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作者：章宏伟 刘光裕 汪家熔 陈 静
来源：《编辑之友》2010年第07期
古代出版史不可轻视明清
刘光裕(以下简称“刘”)：这些年，章宏伟致力于明清文献与明清出版史，年年推出新作，《故宫问学》只是其中一部分，大概是成果最丰者之一。如今，明清出版史不受学界重视，研究者不多。章宏伟坚持明清出版史研究，埋头苦干，成绩喜人，颇有示范的意义。他的研究成果表明，明清出版业之发达，超过两宋，更超过汉唐，所以我说：“明清是中国古代出版的鼎盛时期。”下面，联系宏伟研究成果讲两个例子。其一是明代著名出版家毛晋。北宋出版业以国子监为主。北宋初年的国子监用40来年时间，镌刻书版十余万块。到明代后期，毛晋(1599—1659) 汲古阁一家就镌刻了十余万块书版。宋代国子监做出版，有国家力量多方面支持，非一般可比。毛晋是明代一位民间出版家，不具有宋代国子监那种有利条件，他做出版必须靠自己。可是，毛晋一生刊版总量，与北宋国子监40来年大致相当，由此可见自宋至明中国出版业发展之巨大。其二是明末清初的大型佛藏——《嘉兴藏》。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著录统计，北宋监本近7000卷，南宋监本约两千五六百卷，加上遗留的，两宋监本大概1万卷左右，超出l 万卷不会很多。明末清初的《嘉兴藏》是一个民间出版项目，从筹备、策划、校雠、刊刻到出售，始终在民间运作，完全靠民间力量完成这部1.2万余卷的大型佛藏，其规模之大，与两宋监本总数大体相当。上面两个例子说明，明清民间出版业的总体规模与能力明显超过宋代官办出版业。我国的雕版出版首先成熟于五代官府。两宋出版业仍以官办为主；民办出版北宋已有，到南宋才呈蓬勃发展之势。总的看，民办出版是在官办出版之后渐渐发展起来的。自宋至清，官办出版业不断发展，然而比官办出版发展更为迅猛的是民间出版业，于是造成明清出版数百年全面繁荣。
学界为何不重视明清出版? 我想原因之一是受古代藏书家“佞宋”的影响。有了“佞宋”的观念，便以为宋以后一代不如一代。藏书家对书志学有多方面的重大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藏书家眼里，古书不仅是书籍，还是文物。视古书为文物，必定以古为贵，以“佞宋”为尚。丰富藏书是古代研究目录或版本的重要条件，所以民国以前研究目录学或版本学的人多数是藏书家。讲版本，不能不讲善本、珍本。善本不仅是书籍，更是文物，所以也是以古为贵，以“佞宋”为尚。凡是文物，总是越古越好。差不多的青铜器，西周的总比西汉的好，这是没有疑问的。藏书家或版本学家以“佞宋”为尚。自有其道理。可是，出版史不可人云亦云，跟着人家“佞宋”。明清出版业的规模与能力，出版物的门类品种、数量质量等，无不大大超过两宋，你反而以为明清不如宋代，岂不是过于背离史实么? 出版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同于藏书史，也不同于目录学或版本学。从自己学科任务出发，出版史必须以出版业为中心，研究出版活动、出版过程、出版机构、出版人物以及出版物的门类品种、数量质量，流通的方式与渠道、速度与广度以及出版对作者特别是对读者的影响等。只要坚持以出版业为中心，就不可能认为明清出版不如两宋。出版史出现“佞宋”现象，从其自身原因看，首先是在学科的对象、范围方面存在混乱或不明确等问题。
古代出版史基本上是书籍出版史。书籍是无限丰富的多面体，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例如，目录学主要考察书籍目录编制，版本学主要考察书籍版本源流，书籍史主要考察书籍制作制度，学术史主要研究书籍作品的内容，著作史主要研究作品的著作方式等等。总之，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很多，出版史只是其中之一。不同的学科研究书籍的不同方面，由此形成自己学科与众不同的对象与范围，彼此不能混同。出版史在对象、范围方面容易与哪些学科混同? 现在看有目录学，有版本学，有著作史(主要是编纂史) ，有刻书史(扩大了的刻书目录学) 等。出版史研究书籍的独特视角是什么? 是将书籍视为用于传播信息的媒介工具。唯有出版业或出版活动才能令书籍成为媒介工具，没有出版业或出版活动，书籍无法成为媒介工具。因此，凡视书籍为媒介工具，研究必定以出版业为中心，这样便将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所有相邻学科一一区别开来。从历史过程看，随着书籍实现公众传播，社会上逐渐有了出版活动，有了出版业。出版业不断发展，促使书籍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具有促进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那么，出版业就是推动书籍发挥作用的发动机。
