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敬绪方青徐尚平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7年07期
摘要 香港有一个金融业占主导、第三产业占首要比重、具有“内协调、外适应”功能的多元化经济结构系统，自由开放国际化是它的灵魂，对外贸易是它的引擎，东方化是它的色彩，波浪式腾飞是它的表象。形成这些特征在宏观上要完成人与城市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在微观上要有人与制度的适应配套。而我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会更有利于香港经济特征的保持，并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 香港经济 经济发展 经济特征 自由开放 对外贸易波浪式腾飞 东方化
中图法分类号 F126.9
在举世瞩目的1997年，香港的主权将回归中国。
香港是国际经济社会中一颗璀璨的“东方之珠”，弹丸之地却是金融、贸易、轻工制造、旅游、航运、信息等多个国际中心。昔日荒凉无闻的小渔村今日已成为亚洲“四小龙”〔1〕之一和经济大都市。
香港真正的经济起飞是自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香港同胞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依靠自身特殊素质，利用内外部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创造了具有香港特色的“经济奇迹”。
一、自由、开放和国际化的经济模式
这是香港经济的本质所在。现在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开放的自由港。香港（包括九龙和新界）是我国珠江口沿海的一个面积仅1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岛及其周边地区，土地资源极其贫乏，而矿产资源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人口仅600万左右〔2〕。如此一个内部市场狭小的环境必然造成其对外的依赖性，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是：实行比别人更自由、更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大力发展外贸以共同开发这一地区，于是很自然地形成了香港的外向型、国际化的经济特征。这里我们十分强调外贸在这一经济模式中的支柱作用：以外贸带动加工工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而加工工业等各行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外贸的增长。在这一良性循环中，自由、开放和国际化起了巨大的经济杠杆的作用。以外贸输入工业原料制成产品，再出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这样香港经济必然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经济国际化程度亦大大提高。自由、开放使香港有了充分发挥自己机能的余地，被誉为“自由经济的圭臬”。在香港，商品、黄金、外汇、人员等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进出，企业经营自由，同等对待内外地资本。60年代末以后，香港充分发挥船小掉头快的灵活优势，大力发展外贸，紧密地把自己的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起来，其势头咄咄逼人。1938年香港进出口总额12.899亿港元，1958年为75.83亿港元，1967年为192.30亿港元，1979年为1617.71亿港元，1989年为11332.91亿港元，每隔上十年就增长了几倍，经济多元化、国际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各行业提供的国际性服务愈来愈多，国际资本也愈来愈重视对香港的投资，多国多方资本云集香港，据统计，至1995年，香港持牌银行共186家，是世界第3个国际银行最多的金融中心，世界最大的100家银行已有85家在港设立分支机构。截至1995年6月底，在港设有办事处的外国公司近4200家，1995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香港的金额达500多亿美元〔3〕。这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香港资本的国际化程度。这种国际化程度在各行各业都有表现。以香港经济的“寒暑表”——房地产业为例：除英资、华资之外，东南亚资本如黄廷芳集团等投资颇为活跃；澳、日资本也以强劲势头入港，日资在1986年至1988年注资约90亿港元，在投资香港地产的亚洲各国和地区中占首位；台湾资本1987年投资房地产约10亿港元，1989年头五个月内即投资15亿港元〔4〕。
我们在强调自由、开放、国际化是香港经济重要特征的同时，还应强调自由开放不仅适合香港的特点和需要，而且也符合资本的本性和外向型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开放是香港经济的灵魂，以自由开放引来外资与设备，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之路。中国政府充分洞悉了这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4 月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完全确认了自由开放这一原则，有力地维护了香港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优势。
二、波浪式经济腾飞
