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诚自小同乡，又是老世交，并且有过互为部属的关系。在旧社会时，相知不可谓不深。后来虽然疏远些，但是回想过去，値得记述的故事还是不少的。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点点滴滴地写在下面，作为史料。
一 出身保定军校，分发绍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靑田高市人，出生于地主家庭。父陈希文，前淸秀才；叔父陈一鹏，前淸贯生。希文依靠一鹏的力量，曾任靑田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陈诚即在这个小学毕业。随后陈诚进人处州第十一师范；毕业后和该校同学吴子奇的妹妹结婚。接着拿了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进体育学校，半年毕业，但想找—个小学教员的位置而不能如愿。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老朋友，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念他年纪轻轻，便把他带往北京，保送投考保定军官学校。由于学历条件不够，借用本家陈德的处州中学毕业文凭 ，冒名顶替；又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我父亲向主试官魏宗翰（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疏通，总算以备取的名义勉强入学。
1920年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分发浙江见习；我父写信给我嘱为照顾。
那时，我在绍兴任浙江陆军第二师第三旅少校副宫,便向师部眹系，派他到驻在绍兴的第三旅第五团第三营当见习官。同时来的还有周至柔、周搏风、李进德等三人。半年后，陈诚即补了少尉讲长缺。他向上爬的思想很浓，做了两年没有升级，便感到不耐烦，常来我家谈心，表示亲近。他口头上说的无非是一些家常话:家中尙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都要上学， 家累很重……但总掩盖不了他内心上的苦闷和要求。在绍兴当个少尉，前途很难发展，希望我帮助他另找出路。我总是劝他耐心等侍，不要性急，并安慰他有机会就给他想办法。
二 随邓演达赴广东参加革命
那时（1922年），恰巧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来罗致保定军校毕业同学赴广东参加革命，我把这情况向陈诚介绍，并问他愿否跟邓演达南下。他兴奋地表示"很愿意去"，并说邓曾在保定军官学校作过他的区队长，有师生关系。他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他不頋军纪的约束，径自跑到上海随同邓演达赴广东去了。当吋，邓在粤军第一师任团长，派他为连长。在东江打陈炯明这一战役中，陈诚受了轻伤，正在住院疗养之际,忽接家里来的电报，说他的父亲病故，于是回籍奔丧。到家因伤未全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的猜疑，认为他有外遇，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发觉后立即送温州医院救治，未死。他在家写信给我，吿知家里出了两件不幸的事故，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去，要到我处(这时，我在宁波任警察厅长）工作,希望我给他安排一下。我一面汇一点钱帮助他的治丧费用，又劝导他仍回广东去。可是他不听，跑到杭州请求夏超（省长）给他找一个警察界的位置。没有被录用，不得已只好回广东。
这是邓演达已经调到黄埔军校，陈随邓到黄埔军校。邓初任训练部副主任，派陈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以后邓调教育长；陈任第二期的炮兵队区队长。不久，陈又升任少校炮兵队长、中校炮兵科长。他来信吿知黄埔军校办得很好，邀我去参加工作，我末去。
三 北伐以后的升迁
1926年广东出师北伐，他在二十一师严重师长部当团长，周至柔为团参谋长。他带部队到杭州，我们相见甚为欢洽。他邀我同道出发前往苏州。
1927年国共分裂，武汉"七一五"事变发生，邓演达出国。严重也辞职，临走时保举陈诚升任师长。他认为自已担任团长还不久，即升充师长，感到资历太浅。好在全师所有菅长以下军宫， 都是黄埔学生，尙可和衷共事。他对严重的学问道德极为推崇，说严的见解很髙，要我多和严重谈谈。我以为他对严重推崇备至，无非是感激知遇之恩而已。
他当了师长后，部队驻沪宁铁路线一带，不久，即遇到镇江、龙潭的战役（打孙传芳渡江反攻南京的部队）。他因患胃病，坐轿上前线督战，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向何应钦反映，被免去师长职务。他受了这个处分,大发牢骚，认为自己抱病上阵，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偏言谣的不是。他又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 我说:"严重现在南京当军事厅长，你不妨去那里向他说明实际情况。”他接受了我的意见，立刻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重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重保荐他当军事厅副厅长。可是他的度量狭窄，后来对何应钦始终怀着成见，其根源就在这里。
