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学术宗师，又是世人楷模。在他95岁生日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写来亲笔贺信，赞誉季老是“人中麟凤”。可是季老本人却说，自己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是一个平凡的人。麟凤也好，平凡人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平凡与非凡于一身的人。
今年8月6日是季羡老98岁生日。7月7日，师兄王树英去医院探望过先生。回来后告诉我，老先生硬朗着呢，咱们准备一下，为他祝寿吧。万万没有想到，7月11日，季老突然驾鹤西行。听到这个消息，真的不敢相信。我赶到母校吊唁恩师，站在季老的遗像前，40多年的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
1962年，我在河北上高中，读到了一篇优美的散文，标题是《春满燕园》。文中描写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春光常驻、书声朗朗，实在太美了，引起了我无限的向往，我牢牢记住了散文的作者叫季羡林。
两年后，我参加高考，被北大东语系录取。第一次走进燕园，博雅塔、未名湖的旖旎风光超乎我的想象。可是第一次见到季羡林教授，却多少有点失望。在欢迎新生的会上，见到系主任季羡林，感觉他和我所想象的模样不大相同。在我想象中，季先生应该是西装革履，夹着皮包；或者身穿飘逸的长衫，手里拿根手杖。可眼前这位季先生，瘦高身材，五十出头，并不很老，慈眉善目，并不风流倜傥；穿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声音不高，语速不快，讲话也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总之，再普通不过了，似乎还有一点土气。哪有一点我所想象中的名教授“派头”?你看人家王力先生、付鹰先生，那是什么派头!
当时季先生给梵文班五年级上课，和我们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但有两件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哪位同学没有脸盆，可以领一个。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有些来自贫困农村的同学是赤着脚来到北大校园的。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要有自己的脸盆，以防止传染沙眼。一个白搪瓷脸盆两块钱，有的同学买不起，就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了，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脸盆，但心里暖暖的。二是国庆节，第一次参加游行，见到毛主席了，心里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合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记得未名湖岛亭里教工俱乐部有一台，学生是不许看的，我就有过混进去看电视被轰出来的经历。季先生能叫上一群大孩子到自己家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因此认定，季先生是好人，好领导。我为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读书感到庆幸，感到自豪。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狂潮来了。不久，季先生便同侯仁之、周一良等名教授一起被打倒，抓进牛棚，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有同学试图营救季羡林，可是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有谁能够保护先生呢?
经过一年多炼狱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先生终于“半解放”了。1969年秋天，季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一起往麦子地里挑粪。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老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着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未结束，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毕业以后回母校进修，季先生还戴着几顶“帽子”，他给我们开了两门课：英语和印度概况。先生十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印度学又是他的主要专长，教我们自然是牛刀杀鸡。可是先生备课十分认真。英文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个单词会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对含义的理解也有差异。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他请教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外教。在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单词的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所以要从上下文的意思注意词义辨析。同学们戏称为“季羡林大饼”。印度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当时没有教材，季先生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清清楚楚，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非凡功力。季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比如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我至今记忆犹新。听季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我们每周都盼着听他讲课。