1988年香港地区外贸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1993年外贸总值高达21188亿港元，超过中国内地、印度、印尼等； 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钻石贸易中心、亚洲最大的贸易转口站、世界第三大黄金市场、第四大国际银团贷款地、亚洲保险业中心、国际外汇市场在远东的交易站、世界第七大港、十大国际航空中心之一……这些足以说明香港经济发展势头的强劲。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2%〔5〕， 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很景气的1993年，其经济仍“估计增幅为5 %〔6〕”，香港成为二战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1947～1987 年间，香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加了10倍（按当时价统计， 1947 年约1000港元，1987年则为65785港元）〔7〕，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3 236港元，名列世界第8位，亚洲第2位（仅次于日本）， 赶上许多发达国家，位居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实体的首位。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以外贸为引擎的香港经济一方面有着高度国际化水平；一方面又具有严重对外依赖的特征，这就使香港经济深受国际市场、中国内地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外界的风吹草动，都会给香港经济带来波动或转折，但是香港本身具有优越条件，加上港人的睿智、灵活，因此每遇波动，香港经济总是能够从困境中走出并以强劲的势头前进，于是便产生了下面的特殊现象：经济呈波浪式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四五十年来）。一方面，外界因素可能导致香港经济的停滞甚至是萎缩；但另一方面，这种因素又可以为其经济从简单到复杂、从转口贸易的单一化到制造业、金融业、外贸甚至旅游、房地产业等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提供契机。尽管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会对香港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香港以中国内地为腹地，原料进口更依赖中国内地，因此，尽管它处于港英当局的统治之下〔8〕，但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讲， 中国内地对其有更大影响。以1950年因朝鲜战争而导致的对华禁运为例，当港英当局切断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后，香港在战后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转口贸易锐减：1952年香港外贸总值仅66.78亿港元， 比上年减少26.25亿港元，几乎减少1/3；1954年又降至58.52亿港元， 仅为1951年93.03亿港元的63%。但香港人善于把握时机，很快走出困境， 迈上工业化道路，从1955年开始，外贸总值回升，1960年达98.01亿港元，超过战后最高水平的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也在1954年超过历史最高年份1950年的31.50亿港元。 《香港概论》在评述香港经济时说：“香港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步登天的”，“它在战后40多年来跳跃了三道险滩，每道险滩都曾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仿佛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但是在过滩以后却又柳暗花明。〔9 〕”文中将战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即战后复元阶段和转口贸易恢复阶段（1946～1952）、工业化阶段（1952～1970）、从工业化走向经济多元化阶段（1977～1981）、从经济多元化走向经济转型的阶段（1982年至今），我们仔细观察香港经济发展就会发现，这其中总是会受到某种较大因素的影响造成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然后又峰回路转，寻找到出路而腾飞发展，这就使香港经济发展形成了波浪式状况。我们在分析每个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时会发现它也是波浪式的，而每一个行业的发展亦几乎都有相同的状况。
在分析香港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同时，当然不能忽视外界因素对它的影响。但是，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中国内地因素（如政策及有关援助措施）已成为稳定香港经济重要的力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后，香港经济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三、以金融业为主导的优化组合的经济结构
香港的金融业被称为“百业之首”，这是维持香港经济体系的中流砥柱；同时，第三产业在香港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尤为突出。整个香港经济形成了以这种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而形成的经济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是促进香港经济繁荣发展最为直接的动因（当然，这种动因是优越的条件与投资环境以及人与制度合适配套等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由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或要素，按一定规则组合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根据这一说法，那么构成香港经济结构这一系统的各种产业与行业就是要素（部分），香港社会乃至国际市场则是这一系统存在的外部环境。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那么在经济系统有机性的前提下表述同样意思的措辞就是“优化结构”可产生“功能增殖效应〔10〕”。在香港，一方面，经济系统的统一运作为金融、贸易、旅游各行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各行业相互促进发展又使经济系统整体功能扩大，而促进这一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动力则是：“第一，一个很好的天然港口和国际上最繁忙通道之一的优越位置，使香港的工业能从最廉价的地方买回工业所需原料和其他的进料，同时将产品最广泛出售到世界最相宜的市场；第二，几乎没有停止过来自国内外的投资，包括战后来自上海以及稍后来自其他地方，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投资；第三，拥有勤劳和具有企业精神的人口，为香港提供了富有生产力的劳工和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阶层；第四，结合香港的内外环境，政府在经济上实行‘既有指导又不干预’的政策。