1928年蒋介石复职，由于陈诚系浙江籍的靑年军官，被选拔为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司令。不久，蒋介石赴徐州部署军事，准备向京津方面的张作霖部队进攻。何应钦留守南京，任参谋总长。陈诚赴前线任炮兵指挥，要我同去，我时任军械局长，没有成行。他的警卫司令职务，由参谋长应山三代理。以后张作霖返往关外，对奉军事吿一段落，陈诚回到南京，他的警卫司令职务没有了。因为何应钦在他跟蒋介石北上作战期间，已以参谋总长名义将警卫司令部撤销了。陈诚对我说:"这事蒋介石并不知道，何应钦又来同我为难了。"从此，他对何应钦的成见更深了。
四 在"讨唐""讨冯"战役中的表现
蒋介石从前方返南京，设立“军事编遣委员会"，计划缩编全国部队:改军为师，改师为旅。我那时在兵工署任总务科长，知道蒋介石派陈诚前往皖南整编万顺部第十七军，同南京两个警卫团并为第十一师，以曹为师长，陈为副师长，负实际责任，林蔚为旅长，罗卓英为参谋长。整编完成后，开驻芜湖。1929年春蒋、桂战争时，曹被调走，陈任师长。
同年冬，蒋介石将唐生智指挥的京汉铁路北段湘军移调武汉整编，唐率领部队开偃城，即发生反蒋事变，陈诚奉令袭击唐军司令部，唐惨败仅以身免。事后，我和陈诚见面，问他"唐生智是有名的健将,何以在河南偃城一带被你师袭击时，失败得这样惨？连司令部宫兵也大部被俘?"他说：“（1）唐孟潇（唐生智的号）欢喜玩弄政治，受了汪精卫的鼓动，想和阎、冯勾结起来，成三角同盟，来要挟蒋介石，提出条件，反对编遣委员会，以保全个人兵权。他不知道蒋早得到消息了。（2）湘军久戍在外，将士思乡，高级军官多不满唐所为，唐自己还莫名其妙。（3)还有一个迷信的笑话：唐有一位頋老师〔頋和尙）传说祌通颇大，唐非常相信， 什么事都要请顾老师用奇门遁甲来算—算。原来唐的作战计划是要头一天发动的，可是頋老师的阴阳八卦决定必须推迟一天。这是他司令部里一个被俘的参谋说出来的。唐的举动如此迷信，安得不失败？"他又说:"蒋鼎文、赵观涛（蒋、赵二人资格都比他老）诸人这次都因功升军长了。"'我看他对功名地位的心很切，而且斤斤计较，丝毫不肯让人，言下颇有牢騒之意。
1930年，阎、冯对蒋的中原大战失败。陈诚因对吉鸿昌军作战有功，升为十八军军长，驻武汉。他回南京时，扬扬得意地对我说:"这次是蒋特别提拔的，嗣后只要绝对服从他一人好了。"
五 江西"剿共"和应付"闽变"
1931年，陈诚带领第十八军由武汉调南昌，在未和红军作战前，曾来南京和我见面。他说宋美龄要介绍谭曼意（宋的干女儿，即谭延阖的第二女儿）和他结婚，他打算同家里的妻子吴氏办离婚手续，要求我的父亲出面劝导〔因吴家与我家祖上有亲戚关系)。后经吴氏胞兄吴子奇和我父极力相劝，吴氏提出一个条件： "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陈诚当然接受。随即到上海和谭曼意结婚，这可称之为"政治结婚"。从此他与蒋介石结成"翁婿"关系，也就是为蒋介石所专宠的心腹人了。
1932年，他率部队与红军作战，在黄陂、宜黄两次战役中，都遭到红军大包围的袭击。
一个师长李明被打死，一个师长陈时骥被活捉，官兵伤亡两万，枪枝损失近二万，弄得溃不成军，南昌也大为震动。而他却有恃无恐地强调说是两侧友军驰援不力，把失败责任推向客观。蒋介石也不予追究，反令收拾残部，并调生力军拾他补充实力。据后来有一个被俘逃回来的副师长施北衡说： "红军行军迅速，善于迂回，抄到我军后面突击。他们是主动，我们是被动，这是任何精锐部队都要吃亏的。"他表示不干，准备回家， 但因陈诚坚留，改任参谋长。
1933年秋，陈诚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他任副团长。他邀我到庐山会面，坚留我在他那里当参谋兼秘书处长等职务。他说自已对政治是外行，因我在江苏盐城当过三年县长，懂得一些政治门径，叫我帮助处理地方军民纠纷的案件。我以老朋友的关系，便答应下来。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他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西洋留学生，以充实他的政治方面的班底。如柳克述、何联奎等人都在秘书处工作。这时他不仅有浓厚的军事野心，而且有强烈的政冶野心了。
关于当时在江西五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原因，陈诚也和我谈起过："(一〕正规军与红军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因为红军地形熟悉，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惟有采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很少战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红军的四倍（他估计红军约二十余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红军，并增加红军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红军的游击活动。这样，旷日持久，红军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1933年底，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人民政府”，宣布和红军合作。当时，陈诚对局势很焦虑，曾说:"糟了，又要动眞刀眞枪了。"蒋介石亲到南城和陈诚举行秘密会议。第二天陈诚就出发赴黎川督师，向福建方面的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持十九路军，甚至发动全面攻击。连蒋介石也是仓皇失措的样子。过了数天，情报传来，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蒋、陈二人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又喜形于色了。陈说:"这下子不要紧了， 我大军云集，一定可将十九路军打垮。我们还要趁势反攻,把他们赶出江西。"但不知红军已改变战略，有计划地全面转移。蒋介石又手忙脚乱地派薛岳为"追击总指挥"率顇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沿湘、桂、黔方向尾追。
