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扩张，上海的地域界限和文化格局已非复旧观，“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彻底过时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一家报纸引述了一位旅居纽约的老华侨的观感：“上海竟然有‘老上海’之说，不可思议。纽约就没人敢自称‘老纽约’。”所谓“老上海”，是指那些老资格的原住民，他们谙熟上海的方方面面，脑子里装着本埠的地图，无论文化沿革、市井掌故还是衣食住行，表达起来都能头头是道，手到擒来。而那位华侨发这通观感，起因在于他离开上海虽然长逾30年，重归故里，竟然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儿时的弄堂。人已非，物依旧，对于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来说，有点不太像话。在该华侨看来，上海的变化太过微不足道，为人津津乐道的不过几条主要商业街，再加市区面积有限，熟悉起来当然没啥难度。他由此认为，“老上海”缺乏技术含量，只要在上海多少呆过几年，谁都可以以“老上海”自居，不像纽约，你住的时间越长，你越感觉到它的阔大和渊深，你也就越不敢自称“老纽约”。似乎，任何对纽约的简单评价，都涉嫌轻举妄动，都可能予人以“少不更事”之感。 我认可这位华侨对上海的评价，但我同时认为该评价也存在一个有效期，至迟在最近这个世纪之交，该评价过期了。一个标志性特征是：“老上海”消失了。现在的上海即使仍然不适宜与纽约相比，但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以“老上海”自诩了，而在10年前，连我都不妨自命为“老上海”。 当然，如果我们不再把“老上海”视为某种特殊群体的代表，而是借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欧洲分为“老欧洲、新欧洲”的思路，那么，“老上海”一词还可以枯木逢春一把，用来代指一种地域。与之对应的，则是新上海。 和任何一座城市一样，上海也有地域差别，既有地域差别，难免会派生地域歧视。和别的城市有所不同，上海的地域歧视相当严重，以致还曾衍生出一种经典两分法：上只角，下只角。沪地俗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即是对这种地域歧视的生动注解。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近乎疯狂的城区扩张，上海的地域界限已全然改观，随之走样的，则是她的文化格局。当个别抱持旧有地域优越感的老派人士突然因市政动迁而被迫搬离自己原属“上只角”的旧式里弄时，如果他家境不丰，很可能狼狈地发现：拿着政府拨给的“上只角”动迁费，而求浦东的一榻之地，已经不可得了。他有条件置业的，说不定只是那些原先在他眼里属于彻底“乡下”的地域。 没人说得清，“上只角，下只角”的说法是何时从上海人嘴里消失的，就像我也说不清，人们是从哪天开始，不再把手提电话尊称为“大哥大”，而是老老实实地称它为“手机”的。变化虽然不知不觉，蓦然回首，又发现清晰可辨。最初，上海人搬离“上只角”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环线以内），一定曾伴随种种心绞痛，但强势的政府官员决心已定，实施城市扩张的意志非常坚定，他们决心置市民的怀旧情绪、伤感情调于不顾，义无反顾地重置都市布局。十年一觉海上梦。梦醒之时，原来的“上只角”已沦落为跟不上时代的“老上海”，而那些原来的“下只角”，因动迁成本低廉之故，迅速改头换面，短时间内已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一新，非复旧观。在中心城区，上海人借鉴若干老城厢的建筑元素，精心营造了一片小资的天堂“新天地”，那里一度吸引了大量的洋人新贵。但只要你有勇气穿过这片“新天地”，再横过两条马路，你就会见到一种在传统“下只角”区域都不易见到的贫困。这些破败的旧式石库门弄堂，躲在“新天地”诡异灯火的射程之外，徒劳地印证了“老上海”的无助和挣扎。时过而境不迁，最是令人沮丧。这些旧式弄堂的主人，曾经是“上只角”身份的狂热捍卫者，但今天，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渴望搬离这块寸土寸金之地。然而，由于这些地块的动迁成本过于惊人，他们不得不继续与“老上海”长相厮守。 在上海，该去哪儿吃饭呢？我的建议是：去新上海吧。就像真正的北京人早已不再去“全聚德”吃烤鸭一样，上海的知味一族，也已不再留恋传统的老餐馆。上海滩那些曾经闻名遐迩的著名饭店，现在都不同程度地美人迟暮。即使你是位情感丰富的怀旧人士，对传闻中的海上旧梦颇多系念，我也希望你尽量远离它们，避免因为身临其境的错愕，打破内心的美好。你可以在电影或画报里重温它们，在张爱玲、白先勇的小说里想象它们，却没必要拿自己的舌头去赌博。但凡可以重温的，都不再是鸳梦，爱情如此，美味同样如此。当市中心的老字号酒家日益门可罗雀，你却会在一些从未听说过的地方，骤然发现一片又一片火锅般热烈的灯火。不用说，上海人作为中国内地相对最具经济理性的消费群体，他们最新的选择，也许永远意味着最正确的选择。 对观光客来说，仅仅比较上海不同区域的餐饮，也能生出如下感受：老上海风光不再，新上海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吗？不知道，欲知来日，且待来日。诚然，你会在书店排行榜上，看到一些旧上海题材的书籍依旧高高在上，但是我得说，这类玩意的参考价值是可疑的。