这种政策为香港各阶层的人和物质进步的最大相互作用创造了经济和政治条件。〔11〕”在上述动力的推动下，香港的经济结构通过市场机制、政策行政机制等一系列调节机制而形成了一种高度内协调、外适应的经济运作系统，运作过程可以作如下示意：自然条件决定了香港必须以外贸为引擎带动经济的发展并实行自由经济的策略=>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大量资本和原料的不断输入=>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兴起=>政府或企业加大对公共事业（如教育）、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并大力完善设施设备，优化投资环境=>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如教育发展提供了更优质的人才，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原料、产品等输出、输入，同时新兴产业如旅游业、信息业、高新技术日益兴盛=>反过来促进外贸的发展，如此良性循环。
香港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运作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多元化。香港是多个地区性或国际性的中心，这是香港经济多元化的明证。经济多元化是战后香港经济结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在战前，香港经济几乎是单一型的转口贸易经济，甚至在对外贸易构成中，香港产品出口的比例是很小的。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开始工业化，并逐步推行经济多元化的方针：首先是工业多元化，以高利润商品应付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并以市场多元化迎接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工业体的挑战；然后是经济多元化，各行业齐头并驱，加强香港经济支柱。如今，香港经济多元化已更加成熟，各行各业都显出一派生机并相互促进，多元化水平日益提高，如旅游业的兴旺产生了连锁反应，新机场的新建、港澳码头的扩建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店、酒店的繁荣以及由此而更为兴盛的房地产业、建筑业等都与旅游业发展有很大关系。香港每个经济行业内部的多元化特征也很明显，如金融业兴盛就与多国多方的多元化资本有关；而有的经济部门则实行业务多元化，如熊谷组本以建筑业为主，但却兼顾投资房地产、甚至兼营酒店业〔12〕。
在分析了香港经济系统运作之后，我们就会理解地狭资源少的香港为什么会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在整体的经济系统中，一方面各个特定的经济部门或中心的功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功能增强了的单个经济部门的合力又促进了整体经济系统能量的释放。今日香港既是金融、贸易、工业、航运、旅游、信息等多个国际中心，同时市内的商业、房地产、建筑、饮食服务等都很发达。而以上所有行业密切联系，相互配合促进，汇合成一种总体功能，产生出一种巨大吸引力，资本、科技、物资、人才纷纷涌入香港，香港利用自身条件和调节机制合理分配各种经济资源，形成一套完善的资源配置系统，诱发出巨大生产力，造成香港经济日新月异的繁荣局面，这也是亚洲其他“三小龙”所不能比拟的地方。
香港经济如此巨大能量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弹性范围，而强有力的内协调、外适应的机制是香港经济承受经济打击力的最重要的保证。在内部，香港有其完善的行政系统和市场机制，特别是市场，具有“自调性”；在外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中的风风雨雨香港人屡次经历，而处在社会主义中国边缘和资本主义世界夹缝中的特定位置也使香港饱经两种不同制度间政治经济斗争之风霜，加上香港经济对外的严重依赖，其经济机制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长期影响而形成一套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外适应”的功能。
四、浓郁的东方性
香港经济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殖民统治的烙印，英方也极力推行有利于已的政策，但有个客观事实无法改变：香港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在一起，而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构成中，中国人始终占绝对多数。
在历年的香港人口统计中，华人总是占98%左右。无论西方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渗透得多么深入，作为中国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土地上生活的炎黄子孙，其意识形态、经营方式、社会传统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香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内地。早些年港英政府都已承认：“香港主要和中国贸易，故不得不顺应中国习惯”，于是在“1862年采用银元制。中国于1935年放弃银元本位时，香港亦随而改变币制。〔13〕。”香港经济的东方性突出地表面在人的因素上。港人深受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勤劳勇敢、聪颖睿智、富有拼搏的创业精神，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港人还充分吸纳西方文化思想精髓，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既是沉稳又竞争，既重家族又重个人奋斗，既讲伦理又讲物质。多少年来，港人为打破民族屈辱的枷锁，与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如今，在香港经济舞台上，华人已高高站起来，占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以金融业为例，英资凭借特权等因素虽仍占优势但地位已大大下降，与之挑战的华资崛起，原由英资控制的和记黄埔集团、香港电灯集团、九龙仓公司和会德丰集团，先后并入华资，这样在五六十年代控制香港经济的四大英资银行只剩怡和、太古。另据统计，在全球141个拥有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巨富中，香港人占了6个。“世界船王”包玉刚、华人首富李嘉诚等都是响当当的角色。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华人干出来的。这些华人企业在名称、规模、产品特色、经营管理方式上都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