六 从"整理陆军"到"解决两广问题”
1934年蒋介石为整顿全国军队，派陈诚为陆军整理处长。陈诚先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流调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髙极将校为于部。
1935年蒋介石企图控制四川，并拉拢滇、黔等省的西南军队，派陈诚赴四川创办蛾嵋军官训练团，蒋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刘文辉为团附。这次训练，表面上看进行还箅顺利，但川、黔、滇军人对这种法西斯教育是不満的，不过当时没有闹出什么问题就是了。陈诚原在宜昌设置“行辕”，后来知道刘湘阴谋对抗，为解除四川将领的疑忌，宜昌行辕撤销。
1936年，陈济棠公开"反蒋"，蒋介石派陈诚赴粤设"广州行营"，以余汉谋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由赣南率粤军回广东，陈济棠败走香港。接着，蒋介石命陈诚去广西拉拢白崇禧，互谈条件，黄绍竑也参与会谈,替桂系方面讨价还价。陈对黄很不满，说他（指黄绍竑)政客气昧太重。但蒋介石对黄还不错，因为黄在桂系方面有势力，嘱陈放宽尺度。当时，白崇禧在陈济棠失败后，已陷于孤立；在陈诚的威迫之下，只好就范。两广问题解决后，陈诚即回南京。
七 西安事变和庐山训练
1936年，蒋介石和他左右的高级将领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扣留，陈诚也在其内。这便是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答应了东北军所 提出的抗日的正义要求后，始被释回南京。而陈诚则留潼关，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背信弃义地进行改编东北军的工作;他曾电我从广州赶赴潼关协助。东北军将领见不一致，起了内变，军长王以哲被杀害，陈派我赴西安，吊王以哲之丧， 并和刘翰东师长接洽，把王的灵柩和家属送回东北去。在潼关的军事工作作告一段落后，他当时对我说："这次西安事变幸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学良)、杨（虎城〕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介石）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员生命都不能保险。"我接着说:"那末，今后国共可能合作了。"他又说："蒋的政治手腕，不是别人可以测度的，我们只有服从命令，不要乱想。"
1937年暑期，陈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当教育长，蒋介石自兼闭长，以各省的省主席和各部队的总指挥为团附，聘请了一大批学者为讲师。受训学员中的三分之二为屮上极现役军官，三分之一为髙极中学校长、县长、国民党各市党部委员等文职人员。我任训统团的总务处长。蒋介石办这个训练团的目的，也不外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但只办了第一期，由于"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就停止了。
八 在杭日战争时期
卢沟桥战事发生后，全国人心沸腾，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即出兵抗曰。那时冯玉祥将军和各省主席、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庐山,也—致劝蒋俯顺舆情。蒋介石当时还以"动员准备来不及"推诿。他竭力企图缓和中日军事'冲突，曾派人向日本方面试探解决办法，但日军侵略形势咄咄逼人，拒绝谈判，不得已只好下令抗战。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段事实。
被迫抗战的形势既成，陈诚向蒋介石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担任苏、浙方面的军事，蒋许可了。那时，张发奎、刘建绪的军队都在浙江，他们同陈诚商量，把我调回浙江,担任嘉兴区行政督察专员，以便搞好地方军政关系和后动补给工作。陈诚同意了。我和他们一起到了嘉兴，把总务处长事托副处长庄明远〔他现是农工民主党成员）办结束。
上海战事发生，张发奎部队开赴浦东前较作战；刘建绪驻嘉兴，指挥松江前线作战；陈诚指挥闸北大场作战。据前方退回的伤员说:"陈指挥作战太不机动，只知固守阵地打死仗，以致伤亡甚大。这样打法那里挡得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果然相持了二个多月，敌寇在金山卫登陆，大场失守,兵败如山倒，陈诚返皖南，张发奎返嘉兴。我和张发奎见面时，他对陈诚的批评也和那位伤员说的差不多。又过几天，黄琪翔（系陈诚的副指挥）也返嘉兴，和我谈起这次失败原因是大场一带的工事都是临时构筑，非常简单(承办工事的包商偷工减料〕，的确抵挡不住敌人锰烈的火力。他并说:"敌人已入上海市，即可到松江，日寇先头部队明天可能侵人浙境。"我立刻动身去嘉善，只见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上兵沿路奔跑，
