五谷，张掖、酒泉两郡派出骑兵，为他们开路警戒。招募民间身强力壮、敢于远赴边塞的人前往该地，开垦更多可灌溉的农田，同时逐步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既可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又能辅助公主出嫁的乌孙国。”汉武帝随后发布的诏书是针对“轮台之戍”的建议而写的，因为李广利惧降匈奴，使汉军失利，虽于大局影响无多，汉武帝经历过众多事件，尤其是戾太子巫蛊之祸事件之后，决心利用时机，改弦更张。因此，这份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把原来的错误都归罪于自己，所以后人将这份诏书又称为《轮台罪己诏》。而这份诏书不仅对西汉，对汉武帝，
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非常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据《汉书·西域传》和《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所记，这份诏书的主要内容是：前些时，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每个百姓多缴三十钱，用来增加边防费用，这样做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又奏请派兵去轮台去屯田，轮台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以西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虽然取得了胜利，迫使车师王归降，但因路途遥远，粮草缺乏，死于路上的就有数千人，更何况轮台还要往西呢？过去朕一时糊涂，仅凭一个名叫弘的军侯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四蹄，扔到城下，说要送马给我汉朝，再加上匈奴长期扣留汉使不让回朝，所以才派贰师将军兴师征讨，为的是维护汉朝的威严。古时候，卿大夫提出的倡议，都要先求神问卜，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因此，贰师将军出征前，朕曾普遍地征询朝廷诸位大臣和某些地方长官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败，机不可失”，又说：“遣将北伐，至山必胜。卦辞显示，诸将中，以派贰师将军前去最为合适。”所以朕才派李广利率兵出征，并告诫他务必不要深入匈奴腹地。可谁曾想，那些计谋和卦辞全部与事实相反。后来抓到的匈奴人讲：“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对汉军进行诅咒。”匈奴人常说：“汉虽强大，但汉人不耐饥渴，匈奴放出一只狼，汉军就要损失千只羊。”等到李广利兵败，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这一切都使朕悲痛难忘。如今又奏请派人远赴轮台屯垦，还要修筑堡垒哨所，这是劳民伤财的建议，朕不忍听！负责民族事物的大鸿胪还建议招募囚犯护送匈奴使者回国，以封侯作为奖赏，让他们去刺杀匈奴单于，以发泄我们的怨愤，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连春秋五霸都耻于去做，更何况我们大汉王朝呢！况且匈奴对投降他们的汉人要全身严密搜查，怎么可能行刺匈奴单于呢？当今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都要制定本地繁育马匹和补充边境物资的计划，在年终呈送全年公务报告时一并报送朝廷。
轮台诏的前因后果涉及的人物很多，他们在纷繁复杂的政局中起着各自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但真正左右局势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汉武帝自己。汉武帝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后，也必然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由此轮台诏后，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而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殚精思虑谋发展。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示他从此要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轮台诏》的颁布，标志着汉武帝末年政策有了根本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汉武帝晚年思想上实现了向守文的根本转变。历史
也正因此诏，使西汉武帝之际挽回了将颓之局。
然而，与汉武帝相提并论的前代之君秦始皇，再收获巨大的功绩之后，却走向了灭亡，秦皇汉武之功之果，其成因应该说我们后人看得一清二楚。对于秦汉之制汉武帝本人其实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资治通鉴汉纪》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北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当年创制的同时，也是以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之局面。而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所以武帝在晚年更是忧于这种局面，所以由自己做出改变。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汉武帝作为一代帝王，具有同其他帝王一样的霸气和专横，但与其他帝王不同之处是更多地拥有了一份理性和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承担过失的勇气，故而能“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从而免于亡秦覆辙。人们常说：最难超越的其实是自己！而汉武帝却能为常人非所为，因此汉武帝比起历史上众多的帝王更让人可爱、可敬！
从《轮台诏》谈汉武帝
姓名：赵晓华
单位：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从《轮台诏》谈汉武帝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常常把汉武帝与秦始皇并成为“秦皇汉武”，汉武帝刘彻无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50多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建立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多次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迫使匈奴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关系；又征服闽粤、东瓯和南越，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树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汉武帝在位时期，汉王朝的强大是空前的，出现了封建皇朝的一个鼎盛局面。世人对汉武帝的赞叹正在于此，然而在读过汉武帝的《轮台诏》之后，我们会对汉武帝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我看来，汉武帝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晚年思想的转变，这也是汉武帝时期西汉虽出现“亡秦之失”，结果却能“免亡秦之祸”的原因所在。
尽管汉武帝一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但与其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相伴，整个大汉王朝也潜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我们读史书知道，西汉建立以后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一直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6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到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国库丰盈，国力强盛，是汉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再多的积累，再强的国力也经不起连年的征战和肆意挥霍。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就开始大规模的征战。《汉书·五行志》曰：“自是（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谈及所谓“三十余年”是指从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前102年），这三十年是西汉历史的重要年代，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年中完成的。其中包括军事上的四次征战，思想上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收相权、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的统一货币、筦盐铁等多项举措，然而在这三十余年中最耀眼的还是要数其军事战绩，当然，也可以说是穷兵黩武。
