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公元前四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毋庸置疑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在伊拉克南部，若干个极富活力的农村群体在几百时间年内创建了城市文明，不仅发明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开辟了看待世界和规划世界的新方式。在戈登柴尔德30年代人们将其称为？？城市改革？？，它与考古文献中的瓦尔卡遗址有着紧密联系。瓦尔卡，就是古城乌鲁克，这个城市名被同时用于命名一个时期和一种文化，即乌鲁克文化（从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3100年）。 苏美尔城位于关系和贸易大型网络中心，这张大网的发展与美索不达米亚世界的变迁紧密相关：经过长期对几个大型遗址尤其是伊拉克遗址的研究，城市起源研究如今能更好地衡量苏美尔人自“史前”结束以来与周边邻居发展的关系网规模。约公元前四千年，他们在叙利亚建立了殖民地，对从尼罗河河谷到伊朗平原都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以致于我们今天称其为“乌鲁克世界体系”;在公元前三千年，约公元前2250年，叙利亚也经历了城市化，我们有时候称其为“第二次城市化改革”，用来强调这次城市化比东部的苏美尔国家城市化要来的晚并受到其影响。 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故乡。 关系网络的发展是城市起源的最佳特征，今天我们不再仅仅通过历史古迹和城墙的再现或人口高度集中来判断城市化进程。当然，生活在约公元前2600年的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故乡，乌鲁克，在该国王诞生500年前就是一个重要中心，面积约达250公顷，相当于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大小。它展现了一个古迹中心，包含两部分：在一座阶梯式古塔的南侧，有埃安纳居民区的古老房屋，另外，在另一建筑物的西侧，是苏美尔神安努的古代巴比伦带星象台的庙塔古迹（用于祝圣的美索不达米亚建筑，比如通天塔）。 这里是官府，配备有接待场所，在接待场所的地上有一些粘土板，记载了发生在该地区的行政事件。让乌鲁克成为城市的不是它的规模，而是其建筑等级划分制度的出现，尤其是一些建筑集中专供政治或宗教，作家，文人活动。在这些区域中搜集了5400篇文本，大部分可数文本以“楔形”文字书写，数量约达1900份。 建筑空间等级划分已在另一乌鲁克遗址中进行研究，该遗址在70年代被德国挖掘出来：哈布巴卡比哈（Habuba Kabira）。该遗址给世人展现了著名城市最古老的平面图。这座城市先后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在第二阶段过程中，它的面积从6公顷扩展到10公顷，配备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全段用壁龛装饰的垂直城墙。3.3米的高墙每隔13.5米突出约2米来巩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按照提前设计的项目进行的城市规划工程。 在哈布巴，房屋一个挨一个紧密连接，建筑通过等级划分街道网络来灌溉。平面图本身并非笔直相交，但是我们可以辩认出一条南北走向轴线，该轴线向北弯曲，以及一些东西走向轴线，这些轴线在城市大门处连接南北轴线。在这些轴线上，街道胡同纵横交错。主街道是砾石表面。 很多私人住宅按照三方平面图建造（狭窄的房间毗邻中央空间），这些房子中最大的房子配备有庭院，庭院两边是宽敞的房间。房子的地面上发现有大量陶瓷材料，尤其是一些盖满印章的粘土小球和粘土板。哈布巴卡比哈居民的物质文化与乌鲁克人民的物质文化相似，居民点可从官府进行俯瞰，可发现官府的两个大三方建筑物和一个接待厅，与乌鲁克的建筑极其相似。这是城市的政治中心，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乌鲁克的文化影响延伸到土耳其东部，在那里原始城市大型中心得到发展，比如亚斯兰力（Arslan Tepe）。 苏美尔城市是关系网络的核心：这是一个与腹地相连接并与腹地保持多重关系的经济中心。哈布巴卡比哈是幼发拉底河河谷中游区域乌鲁克设施系列中最大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群，远离河流主要渠道保护其免受洪水伤害，可控制并开发河谷：通常在低地处种植，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在高原低地种植。