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译学研究
谢思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开始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中国自八十年代后期，译学研究突飞猛进；整体上，中西方缺乏译学研究的双边交叉和互补。本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中西译学比较在理论场上作出定位，界定了总体目标、方法学线路、研究内容空间以及预期结论和意义，并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西译学共相发展。
关键词：中西译学；比较；
一、 中西译学研究现状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一门科学，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大体系。翻译学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性，其研究建立在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与纯“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相区别。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文体学、历史学、人类学、符号学、思维科学、神经科学、阐释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方法论、学科学、传播学、知识论、美学、系统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但又不隶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完全取代的，尽管它要借用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对象和性质进行调整与整合而形成。根据翻译研究自身特殊的工作对象和任务，自身独特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作为跨文化交际系统的研究，翻译学在西方一些国家（如法国）已渐渐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我国的译学建设也在加速与西方接轨。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以敏锐的理论意识，借助语言学方法论，试图使翻译研究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虽然翻译语言学理论观欲独自垄断译学 研究市场的境况受到译界后人的普遍争议和质疑，但就效果而言，却为当时翻译研究启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拓开了译学研究者的新思路。近三十年来，随着翻译活动范围的扩大，西方翻译学者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许多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流派，如诠释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等；还有苏联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和文艺学理论，法国的释意派理论、翻译诗学理论，德国哲学思辩与文化思考相结合的翻译研究，英国的“翻译研究学派”，美国的多元翻译理论以及加拿大的双语交流与翻译研究等等。西方译学界正以多方位的探索，在翻译史、翻译理论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理论等领域不断出新和发展。研究趋于开放、多元、系统性和学理化。
与西方译学理论界相比，由于重“实践”轻“理论”观念的影响，也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指“文革”劫难），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至少在起步时间上，比西方译论界滞后（二十年左右）。我国20世纪翻译理论研究所穿越的历程大致可归纳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诠释过程。在这一阐释过程中，宏观多于微观，悟性多于理性，经验论多于科学论，抽象多于具体，定性多于定量，从而整体上使译论失之空泛。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末的译学研究觉醒时期。这一“觉醒”时期启蒙于译介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过程至今在继续）。抽象地说，我国对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译介工作还不够系统，不够全面：翻译的多，研究的少；零碎的介绍多，系统的研究少。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看，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的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片面。严格意义上，对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作系统研究与评介的工作刚刚开始。在第二阶段时期，我国译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现象，是中西译论的相互排斥倾向，有的研究者一味推崇西方译论，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值，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更没有系统性，一言以弊之，即我国的传统译论是不科学的；另有一些研究者则一味排斥西方译论，认为西方译论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未必适合。这种中西方译论相互对立排斥的状况至今存在，甚至越演越烈，从而成为中国译界现存的主要问题。这也正说明中西译论二者“结合”“兼容”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甚至微乎其微。第三阶段：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工作尽管不够系统全面，却激发了一批勇于探索的中国译学学者；在
总结思考和借鉴的基础上，最近几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界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不断加强，翻译研究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宽，系统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也逐渐加强，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深度和广度可谓前所未有，涉及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学理论、翻译理论史、翻译美学、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与文化、文艺翻译、翻译名家名作研究，影视翻译，机器翻译，翻译比较美学等众多领域。这些相对深入的研究成果涉及了译学的多方面，为译学的深化和创新起直接的推动作用，构成了译学存在的基础。可以说，中国译学已进入全面建设时期，逐渐走向成熟。
二、中西译学比较
1．总体目标