不论古今中外，出版的宗旨与归宿都是公众传播。没有公众传播，就不会有出版活动，也不会有出版业。书籍最初实现公众传播是出版诞生的标志。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史。当今一种流行观点是，有书籍就有出版。这种观点的问题在哪里? 历史上存在的书籍，有些是公众传播的书籍，有些是不准公众传播，或尚未公众传播的书籍，总之并不是所有书籍都向公众传播。先举例说明历史上存在不准公众传播的书籍。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知我者其唯《春秋》乎? 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改编鲁《春秋》为自己私学的教材，何“罪”之有? 为何说“罪我者其唯《春秋》”?对此，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解释说：“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读了这个解释，“罪我者”就好理解了。章太炎说：“所有国史实录，秘不示人”，就是周王室的与诸侯国的国史实录，一律不准公诸于众，不准公众传播。类似意思《史记》也说过。有书籍，但“秘不示人”。这种现象改用出版学词语说，就是有书籍，但不准出版。这类事例，其实当今社会也存在。下面，再举一个先秦的例子。《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周易》其书大概西周就有了；陈侯，是春秋时陈国诸侯，乃有权有势的人物。既然西汉太学生若要《周易》只需自己抄一部就行，为什么有权有势的陈侯不能派人去抄《周易》，却要靠周史官从洛阳王宫悄悄带出来(或偷着带出来) 给他? 其中原因是什么? 《周易》是周王室的官书，所有官书在汉以前都不准公众传播，官书中只有《诗》《书》，因为是官学教材才成为例外。《周易》供王室专用，不仅是陈侯不准有，其他诸侯也不准有。历史发展到西汉，《周易》已经公之于众，所以西汉太学生几乎人人可以抄《周易》。可是在春秋时期，《周易》仍旧“秘不示人”，仍旧不准公之于众，故而尊贵如陈侯也只能靠周史官从王宫偷着带出来给他。史官掌书，所以周史官有可能将《周易》悄悄带出王宫。再以清代《全唐诗》为例。《全唐诗》最初为钱谦益所编，以后季振宜在钱本基础上重编，最后由徐乾学将季编《全唐诗》呈康熙皇帝。接着，康熙命曹寅刻于扬州诗局。毫无疑问，《全唐诗》作为书籍在扬州诗局刊刻之前早就有了，但是无论钱本还是季本，都是尚未出版的书籍。康熙四十四年扬州诗局刊行是《全唐诗》第一次公之于众，从此《全唐诗》才成为出版的书籍。尚未出版的书籍与已出版的书籍，两者都是书籍，但是性质与作用截然不同。前者因为尚未公众传播，所以对社会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作者：章宏伟 刘光裕 汪家熔 陈 静
来源：《编辑之友》2010年第07期
古代出版史不可轻视明清
刘光裕(以下简称“刘”)：这些年，章宏伟致力于明清文献与明清出版史，年年推出新作，《故宫问学》只是其中一部分，大概是成果最丰者之一。如今，明清出版史不受学界重视，研究者不多。章宏伟坚持明清出版史研究，埋头苦干，成绩喜人，颇有示范的意义。他的研究成果表明，明清出版业之发达，超过两宋，更超过汉唐，所以我说：“明清是中国古代出版的鼎盛时期。”下面，联系宏伟研究成果讲两个例子。其一是明代著名出版家毛晋。北宋出版业以国子监为主。北宋初年的国子监用40来年时间，镌刻书版十余万块。到明代后期，毛晋(1599—1659) 汲古阁一家就镌刻了十余万块书版。宋代国子监做出版，有国家力量多方面支持，非一般可比。毛晋是明代一位民间出版家，不具有宋代国子监那种有利条件，他做出版必须靠自己。可是，毛晋一生刊版总量，与北宋国子监40来年大致相当，由此可见自宋至明中国出版业发展之巨大。其二是明末清初的大型佛藏——《嘉兴藏》。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著录统计，北宋监本近7000卷，南宋监本约两千五六百卷，加上遗留的，两宋监本大概1万卷左右，超出l 万卷不会很多。明末清初的《嘉兴藏》是一个民间出版项目，从筹备、策划、校雠、刊刻到出售，始终在民间运作，完全靠民间力量完成这部1.2万余卷的大型佛藏，其规模之大，与两宋监本总数大体相当。上面两个例子说明，明清民间出版业的总体规模与能力明显超过宋代官办出版业。我国的雕版出版首先成熟于五代官府。两宋出版业仍以官办为主；民办出版北宋已有，到南宋才呈蓬勃发展之势。总的看，民办出版是在官办出版之后渐渐发展起来的。自宋至清，官办出版业不断发展，然而比官办出版发展更为迅猛的是民间出版业，于是造成明清出版数百年全面繁荣。