这些建筑群还沿河控制物质和人员流通。 城市，区域经济中心。 乌鲁克是沿着幼发拉底河河道的村庄和小城镇重要网络的活动中心。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中心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上游村庄的农业资源。谷物通过河道到达城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道的密集网络，于公元前四千年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是苏美尔国家的生命线：在文本中被称为“有生命的国家”是一片被水灌溉的土地，在今天已经变成干涸之地的区域仍清晰可见灌溉河道的脉络。这些河道用于灌溉，也用于运输堆积在城市中心粮仓中的谷物。在那里，大户苏美尔家庭按照比例重新给手工艺人和从事不同生产的专业人员分配谷物。 城市的改革依赖于专业人员和分化社会人员的来临。手工业的发展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公元前六千年以来长时间劳作的结果。史前陶瓷业往往是出于复杂的原因在家里手工装饰，可能是出于妇女之手。我们观察到从公元前4500年以来的重大变迁：标准化形状发展，涂料装饰的简化，然后消失，花瓶的旋转制造。所有陶瓷生产操作链的产生都是为了适应新的需求：食物的比例分配使得碗的系列生产变得有必要，接着是粗打磨的盆，在某些遗迹中这些盆占出土陶器总量的60%。打磨或削过的盆在堆满削器和窖炉车间的手工艺中心烧制过。 不断多样化的不同形状的陶器以及记载在粘土板上的陶器清单，表明全新经济行业的发展：奶产品的开发与转化，啤酒和葡萄酒的生产，这些是农产食品加工业改革的标志，农产食品加工业的改革以其范围之广与新石器改革同样重要。本次农业革命与灌溉农作物产品有关，也与畜牧业相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千块印章印记展现了从公元前四千年初期开始手工制作的场景，尤其是纺织生产场景。从那时起，基本以亚麻为主的生产向羊毛生产转变，羊毛来自于在苏美尔国家沼泽甚至在美索不达米亚高原草原上吃草的成群家畜，我们可以估计在公元前三千年末期在苏美尔国有535000头羊，吉尔苏或乌尔城市分别雇佣15000名和13000名从事纺织生产的妇女。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把城市化改革与人口增长联系在一起，苏美尔国家的农业产量使得人口增长变得可能。但这是城市诞生的唯一原因吗？ 充满活力的政治文化中心。 多种因素被用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这种现象：尤其是灌溉农业的发展。这需要人与人之间更高的协调性，人们被越来越强制的机构的监管着：这就涉及到了东方专制主义。苏美尔灌溉网络的发展事实上并非以摆脱繁重工作为目的，因为公元前四千年和三千年就已存在多种渠道，使得灌溉变得相对简单。灌溉农业日益发展，直到后来公元前三千年末期整个河流体系被国家控制。但这是末期发展。 在首批城市出现的时候，自然环境条件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但有待商榷的作用：处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处支流上，苏美尔城市以有限的人工劳力为代价来开发广袤的三角洲生态系统中极其珍贵的资源，三角洲提供丰富的鱼类资源，芦苇和灌溉用水。在当时，波斯湾沿岸处于内陆200公里，最东南部的苏美尔城市位于环礁湖之上。另外，我们认为季风降雨直到约公元前3500年影响着苏美尔国家。相反地，从那时起，现在的气候条件-极度干燥-开始形成，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化促进了对人口的控制。干旱使得用于农作物灌溉的农田锐减。 不管新居民的到来在这个进程中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城市诞生以及人口大幅增长与从公元前4300年开始在伊拉克南部经过几百年时间日益成熟的集体组织的存在息息相关。农村群体社会组织适应了灌溉农业的要求。我们发现大家族的房子具有公元前五千年的领袖结构。人们经常讨论宗教在监管中起到的作用。历史古迹建筑的出现得到不同解读：这是寺庙，聚会地，还是领袖家族居所？他们通过制度化的宗教来加强权利吗？总而言之，伊拉克的这部分地区确实是“社会牢笼”：我们可以看到，可居住环境缩小，与农业收成相关的人口增长引起了重大问题。这种人口增长只在局部地区引起了殖民运动，比如希腊。