漫长的黑暗的十年终于过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季先生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了又一篇散文《春归燕园》。改革开放如同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季先生也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此时的我远在边疆，不断在报刊上读到先生的散文新作，感到既亲切又兴奋。1979年夏天，季先生应新疆大学之邀到新疆考察讲学，同行的还有任继愈、黄心川两位先生。――任先生也是北大校友，是季老多年的老友。前一段时间就听说任老病重，没有料到的是，两个老友又在同一天结伴西行。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巨大损失!那一次，他们在新疆的日程安排得特别满，季先生就让工作人员通知我去新疆大学一晤。这一晤就是一整天。几年没见，我发现先生仿佛年轻了十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先生没有整块的时间和我说话，就令我陪在身边，参加座谈、考察，利用活动间隙，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在新大图书馆鉴定善本书的时候，还不忘向那里的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在军区作调研工作，如果他需要在新大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第二次到新疆是1985年，主持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季老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进而概括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赢得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赞誉。连日的紧张会务，季先生累病了。大会休息时间，他没有去天池游览，留在昆仑宾馆接见在新疆工作的老学生。那次我给先生送了点葡萄干。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我回北京探亲，见到许多老师和老同学，都说吃到了我的葡萄干，不用说，这些都是老先生做的。2007年夏天，我到301医院看望季先生，先生问我回过新疆没有?他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知道老先生一直惦记着新疆，因为他认定，那里是世界唯一的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体系交汇的地方，是研究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块难得的宝地。
我每次从边疆回北京，都要到北大
六院或外文楼看望先生。他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副校长兼南亚研究所所长，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兼职，每天要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加上他庞大的科研计划，季先生忙极了。还是老办法，呆在季先生办公室里，不影响先生会客、接受采访、批阅文件，有时间就聊几句，一呆就是半天。中午了，季先生对我说：“你回家去吃饭吧，老祖(季老的婶母)烧好了菜等着你呢，我这里还有事，不陪你了。”先生如此吩咐，我只好遵命。
1986年，组织决定我从部队转业，我写信告诉了季先生。先生回信说，关于转业后的工作，要多作几种准备，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回到北京后有人告诉我，季先生为了我能够返校，或者能够归队，曾经四处奔走呼吁，碰了不少钉子。我听了诚惶诚恐，小子何德何能，蒙先生如此厚爱!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归队，转业到档案部门，做党务和行政工作，辜负了先生对我的希望。我能从遥远的边疆回来，可以经常见到敬爱的先生，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一年我去给先生拜年，遇到几位有成就的当年同窗好友，不禁自惭形秽，感到愧对恩师。季先生对我说：“事务性工作总得有人做，都当专家，专家岂不是要饿死了?”先生的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我安下心来，搞好服务，认真打杂，甘当绿叶。我觉得，不管能否在先生旗下做事，只要认真学习和践行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就算没有辱没师门。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爱人和孩子也非常爱戴和仰慕先生，曾经跟我去先生家中造访。先生每次都笑脸相迎，拿出点心、水果热情招待，告别时亲自送出大门。有几年我爱人身体不好，先生总挂记着，每有新作出版，先生在赐赠时总是先写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吃石榴，还特意把从山东老家捎来的石榴送给她吃。小孩子不懂事，上中学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问题，想向季爷爷请教，也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跑去就敲季爷爷的门，老先生不但不嫌烦，还夸他们“肯动脑筋，有出息”。据我所知，季先生对我们学生的下一代都疼爱有加，寄予厚望。有一位学长的孩子牛牛，小时候在季爷爷家吃饺子，一顿吃了五十个!牛牛长大了，娶媳妇，老先生亲自主婚，还带来一幅墨宝作贺礼，上写着：“相爱相亲，相敬如宾，百年好台，幸福无垠。”
季老认为，国家民族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他和费孝通先生一起，发起抢救家书活动，为国家民族保全了一批文化珍品。他关心和支持档案事业，认为保管好档案，维护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功德无量的事业。记得《中国档案报》创刊不久，我陪郭海缨同志采访季老，季老热情接待，他勉励档案工作者搞好档案的开放利用，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不要搞的门可罗雀。采访结束，他亲自送客人出门，站着看我们走远。在医院，每期《中国档案报》寄到，他都要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他赞成用档案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反对用戏说误导大众。2001年国家档案局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聘请季老担任全国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季老很高兴地接受了聘请。他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愿意为你们站脚助威，做一名拉拉队员，摇旗呐喊。”他还说自己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会议。要我向他介绍开会情况，并代他问候各位委员。季老亲笔为我们编写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题写了书名，郑重地钤上印章。他说：“我写的是繁体字，为的是这书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发行方便。”老先生的考虑多周到啊!2003年春节，我陪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毛福民去看望先生，在谈话时得知，季老已经把自己的手稿、藏书和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季老的腿走动已很困难，在告别的时候，季老为不能亲自送客表示歉意。就在我们造访后第三天，季老住进了301医院。
