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法治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这一工程重要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无疑是富于挑战性的。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法制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由来和内涵的不断丰富。我国追求法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从古代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到儒法合流，体现出了封建时代法制的基本特点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公开规定不平等。晚清时代，我国开始有了宪法。至近代孙中山倡导民主共和，提出“民主、民生、民权”，是追求现代民主法治的初步探索。 我党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建国后，法制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探索和实践民主和法制的过程，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和习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一五”普法正式启动，开始了全民的法制启蒙教育。 从1991年到1995年开展的“二五”普法，其显著特色是专业法的普及。宪法和两百多部基本法、专业法的普及，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一次历史性升华和飞跃，更是我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三五”普法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向依法治理的延伸。 “四五”普法提出了“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工作目标，即努力实现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提高全社会法治化水平。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全民普法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基于对法治规律的深刻认识。 四个五年普法，总的趋势是普法逐渐向纵深发展，向依法治理延伸，其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渐提高，领域不断拓展，影响更加深远，推进法治成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弄清了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法治国家，以及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国家，但在实践中普及、提高与探索的道路仍会是曲折的。 如何理解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现实必要性和长期性呢？ 《法治的渊源》一书中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只有获得法律的有力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实行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过程是一个包含了人类的法律思想、行为乃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实现法治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法律观念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决不是实现法治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实现法治并使现代化法治长期发展的基本的先决条件。法律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中共中央将依法治国，写入党章，写入宪法，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人真正开始法治的进程是短暂的，没有中国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法律信仰的树立，依法治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的确，法律不是可以普及的东西，但不应作为不需要普法的塞责。普法并不要求把老百姓都培养成法律人，而仅仅是让其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具备，自己权利被侵犯时浑然不知，违法时当头一棒，这样让他们知法的成本太高。大力普法，提高民众法律意识，仍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尤其要提高宪法观念，让民众都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当人们都习惯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法治的实现才是可期望的。 当前，执法的严肃性、司法的公正性，距离法律规范的客观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基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例还经常有，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成为化解现实社会矛盾和危机的重要手段。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能否公正司法，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反映出法治文明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决定着民族的生死
存亡。社会法治化水平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因此，普法的现实必要性是无庸置疑的。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主要的理由有：第一，中国有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缺少法治的人文传统。
实行法治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这一工程重要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无疑是富于挑战性的。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法制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由来和内涵的不断丰富。我国追求法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从古代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到儒法合流，体现出了封建时代法制的基本特点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公开规定不平等。晚清时代，我国开始有了宪法。至近代孙中山倡导民主共和，提出“民主、民生、民权”，是追求现代民主法治的初步探索。 我党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建国后，法制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探索和实践民主和法制的过程，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和习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一五”普法正式启动，开始了全民的法制启蒙教育。 从1991年到1995年开展的“二五”普法，其显著特色是专业法的普及。宪法和两百多部基本法、专业法的普及，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一次历史性升华和飞跃，更是我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三五”普法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向依法治理的延伸。 “四五”普法提出了“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工作目标，即努力实现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提高全社会法治化水平。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全民普法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基于对法治规律的深刻认识。 四个五年普法，总的趋势是普法逐渐向纵深发展，向依法治理延伸，其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渐提高，领域不断拓展，影响更加深远，推进法治成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弄清了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法治国家，以及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国家，但在实践中普及、提高与探索的道路仍会是曲折的。 如何理解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现实必要性和长期性呢？ 《法治的渊源》一书中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只有获得法律的有力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实行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过程是一个包含了人类的法律思想、行为乃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实现法治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法律观念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决不是实现法治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实现法治并使现代化法治长期发展的基本的先决条件。法律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中共中央将依法治国，写入党章，写入宪法，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人真正开始法治的进程是短暂的，没有中国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法律信仰的树立，依法治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的确，法律不是可以普及的东西，但不应作为不需要普法的塞责。普法并不要求把老百姓都培养成法律人，而仅仅是让其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具备，自己权利被侵犯时浑然不知，违法时当头一棒，这样让他们知法的成本太高。大力普法，提高民众法律意识，仍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尤其要提高宪法观念，让民众都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当人们都习惯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法治的实现才是可期望的。 当前，执法的严肃性、司法的公正性，距离法律规范的客观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基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例还经常有，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成为化解现实社会矛盾和危机的重要手段。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能否公正司法，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反映出法治文明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决定着民族的生死
存亡。社会法治化水平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因此，普法的现实必要性是无庸置疑的。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主要的理由有：第一，中国有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缺少法治的人文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