扬言敌人追来了。我劝他们不要乱喊乱跑，并告诉他们，地方已备好饭菜，吃了饭再说。他们怨气冲天地对我说:"找官长，找不到。"问我看到他们的官长没有，情况混乱，达于极点。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官先逃跑，兵在后面找官，沿途没有收容士兵的布置，完全成了乌合之众，真是令人痛心！我回嘉兴后，立即通知各县长转知各乡保长办好收容伤兵和返下来的官兵的给养。接着，就同刘建绪同返杭州。这吋，我又应陈诚电邀到皖南和他见面，他问我返浙部队有多少？我说："太多了，一时无从调查淸楚，他们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有的士兵向地方乡镇长要求，自愿缴枪换取路费回家，弄得地方难以应付。"他说:"糟糕了！这样还能再打下去么？"我说:"刘建绪在杭州派人沿途收容散兵，他会有报吿给你的。"他说:"这样看来，南京已难守了，以后只能打游击了。"我又提到杭州的风声也很紧。他就要我速回杭州，与刘建绪接洽整理散兵。隔了两天，他派黄琪翔来杭找刘建绪，和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蹉商浙省预备打游击战的计划。陈诚原来打算抽调他自己的部队到浙江由黄琪翔扭任游击总司令。黄绍竑说:"已有廖磊的两个师（广西部队）为基础，再训练地方民兵为自卫队，就足够了。"他们会谈之后，黄琪翔对我说:"黄季宽（即黄绍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了。"后来陈诚对此事很不满意，过了一段时间，就把廖磊两个师调往安庆去。黄绍竑只好自已组织抗日自卫总队，辖四个支队，约一师兵力。1940年初，敌入渡钱塘占领萧山，抵抗不住，失败了。陈诚又派俞济时来浙江把这些自卫部队改编为"国军"，脱离了黄绍竑的掌握。我觉得陈诚在民族大敌当前，国家存亡千钧一发的严重关头，还要意气用事，真是太不成话了！
1938年，陈诚在武汉“大本营"任政治部长，来电邀我到他部里去当总务厅长。论交谊我是应该去的，可是那时我父病重，不允远离，我自已又在丽水当专员，便婉言谢辞。他也复我一电，说家乡事难做，劝我不要滥用乡亲。但据后来有人传知，说他对我的不应邀去武汉，非常见怪。认为我"爱做外官，贪舒服，怕吃苦。" 从此，我和他逐渐疏远起来。
1944年，我在台州专员任内，曾赴重庆"屮央训练团"受训，乘便去看陈诚。他刚从"远征军总司令部"回来，当时，河南前线传来汤恩伯打败仗的消息。他说：“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充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警百，以维士气。"又怪"蒋鼎文太糊涂，非撒职查办不可”。継问浙江情况，说:"黄季宽在那里声名狼藉，搞得也不好。"我说："像汤恩伯那样是不会的,个别的也难免。"并问他:"皖南新四军叶挺过去系你的友好，何必把他排挤出去？"他说:“这是白崇禧、何应钦二人向蒋出的主意，由白到上饶与顾祝同共同计划搞的。"（我想他一定参与其事，因为他过去与叶有一段友好关系，如果说老实话，怕我会责怪他出卖朋友，故而饰词推托。〕
陈诚在1944年当了军政部长；1945年夏，他到铅山第三战区视察，电约我前往会面。我问他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反攻力量已不行了，只有尽力保持这个相持局面，以时间来拖垮敌人。"这证明他（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已想不出什么新的战略方针来指挥抗日战事了。黔驴技穷正是他当日的处境。他问起四明山、括苍山、泰顺一带的共产党的力量怎样？我说:"不大。"他听了似觉放心些。又问驻在浙江的李默庵和陶广两个集团军在前线能否挡得住日寇的进攻？我答："目前敌人似无进攻模样。"又问他们是否有象汤恩伯在河南那样的行为。我说："比较好一点，少数也是难免的。"他摇头叹气。临别，他说现在先到福建去看看、再转到家乡来一趟。我们分手后不到几天，苏联出兵东北，关东军抵档不住，曰宼无条件投降了。消息传来，全民欢腾！这是陈诚意想不到的事，他在福建未及来浙，就飞回重庆去了。
九 胜利复员和发动内战
—九四六年抗日战争胜利复员，他已经当了参谋总长。我们在上海会面，他知道我在做投机生意，劝我不要做，说我是外行，将来连本钱都会蚀光的。在他的谈话里我覚得他对我还有些旧交情， 便吿诉他外间的传说:"蒋介石还主张同共产党打内战的谣言，在上海流传甚盛，大家都不赞成，你应该婉言劝蒋不要再发动内战，有问题必须同共产党进行协商，否则，人民太痛苦了。"他说："蒋是听美国人的话而决定一切的。我不能阻止，即使讲了也是无益的。"我说："即然如此，恐怕人家都会怀疑是你在从旁推波助澜呢！"他说："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谈到这里又掉转话锋： "我胃病很深，苦头没有吃透,看来还得再作恶几年才能了事。"我看他当时的内心上是有矛盾的。过后他又问到上海的社会情况：“上海各方面的接收人员，有'五子登科'的作风，究竟大发接收财的是哪些人？"我说:"汤恩伯、钱大钧、吴绍澍和戴笠的部下都有这等作风。"他说:"太不象样子了！"我又说:"你应该反映给蒋介石知道，请他从速处理才是啊!"他说:"这件事，应该派员查究严办才好，否则，舆论哗然，不仅对蒋个人的名誉有关，对国际观感上也有影响啊！”
1947年我到南京去，以老朋友的关系去找陈诚，想把外间舆论责备陈诚是主张内战的顽固分子这个情况相告，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时，他家里管事的，都是一批新人，一个副官见我去找陈诚，就托辞他不见客，不肯传达。我即到他的弟弟陈敬修家，敬修是留法学化工的，头脑还比较淸楚，颇不満意乃兄的这种作风，就用电话同他的嫂子谭曼意联系。我再去到陈诚家，才得入会客室和他相见。外交部次长沈昌焕正在那里大谈其国际形势，信口雌黄地说什么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吹嘘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实力如何雄厚，还捏造事实说："共产党是怕美国的。"我在旁听了，觉得沈昌焕说这番话的用意不是向陈诚讨好(表示拥护陈诚反共打内战的反动主张），就是给陈诚打气（坚定陈诚反共打内战的立场：)。沈走后，陈诚大言不惭地对我说:"现在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都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自诩实力强大，说"只要美国帮助,经济、物资、军火等源源接济，打共产党是有把握的。只要半年到一年就可打垮红军了。"接着他问我： "上海人有什么样的议论？"我说:"一般议论都不赞成内战的，曾听得有人向蒋（介石〕建议一个折中办法：就是仿过去外蒙古的例子,把东北三省或外蒙古地区划出，让给共产党分而治之。"他立刻回说："这是政客游说，企图两面讨好的办法。你是一个不懂得政冶的人，不要听他们的话。”我因他拒绝我的意见，便不再谈下去了，随便拉些家常后就辞出。
