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335)2014.9.4 第84期 作者：余世存
导语：“柯震东致歉会，全民观赏小鲜肉痛哭”，这些年，总是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从文教卫到公检法，都热衷于“起底”、“人肉”。示众到底是中国特色还是人类法则？
著名学者余世存从人类文明史角度对“示众文化”进行了解析。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东西方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示众是权势者的杰作，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也才会造成连绵不绝的“子民文化”与“类人孩现象”。
“示众”有悠远的历史，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我们看示众现象，多半发生在战争、政治、司法、教育领域，它的威慑力、它唤起“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羞耻心，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东方农耕文明的“战神”蚩尤及其部将们死后的遭遇。据朱大可先生的叙述，西北游牧部族的领袖黄帝将蚩尤囚禁起来，把他的皮剥做箭垛，让天下百姓都来练习射箭；还剪下蚩尤的头发（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高挂起来，称为“蚩尤旗”，让老百姓远望都感到恐惧；再把蚩尤的内脏掏出来做成皮球，叫百姓都来踢球。第二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江浙一带的防风氏迟到的经历，治水英雄大禹请大家聚会，同样是治水英雄的防风氏晚到，大禹就将防风氏杀掉，这种示众立威的作用是明显的，它使“争先恐后”成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当《易经》的“比卦”定辞的时候，人们就立马想到防风氏的遭遇，比卦的系辞是，“不宁方来，后夫凶。”。即使粗读中国史的人，都会由此联想下来。
中国漫长专制王朝中的“示众”太多了，到后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本加厉，升堂入室。“朱元璋时代”可以随意羞辱朝廷重臣，可以把贪官的皮剥下来供下任官员使用。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外皆奴才的典范；“雍正时代”以皇帝之尊将臣民的罪状以及皇帝的批语发布全国。后来时代照猫画虎，政治治理、司法手段、教育模式等等全部求助“示众”来解决。失去创造力的民间则成为官家的副本，皇帝在朝堂上将大臣“示众”，百姓在自家祠堂里惩罚，甚至直接将人当众“沉塘”。
由于鲁迅等人的揭示、提撕，中国人对“示众文化”的反省是深刻的。百年来的中国启蒙，使我们知道，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格的尊严，我们不过都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遗憾的是，由于鲁迅的强调，以及现代以来更为荒唐的示众现象的发生，如夫妻反目、父子相告，“揭老底战斗队”、“人肉搜索”的出现，公审大会、报刊、广播、电视的介入，使得我们很多人错以为“示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本尼迪克特认为，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我们很多人对此结论深信不疑，甚至得出必然推论，“示众”无疑是最具有“耻感文化”特色的执法手段，所以受到中国人的青睐。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示众”也是西方人曾有的手段，在西方文明史上也层出不穷。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虽然有多种功能，但“示众”无疑是其中之一。罗马皇帝塞维被打死后，尸体被扔到大街上示众，并且有马车倾轧；克伦威尔的尸体则是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示众的；布鲁诺是被示众烧死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作家霍桑的《红字》也是涉及“示众”；还要令人色变的断头台、绞刑架……至于示众意味极强的“鞭刑”，英国人到1948年才废止，而当今世界仍有十几个国家实施这一刑罚。
示众文化属于全人类的。关于其起源没有人提供答案，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难以肯定它究竟是政治人物发明，还是教育者创造，抑或是父母总结出来的。如果按照《易经》提供的线索，我们大概能够猜想，示众在中国，是统治者们的杰作。无论是谈论市场经济的“噬嗑卦”，还是谈论教育的“蒙卦”，先人都系辞以“示众”一类的字样。“噬嗑卦”的系辞是，亨，利用狱。蒙卦的系辞是，“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不难理解，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商场上抓到小偷，还要让他游街示众一会儿；至于素质教育多年，学校依然是当众体罚盛行，罚站罚留校……可以说，无论起源，东西方人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使围观者引以为耻引以为戒，不越雷池一步。示众有过巨大的历史意义。
当代学者汤一介曾说文明会经历三阶段：“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阶段；“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阶段。可以说，示众正是文明第一阶段的应有之义；或者说，凡是示众文化盛行的地方，不过仍处在第一阶段而已。在这个层面上，西方走在人类的前头。
早在18世纪末，一位名叫本杰明·鲁思的西方学者就把示众柱等刑罚史上的物品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视为理性对人们心灵影响微弱的证据。我们今天看到，示众现象在发达国家是越来越少了，在我国也遭到大众的抵制和不安，因为示众冒犯人的尊严。当专制不用教化的时代，示众就失去了意义。示众只是权势者的游戏，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文明体不再能以专制为本体的时代，示众也会失去意义。革命者不怕示众，甚至以示众相标榜。陈毅有诗为证：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当一个共同体失去应有的善恶是非的时候，示众就会失去意义。复仇者、侠义者、替天行道者不怕示众。山西杀人犯胡文海临死前握住干警的手：“先走一步。”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显得恶心。