从以上中西方翻译研究状况的分析中，不无遗憾地看到，中西方在译学研究上空缺一个主要环节：系统的中西译学比较研究是中西方译学研究领域一大空白。在以往的研究中，中西方理论家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品性，探索各自的理论体系，基本上遵循“单向”式发展，缺乏双边融合与交叉。例如由于语言障碍因素，西方对中国译论知之甚少，更由于文化原因，对中国译理理解片面；在我国，虽然进行外国译论的译介，双边译论比较研究却也零零星星，支离破碎，缺乏完整性和系统化。译介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结合西方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翻译理论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并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进行对比，兼容并包，从新的角度切入，促进中国理论研究的发展。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在中国与国际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培养跨文化交流人才，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致达中西译学的交融、合壁与共生。这对完善译学理论体系，提高译学的研究质量，巩固译学的理论基础，确立译学的学术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极为关键的环节。这正是中西译学比较研究的学术使命所在。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翻译理论研究的交流为出发点，以中西译论的系统比较为方法论和切入口，尝试建构中西译学比较研究的理论雏形模式，至达中西译论研究
的交接、渗透、互补、融合，汇成中西译学共建共生的世纪新潮，迎来翻译学新世纪的曙光。
2．方法学线路
进行中西译学比较研究，首要问题是理清中西翻译理论各自的发展轨迹，而析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沿革尤为关键前提。整体观察中国自古至今有关翻译的概念事实、理论事实、甚或经验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沿革大致以20世纪的终结为分水岭。自远古至20世纪末是中国“信达雅”的诞生、阐释、接受过程；20世纪末以来，是中国摆脱“信达雅”形式的桎梏，开始多方位探索翻译学时期。事实上，自严复1898年提出“信达雅”以来，中国的译理探讨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信达雅”展开，一直延续到近20世纪末。在这种对“信达雅”的阐释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在对这些流派进行归纳发展并使其体系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其各自的理论性征与西方相应的译理相对照、相渗透。同时，通过分解剖析新近的中国译学探索形态，我们可以洞察这些代表形态与西方译理之相脉承，并对中国传统译理进行反观，以此尝试建构中西译理的融合——“中西比较翻译学”。
3．内容范畴
西方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六大高潮：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古希腊衰落、罗马强大时期，通过翻译构成了对古希腊文化的吞食兼并；第二大高潮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叶，教会在文化上处于垄断地位，《圣经》以及其它宗教作品的翻译成为主流；第三次翻译高潮是11-12世纪（中世纪中期），西方翻译家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托莱多翻译院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翻译活动长达一百年之久，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友善接触；文艺复兴（14-16世纪）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的大高潮，众多领域的翻译活动促成了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翻译的第五个发展阶段，表现为古典作品和近代作品的翻译（包括东方文学作品）；第六次翻译高潮是在第二次大战后，范围从单纯的文学宗教翻译扩展到科技、经济、法律、商业等，规模从文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转变为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译员代之，出现
了专门的翻译高等学院、国际译联、机器翻译、翻译学科（翻译学）等发展形态。西方至今处于这一大翻译时代的延续。
较之西方，我国历史上出现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五四”以来的现代翻译。我们现今仍处于第四次翻译高潮的持续。
有翻译实践，就会有对翻译活动的思考探索与研究。西方自古罗马时代西塞罗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公元前46年）开始，经历了诸如中世纪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文艺复兴时期路德的“人文主义翻译”观、法国多雷的“翻译五原则”、十七至十九世纪法国巴托的“准确翻译”论、英国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泰特勒的“翻译之原则”、德国施莱尔马赫的“翻译区分论”、洪堡的“语言哲学观”和“可译与不可译”理论、二十世纪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法国的穆南等的翻译语言学理论、美国雅可布逊的“翻译三类分”理论、苏联列维、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理论、法国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释意”理论、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和“交际”理论、还有其他流派诸如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综合法、文化构建理论、对比篇章语言学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翻译语用学理论、翻译教学理论、翻译学理论等。
我国则经历了自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约公元244年）以来的佛经翻译理论、严复的“信达雅”、严复之后的“信达雅”再阐释诸多理论流派，以及一些新近的译论和译学建构理论等（以上有关内容前面已提及，此不赘）。
因此，西方自古罗马西塞罗以来的译论和中国自三国时期支谦以来的翻译观念及译理，均可构成中西译学比较研究的内容视野。
三、中西译学比较预结论及意义
在全面研究中西翻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探究中西翻译理论体系各自的发展轨迹和沿革，把握中西译论的命脉，我们借鉴西方译学的理论成果（包括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系统化和理论化，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与中国译学研究理论流派趋向现状相对照。在此基础上，把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展望译学的发展。简言之，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是中国译学建设的方法问题和方向问题，也是中西译学比较研究力求确实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外译论在长期的发展中，对翻译以及对翻译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着各自的认识，有同有异；通过对中西方翻译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归纳折射出中西方共同关注的翻译及翻译学理论问题，并揭示出中西方在回答这些理论问题所采取的途径和方法论；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翻译的本质内涵，对翻译在人类跨文化交际及交流作出定位，构建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和翻译学学科体系。这一切是系统的中西译论比较研究所要回答或解决的问题的另一方面。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致力于加速翻译学的中西接轨，拓展并完备“中西比较翻译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翻译研究填补空缺，促进中国译学学科的建设，推动中西方译学界的互相交流和相互了解，创新并开拓翻译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共相”发展。
[作者简介] 谢思田（1966-），男，云南大理人，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翻译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中西译学研究