由人口密集引起的社会问题首先在城市发展中得到解决：约公元前3000年，在一个国土面积相当于瑞士的土地上，一系列国家（约15个）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三大河道开发网络的每一部分。这些国家不是国家城市，正如我们接下来会频繁用到的一样，而是一些包含好几个城市中心的具有不同功能的微型国家。苏美尔国家比如拉加什，在约公元前2550年，沿着底格里斯河好几条河道，长度达65公里，开垦了约2000平方公里的灌溉土地（表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呈现出25个城镇，40个村庄以及3个大城市：政治中心拉加什，宗教中心吉尔苏，以及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河流环礁湖之上的港口。在东北部与最近的邻国边界长度达45公里，为了控制可灌溉土地，它与邻国经常产生冲突。 苏美尔：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 尽管有很多冲突，这些国家之间关系密切，它们拥有同样深厚的文化认同感，体现在锲形文字以及同种语言的使用上：苏美尔语：约公元前3000年，存在刻有主要城市的符号的印章，用于表示某些产品流通控制联盟。归属于政治团体，苏美尔人萌生了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这种想法源于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并且他们认为上天注定世界上其它种族是用来服务它们的城市的。这些城市对我们提到过的经济体系中的商品进行贸易，尤其是纺织品，用来交换伊拉克南部缺乏的原材料，特别是木材，宝石和金属。 另一个城市乌尔位于一条网络源头的波斯湾上，这条网络延伸到印度河，在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内陆贸易区重新分配商品。苏美尔贵族象征性地建立政权，将奢侈品占为己有，这些奢侈品在乌尔皇家墓地中被挖掘出来。苏美尔城市推动了海上及河上贸易的诞生。如果说乌尔是苏美尔国家海港，马伊就是河港之一：在公元前2900年，一个新的环型城市（面积250公顷）建立在幼发拉底河河谷，以便控制河上贸易以及土耳其铜器进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座城市也变成了铜器加工和再出口中心，正如在让・马尔盖龙带领下在城市手工区正在进行的挖掘项目显示的那样。马伊成为国家中心，这个国家沿着幼发拉底河延伸了150公里。它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传播的主要驿站。2002年在该手工区发掘出最古老的时钟轮表明了那里的生产多样性，也表明了可能产生于苏美尔国家的科技被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高原草原上。约公元前2500年，这些城市经历了城市改革：“第二代”城市不再与河道相关，但与陆地贸易相关，使得二轮或四轮车的使用成为可能。 这些城市如今更加出名。除了马伊，两个中心值得深入研究：一个是位于叙利亚西部的埃布拉，另一个是叙利亚东北部的泰尔贝达（Tell Beydar）古迹。作为贸易和管理中心，这些位于叙利亚大草原上的城市依赖于另一种经济基础：半游牧畜牧经济。这些城市面积从来不会超过100公顷，然而乌鲁克，在公元前三千年时达到550公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化改革的规模有待考证。在约公元前3500年，第一个城市是与两条河流平原的演变和治理有关复杂的社会及生态变迁的结果。在约公元前2550年，第二个城市是适应于叙利亚大草原并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部城市紧密相关的农牧业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第二次”改革。正如像在世界上其它经历过初始城市化的地方一样，比如瓦哈卡河谷和美洲的玛雅国，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变成了城市群，建立在极其脆弱的社会生态平衡之上。伊拉克南部土地的过度开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河道的分离，河流三角洲不可避免的延伸，为了地理中心位置更优越，逐渐毁坏了苏美尔城市，就像巴比伦或阿舒尔那样。 注：原文作者：帕斯卡尔・布特林，古代世界历史与考古学讲师，法国凡尔赛-圣-康丁-伊夫利纳大学，URMED实验室。近期发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原城市时期. 中东乌鲁克时期的接触与同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