因此，示众是有条件的。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之存在有其阶段性，即孩子阶段。人类的青春少年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代文明，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之上的文明，乃是文明的成年时代。这两大阶段，正好对应“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只有加入这一视角，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才有当代意义。一如青春少年对应春天，成年对应秋天；时间也有空间化的现象，东方相应具有少年的特征，西方相应具有成年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示众文化属于人类的传统文化，属于东方社会，属于孩童时代，属于农业文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被称为“子民文化”，也解释了我所说的至今不绝的“类人孩”现象。棍棒、体罚、羞辱、示众，以出孝子、忠臣、顺民、节妇，等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从子民到最有天才的思想家，在人生无望时都求助于“良心”的救济，人的良知良能植根于其童年的羞耻心。这也解释了当今时代，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从老舍、傅雷到当代众多受辱的中小学生，一经示众，并非驯服归顺，而是多自杀以死抗争，即说明当代文明的成年属性，理性对心灵的影响日益加重。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是对传统的超越，也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超越。享用时空中的果实乃是我们现代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这是青春少年蜕变成成年公民的阶段。“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一过程，需要人们怀有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担当、责任、欢乐；而非人人做看客，或痛哭流涕地做“好孩子”、“乖小孩”。这个过程是难言的。在人类史上，它付出了数百年的代价，至今仍在一些地方拉锯。“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这是示众文化的升华。
余世存：诗人、思想家、学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导语：“柯震东致歉会，全民观赏小鲜肉痛哭”，这些年，总是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从文教卫到公检法，都热衷于“起底”、“人肉”。示众到底是中国特色还是人类法则？
著名学者余世存从人类文明史角度对“示众文化”进行了解析。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东西方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示众是权势者的杰作，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也才会造成连绵不绝的“子民文化”与“类人孩现象”。
“示众”有悠远的历史，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我们看示众现象，多半发生在战争、政治、司法、教育领域，它的威慑力、它唤起“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羞耻心，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东方农耕文明的“战神”蚩尤及其部将们死后的遭遇。据朱大可先生的叙述，西北游牧部族的领袖黄帝将蚩尤囚禁起来，把他的皮剥做箭垛，让天下百姓都来练习射箭；还剪下蚩尤的头发（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高挂起来，称为“蚩尤旗”，让老百姓远望都感到恐惧；再把蚩尤的内脏掏出来做成皮球，叫百姓都来踢球。第二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江浙一带的防风氏迟到的经历，治水英雄大禹请大家聚会，同样是治水英雄的防风氏晚到，大禹就将防风氏杀掉，这种示众立威的作用是明显的，它使“争先恐后”成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当《易经》的“比卦”定辞的时候，人们就立马想到防风氏的遭遇，比卦的系辞是，“不宁方来，后夫凶。”。即使粗读中国史的人，都会由此联想下来。
中国漫长专制王朝中的“示众”太多了，到后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本加厉，升堂入室。“朱元璋时代”可以随意羞辱朝廷重臣，可以把贪官的皮剥下来供下任官员使用。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外皆奴才的典范；“雍正时代”以皇帝之尊将臣民的罪状以及皇帝的批语发布全国。后来时代照猫画虎，政治治理、司法手段、教育模式等等全部求助“示众”来解决。失去创造力的民间则成为官家的副本，皇帝在朝堂上将大臣“示众”，百姓在自家祠堂里惩罚，甚至直接将人当众“沉塘”。