谢思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开始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中国自八十年代后期，译学研究突飞猛进；整体上，中西方缺乏译学研究的双边交叉和互补。本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中西译学比较在理论场上作出定位，界定了总体目标、方法学线路、研究内容空间以及预期结论和意义，并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西译学共相发展。
关键词：中西译学；比较；
一、 中西译学研究现状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一门科学，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大体系。翻译学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性，其研究建立在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与纯“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相区别。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文体学、历史学、人类学、符号学、思维科学、神经科学、阐释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方法论、学科学、传播学、知识论、美学、系统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但又不隶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完全取代的，尽管它要借用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对象和性质进行调整与整合而形成。根据翻译研究自身特殊的工作对象和任务，自身独特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作为跨文化交际系统的研究，翻译学在西方一些国家（如法国）已渐渐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我国的译学建设也在加速与西方接轨。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以敏锐的理论意识，借助语言学方法论，试图使翻译研究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虽然翻译语言学理论观欲独自垄断译学 研究市场的境况受到译界后人的普遍争议和质疑，但就效果而言，却为当时翻译研究启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拓开了译学研究者的新思路。近三十年来，随着翻译活动范围的扩大，西方翻译学者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许多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流派，如诠释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等；还有苏联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和文艺学理论，法国的释意派理论、翻译诗学理论，德国哲学思辩与文化思考相结合的翻译研究，英国的“翻译研究学派”，美国的多元翻译理论以及加拿大的双语交流与翻译研究等等。西方译学界正以多方位的探索，在翻译史、翻译理论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理论等领域不断出新和发展。研究趋于开放、多元、系统性和学理化。
与西方译学理论界相比，由于重“实践”轻“理论”观念的影响，也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指“文革”劫难），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至少在起步时间上，比西方译论界滞后（二十年左右）。我国20世纪翻译理论研究所穿越的历程大致可归纳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诠释过程。在这一阐释过程中，宏观多于微观，悟性多于理性，经验论多于科学论，抽象多于具体，定性多于定量，从而整体上使译论失之空泛。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末的译学研究觉醒时期。这一“觉醒”时期启蒙于译介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过程至今在继续）。抽象地说，我国对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译介工作还不够系统，不够全面：翻译的多，研究的少；零碎的介绍多，系统的研究少。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看，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的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片面。严格意义上，对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作系统研究与评介的工作刚刚开始。在第二阶段时期，我国译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现象，是中西译论的相互排斥倾向，有的研究者一味推崇西方译论，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值，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更没有系统性，一言以弊之，即我国的传统译论是不科学的；另有一些研究者则一味排斥西方译论，认为西方译论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未必适合。这种中西方译论相互对立排斥的状况至今存在，甚至越演越烈，从而成为中国译界现存的主要问题。这也正说明中西译论二者“结合”“兼容”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甚至微乎其微。第三阶段：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工作尽管不够系统全面，却激发了一批勇于探索的中国译学学者；在
总结思考和借鉴的基础上，最近几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界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不断加强，翻译研究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宽，系统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也逐渐加强，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深度和广度可谓前所未有，涉及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学理论、翻译理论史、翻译美学、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与文化、文艺翻译、翻译名家名作研究，影视翻译，机器翻译，翻译比较美学等众多领域。这些相对深入的研究成果涉及了译学的多方面，为译学的深化和创新起直接的推动作用，构成了译学存在的基础。可以说，中国译学已进入全面建设时期，逐渐走向成熟。
二、中西译学比较
1．总体目标