香港与内地日益密切的联系更加深了其东方性。香港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内地的支持。内地长期以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大量主副食品、日用必需品、淡水、工业原料、燃料等，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经济增长，增强了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中国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大宗商品供应者，其中食品占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额的50%，也占香港进口总额的一半；1965年以来，水也成为一项重要进口物资，到1989年已达到6.2亿立方米，占全港年耗水量8.45亿立方米的73.4%〔14〕。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对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方针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使香港与内地关系更为紧密，80年代，中国内地已位居香港进出口及转口贸易三方面之冠，而港商亦纷纷到内地投资设厂，这更加速了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是香港经济在90年代上升的重要因素。实践表明“一国两制”为香港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外有识之士都看出：一方面，香港原有优势既可继续保持；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特别是南中国成为香港腹地的条件更趋成熟，这个腹地所能提供的原料、市场及投资机会，必然会与日俱增。
香港是个特大的经济城市，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它的经济价值，正如鲁平所说：“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在于它的经济价值”，香港为何有如此巨大的经济价值？鲁平又说：“香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充分发挥（着重号为笔者注）一个经济城市的特点。〔15〕”正如此才使香港经济形成一个金融业占主导、第三产业占首要比重、具有“内协调、外适应”功能且弹性大的优化组合的经济结构系统，这一系统中，自由开放是它的灵魂，对外贸易是它的引擎，东方化是它的色彩，波浪式腾飞是它的表象，而要促成这些特征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宏观上完成人与城市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微观上有人与制度的适应配套。
我们期待并坚信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构想会给香港带来更辉煌的前程。举世瞩目的“1997香港回归”即将而至，香港经济的腾飞会更高、更快、更强！
收稿日期：1996—10—22
注释：
〔1〕亚洲四小龙指亚洲战后四个新兴经济实体，即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
〔2〕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39页表《1981～1992年香港人口数》中，1991年香港人口数为5 822 500，1992年中人口数字为5 811 500。（该表说明中指出数字来源于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January1993，另据港府统计处1996年11月5日公布，截止1996年3月，香港人口为621.8万。
〔3〕数据来源：《报刊文摘》（解放日报社），1995年8月24日。
〔4〕〔7〕〔9〕杨奇主编：《香港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2～374页，第6、9页。
〔5 〕周巍：《香港股市的风风雨雨》， 载《外国经济与管理》1993年第9期，第16页。
〔6〕郭玲春：《香港1993 充满信心与期待》，新华社1994年1月3日“台港澳新闻”。
〔8〕1972年3月8日，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会主席的信中认为香港、澳门“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参阅《台湾澳手册》第854页，华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1972年3月10日“黄华备忘录”再次重申了中国的这一立场。1972 年12月1日，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大会通过了把澳门、 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定。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承认了香港的资本主义性质
〔10〕优化结构能产生“整体大（优）于部分之和”（“2＞1 +1”）的增殖效应：反之劣化结构会出现“1+1＜2”的减殖效应。
〔11〕薛风旋：《有限空间的香港工业》，载《港澳研究》1986年创刊号第29页。
〔12〕《熊谷组逐步多元化》，载香港1989年1月28日《信报》。
〔13〕香港政府印务局中文本：《香港1986》，第232页。
〔14〕彭琪瑞、薛风旋、苏泽霖主编：《香港、澳门地区地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5～76页。
〔15〕鲁平：《畅谈97年香港回归祖国景象》，载《港澳信息日报》1994年3月12日。
作者介绍：管敬绪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芜湖，241000