生在公元前四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毋庸置疑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在伊拉克南部，若干个极富活力的农村群体在几百时间年内创建了城市文明，不仅发明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开辟了看待世界和规划世界的新方式。在戈登柴尔德30年代人们将其称为？？城市改革？？，它与考古文献中的瓦尔卡遗址有着紧密联系。瓦尔卡，就是古城乌鲁克，这个城市名被同时用于命名一个时期和一种文化，即乌鲁克文化（从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3100年）。 苏美尔城位于关系和贸易大型网络中心，这张大网的发展与美索不达米亚世界的变迁紧密相关：经过长期对几个大型遗址尤其是伊拉克遗址的研究，城市起源研究如今能更好地衡量苏美尔人自“史前”结束以来与周边邻居发展的关系网规模。约公元前四千年，他们在叙利亚建立了殖民地，对从尼罗河河谷到伊朗平原都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以致于我们今天称其为“乌鲁克世界体系”;在公元前三千年，约公元前2250年，叙利亚也经历了城市化，我们有时候称其为“第二次城市化改革”，用来强调这次城市化比东部的苏美尔国家城市化要来的晚并受到其影响。 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故乡。 关系网络的发展是城市起源的最佳特征，今天我们不再仅仅通过历史古迹和城墙的再现或人口高度集中来判断城市化进程。当然，生活在约公元前2600年的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故乡，乌鲁克，在该国王诞生500年前就是一个重要中心，面积约达250公顷，相当于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大小。它展现了一个古迹中心，包含两部分：在一座阶梯式古塔的南侧，有埃安纳居民区的古老房屋，另外，在另一建筑物的西侧，是苏美尔神安努的古代巴比伦带星象台的庙塔古迹（用于祝圣的美索不达米亚建筑，比如通天塔）。 这里是官府，配备有接待场所，在接待场所的地上有一些粘土板，记载了发生在该地区的行政事件。让乌鲁克成为城市的不是它的规模，而是其建筑等级划分制度的出现，尤其是一些建筑集中专供政治或宗教，作家，文人活动。在这些区域中搜集了5400篇文本，大部分可数文本以“楔形”文字书写，数量约达1900份。 建筑空间等级划分已在另一乌鲁克遗址中进行研究，该遗址在70年代被德国挖掘出来：哈布巴卡比哈（Habuba Kabira）。该遗址给世人展现了著名城市最古老的平面图。这座城市先后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在第二阶段过程中，它的面积从6公顷扩展到10公顷，配备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全段用壁龛装饰的垂直城墙。3.3米的高墙每隔13.5米突出约2米来巩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按照提前设计的项目进行的城市规划工程。 在哈布巴，房屋一个挨一个紧密连接，建筑通过等级划分街道网络来灌溉。平面图本身并非笔直相交，但是我们可以辩认出一条南北走向轴线，该轴线向北弯曲，以及一些东西走向轴线，这些轴线在城市大门处连接南北轴线。在这些轴线上，街道胡同纵横交错。主街道是砾石表面。 很多私人住宅按照三方平面图建造（狭窄的房间毗邻中央空间），这些房子中最大的房子配备有庭院，庭院两边是宽敞的房间。房子的地面上发现有大量陶瓷材料，尤其是一些盖满印章的粘土小球和粘土板。哈布巴卡比哈居民的物质文化与乌鲁克人民的物质文化相似，居民点可从官府进行俯瞰，可发现官府的两个大三方建筑物和一个接待厅，与乌鲁克的建筑极其相似。这是城市的政治中心，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乌鲁克的文化影响延伸到土耳其东部，在那里原始城市大型中心得到发展，比如亚斯兰力（Arslan Tepe）。 苏美尔城市是关系网络的核心：这是一个与腹地相连接并与腹地保持多重关系的经济中心。哈布巴卡比哈是幼发拉底河河谷中游区域乌鲁克设施系列中最大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群，远离河流主要渠道保护其免受洪水伤害，可控制并开发河谷：通常在低地处种植，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在高原低地种植。