学界为何不重视明清出版? 我想原因之一是受古代藏书家“佞宋”的影响。有了“佞宋”的观念，便以为宋以后一代不如一代。藏书家对书志学有多方面的重大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藏书家眼里，古书不仅是书籍，还是文物。视古书为文物，必定以古为贵，以“佞宋”为尚。丰富藏书是古代研究目录或版本的重要条件，所以民国以前研究目录学或版本学的人多数是藏书家。讲版本，不能不讲善本、珍本。善本不仅是书籍，更是文物，所以也是以古为贵，以“佞宋”为尚。凡是文物，总是越古越好。差不多的青铜器，西周的总比西汉的好，这是没有疑问的。藏书家或版本学家以“佞宋”为尚。自有其道理。可是，出版史不可人云亦云，跟着人家“佞宋”。明清出版业的规模与能力，出版物的门类品种、数量质量等，无不大大超过两宋，你反而以为明清不如宋代，岂不是过于背离史实么? 出版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同于藏书史，也不同于目录学或版本学。从自己学科任务出发，出版史必须以出版业为中心，研究出版活动、出版过程、出版机构、出版人物以及出版物的门类品种、数量质量，流通的方式与渠道、速度与广度以及出版对作者特别是对读者的影响等。只要坚持以出版业为中心，就不可能认为明清出版不如两宋。出版史出现“佞宋”现象，从其自身原因看，首先是在学科的对象、范围方面存在混乱或不明确等问题。
古代出版史基本上是书籍出版史。书籍是无限丰富的多面体，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例如，目录学主要考察书籍目录编制，版本学主要考察书籍版本源流，书籍史主要考察书籍制作制度，学术史主要研究书籍作品的内容，著作史主要研究作品的著作方式等等。总之，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很多，出版史只是其中之一。不同的学科研究书籍的不同方面，由此形成自己学科与众不同的对象与范围，彼此不能混同。出版史在对象、范围方面容易与哪些学科混同? 现在看有目录学，有版本学，有著作史(主要是编纂史) ，有刻书史(扩大了的刻书目录学) 等。出版史研究书籍的独特视角是什么? 是将书籍视为用于传播信息的媒介工具。唯有出版业或出版活动才能令书籍成为媒介工具，没有出版业或出版活动，书籍无法成为媒介工具。因此，凡视书籍为媒介工具，研究必定以出版业为中心，这样便将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所有相邻学科一一区别开来。从历史过程看，随着书籍实现公众传播，社会上逐渐有了出版活动，有了出版业。出版业不断发展，促使书籍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具有促进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那么，出版业就是推动书籍发挥作用的发动机。
不论古今中外，出版的宗旨与归宿都是公众传播。没有公众传播，就不会有出版活动，也不会有出版业。书籍最初实现公众传播是出版诞生的标志。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史。当今一种流行观点是，有书籍就有出版。这种观点的问题在哪里? 历史上存在的书籍，有些是公众传播的书籍，有些是不准公众传播，或尚未公众传播的书籍，总之并不是所有书籍都向公众传播。先举例说明历史上存在不准公众传播的书籍。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知我者其唯《春秋》乎? 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改编鲁《春秋》为自己私学的教材，何“罪”之有? 为何说“罪我者其唯《春秋》”?对此，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解释说：“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读了这个解释，“罪我者”就好理解了。章太炎说：“所有国史实录，秘不示人”，就是周王室的与诸侯国的国史实录，一律不准公诸于众，不准公众传播。类似意思《史记》也说过。有书籍，但“秘不示人”。这种现象改用出版学词语说，就是有书籍，但不准出版。这类事例，其实当今社会也存在。下面，再举一个先秦的例子。《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周易》其书大概西周就有了；陈侯，是春秋时陈国诸侯，乃有权有势的人物。既然西汉太学生若要《周易》只需自己抄一部就行，为什么有权有势的陈侯不能派人去抄《周易》，却要靠周史官从洛阳王宫悄悄带出来(或偷着带出来) 给他? 其中原因是什么? 《周易》是周王室的官书，所有官书在汉以前都不准公众传播，官书中只有《诗》《书》，因为是官学教材才成为例外。《周易》供王室专用，不仅是陈侯不准有，其他诸侯也不准有。历史发展到西汉，《周易》已经公之于众，所以西汉太学生几乎人人可以抄《周易》。可是在春秋时期，《周易》仍旧“秘不示人”，仍旧不准公之于众，故而尊贵如陈侯也只能靠周史官从王宫偷着带出来给他。史官掌书，所以周史官有可能将《周易》悄悄带出王宫。再以清代《全唐诗》为例。《全唐诗》最初为钱谦益所编，以后季振宜在钱本基础上重编，最后由徐乾学将季编《全唐诗》呈康熙皇帝。接着，康熙命曹寅刻于扬州诗局。毫无疑问，《全唐诗》作为书籍在扬州诗局刊刻之前早就有了，但是无论钱本还是季本，都是尚未出版的书籍。康熙四十四年扬州诗局刊行是《全唐诗》第一次公之于众，从此《全唐诗》才成为出版的书籍。尚未出版的书籍与已出版的书籍，两者都是书籍，但是性质与作用截然不同。前者因为尚未公众传播，所以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