作者：管敬绪方青徐尚平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7年07期
摘要 香港有一个金融业占主导、第三产业占首要比重、具有“内协调、外适应”功能的多元化经济结构系统，自由开放国际化是它的灵魂，对外贸易是它的引擎，东方化是它的色彩，波浪式腾飞是它的表象。形成这些特征在宏观上要完成人与城市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在微观上要有人与制度的适应配套。而我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会更有利于香港经济特征的保持，并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 香港经济 经济发展 经济特征 自由开放 对外贸易波浪式腾飞 东方化
中图法分类号 F126.9
在举世瞩目的1997年，香港的主权将回归中国。
香港是国际经济社会中一颗璀璨的“东方之珠”，弹丸之地却是金融、贸易、轻工制造、旅游、航运、信息等多个国际中心。昔日荒凉无闻的小渔村今日已成为亚洲“四小龙”〔1〕之一和经济大都市。
香港真正的经济起飞是自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香港同胞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依靠自身特殊素质，利用内外部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创造了具有香港特色的“经济奇迹”。
一、自由、开放和国际化的经济模式
这是香港经济的本质所在。现在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开放的自由港。香港（包括九龙和新界）是我国珠江口沿海的一个面积仅1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岛及其周边地区，土地资源极其贫乏，而矿产资源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人口仅600万左右〔2〕。如此一个内部市场狭小的环境必然造成其对外的依赖性，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是：实行比别人更自由、更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大力发展外贸以共同开发这一地区，于是很自然地形成了香港的外向型、国际化的经济特征。这里我们十分强调外贸在这一经济模式中的支柱作用：以外贸带动加工工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而加工工业等各行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外贸的增长。在这一良性循环中，自由、开放和国际化起了巨大的经济杠杆的作用。以外贸输入工业原料制成产品，再出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这样香港经济必然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经济国际化程度亦大大提高。自由、开放使香港有了充分发挥自己机能的余地，被誉为“自由经济的圭臬”。在香港，商品、黄金、外汇、人员等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进出，企业经营自由，同等对待内外地资本。60年代末以后，香港充分发挥船小掉头快的灵活优势，大力发展外贸，紧密地把自己的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起来，其势头咄咄逼人。1938年香港进出口总额12.899亿港元，1958年为75.83亿港元，1967年为192.30亿港元，1979年为1617.71亿港元，1989年为11332.91亿港元，每隔上十年就增长了几倍，经济多元化、国际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各行业提供的国际性服务愈来愈多，国际资本也愈来愈重视对香港的投资，多国多方资本云集香港，据统计，至1995年，香港持牌银行共186家，是世界第3个国际银行最多的金融中心，世界最大的100家银行已有85家在港设立分支机构。截至1995年6月底，在港设有办事处的外国公司近4200家，1995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香港的金额达500多亿美元〔3〕。这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香港资本的国际化程度。这种国际化程度在各行各业都有表现。以香港经济的“寒暑表”——房地产业为例：除英资、华资之外，东南亚资本如黄廷芳集团等投资颇为活跃；澳、日资本也以强劲势头入港，日资在1986年至1988年注资约90亿港元，在投资香港地产的亚洲各国和地区中占首位；台湾资本1987年投资房地产约10亿港元，1989年头五个月内即投资15亿港元〔4〕。
我们在强调自由、开放、国际化是香港经济重要特征的同时，还应强调自由开放不仅适合香港的特点和需要，而且也符合资本的本性和外向型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开放是香港经济的灵魂，以自由开放引来外资与设备，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之路。中国政府充分洞悉了这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4 月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完全确认了自由开放这一原则，有力地维护了香港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优势。
二、波浪式经济腾飞