这些建筑群还沿河控制物质和人员流通。 城市，区域经济中心。 乌鲁克是沿着幼发拉底河河道的村庄和小城镇重要网络的活动中心。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中心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上游村庄的农业资源。谷物通过河道到达城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道的密集网络，于公元前四千年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是苏美尔国家的生命线：在文本中被称为“有生命的国家”是一片被水灌溉的土地，在今天已经变成干涸之地的区域仍清晰可见灌溉河道的脉络。这些河道用于灌溉，也用于运输堆积在城市中心粮仓中的谷物。在那里，大户苏美尔家庭按照比例重新给手工艺人和从事不同生产的专业人员分配谷物。 城市的改革依赖于专业人员和分化社会人员的来临。手工业的发展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公元前六千年以来长时间劳作的结果。史前陶瓷业往往是出于复杂的原因在家里手工装饰，可能是出于妇女之手。我们观察到从公元前4500年以来的重大变迁：标准化形状发展，涂料装饰的简化，然后消失，花瓶的旋转制造。所有陶瓷生产操作链的产生都是为了适应新的需求：食物的比例分配使得碗的系列生产变得有必要，接着是粗打磨的盆，在某些遗迹中这些盆占出土陶器总量的60%。打磨或削过的盆在堆满削器和窖炉车间的手工艺中心烧制过。 不断多样化的不同形状的陶器以及记载在粘土板上的陶器清单，表明全新经济行业的发展：奶产品的开发与转化，啤酒和葡萄酒的生产，这些是农产食品加工业改革的标志，农产食品加工业的改革以其范围之广与新石器改革同样重要。本次农业革命与灌溉农作物产品有关，也与畜牧业相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千块印章印记展现了从公元前四千年初期开始手工制作的场景，尤其是纺织生产场景。从那时起，基本以亚麻为主的生产向羊毛生产转变，羊毛来自于在苏美尔国家沼泽甚至在美索不达米亚高原草原上吃草的成群家畜，我们可以估计在公元前三千年末期在苏美尔国有535000头羊，吉尔苏或乌尔城市分别雇佣15000名和13000名从事纺织生产的妇女。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把城市化改革与人口增长联系在一起，苏美尔国家的农业产量使得人口增长变得可能。但这是城市诞生的唯一原因吗？ 充满活力的政治文化中心。 多种因素被用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这种现象：尤其是灌溉农业的发展。这需要人与人之间更高的协调性，人们被越来越强制的机构的监管着：这就涉及到了东方专制主义。苏美尔灌溉网络的发展事实上并非以摆脱繁重工作为目的，因为公元前四千年和三千年就已存在多种渠道，使得灌溉变得相对简单。灌溉农业日益发展，直到后来公元前三千年末期整个河流体系被国家控制。但这是末期发展。 在首批城市出现的时候，自然环境条件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但有待商榷的作用：处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处支流上，苏美尔城市以有限的人工劳力为代价来开发广袤的三角洲生态系统中极其珍贵的资源，三角洲提供丰富的鱼类资源，芦苇和灌溉用水。在当时，波斯湾沿岸处于内陆200公里，最东南部的苏美尔城市位于环礁湖之上。另外，我们认为季风降雨直到约公元前3500年影响着苏美尔国家。相反地，从那时起，现在的气候条件-极度干燥-开始形成，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化促进了对人口的控制。干旱使得用于农作物灌溉的农田锐减。 不管新居民的到来在这个进程中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城市诞生以及人口大幅增长与从公元前4300年开始在伊拉克南部经过几百年时间日益成熟的集体组织的存在息息相关。农村群体社会组织适应了灌溉农业的要求。我们发现大家族的房子具有公元前五千年的领袖结构。人们经常讨论宗教在监管中起到的作用。历史古迹建筑的出现得到不同解读：这是寺庙，聚会地，还是领袖家族居所？他们通过制度化的宗教来加强权利吗？总而言之，伊拉克的这部分地区确实是“社会牢笼”：我们可以看到，可居住环境缩小，与农业收成相关的人口增长引起了重大问题。这种人口增长只在局部地区引起了殖民运动，比如希腊。由人口密集引起的社会问题首先在城市发展中得到解决：约公元前3000年，在一个国土面积相当于瑞士的土地上，一系列国家（约15个）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三大河道开发网络的每一部分。