随着国力的增强、功绩的增长，汉武帝在生活上也日益奢侈腐化。从元鼎二年（前
115年）起，汉武帝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宫室园池，此外，他还巡游无度，多次携带大臣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各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均超过了秦始皇，而且每次巡游都滥施赏赐，挥霍无度。此外汉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鬼神，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为此汉武帝曾多次派人入海求仙，给他们大量赏赐。
汉武帝的这些活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加上连年征战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徭役负担，从而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使社会积累了多重危机。元封四年（前107年）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引起了政局的动荡。到李广利出师大宛，天下奉役连年，更是导致海内虚耗，天下骚动。至天汉二年（前99年）出现的农民暴动，遍及关东地区，可以说这是西汉自建立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大震动，所以说，到汉武帝统治后期大汉王朝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整个国家和社会眼看就要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如同秦末危机一样。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就在这危亡存于旦夕之际，汉武帝及时醒悟，并反省了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改弦易辙，调整了政策。《资治通鉴》记，征和四年（前89年）三月叙汉武帝之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这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同年六月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又公开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深表悔恨。
这份诏书之所以叫《轮台罪己诏》，是因为在此之前，即在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曾分三路进攻匈奴，但贰师将军李广利因戾太子巫蛊之事投降匈奴，使汉军处于不利形势。基于这种情况，征和四年（前89年），负责屯田事务的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奏请汉武帝说：“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西南）以东有能够灌溉的田地五千多顷，可派军队前去屯田垦殖，设置校尉三人分别统辖，让他们在那里大量种植五谷，张掖、酒泉两郡派出骑兵，为他们开路警戒。招募民间身强力壮、敢于远赴边塞的人前往该地，开垦更多可灌溉的农田，同时逐步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既可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又能辅助公主出嫁的乌孙国。”汉武帝随后发布的诏书是针对“轮台之戍”的建议而写的，因为李广利惧降匈奴，使汉军失利，虽于大局影响无多，汉武帝经历过众多事件，尤其是戾太子巫蛊之祸事件之后，决心利用时机，改弦更张。因此，这份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把原来的错误都归罪于自己，所以后人将这份诏书又称为《轮台罪己诏》。而这份诏书不仅对西汉，对汉武帝，
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非常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据《汉书·西域传》和《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所记，这份诏书的主要内容是：前些时，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每个百姓多缴三十钱，用来增加边防费用，这样做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又奏请派兵去轮台去屯田，轮台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以西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虽然取得了胜利，迫使车师王归降，但因路途遥远，粮草缺乏，死于路上的就有数千人，更何况轮台还要往西呢？过去朕一时糊涂，仅凭一个名叫弘的军侯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四蹄，扔到城下，说要送马给我汉朝，再加上匈奴长期扣留汉使不让回朝，所以才派贰师将军兴师征讨，为的是维护汉朝的威严。古时候，卿大夫提出的倡议，都要先求神问卜，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因此，贰师将军出征前，朕曾普遍地征询朝廷诸位大臣和某些地方长官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败，机不可失”，又说：“遣将北伐，至山必胜。卦辞显示，诸将中，以派贰师将军前去最为合适。”所以朕才派李广利率兵出征，并告诫他务必不要深入匈奴腹地。可谁曾想，那些计谋和卦辞全部与事实相反。后来抓到的匈奴人讲：“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对汉军进行诅咒。”匈奴人常说：“汉虽强大，但汉人不耐饥渴，匈奴放出一只狼，汉军就要损失千只羊。”等到李广利兵败，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这一切都使朕悲痛难忘。如今又奏请派人远赴轮台屯垦，还要修筑堡垒哨所，这是劳民伤财的建议，朕不忍听！负责民族事物的大鸿胪还建议招募囚犯护送匈奴使者回国，以封侯作为奖赏，让他们去刺杀匈奴单于，以发泄我们的怨愤，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连春秋五霸都耻于去做，更何况我们大汉王朝呢！况且匈奴对投降他们的汉人要全身严密搜查，怎么可能行刺匈奴单于呢？当今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都要制定本地繁育马匹和补充边境物资的计划，在年终呈送全年公务报告时一并报送朝廷。
轮台诏的前因后果涉及的人物很多，他们在纷繁复杂的政局中起着各自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但真正左右局势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汉武帝自己。汉武帝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后，也必然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由此轮台诏后，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而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殚精思虑谋发展。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示他从此要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轮台诏》的颁布，标志着汉武帝末年政策有了根本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汉武帝晚年思想上实现了向守文的根本转变。历史
也正因此诏，使西汉武帝之际挽回了将颓之局。
然而，与汉武帝相提并论的前代之君秦始皇，再收获巨大的功绩之后，却走向了灭亡，秦皇汉武之功之果，其成因应该说我们后人看得一清二楚。对于秦汉之制汉武帝本人其实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资治通鉴汉纪》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北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当年创制的同时，也是以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之局面。而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所以武帝在晚年更是忧于这种局面，所以由自己做出改变。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汉武帝作为一代帝王，具有同其他帝王一样的霸气和专横，但与其他帝王不同之处是更多地拥有了一份理性和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承担过失的勇气，故而能“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从而免于亡秦覆辙。人们常说：最难超越的其实是自己！而汉武帝却能为常人非所为，因此汉武帝比起历史上众多的帝王更让人可爱、可敬！
从《轮台诏》谈汉武帝
姓名：赵晓华
单位：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