1988年香港地区外贸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1993年外贸总值高达21188亿港元，超过中国内地、印度、印尼等； 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钻石贸易中心、亚洲最大的贸易转口站、世界第三大黄金市场、第四大国际银团贷款地、亚洲保险业中心、国际外汇市场在远东的交易站、世界第七大港、十大国际航空中心之一……这些足以说明香港经济发展势头的强劲。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2%〔5〕， 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很景气的1993年，其经济仍“估计增幅为5 %〔6〕”，香港成为二战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1947～1987 年间，香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加了10倍（按当时价统计， 1947 年约1000港元，1987年则为65785港元）〔7〕，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3 236港元，名列世界第8位，亚洲第2位（仅次于日本）， 赶上许多发达国家，位居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实体的首位。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以外贸为引擎的香港经济一方面有着高度国际化水平；一方面又具有严重对外依赖的特征，这就使香港经济深受国际市场、中国内地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外界的风吹草动，都会给香港经济带来波动或转折，但是香港本身具有优越条件，加上港人的睿智、灵活，因此每遇波动，香港经济总是能够从困境中走出并以强劲的势头前进，于是便产生了下面的特殊现象：经济呈波浪式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四五十年来）。一方面，外界因素可能导致香港经济的停滞甚至是萎缩；但另一方面，这种因素又可以为其经济从简单到复杂、从转口贸易的单一化到制造业、金融业、外贸甚至旅游、房地产业等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提供契机。尽管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会对香港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香港以中国内地为腹地，原料进口更依赖中国内地，因此，尽管它处于港英当局的统治之下〔8〕，但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讲， 中国内地对其有更大影响。以1950年因朝鲜战争而导致的对华禁运为例，当港英当局切断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后，香港在战后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转口贸易锐减：1952年香港外贸总值仅66.78亿港元， 比上年减少26.25亿港元，几乎减少1/3；1954年又降至58.52亿港元， 仅为1951年93.03亿港元的63%。但香港人善于把握时机，很快走出困境， 迈上工业化道路，从1955年开始，外贸总值回升，1960年达98.01亿港元，超过战后最高水平的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也在1954年超过历史最高年份1950年的31.50亿港元。 《香港概论》在评述香港经济时说：“香港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步登天的”，“它在战后40多年来跳跃了三道险滩，每道险滩都曾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仿佛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但是在过滩以后却又柳暗花明。〔9 〕”文中将战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即战后复元阶段和转口贸易恢复阶段（1946～1952）、工业化阶段（1952～1970）、从工业化走向经济多元化阶段（1977～1981）、从经济多元化走向经济转型的阶段（1982年至今），我们仔细观察香港经济发展就会发现，这其中总是会受到某种较大因素的影响造成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然后又峰回路转，寻找到出路而腾飞发展，这就使香港经济发展形成了波浪式状况。我们在分析每个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时会发现它也是波浪式的，而每一个行业的发展亦几乎都有相同的状况。
在分析香港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同时，当然不能忽视外界因素对它的影响。但是，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中国内地因素（如政策及有关援助措施）已成为稳定香港经济重要的力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后，香港经济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三、以金融业为主导的优化组合的经济结构
香港的金融业被称为“百业之首”，这是维持香港经济体系的中流砥柱；同时，第三产业在香港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尤为突出。整个香港经济形成了以这种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而形成的经济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是促进香港经济繁荣发展最为直接的动因（当然，这种动因是优越的条件与投资环境以及人与制度合适配套等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由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或要素，按一定规则组合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根据这一说法，那么构成香港经济结构这一系统的各种产业与行业就是要素（部分），香港社会乃至国际市场则是这一系统存在的外部环境。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那么在经济系统有机性的前提下表述同样意思的措辞就是“优化结构”可产生“功能增殖效应〔10〕”。在香港，一方面，经济系统的统一运作为金融、贸易、旅游各行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各行业相互促进发展又使经济系统整体功能扩大，而促进这一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动力则是：“第一，一个很好的天然港口和国际上最繁忙通道之一的优越位置，使香港的工业能从最廉价的地方买回工业所需原料和其他的进料，同时将产品最广泛出售到世界最相宜的市场；第二，几乎没有停止过来自国内外的投资，包括战后来自上海以及稍后来自其他地方，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投资；第三，拥有勤劳和具有企业精神的人口，为香港提供了富有生产力的劳工和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阶层；第四，结合香港的内外环境，政府在经济上实行‘既有指导又不干预’的政策。