从以上中西方翻译研究状况的分析中，不无遗憾地看到，中西方在译学研究上空缺一个主要环节：系统的中西译学比较研究是中西方译学研究领域一大空白。在以往的研究中，中西方理论家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品性，探索各自的理论体系，基本上遵循“单向”式发展，缺乏双边融合与交叉。例如由于语言障碍因素，西方对中国译论知之甚少，更由于文化原因，对中国译理理解片面；在我国，虽然进行外国译论的译介，双边译论比较研究却也零零星星，支离破碎，缺乏完整性和系统化。译介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结合西方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翻译理论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并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进行对比，兼容并包，从新的角度切入，促进中国理论研究的发展。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在中国与国际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培养跨文化交流人才，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致达中西译学的交融、合壁与共生。这对完善译学理论体系，提高译学的研究质量，巩固译学的理论基础，确立译学的学术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极为关键的环节。这正是中西译学比较研究的学术使命所在。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翻译理论研究的交流为出发点，以中西译论的系统比较为方法论和切入口，尝试建构中西译学比较研究的理论雏形模式，至达中西译论研究
的交接、渗透、互补、融合，汇成中西译学共建共生的世纪新潮，迎来翻译学新世纪的曙光。
2．方法学线路
进行中西译学比较研究，首要问题是理清中西翻译理论各自的发展轨迹，而析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沿革尤为关键前提。整体观察中国自古至今有关翻译的概念事实、理论事实、甚或经验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沿革大致以20世纪的终结为分水岭。自远古至20世纪末是中国“信达雅”的诞生、阐释、接受过程；20世纪末以来，是中国摆脱“信达雅”形式的桎梏，开始多方位探索翻译学时期。事实上，自严复1898年提出“信达雅”以来，中国的译理探讨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信达雅”展开，一直延续到近20世纪末。在这种对“信达雅”的阐释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在对这些流派进行归纳发展并使其体系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其各自的理论性征与西方相应的译理相对照、相渗透。同时，通过分解剖析新近的中国译学探索形态，我们可以洞察这些代表形态与西方译理之相脉承，并对中国传统译理进行反观，以此尝试建构中西译理的融合——“中西比较翻译学”。
3．内容范畴
西方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六大高潮：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古希腊衰落、罗马强大时期，通过翻译构成了对古希腊文化的吞食兼并；第二大高潮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叶，教会在文化上处于垄断地位，《圣经》以及其它宗教作品的翻译成为主流；第三次翻译高潮是11-12世纪（中世纪中期），西方翻译家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托莱多翻译院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翻译活动长达一百年之久，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友善接触；文艺复兴（14-16世纪）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的大高潮，众多领域的翻译活动促成了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翻译的第五个发展阶段，表现为古典作品和近代作品的翻译（包括东方文学作品）；第六次翻译高潮是在第二次大战后，范围从单纯的文学宗教翻译扩展到科技、经济、法律、商业等，规模从文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转变为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译员代之，出现
了专门的翻译高等学院、国际译联、机器翻译、翻译学科（翻译学）等发展形态。西方至今处于这一大翻译时代的延续。
较之西方，我国历史上出现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五四”以来的现代翻译。我们现今仍处于第四次翻译高潮的持续。
有翻译实践，就会有对翻译活动的思考探索与研究。西方自古罗马时代西塞罗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公元前46年）开始，经历了诸如中世纪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文艺复兴时期路德的“人文主义翻译”观、法国多雷的“翻译五原则”、十七至十九世纪法国巴托的“准确翻译”论、英国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泰特勒的“翻译之原则”、德国施莱尔马赫的“翻译区分论”、洪堡的“语言哲学观”和“可译与不可译”理论、二十世纪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法国的穆南等的翻译语言学理论、美国雅可布逊的“翻译三类分”理论、苏联列维、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理论、法国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释意”理论、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和“交际”理论、还有其他流派诸如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综合法、文化构建理论、对比篇章语言学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翻译语用学理论、翻译教学理论、翻译学理论等。
我国则经历了自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约公元244年）以来的佛经翻译理论、严复的“信达雅”、严复之后的“信达雅”再阐释诸多理论流派，以及一些新近的译论和译学建构理论等（以上有关内容前面已提及，此不赘）。
因此，西方自古罗马西塞罗以来的译论和中国自三国时期支谦以来的翻译观念及译理，均可构成中西译学比较研究的内容视野。
三、中西译学比较预结论及意义
在全面研究中西翻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探究中西翻译理论体系各自的发展轨迹和沿革，把握中西译论的命脉，我们借鉴西方译学的理论成果（包括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系统化和理论化，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与中国译学研究理论流派趋向现状相对照。在此基础上，把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展望译学的发展。简言之，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是中国译学建设的方法问题和方向问题，也是中西译学比较研究力求确实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外译论在长期的发展中，对翻译以及对翻译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着各自的认识，有同有异；通过对中西方翻译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归纳折射出中西方共同关注的翻译及翻译学理论问题，并揭示出中西方在回答这些理论问题所采取的途径和方法论；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翻译的本质内涵，对翻译在人类跨文化交际及交流作出定位，构建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和翻译学学科体系。这一切是系统的中西译论比较研究所要回答或解决的问题的另一方面。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致力于加速翻译学的中西接轨，拓展并完备“中西比较翻译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翻译研究填补空缺，促进中国译学学科的建设，推动中西方译学界的互相交流和相互了解，创新并开拓翻译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共相”发展。
[作者简介] 谢思田（1966-），男，云南大理人，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翻译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