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随着城市扩张，上海的地域界限和文化格局已非复旧观，“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彻底过时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一家报纸引述了一位旅居纽约的老华侨的观感：“上海竟然有‘老上海’之说，不可思议。纽约就没人敢自称‘老纽约’。”所谓“老上海”，是指那些老资格的原住民，他们谙熟上海的方方面面，脑子里装着本埠的地图，无论文化沿革、市井掌故还是衣食住行，表达起来都能头头是道，手到擒来。而那位华侨发这通观感，起因在于他离开上海虽然长逾30年，重归故里，竟然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儿时的弄堂。人已非，物依旧，对于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来说，有点不太像话。在该华侨看来，上海的变化太过微不足道，为人津津乐道的不过几条主要商业街，再加市区面积有限，熟悉起来当然没啥难度。他由此认为，“老上海”缺乏技术含量，只要在上海多少呆过几年，谁都可以以“老上海”自居，不像纽约，你住的时间越长，你越感觉到它的阔大和渊深，你也就越不敢自称“老纽约”。似乎，任何对纽约的简单评价，都涉嫌轻举妄动，都可能予人以“少不更事”之感。 我认可这位华侨对上海的评价，但我同时认为该评价也存在一个有效期，至迟在最近这个世纪之交，该评价过期了。一个标志性特征是：“老上海”消失了。现在的上海即使仍然不适宜与纽约相比，但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以“老上海”自诩了，而在10年前，连我都不妨自命为“老上海”。 当然，如果我们不再把“老上海”视为某种特殊群体的代表，而是借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欧洲分为“老欧洲、新欧洲”的思路，那么，“老上海”一词还可以枯木逢春一把，用来代指一种地域。与之对应的，则是新上海。 和任何一座城市一样，上海也有地域差别，既有地域差别，难免会派生地域歧视。和别的城市有所不同，上海的地域歧视相当严重，以致还曾衍生出一种经典两分法：上只角，下只角。沪地俗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即是对这种地域歧视的生动注解。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近乎疯狂的城区扩张，上海的地域界限已全然改观，随之走样的，则是她的文化格局。当个别抱持旧有地域优越感的老派人士突然因市政动迁而被迫搬离自己原属“上只角”的旧式里弄时，如果他家境不丰，很可能狼狈地发现：拿着政府拨给的“上只角”动迁费，而求浦东的一榻之地，已经不可得了。他有条件置业的，说不定只是那些原先在他眼里属于彻底“乡下”的地域。 没人说得清，“上只角，下只角”的说法是何时从上海人嘴里消失的，就像我也说不清，人们是从哪天开始，不再把手提电话尊称为“大哥大”，而是老老实实地称它为“手机”的。变化虽然不知不觉，蓦然回首，又发现清晰可辨。最初，上海人搬离“上只角”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环线以内），一定曾伴随种种心绞痛，但强势的政府官员决心已定，实施城市扩张的意志非常坚定，他们决心置市民的怀旧情绪、伤感情调于不顾，义无反顾地重置都市布局。十年一觉海上梦。梦醒之时，原来的“上只角”已沦落为跟不上时代的“老上海”，而那些原来的“下只角”，因动迁成本低廉之故，迅速改头换面，短时间内已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一新，非复旧观。在中心城区，上海人借鉴若干老城厢的建筑元素，精心营造了一片小资的天堂“新天地”，那里一度吸引了大量的洋人新贵。但只要你有勇气穿过这片“新天地”，再横过两条马路，你就会见到一种在传统“下只角”区域都不易见到的贫困。这些破败的旧式石库门弄堂，躲在“新天地”诡异灯火的射程之外，徒劳地印证了“老上海”的无助和挣扎。时过而境不迁，最是令人沮丧。这些旧式弄堂的主人，曾经是“上只角”身份的狂热捍卫者，但今天，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渴望搬离这块寸土寸金之地。然而，由于这些地块的动迁成本过于惊人，他们不得不继续与“老上海”长相厮守。 在上海，该去哪儿吃饭呢？我的建议是：去新上海吧。就像真正的北京人早已不再去“全聚德”吃烤鸭一样，上海的知味一族，也已不再留恋传统的老餐馆。上海滩那些曾经闻名遐迩的著名饭店，现在都不同程度地美人迟暮。即使你是位情感丰富的怀旧人士，对传闻中的海上旧梦颇多系念，我也希望你尽量远离它们，避免因为身临其境的错愕，打破内心的美好。你可以在电影或画报里重温它们，在张爱玲、白先勇的小说里想象它们，却没必要拿自己的舌头去赌博。但凡可以重温的，都不再是鸳梦，爱情如此，美味同样如此。当市中心的老字号酒家日益门可罗雀，你却会在一些从未听说过的地方，骤然发现一片又一片火锅般热烈的灯火。不用说，上海人作为中国内地相对最具经济理性的消费群体，他们最新的选择，也许永远意味着最正确的选择。 对观光客来说，仅仅比较上海不同区域的餐饮，也能生出如下感受：老上海风光不再，新上海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吗？不知道，欲知来日，且待来日。诚然，你会在书店排行榜上，看到一些旧上海题材的书籍依旧高高在上，但是我得说，这类玩意的参考价值是可疑的。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