这种政策为香港各阶层的人和物质进步的最大相互作用创造了经济和政治条件。〔11〕”在上述动力的推动下，香港的经济结构通过市场机制、政策行政机制等一系列调节机制而形成了一种高度内协调、外适应的经济运作系统，运作过程可以作如下示意：自然条件决定了香港必须以外贸为引擎带动经济的发展并实行自由经济的策略=>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大量资本和原料的不断输入=>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兴起=>政府或企业加大对公共事业（如教育）、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并大力完善设施设备，优化投资环境=>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如教育发展提供了更优质的人才，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原料、产品等输出、输入，同时新兴产业如旅游业、信息业、高新技术日益兴盛=>反过来促进外贸的发展，如此良性循环。
香港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运作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多元化。香港是多个地区性或国际性的中心，这是香港经济多元化的明证。经济多元化是战后香港经济结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在战前，香港经济几乎是单一型的转口贸易经济，甚至在对外贸易构成中，香港产品出口的比例是很小的。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开始工业化，并逐步推行经济多元化的方针：首先是工业多元化，以高利润商品应付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并以市场多元化迎接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工业体的挑战；然后是经济多元化，各行业齐头并驱，加强香港经济支柱。如今，香港经济多元化已更加成熟，各行各业都显出一派生机并相互促进，多元化水平日益提高，如旅游业的兴旺产生了连锁反应，新机场的新建、港澳码头的扩建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店、酒店的繁荣以及由此而更为兴盛的房地产业、建筑业等都与旅游业发展有很大关系。香港每个经济行业内部的多元化特征也很明显，如金融业兴盛就与多国多方的多元化资本有关；而有的经济部门则实行业务多元化，如熊谷组本以建筑业为主，但却兼顾投资房地产、甚至兼营酒店业〔12〕。
在分析了香港经济系统运作之后，我们就会理解地狭资源少的香港为什么会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在整体的经济系统中，一方面各个特定的经济部门或中心的功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功能增强了的单个经济部门的合力又促进了整体经济系统能量的释放。今日香港既是金融、贸易、工业、航运、旅游、信息等多个国际中心，同时市内的商业、房地产、建筑、饮食服务等都很发达。而以上所有行业密切联系，相互配合促进，汇合成一种总体功能，产生出一种巨大吸引力，资本、科技、物资、人才纷纷涌入香港，香港利用自身条件和调节机制合理分配各种经济资源，形成一套完善的资源配置系统，诱发出巨大生产力，造成香港经济日新月异的繁荣局面，这也是亚洲其他“三小龙”所不能比拟的地方。
香港经济如此巨大能量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弹性范围，而强有力的内协调、外适应的机制是香港经济承受经济打击力的最重要的保证。在内部，香港有其完善的行政系统和市场机制，特别是市场，具有“自调性”；在外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中的风风雨雨香港人屡次经历，而处在社会主义中国边缘和资本主义世界夹缝中的特定位置也使香港饱经两种不同制度间政治经济斗争之风霜，加上香港经济对外的严重依赖，其经济机制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长期影响而形成一套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外适应”的功能。
四、浓郁的东方性
香港经济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殖民统治的烙印，英方也极力推行有利于已的政策，但有个客观事实无法改变：香港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在一起，而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构成中，中国人始终占绝对多数。
在历年的香港人口统计中，华人总是占98%左右。无论西方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渗透得多么深入，作为中国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土地上生活的炎黄子孙，其意识形态、经营方式、社会传统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香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内地。早些年港英政府都已承认：“香港主要和中国贸易，故不得不顺应中国习惯”，于是在“1862年采用银元制。中国于1935年放弃银元本位时，香港亦随而改变币制。〔13〕。”香港经济的东方性突出地表面在人的因素上。港人深受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勤劳勇敢、聪颖睿智、富有拼搏的创业精神，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港人还充分吸纳西方文化思想精髓，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既是沉稳又竞争，既重家族又重个人奋斗，既讲伦理又讲物质。多少年来，港人为打破民族屈辱的枷锁，与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如今，在香港经济舞台上，华人已高高站起来，占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以金融业为例，英资凭借特权等因素虽仍占优势但地位已大大下降，与之挑战的华资崛起，原由英资控制的和记黄埔集团、香港电灯集团、九龙仓公司和会德丰集团，先后并入华资，这样在五六十年代控制香港经济的四大英资银行只剩怡和、太古。另据统计，在全球141个拥有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巨富中，香港人占了6个。“世界船王”包玉刚、华人首富李嘉诚等都是响当当的角色。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华人干出来的。这些华人企业在名称、规模、产品特色、经营管理方式上都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