由于鲁迅等人的揭示、提撕，中国人对“示众文化”的反省是深刻的。百年来的中国启蒙，使我们知道，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格的尊严，我们不过都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遗憾的是，由于鲁迅的强调，以及现代以来更为荒唐的示众现象的发生，如夫妻反目、父子相告，“揭老底战斗队”、“人肉搜索”的出现，公审大会、报刊、广播、电视的介入，使得我们很多人错以为“示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本尼迪克特认为，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我们很多人对此结论深信不疑，甚至得出必然推论，“示众”无疑是最具有“耻感文化”特色的执法手段，所以受到中国人的青睐。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示众”也是西方人曾有的手段，在西方文明史上也层出不穷。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虽然有多种功能，但“示众”无疑是其中之一。罗马皇帝塞维被打死后，尸体被扔到大街上示众，并且有马车倾轧；克伦威尔的尸体则是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示众的；布鲁诺是被示众烧死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作家霍桑的《红字》也是涉及“示众”；还要令人色变的断头台、绞刑架……至于示众意味极强的“鞭刑”，英国人到1948年才废止，而当今世界仍有十几个国家实施这一刑罚。
示众文化属于全人类的。关于其起源没有人提供答案，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难以肯定它究竟是政治人物发明，还是教育者创造，抑或是父母总结出来的。如果按照《易经》提供的线索，我们大概能够猜想，示众在中国，是统治者们的杰作。无论是谈论市场经济的“噬嗑卦”，还是谈论教育的“蒙卦”，先人都系辞以“示众”一类的字样。“噬嗑卦”的系辞是，亨，利用狱。蒙卦的系辞是，“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不难理解，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商场上抓到小偷，还要让他游街示众一会儿；至于素质教育多年，学校依然是当众体罚盛行，罚站罚留校……可以说，无论起源，东西方人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使围观者引以为耻引以为戒，不越雷池一步。示众有过巨大的历史意义。
当代学者汤一介曾说文明会经历三阶段：“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阶段；“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阶段。可以说，示众正是文明第一阶段的应有之义；或者说，凡是示众文化盛行的地方，不过仍处在第一阶段而已。在这个层面上，西方走在人类的前头。
早在18世纪末，一位名叫本杰明·鲁思的西方学者就把示众柱等刑罚史上的物品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视为理性对人们心灵影响微弱的证据。我们今天看到，示众现象在发达国家是越来越少了，在我国也遭到大众的抵制和不安，因为示众冒犯人的尊严。当专制不用教化的时代，示众就失去了意义。示众只是权势者的游戏，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文明体不再能以专制为本体的时代，示众也会失去意义。革命者不怕示众，甚至以示众相标榜。陈毅有诗为证：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当一个共同体失去应有的善恶是非的时候，示众就会失去意义。复仇者、侠义者、替天行道者不怕示众。山西杀人犯胡文海临死前握住干警的手：“先走一步。”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显得恶心。
因此，示众是有条件的。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之存在有其阶段性，即孩子阶段。人类的青春少年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代文明，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之上的文明，乃是文明的成年时代。这两大阶段，正好对应“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只有加入这一视角，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才有当代意义。一如青春少年对应春天，成年对应秋天；时间也有空间化的现象，东方相应具有少年的特征，西方相应具有成年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示众文化属于人类的传统文化，属于东方社会，属于孩童时代，属于农业文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被称为“子民文化”，也解释了我所说的至今不绝的“类人孩”现象。棍棒、体罚、羞辱、示众，以出孝子、忠臣、顺民、节妇，等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从子民到最有天才的思想家，在人生无望时都求助于“良心”的救济，人的良知良能植根于其童年的羞耻心。这也解释了当今时代，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从老舍、傅雷到当代众多受辱的中小学生，一经示众，并非驯服归顺，而是多自杀以死抗争，即说明当代文明的成年属性，理性对心灵的影响日益加重。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是对传统的超越，也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超越。享用时空中的果实乃是我们现代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这是青春少年蜕变成成年公民的阶段。“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一过程，需要人们怀有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担当、责任、欢乐；而非人人做看客，或痛哭流涕地做“好孩子”、“乖小孩”。这个过程是难言的。在人类史上，它付出了数百年的代价，至今仍在一些地方拉锯。“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这是示众文化的升华。