这些国家不是国家城市，正如我们接下来会频繁用到的一样，而是一些包含好几个城市中心的具有不同功能的微型国家。苏美尔国家比如拉加什，在约公元前2550年，沿着底格里斯河好几条河道，长度达65公里，开垦了约2000平方公里的灌溉土地（表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呈现出25个城镇，40个村庄以及3个大城市：政治中心拉加什，宗教中心吉尔苏，以及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河流环礁湖之上的港口。在东北部与最近的邻国边界长度达45公里，为了控制可灌溉土地，它与邻国经常产生冲突。 苏美尔：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 尽管有很多冲突，这些国家之间关系密切，它们拥有同样深厚的文化认同感，体现在锲形文字以及同种语言的使用上：苏美尔语：约公元前3000年，存在刻有主要城市的符号的印章，用于表示某些产品流通控制联盟。归属于政治团体，苏美尔人萌生了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这种想法源于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并且他们认为上天注定世界上其它种族是用来服务它们的城市的。这些城市对我们提到过的经济体系中的商品进行贸易，尤其是纺织品，用来交换伊拉克南部缺乏的原材料，特别是木材，宝石和金属。 另一个城市乌尔位于一条网络源头的波斯湾上，这条网络延伸到印度河，在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内陆贸易区重新分配商品。苏美尔贵族象征性地建立政权，将奢侈品占为己有，这些奢侈品在乌尔皇家墓地中被挖掘出来。苏美尔城市推动了海上及河上贸易的诞生。如果说乌尔是苏美尔国家海港，马伊就是河港之一：在公元前2900年，一个新的环型城市（面积250公顷）建立在幼发拉底河河谷，以便控制河上贸易以及土耳其铜器进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座城市也变成了铜器加工和再出口中心，正如在让・马尔盖龙带领下在城市手工区正在进行的挖掘项目显示的那样。马伊成为国家中心，这个国家沿着幼发拉底河延伸了150公里。它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传播的主要驿站。2002年在该手工区发掘出最古老的时钟轮表明了那里的生产多样性，也表明了可能产生于苏美尔国家的科技被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高原草原上。约公元前2500年，这些城市经历了城市改革：“第二代”城市不再与河道相关，但与陆地贸易相关，使得二轮或四轮车的使用成为可能。 这些城市如今更加出名。除了马伊，两个中心值得深入研究：一个是位于叙利亚西部的埃布拉，另一个是叙利亚东北部的泰尔贝达（Tell Beydar）古迹。作为贸易和管理中心，这些位于叙利亚大草原上的城市依赖于另一种经济基础：半游牧畜牧经济。这些城市面积从来不会超过100公顷，然而乌鲁克，在公元前三千年时达到550公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化改革的规模有待考证。在约公元前3500年，第一个城市是与两条河流平原的演变和治理有关复杂的社会及生态变迁的结果。在约公元前2550年，第二个城市是适应于叙利亚大草原并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部城市紧密相关的农牧业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第二次”改革。正如像在世界上其它经历过初始城市化的地方一样，比如瓦哈卡河谷和美洲的玛雅国，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变成了城市群，建立在极其脆弱的社会生态平衡之上。伊拉克南部土地的过度开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河道的分离，河流三角洲不可避免的延伸，为了地理中心位置更优越，逐渐毁坏了苏美尔城市，就像巴比伦或阿舒尔那样。 注：原文作者：帕斯卡尔・布特林，古代世界历史与考古学讲师，法国凡尔赛-圣-康丁-伊夫利纳大学，URMED实验室。近期发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原城市时期. 中东乌鲁克时期的接触与同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