香港与内地日益密切的联系更加深了其东方性。香港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内地的支持。内地长期以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大量主副食品、日用必需品、淡水、工业原料、燃料等，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经济增长，增强了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中国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大宗商品供应者，其中食品占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额的50%，也占香港进口总额的一半；1965年以来，水也成为一项重要进口物资，到1989年已达到6.2亿立方米，占全港年耗水量8.45亿立方米的73.4%〔14〕。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对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方针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使香港与内地关系更为紧密，80年代，中国内地已位居香港进出口及转口贸易三方面之冠，而港商亦纷纷到内地投资设厂，这更加速了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是香港经济在90年代上升的重要因素。实践表明“一国两制”为香港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外有识之士都看出：一方面，香港原有优势既可继续保持；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特别是南中国成为香港腹地的条件更趋成熟，这个腹地所能提供的原料、市场及投资机会，必然会与日俱增。
香港是个特大的经济城市，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它的经济价值，正如鲁平所说：“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在于它的经济价值”，香港为何有如此巨大的经济价值？鲁平又说：“香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充分发挥（着重号为笔者注）一个经济城市的特点。〔15〕”正如此才使香港经济形成一个金融业占主导、第三产业占首要比重、具有“内协调、外适应”功能且弹性大的优化组合的经济结构系统，这一系统中，自由开放是它的灵魂，对外贸易是它的引擎，东方化是它的色彩，波浪式腾飞是它的表象，而要促成这些特征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宏观上完成人与城市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微观上有人与制度的适应配套。
我们期待并坚信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构想会给香港带来更辉煌的前程。举世瞩目的“1997香港回归”即将而至，香港经济的腾飞会更高、更快、更强！
收稿日期：1996—10—22
注释：
〔1〕亚洲四小龙指亚洲战后四个新兴经济实体，即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
〔2〕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39页表《1981～1992年香港人口数》中，1991年香港人口数为5 822 500，1992年中人口数字为5 811 500。（该表说明中指出数字来源于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January1993，另据港府统计处1996年11月5日公布，截止1996年3月，香港人口为621.8万。
〔3〕数据来源：《报刊文摘》（解放日报社），1995年8月24日。
〔4〕〔7〕〔9〕杨奇主编：《香港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2～374页，第6、9页。
〔5 〕周巍：《香港股市的风风雨雨》， 载《外国经济与管理》1993年第9期，第16页。
〔6〕郭玲春：《香港1993 充满信心与期待》，新华社1994年1月3日“台港澳新闻”。
〔8〕1972年3月8日，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会主席的信中认为香港、澳门“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参阅《台湾澳手册》第854页，华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1972年3月10日“黄华备忘录”再次重申了中国的这一立场。1972 年12月1日，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大会通过了把澳门、 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定。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承认了香港的资本主义性质
〔10〕优化结构能产生“整体大（优）于部分之和”（“2＞1 +1”）的增殖效应：反之劣化结构会出现“1+1＜2”的减殖效应。
〔11〕薛风旋：《有限空间的香港工业》，载《港澳研究》1986年创刊号第29页。
〔12〕《熊谷组逐步多元化》，载香港1989年1月28日《信报》。
〔13〕香港政府印务局中文本：《香港1986》，第232页。
〔14〕彭琪瑞、薛风旋、苏泽霖主编：《香港、澳门地区地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5～76页。
〔15〕鲁平：《畅谈97年香港回归祖国景象》，载《港澳信息日报》1994年3月12日。
作者介绍：管敬绪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芜湖，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