余世存：诗人、思想家、学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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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335)2014.9.4 第84期 作者：余世存
导语：“柯震东致歉会，全民观赏小鲜肉痛哭”，这些年，总是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从文教卫到公检法，都热衷于“起底”、“人肉”。示众到底是中国特色还是人类法则？
著名学者余世存从人类文明史角度对“示众文化”进行了解析。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东西方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示众是权势者的杰作，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也才会造成连绵不绝的“子民文化”与“类人孩现象”。
“示众”有悠远的历史，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我们看示众现象，多半发生在战争、政治、司法、教育领域，它的威慑力、它唤起“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羞耻心，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东方农耕文明的“战神”蚩尤及其部将们死后的遭遇。据朱大可先生的叙述，西北游牧部族的领袖黄帝将蚩尤囚禁起来，把他的皮剥做箭垛，让天下百姓都来练习射箭；还剪下蚩尤的头发（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高挂起来，称为“蚩尤旗”，让老百姓远望都感到恐惧；再把蚩尤的内脏掏出来做成皮球，叫百姓都来踢球。第二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江浙一带的防风氏迟到的经历，治水英雄大禹请大家聚会，同样是治水英雄的防风氏晚到，大禹就将防风氏杀掉，这种示众立威的作用是明显的，它使“争先恐后”成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当《易经》的“比卦”定辞的时候，人们就立马想到防风氏的遭遇，比卦的系辞是，“不宁方来，后夫凶。”。即使粗读中国史的人，都会由此联想下来。
中国漫长专制王朝中的“示众”太多了，到后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本加厉，升堂入室。“朱元璋时代”可以随意羞辱朝廷重臣，可以把贪官的皮剥下来供下任官员使用。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外皆奴才的典范；“雍正时代”以皇帝之尊将臣民的罪状以及皇帝的批语发布全国。后来时代照猫画虎，政治治理、司法手段、教育模式等等全部求助“示众”来解决。失去创造力的民间则成为官家的副本，皇帝在朝堂上将大臣“示众”，百姓在自家祠堂里惩罚，甚至直接将人当众“沉塘”。
由于鲁迅等人的揭示、提撕，中国人对“示众文化”的反省是深刻的。百年来的中国启蒙，使我们知道，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格的尊严，我们不过都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遗憾的是，由于鲁迅的强调，以及现代以来更为荒唐的示众现象的发生，如夫妻反目、父子相告，“揭老底战斗队”、“人肉搜索”的出现，公审大会、报刊、广播、电视的介入，使得我们很多人错以为“示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本尼迪克特认为，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我们很多人对此结论深信不疑，甚至得出必然推论，“示众”无疑是最具有“耻感文化”特色的执法手段，所以受到中国人的青睐。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示众”也是西方人曾有的手段，在西方文明史上也层出不穷。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虽然有多种功能，但“示众”无疑是其中之一。罗马皇帝塞维被打死后，尸体被扔到大街上示众，并且有马车倾轧；克伦威尔的尸体则是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示众的；布鲁诺是被示众烧死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作家霍桑的《红字》也是涉及“示众”；还要令人色变的断头台、绞刑架……至于示众意味极强的“鞭刑”，英国人到1948年才废止，而当今世界仍有十几个国家实施这一刑罚。
示众文化属于全人类的。关于其起源没有人提供答案，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难以肯定它究竟是政治人物发明，还是教育者创造，抑或是父母总结出来的。如果按照《易经》提供的线索，我们大概能够猜想，示众在中国，是统治者们的杰作。无论是谈论市场经济的“噬嗑卦”，还是谈论教育的“蒙卦”，先人都系辞以“示众”一类的字样。“噬嗑卦”的系辞是，亨，利用狱。蒙卦的系辞是，“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不难理解，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商场上抓到小偷，还要让他游街示众一会儿；至于素质教育多年，学校依然是当众体罚盛行，罚站罚留校……可以说，无论起源，东西方人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使围观者引以为耻引以为戒，不越雷池一步。示众有过巨大的历史意义。
当代学者汤一介曾说文明会经历三阶段：“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阶段；“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阶段。可以说，示众正是文明第一阶段的应有之义；或者说，凡是示众文化盛行的地方，不过仍处在第一阶段而已。在这个层面上，西方走在人类的前头。