隔了几月，担任东北反共军事的熊式辉吃不消了，蒋介石令陈诚前注替代。这时，陈诚叫赵志尧来信约我去南京谈话，我以前次碰过钉子，没有去，他赴东北后过了几个月，听说他在前方也支撑不住，而且胃病很厉害。我到了南京，见到谭曼意，谭说："几个月前辞修很想和你谈谈，你没有来。"我说:"他个性太强，嫂子要劝他谦虚一点。"她答："是呀！现在胃病很重，前方战事又不利，怎么办？"我说:"这一个职务负担太重了。他病如此严重，加以北方气候寒冷，他的身体确实吃不消的。我看只有你向蒋夫人设法找个副手去接替，把他调回医治才是。"谭说："我用这个办去试试看。"我观察谭曼意当时的情态，也觉得人民解放军是打不了的，为了保全自己，还是想法子把丈夫股离虎口再作道理。果然不久之后，蒋介石派罗卓英去代替，可是也不能胜任。最后由卫立煌去，这时，面临东北全部解放的前夕了。
陈诚由南京到上海陆军医院施行手术治疗时，我去探望他，相对默然，没谈什么话。这是我们两人最后相见的一次。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
我和陈诚自小同乡，又是老世交，并且有过互为部属的关系。在旧社会时，相知不可谓不深。后来虽然疏远些，但是回想过去，値得记述的故事还是不少的。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点点滴滴地写在下面，作为史料。
一 出身保定军校，分发绍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靑田高市人，出生于地主家庭。父陈希文，前淸秀才；叔父陈一鹏，前淸贯生。希文依靠一鹏的力量，曾任靑田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陈诚即在这个小学毕业。随后陈诚进人处州第十一师范；毕业后和该校同学吴子奇的妹妹结婚。接着拿了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进体育学校，半年毕业，但想找—个小学教员的位置而不能如愿。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老朋友，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念他年纪轻轻，便把他带往北京，保送投考保定军官学校。由于学历条件不够，借用本家陈德的处州中学毕业文凭 ，冒名顶替；又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我父亲向主试官魏宗翰（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疏通，总算以备取的名义勉强入学。
1920年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分发浙江见习；我父写信给我嘱为照顾。
那时，我在绍兴任浙江陆军第二师第三旅少校副宫,便向师部眹系，派他到驻在绍兴的第三旅第五团第三营当见习官。同时来的还有周至柔、周搏风、李进德等三人。半年后，陈诚即补了少尉讲长缺。他向上爬的思想很浓，做了两年没有升级，便感到不耐烦，常来我家谈心，表示亲近。他口头上说的无非是一些家常话:家中尙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都要上学， 家累很重……但总掩盖不了他内心上的苦闷和要求。在绍兴当个少尉，前途很难发展，希望我帮助他另找出路。我总是劝他耐心等侍，不要性急，并安慰他有机会就给他想办法。
二 随邓演达赴广东参加革命
那时（1922年），恰巧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来罗致保定军校毕业同学赴广东参加革命，我把这情况向陈诚介绍，并问他愿否跟邓演达南下。他兴奋地表示"很愿意去"，并说邓曾在保定军官学校作过他的区队长，有师生关系。他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他不頋军纪的约束，径自跑到上海随同邓演达赴广东去了。当吋，邓在粤军第一师任团长，派他为连长。在东江打陈炯明这一战役中，陈诚受了轻伤，正在住院疗养之际,忽接家里来的电报，说他的父亲病故，于是回籍奔丧。到家因伤未全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的猜疑，认为他有外遇，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发觉后立即送温州医院救治，未死。他在家写信给我，吿知家里出了两件不幸的事故，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去，要到我处(这时，我在宁波任警察厅长）工作,希望我给他安排一下。我一面汇一点钱帮助他的治丧费用，又劝导他仍回广东去。可是他不听，跑到杭州请求夏超（省长）给他找一个警察界的位置。没有被录用，不得已只好回广东。
这是邓演达已经调到黄埔军校，陈随邓到黄埔军校。邓初任训练部副主任，派陈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以后邓调教育长；陈任第二期的炮兵队区队长。不久，陈又升任少校炮兵队长、中校炮兵科长。他来信吿知黄埔军校办得很好，邀我去参加工作，我末去。
三 北伐以后的升迁
1926年广东出师北伐，他在二十一师严重师长部当团长，周至柔为团参谋长。他带部队到杭州，我们相见甚为欢洽。他邀我同道出发前往苏州。
1927年国共分裂，武汉"七一五"事变发生，邓演达出国。严重也辞职，临走时保举陈诚升任师长。他认为自已担任团长还不久，即升充师长，感到资历太浅。好在全师所有菅长以下军宫， 都是黄埔学生，尙可和衷共事。他对严重的学问道德极为推崇，说严的见解很髙，要我多和严重谈谈。我以为他对严重推崇备至，无非是感激知遇之恩而已。