数十年耳提面命，季老待我恩重如山，我总想为先生做点什么。蒙先生首肯，我和老同学胡光利教授将季先生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整理了一部季羡林回忆文集，定名《此情犹思》，2005年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编辑书稿，为我又一次提供了亲聆先生教诲的机会。我们写的《编者前言》原稿中有“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字眼，我们认为是实话实说，并不为过，可是先生看了不高兴，他说：“我要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遵照先生的意见，我们改了一稿，先生看了说：“还是有吹捧之嫌，再改。”改了三遍才通过。有人建议，把领导同志和季先生的合影收入书中，这类照片不少，收进书里可能是个卖点。可是季老不同意。他说一张都不许收，决不可借领导同志抬高自己身价。先生不主张开新书发布会，出版社坚持要开，先生请他的助手李玉洁老师转达了三条意见：“领导同志公务繁忙，不要请他们到会；不要摆放我同领导同志的合影，不能借领导的光宣传自己的书；也不要放我的录像片，放几张照片可以，我季羡林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不要招摇。”他说“应当靠书的内容、书的质量赢得读者，而不是靠宣传。人家说好，是鼓励我们，人家挑毛病，是鞭策，都要感谢。”熟悉季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一贯风格。为季先生编书，确实受益良多，不仅是学习季老的为文，更重要的是学习季老的为人。我退休以后，系统学习季老关于人类文化的论著，读到他关于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述，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关于和谐的论述等等，感到非常精辟深刻，对弘扬中华文化很有意义，经季先生授权，选编了一本《季羡林谈义理》，去年底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写季老的通俗传记。季老说，书稿他就不看了。他要我“实事求是地写，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今年4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季老的通俗传记《人中麟风：季羡林》。5月2日我送样书给先生，不知道有人给他读过没有。想听一听先生对这书的意见，可惜再也办不到了。
季老住院这几年，每次去医院看望先生，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是悲是喜，是苦是甜。高兴的是医院条件绝对一流，先生豁达乐观，一次次化险为夷；难受的是看到老人家在逐渐凋零，视力、听力、活动能力正在一点点丧失，惟有大脑还是那么睿智、那么活跃；庆幸的是老先生病房访客不断，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学界巨擘到青年学子，先生这里并不寂寞；心酸的是，先生的亲人没有一个陪侍左右，这里缺乏亲情的温暖，高处不胜寒。所幸去年下半年情况有了转变。这在先生最后的岁月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就像他本人所说，他是笑着走的。他没有理由不笑：“文革”期间他拣了一条命，改革开放30年，他登上了事业的巅峰；他热爱的祖国，蒸蒸日上，巨龙腾飞，不可阻挡；他开创的东方学科，后继有人，渐入佳境；他留下的著述，全集编纂已经启动；他唯一的儿子季承回到了他的身边，还带来了儿媳和可爱的小孙子。
纵观季老一生，数十年如一日，起得比鸡还早，呕心沥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既是学术宗师，又是世人楷模。在他95岁生日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写来亲笔贺信，赞誉季老是“人中麟凤”。可是季老本人却说，自己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是一个平凡的人。麟凤也好，平凡人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平凡与非凡于一身的人。忝列季老门墙，是我人生一大幸事。季老是我永远的先生，永远的偶像，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他既是学术宗师，又是世人楷模。在他95岁生日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写来亲笔贺信，赞誉季老是“人中麟凤”。可是季老本人却说，自己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是一个平凡的人。麟凤也好，平凡人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平凡与非凡于一身的人。
今年8月6日是季羡老98岁生日。7月7日，师兄王树英去医院探望过先生。回来后告诉我，老先生硬朗着呢，咱们准备一下，为他祝寿吧。万万没有想到，7月11日，季老突然驾鹤西行。听到这个消息，真的不敢相信。我赶到母校吊唁恩师，站在季老的遗像前，40多年的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
1962年，我在河北上高中，读到了一篇优美的散文，标题是《春满燕园》。文中描写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春光常驻、书声朗朗，实在太美了，引起了我无限的向往，我牢牢记住了散文的作者叫季羡林。
两年后，我参加高考，被北大东语系录取。第一次走进燕园，博雅塔、未名湖的旖旎风光超乎我的想象。可是第一次见到季羡林教授，却多少有点失望。在欢迎新生的会上，见到系主任季羡林，感觉他和我所想象的模样不大相同。在我想象中，季先生应该是西装革履，夹着皮包；或者身穿飘逸的长衫，手里拿根手杖。可眼前这位季先生，瘦高身材，五十出头，并不很老，慈眉善目，并不风流倜傥；穿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声音不高，语速不快，讲话也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总之，再普通不过了，似乎还有一点土气。哪有一点我所想象中的名教授“派头”?你看人家王力先生、付鹰先生，那是什么派头!
当时季先生给梵文班五年级上课，和我们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但有两件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哪位同学没有脸盆，可以领一个。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有些来自贫困农村的同学是赤着脚来到北大校园的。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要有自己的脸盆，以防止传染沙眼。一个白搪瓷脸盆两块钱，有的同学买不起，就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了，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脸盆，但心里暖暖的。二是国庆节，第一次参加游行，见到毛主席了，心里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合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记得未名湖岛亭里教工俱乐部有一台，学生是不许看的，我就有过混进去看电视被轰出来的经历。季先生能叫上一群大孩子到自己家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因此认定，季先生是好人，好领导。我为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读书感到庆幸，感到自豪。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狂潮来了。不久，季先生便同侯仁之、周一良等名教授一起被打倒，抓进牛棚，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有同学试图营救季羡林，可是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有谁能够保护先生呢?