早在18世纪末，一位名叫本杰明·鲁思的西方学者就把示众柱等刑罚史上的物品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视为理性对人们心灵影响微弱的证据。我们今天看到，示众现象在发达国家是越来越少了，在我国也遭到大众的抵制和不安，因为示众冒犯人的尊严。当专制不用教化的时代，示众就失去了意义。示众只是权势者的游戏，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文明体不再能以专制为本体的时代，示众也会失去意义。革命者不怕示众，甚至以示众相标榜。陈毅有诗为证：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当一个共同体失去应有的善恶是非的时候，示众就会失去意义。复仇者、侠义者、替天行道者不怕示众。山西杀人犯胡文海临死前握住干警的手：“先走一步。”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显得恶心。
因此，示众是有条件的。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之存在有其阶段性，即孩子阶段。人类的青春少年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代文明，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之上的文明，乃是文明的成年时代。这两大阶段，正好对应“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只有加入这一视角，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才有当代意义。一如青春少年对应春天，成年对应秋天；时间也有空间化的现象，东方相应具有少年的特征，西方相应具有成年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示众文化属于人类的传统文化，属于东方社会，属于孩童时代，属于农业文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被称为“子民文化”，也解释了我所说的至今不绝的“类人孩”现象。棍棒、体罚、羞辱、示众，以出孝子、忠臣、顺民、节妇，等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从子民到最有天才的思想家，在人生无望时都求助于“良心”的救济，人的良知良能植根于其童年的羞耻心。这也解释了当今时代，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从老舍、傅雷到当代众多受辱的中小学生，一经示众，并非驯服归顺，而是多自杀以死抗争，即说明当代文明的成年属性，理性对心灵的影响日益加重。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是对传统的超越，也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超越。享用时空中的果实乃是我们现代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这是青春少年蜕变成成年公民的阶段。“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一过程，需要人们怀有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担当、责任、欢乐；而非人人做看客，或痛哭流涕地做“好孩子”、“乖小孩”。这个过程是难言的。在人类史上，它付出了数百年的代价，至今仍在一些地方拉锯。“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这是示众文化的升华。
余世存：诗人、思想家、学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导语：“柯震东致歉会，全民观赏小鲜肉痛哭”，这些年，总是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从文教卫到公检法，都热衷于“起底”、“人肉”。示众到底是中国特色还是人类法则？
著名学者余世存从人类文明史角度对“示众文化”进行了解析。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东西方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示众是权势者的杰作，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也才会造成连绵不绝的“子民文化”与“类人孩现象”。
“示众”有悠远的历史，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我们看示众现象，多半发生在战争、政治、司法、教育领域，它的威慑力、它唤起“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羞耻心，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东方农耕文明的“战神”蚩尤及其部将们死后的遭遇。据朱大可先生的叙述，西北游牧部族的领袖黄帝将蚩尤囚禁起来，把他的皮剥做箭垛，让天下百姓都来练习射箭；还剪下蚩尤的头发（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高挂起来，称为“蚩尤旗”，让老百姓远望都感到恐惧；再把蚩尤的内脏掏出来做成皮球，叫百姓都来踢球。第二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江浙一带的防风氏迟到的经历，治水英雄大禹请大家聚会，同样是治水英雄的防风氏晚到，大禹就将防风氏杀掉，这种示众立威的作用是明显的，它使“争先恐后”成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当《易经》的“比卦”定辞的时候，人们就立马想到防风氏的遭遇，比卦的系辞是，“不宁方来，后夫凶。”。即使粗读中国史的人，都会由此联想下来。
中国漫长专制王朝中的“示众”太多了，到后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本加厉，升堂入室。“朱元璋时代”可以随意羞辱朝廷重臣，可以把贪官的皮剥下来供下任官员使用。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外皆奴才的典范；“雍正时代”以皇帝之尊将臣民的罪状以及皇帝的批语发布全国。后来时代照猫画虎，政治治理、司法手段、教育模式等等全部求助“示众”来解决。失去创造力的民间则成为官家的副本，皇帝在朝堂上将大臣“示众”，百姓在自家祠堂里惩罚，甚至直接将人当众“沉塘”。