他当了师长后，部队驻沪宁铁路线一带，不久，即遇到镇江、龙潭的战役（打孙传芳渡江反攻南京的部队）。他因患胃病，坐轿上前线督战，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向何应钦反映，被免去师长职务。他受了这个处分,大发牢骚，认为自己抱病上阵，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偏言谣的不是。他又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 我说:"严重现在南京当军事厅长，你不妨去那里向他说明实际情况。”他接受了我的意见，立刻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重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重保荐他当军事厅副厅长。可是他的度量狭窄，后来对何应钦始终怀着成见，其根源就在这里。
1928年蒋介石复职，由于陈诚系浙江籍的靑年军官，被选拔为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司令。不久，蒋介石赴徐州部署军事，准备向京津方面的张作霖部队进攻。何应钦留守南京，任参谋总长。陈诚赴前线任炮兵指挥，要我同去，我时任军械局长，没有成行。他的警卫司令职务，由参谋长应山三代理。以后张作霖返往关外，对奉军事吿一段落，陈诚回到南京，他的警卫司令职务没有了。因为何应钦在他跟蒋介石北上作战期间，已以参谋总长名义将警卫司令部撤销了。陈诚对我说:"这事蒋介石并不知道，何应钦又来同我为难了。"从此，他对何应钦的成见更深了。
四 在"讨唐""讨冯"战役中的表现
蒋介石从前方返南京，设立“军事编遣委员会"，计划缩编全国部队:改军为师，改师为旅。我那时在兵工署任总务科长，知道蒋介石派陈诚前往皖南整编万顺部第十七军，同南京两个警卫团并为第十一师，以曹为师长，陈为副师长，负实际责任，林蔚为旅长，罗卓英为参谋长。整编完成后，开驻芜湖。1929年春蒋、桂战争时，曹被调走，陈任师长。
同年冬，蒋介石将唐生智指挥的京汉铁路北段湘军移调武汉整编，唐率领部队开偃城，即发生反蒋事变，陈诚奉令袭击唐军司令部，唐惨败仅以身免。事后，我和陈诚见面，问他"唐生智是有名的健将,何以在河南偃城一带被你师袭击时，失败得这样惨？连司令部宫兵也大部被俘?"他说：“（1）唐孟潇（唐生智的号）欢喜玩弄政治，受了汪精卫的鼓动，想和阎、冯勾结起来，成三角同盟，来要挟蒋介石，提出条件，反对编遣委员会，以保全个人兵权。他不知道蒋早得到消息了。（2）湘军久戍在外，将士思乡，高级军官多不满唐所为，唐自己还莫名其妙。（3)还有一个迷信的笑话：唐有一位頋老师〔頋和尙）传说祌通颇大，唐非常相信， 什么事都要请顾老师用奇门遁甲来算—算。原来唐的作战计划是要头一天发动的，可是頋老师的阴阳八卦决定必须推迟一天。这是他司令部里一个被俘的参谋说出来的。唐的举动如此迷信，安得不失败？"他又说:"蒋鼎文、赵观涛（蒋、赵二人资格都比他老）诸人这次都因功升军长了。"'我看他对功名地位的心很切，而且斤斤计较，丝毫不肯让人，言下颇有牢騒之意。
1930年，阎、冯对蒋的中原大战失败。陈诚因对吉鸿昌军作战有功，升为十八军军长，驻武汉。他回南京时，扬扬得意地对我说:"这次是蒋特别提拔的，嗣后只要绝对服从他一人好了。"
五 江西"剿共"和应付"闽变"
1931年，陈诚带领第十八军由武汉调南昌，在未和红军作战前，曾来南京和我见面。他说宋美龄要介绍谭曼意（宋的干女儿，即谭延阖的第二女儿）和他结婚，他打算同家里的妻子吴氏办离婚手续，要求我的父亲出面劝导〔因吴家与我家祖上有亲戚关系)。后经吴氏胞兄吴子奇和我父极力相劝，吴氏提出一个条件： "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陈诚当然接受。随即到上海和谭曼意结婚，这可称之为"政治结婚"。从此他与蒋介石结成"翁婿"关系，也就是为蒋介石所专宠的心腹人了。
1932年，他率部队与红军作战，在黄陂、宜黄两次战役中，都遭到红军大包围的袭击。
一个师长李明被打死，一个师长陈时骥被活捉，官兵伤亡两万，枪枝损失近二万，弄得溃不成军，南昌也大为震动。而他却有恃无恐地强调说是两侧友军驰援不力，把失败责任推向客观。蒋介石也不予追究，反令收拾残部，并调生力军拾他补充实力。据后来有一个被俘逃回来的副师长施北衡说： "红军行军迅速，善于迂回，抄到我军后面突击。他们是主动，我们是被动，这是任何精锐部队都要吃亏的。"他表示不干，准备回家， 但因陈诚坚留，改任参谋长。
1933年秋，陈诚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他任副团长。他邀我到庐山会面，坚留我在他那里当参谋兼秘书处长等职务。他说自已对政治是外行，因我在江苏盐城当过三年县长，懂得一些政治门径，叫我帮助处理地方军民纠纷的案件。我以老朋友的关系，便答应下来。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他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西洋留学生，以充实他的政治方面的班底。如柳克述、何联奎等人都在秘书处工作。这时他不仅有浓厚的军事野心，而且有强烈的政冶野心了。