经过一年多炼狱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先生终于“半解放”了。1969年秋天，季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一起往麦子地里挑粪。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老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着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未结束，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毕业以后回母校进修，季先生还戴着几顶“帽子”，他给我们开了两门课：英语和印度概况。先生十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印度学又是他的主要专长，教我们自然是牛刀杀鸡。可是先生备课十分认真。英文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个单词会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对含义的理解也有差异。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他请教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外教。在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单词的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所以要从上下文的意思注意词义辨析。同学们戏称为“季羡林大饼”。印度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当时没有教材，季先生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清清楚楚，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非凡功力。季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比如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我至今记忆犹新。听季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我们每周都盼着听他讲课。
漫长的黑暗的十年终于过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季先生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了又一篇散文《春归燕园》。改革开放如同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季先生也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此时的我远在边疆，不断在报刊上读到先生的散文新作，感到既亲切又兴奋。1979年夏天，季先生应新疆大学之邀到新疆考察讲学，同行的还有任继愈、黄心川两位先生。――任先生也是北大校友，是季老多年的老友。前一段时间就听说任老病重，没有料到的是，两个老友又在同一天结伴西行。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巨大损失!那一次，他们在新疆的日程安排得特别满，季先生就让工作人员通知我去新疆大学一晤。这一晤就是一整天。几年没见，我发现先生仿佛年轻了十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先生没有整块的时间和我说话，就令我陪在身边，参加座谈、考察，利用活动间隙，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在新大图书馆鉴定善本书的时候，还不忘向那里的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在军区作调研工作，如果他需要在新大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第二次到新疆是1985年，主持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季老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进而概括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赢得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赞誉。连日的紧张会务，季先生累病了。大会休息时间，他没有去天池游览，留在昆仑宾馆接见在新疆工作的老学生。那次我给先生送了点葡萄干。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我回北京探亲，见到许多老师和老同学，都说吃到了我的葡萄干，不用说，这些都是老先生做的。2007年夏天，我到301医院看望季先生，先生问我回过新疆没有?他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知道老先生一直惦记着新疆，因为他认定，那里是世界唯一的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体系交汇的地方，是研究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块难得的宝地。
我每次从边疆回北京，都要到北大
六院或外文楼看望先生。他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副校长兼南亚研究所所长，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兼职，每天要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加上他庞大的科研计划，季先生忙极了。还是老办法，呆在季先生办公室里，不影响先生会客、接受采访、批阅文件，有时间就聊几句，一呆就是半天。中午了，季先生对我说：“你回家去吃饭吧，老祖(季老的婶母)烧好了菜等着你呢，我这里还有事，不陪你了。”先生如此吩咐，我只好遵命。
1986年，组织决定我从部队转业，我写信告诉了季先生。先生回信说，关于转业后的工作，要多作几种准备，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回到北京后有人告诉我，季先生为了我能够返校，或者能够归队，曾经四处奔走呼吁，碰了不少钉子。我听了诚惶诚恐，小子何德何能，蒙先生如此厚爱!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归队，转业到档案部门，做党务和行政工作，辜负了先生对我的希望。我能从遥远的边疆回来，可以经常见到敬爱的先生，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一年我去给先生拜年，遇到几位有成就的当年同窗好友，不禁自惭形秽，感到愧对恩师。季先生对我说：“事务性工作总得有人做，都当专家，专家岂不是要饿死了?”先生的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我安下心来，搞好服务，认真打杂，甘当绿叶。我觉得，不管能否在先生旗下做事，只要认真学习和践行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就算没有辱没师门。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爱人和孩子也非常爱戴和仰慕先生，曾经跟我去先生家中造访。先生每次都笑脸相迎，拿出点心、水果热情招待，告别时亲自送出大门。有几年我爱人身体不好，先生总挂记着，每有新作出版，先生在赐赠时总是先写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吃石榴，还特意把从山东老家捎来的石榴送给她吃。小孩子不懂事，上中学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问题，想向季爷爷请教，也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跑去就敲季爷爷的门，老先生不但不嫌烦，还夸他们“肯动脑筋，有出息”。据我所知，季先生对我们学生的下一代都疼爱有加，寄予厚望。有一位学长的孩子牛牛，小时候在季爷爷家吃饺子，一顿吃了五十个!牛牛长大了，娶媳妇，老先生亲自主婚，还带来一幅墨宝作贺礼，上写着：“相爱相亲，相敬如宾，百年好台，幸福无垠。”