由于鲁迅等人的揭示、提撕，中国人对“示众文化”的反省是深刻的。百年来的中国启蒙，使我们知道，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格的尊严，我们不过都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遗憾的是，由于鲁迅的强调，以及现代以来更为荒唐的示众现象的发生，如夫妻反目、父子相告，“揭老底战斗队”、“人肉搜索”的出现，公审大会、报刊、广播、电视的介入，使得我们很多人错以为“示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本尼迪克特认为，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我们很多人对此结论深信不疑，甚至得出必然推论，“示众”无疑是最具有“耻感文化”特色的执法手段，所以受到中国人的青睐。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示众”也是西方人曾有的手段，在西方文明史上也层出不穷。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虽然有多种功能，但“示众”无疑是其中之一。罗马皇帝塞维被打死后，尸体被扔到大街上示众，并且有马车倾轧；克伦威尔的尸体则是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示众的；布鲁诺是被示众烧死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作家霍桑的《红字》也是涉及“示众”；还要令人色变的断头台、绞刑架……至于示众意味极强的“鞭刑”，英国人到1948年才废止，而当今世界仍有十几个国家实施这一刑罚。
示众文化属于全人类的。关于其起源没有人提供答案，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难以肯定它究竟是政治人物发明，还是教育者创造，抑或是父母总结出来的。如果按照《易经》提供的线索，我们大概能够猜想，示众在中国，是统治者们的杰作。无论是谈论市场经济的“噬嗑卦”，还是谈论教育的“蒙卦”，先人都系辞以“示众”一类的字样。“噬嗑卦”的系辞是，亨，利用狱。蒙卦的系辞是，“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不难理解，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商场上抓到小偷，还要让他游街示众一会儿；至于素质教育多年，学校依然是当众体罚盛行，罚站罚留校……可以说，无论起源，东西方人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使围观者引以为耻引以为戒，不越雷池一步。示众有过巨大的历史意义。
当代学者汤一介曾说文明会经历三阶段：“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阶段；“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阶段。可以说，示众正是文明第一阶段的应有之义；或者说，凡是示众文化盛行的地方，不过仍处在第一阶段而已。在这个层面上，西方走在人类的前头。
早在18世纪末，一位名叫本杰明·鲁思的西方学者就把示众柱等刑罚史上的物品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视为理性对人们心灵影响微弱的证据。我们今天看到，示众现象在发达国家是越来越少了，在我国也遭到大众的抵制和不安，因为示众冒犯人的尊严。当专制不用教化的时代，示众就失去了意义。示众只是权势者的游戏，这种游戏只能培育冷血的看客。当一个文明体不再能以专制为本体的时代，示众也会失去意义。革命者不怕示众，甚至以示众相标榜。陈毅有诗为证：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当一个共同体失去应有的善恶是非的时候，示众就会失去意义。复仇者、侠义者、替天行道者不怕示众。山西杀人犯胡文海临死前握住干警的手：“先走一步。”当一个社会混浊得只能将苍蝇蚊子示众时，示众就显得滑稽，显得恶心。
因此，示众是有条件的。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之存在有其阶段性，即孩子阶段。人类的青春少年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代文明，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之上的文明，乃是文明的成年时代。这两大阶段，正好对应“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只有加入这一视角，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才有当代意义。一如青春少年对应春天，成年对应秋天；时间也有空间化的现象，东方相应具有少年的特征，西方相应具有成年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示众文化属于人类的传统文化，属于东方社会，属于孩童时代，属于农业文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被称为“子民文化”，也解释了我所说的至今不绝的“类人孩”现象。棍棒、体罚、羞辱、示众，以出孝子、忠臣、顺民、节妇，等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人从子民到最有天才的思想家，在人生无望时都求助于“良心”的救济，人的良知良能植根于其童年的羞耻心。这也解释了当今时代，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从老舍、傅雷到当代众多受辱的中小学生，一经示众，并非驯服归顺，而是多自杀以死抗争，即说明当代文明的成年属性，理性对心灵的影响日益加重。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是对传统的超越，也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超越。享用时空中的果实乃是我们现代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这是青春少年蜕变成成年公民的阶段。“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一过程，需要人们怀有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担当、责任、欢乐；而非人人做看客，或痛哭流涕地做“好孩子”、“乖小孩”。这个过程是难言的。在人类史上，它付出了数百年的代价，至今仍在一些地方拉锯。“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这是示众文化的升华。
余世存：诗人、思想家、学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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