关于当时在江西五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原因，陈诚也和我谈起过："(一〕正规军与红军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因为红军地形熟悉，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惟有采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很少战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红军的四倍（他估计红军约二十余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红军，并增加红军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红军的游击活动。这样，旷日持久，红军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1933年底，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人民政府”，宣布和红军合作。当时，陈诚对局势很焦虑，曾说:"糟了，又要动眞刀眞枪了。"蒋介石亲到南城和陈诚举行秘密会议。第二天陈诚就出发赴黎川督师，向福建方面的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持十九路军，甚至发动全面攻击。连蒋介石也是仓皇失措的样子。过了数天，情报传来，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蒋、陈二人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又喜形于色了。陈说:"这下子不要紧了， 我大军云集，一定可将十九路军打垮。我们还要趁势反攻,把他们赶出江西。"但不知红军已改变战略，有计划地全面转移。蒋介石又手忙脚乱地派薛岳为"追击总指挥"率顇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沿湘、桂、黔方向尾追。
六 从"整理陆军"到"解决两广问题”
1934年蒋介石为整顿全国军队，派陈诚为陆军整理处长。陈诚先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流调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髙极将校为于部。
1935年蒋介石企图控制四川，并拉拢滇、黔等省的西南军队，派陈诚赴四川创办蛾嵋军官训练团，蒋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刘文辉为团附。这次训练，表面上看进行还箅顺利，但川、黔、滇军人对这种法西斯教育是不満的，不过当时没有闹出什么问题就是了。陈诚原在宜昌设置“行辕”，后来知道刘湘阴谋对抗，为解除四川将领的疑忌，宜昌行辕撤销。
1936年，陈济棠公开"反蒋"，蒋介石派陈诚赴粤设"广州行营"，以余汉谋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由赣南率粤军回广东，陈济棠败走香港。接着，蒋介石命陈诚去广西拉拢白崇禧，互谈条件，黄绍竑也参与会谈,替桂系方面讨价还价。陈对黄很不满，说他（指黄绍竑)政客气昧太重。但蒋介石对黄还不错，因为黄在桂系方面有势力，嘱陈放宽尺度。当时，白崇禧在陈济棠失败后，已陷于孤立；在陈诚的威迫之下，只好就范。两广问题解决后，陈诚即回南京。
七 西安事变和庐山训练
1936年，蒋介石和他左右的高级将领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扣留，陈诚也在其内。这便是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答应了东北军所 提出的抗日的正义要求后，始被释回南京。而陈诚则留潼关，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背信弃义地进行改编东北军的工作;他曾电我从广州赶赴潼关协助。东北军将领见不一致，起了内变，军长王以哲被杀害，陈派我赴西安，吊王以哲之丧， 并和刘翰东师长接洽，把王的灵柩和家属送回东北去。在潼关的军事工作作告一段落后，他当时对我说："这次西安事变幸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学良)、杨（虎城〕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介石）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员生命都不能保险。"我接着说:"那末，今后国共可能合作了。"他又说："蒋的政治手腕，不是别人可以测度的，我们只有服从命令，不要乱想。"
1937年暑期，陈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当教育长，蒋介石自兼闭长，以各省的省主席和各部队的总指挥为团附，聘请了一大批学者为讲师。受训学员中的三分之二为屮上极现役军官，三分之一为髙极中学校长、县长、国民党各市党部委员等文职人员。我任训统团的总务处长。蒋介石办这个训练团的目的，也不外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但只办了第一期，由于"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就停止了。
八 在杭日战争时期
卢沟桥战事发生后，全国人心沸腾，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即出兵抗曰。那时冯玉祥将军和各省主席、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庐山,也—致劝蒋俯顺舆情。蒋介石当时还以"动员准备来不及"推诿。他竭力企图缓和中日军事'冲突，曾派人向日本方面试探解决办法，但日军侵略形势咄咄逼人，拒绝谈判，不得已只好下令抗战。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段事实。
被迫抗战的形势既成，陈诚向蒋介石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担任苏、浙方面的军事，蒋许可了。那时，张发奎、刘建绪的军队都在浙江，他们同陈诚商量，把我调回浙江,担任嘉兴区行政督察专员，以便搞好地方军政关系和后动补给工作。陈诚同意了。我和他们一起到了嘉兴，把总务处长事托副处长庄明远〔他现是农工民主党成员）办结束。