季老认为，国家民族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他和费孝通先生一起，发起抢救家书活动，为国家民族保全了一批文化珍品。他关心和支持档案事业，认为保管好档案，维护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功德无量的事业。记得《中国档案报》创刊不久，我陪郭海缨同志采访季老，季老热情接待，他勉励档案工作者搞好档案的开放利用，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不要搞的门可罗雀。采访结束，他亲自送客人出门，站着看我们走远。在医院，每期《中国档案报》寄到，他都要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他赞成用档案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反对用戏说误导大众。2001年国家档案局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聘请季老担任全国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季老很高兴地接受了聘请。他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愿意为你们站脚助威，做一名拉拉队员，摇旗呐喊。”他还说自己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会议。要我向他介绍开会情况，并代他问候各位委员。季老亲笔为我们编写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题写了书名，郑重地钤上印章。他说：“我写的是繁体字，为的是这书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发行方便。”老先生的考虑多周到啊!2003年春节，我陪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毛福民去看望先生，在谈话时得知，季老已经把自己的手稿、藏书和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季老的腿走动已很困难，在告别的时候，季老为不能亲自送客表示歉意。就在我们造访后第三天，季老住进了301医院。
数十年耳提面命，季老待我恩重如山，我总想为先生做点什么。蒙先生首肯，我和老同学胡光利教授将季先生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整理了一部季羡林回忆文集，定名《此情犹思》，2005年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编辑书稿，为我又一次提供了亲聆先生教诲的机会。我们写的《编者前言》原稿中有“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字眼，我们认为是实话实说，并不为过，可是先生看了不高兴，他说：“我要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遵照先生的意见，我们改了一稿，先生看了说：“还是有吹捧之嫌，再改。”改了三遍才通过。有人建议，把领导同志和季先生的合影收入书中，这类照片不少，收进书里可能是个卖点。可是季老不同意。他说一张都不许收，决不可借领导同志抬高自己身价。先生不主张开新书发布会，出版社坚持要开，先生请他的助手李玉洁老师转达了三条意见：“领导同志公务繁忙，不要请他们到会；不要摆放我同领导同志的合影，不能借领导的光宣传自己的书；也不要放我的录像片，放几张照片可以，我季羡林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不要招摇。”他说“应当靠书的内容、书的质量赢得读者，而不是靠宣传。人家说好，是鼓励我们，人家挑毛病，是鞭策，都要感谢。”熟悉季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一贯风格。为季先生编书，确实受益良多，不仅是学习季老的为文，更重要的是学习季老的为人。我退休以后，系统学习季老关于人类文化的论著，读到他关于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述，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关于和谐的论述等等，感到非常精辟深刻，对弘扬中华文化很有意义，经季先生授权，选编了一本《季羡林谈义理》，去年底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写季老的通俗传记。季老说，书稿他就不看了。他要我“实事求是地写，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今年4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季老的通俗传记《人中麟风：季羡林》。5月2日我送样书给先生，不知道有人给他读过没有。想听一听先生对这书的意见，可惜再也办不到了。
季老住院这几年，每次去医院看望先生，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是悲是喜，是苦是甜。高兴的是医院条件绝对一流，先生豁达乐观，一次次化险为夷；难受的是看到老人家在逐渐凋零，视力、听力、活动能力正在一点点丧失，惟有大脑还是那么睿智、那么活跃；庆幸的是老先生病房访客不断，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学界巨擘到青年学子，先生这里并不寂寞；心酸的是，先生的亲人没有一个陪侍左右，这里缺乏亲情的温暖，高处不胜寒。所幸去年下半年情况有了转变。这在先生最后的岁月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就像他本人所说，他是笑着走的。他没有理由不笑：“文革”期间他拣了一条命，改革开放30年，他登上了事业的巅峰；他热爱的祖国，蒸蒸日上，巨龙腾飞，不可阻挡；他开创的东方学科，后继有人，渐入佳境；他留下的著述，全集编纂已经启动；他唯一的儿子季承回到了他的身边，还带来了儿媳和可爱的小孙子。
纵观季老一生，数十年如一日，起得比鸡还早，呕心沥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既是学术宗师，又是世人楷模。在他95岁生日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写来亲笔贺信，赞誉季老是“人中麟凤”。可是季老本人却说，自己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是一个平凡的人。麟凤也好，平凡人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平凡与非凡于一身的人。忝列季老门墙，是我人生一大幸事。季老是我永远的先生，永远的偶像，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