上海战事发生，张发奎部队开赴浦东前较作战；刘建绪驻嘉兴，指挥松江前线作战；陈诚指挥闸北大场作战。据前方退回的伤员说:"陈指挥作战太不机动，只知固守阵地打死仗，以致伤亡甚大。这样打法那里挡得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果然相持了二个多月，敌寇在金山卫登陆，大场失守,兵败如山倒，陈诚返皖南，张发奎返嘉兴。我和张发奎见面时，他对陈诚的批评也和那位伤员说的差不多。又过几天，黄琪翔（系陈诚的副指挥）也返嘉兴，和我谈起这次失败原因是大场一带的工事都是临时构筑，非常简单(承办工事的包商偷工减料〕，的确抵挡不住敌人锰烈的火力。他并说:"敌人已入上海市，即可到松江，日寇先头部队明天可能侵人浙境。"我立刻动身去嘉善，只见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上兵沿路奔跑，
扬言敌人追来了。我劝他们不要乱喊乱跑，并告诉他们，地方已备好饭菜，吃了饭再说。他们怨气冲天地对我说:"找官长，找不到。"问我看到他们的官长没有，情况混乱，达于极点。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官先逃跑，兵在后面找官，沿途没有收容士兵的布置，完全成了乌合之众，真是令人痛心！我回嘉兴后，立即通知各县长转知各乡保长办好收容伤兵和返下来的官兵的给养。接着，就同刘建绪同返杭州。这吋，我又应陈诚电邀到皖南和他见面，他问我返浙部队有多少？我说："太多了，一时无从调查淸楚，他们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有的士兵向地方乡镇长要求，自愿缴枪换取路费回家，弄得地方难以应付。"他说:"糟糕了！这样还能再打下去么？"我说:"刘建绪在杭州派人沿途收容散兵，他会有报吿给你的。"他说:"这样看来，南京已难守了，以后只能打游击了。"我又提到杭州的风声也很紧。他就要我速回杭州，与刘建绪接洽整理散兵。隔了两天，他派黄琪翔来杭找刘建绪，和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蹉商浙省预备打游击战的计划。陈诚原来打算抽调他自己的部队到浙江由黄琪翔扭任游击总司令。黄绍竑说:"已有廖磊的两个师（广西部队）为基础，再训练地方民兵为自卫队，就足够了。"他们会谈之后，黄琪翔对我说:"黄季宽（即黄绍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了。"后来陈诚对此事很不满意，过了一段时间，就把廖磊两个师调往安庆去。黄绍竑只好自已组织抗日自卫总队，辖四个支队，约一师兵力。1940年初，敌入渡钱塘占领萧山，抵抗不住，失败了。陈诚又派俞济时来浙江把这些自卫部队改编为"国军"，脱离了黄绍竑的掌握。我觉得陈诚在民族大敌当前，国家存亡千钧一发的严重关头，还要意气用事，真是太不成话了！
1938年，陈诚在武汉“大本营"任政治部长，来电邀我到他部里去当总务厅长。论交谊我是应该去的，可是那时我父病重，不允远离，我自已又在丽水当专员，便婉言谢辞。他也复我一电，说家乡事难做，劝我不要滥用乡亲。但据后来有人传知，说他对我的不应邀去武汉，非常见怪。认为我"爱做外官，贪舒服，怕吃苦。" 从此，我和他逐渐疏远起来。
1944年，我在台州专员任内，曾赴重庆"屮央训练团"受训，乘便去看陈诚。他刚从"远征军总司令部"回来，当时，河南前线传来汤恩伯打败仗的消息。他说：“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充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警百，以维士气。"又怪"蒋鼎文太糊涂，非撒职查办不可”。継问浙江情况，说:"黄季宽在那里声名狼藉，搞得也不好。"我说："像汤恩伯那样是不会的,个别的也难免。"并问他:"皖南新四军叶挺过去系你的友好，何必把他排挤出去？"他说:“这是白崇禧、何应钦二人向蒋出的主意，由白到上饶与顾祝同共同计划搞的。"（我想他一定参与其事，因为他过去与叶有一段友好关系，如果说老实话，怕我会责怪他出卖朋友，故而饰词推托。〕
陈诚在1944年当了军政部长；1945年夏，他到铅山第三战区视察，电约我前往会面。我问他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反攻力量已不行了，只有尽力保持这个相持局面，以时间来拖垮敌人。"这证明他（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已想不出什么新的战略方针来指挥抗日战事了。黔驴技穷正是他当日的处境。他问起四明山、括苍山、泰顺一带的共产党的力量怎样？我说:"不大。"他听了似觉放心些。又问驻在浙江的李默庵和陶广两个集团军在前线能否挡得住日寇的进攻？我答："目前敌人似无进攻模样。"又问他们是否有象汤恩伯在河南那样的行为。我说："比较好一点，少数也是难免的。"他摇头叹气。临别，他说现在先到福建去看看、再转到家乡来一趟。我们分手后不到几天，苏联出兵东北，关东军抵档不住，曰宼无条件投降了。消息传来，全民欢腾！这是陈诚意想不到的事，他在福建未及来浙，就飞回重庆去了。
九 胜利复员和发动内战
—九四六年抗日战争胜利复员，他已经当了参谋总长。我们在上海会面，他知道我在做投机生意，劝我不要做，说我是外行，将来连本钱都会蚀光的。在他的谈话里我覚得他对我还有些旧交情， 便吿诉他外间的传说:"蒋介石还主张同共产党打内战的谣言，在上海流传甚盛，大家都不赞成，你应该婉言劝蒋不要再发动内战，有问题必须同共产党进行协商，否则，人民太痛苦了。"他说："蒋是听美国人的话而决定一切的。我不能阻止，即使讲了也是无益的。"我说："即然如此，恐怕人家都会怀疑是你在从旁推波助澜呢！"他说："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谈到这里又掉转话锋： "我胃病很深，苦头没有吃透,看来还得再作恶几年才能了事。"我看他当时的内心上是有矛盾的。过后他又问到上海的社会情况：“上海各方面的接收人员，有'五子登科'的作风，究竟大发接收财的是哪些人？"我说:"汤恩伯、钱大钧、吴绍澍和戴笠的部下都有这等作风。"他说:"太不象样子了！"我又说:"你应该反映给蒋介石知道，请他从速处理才是啊!"他说:"这件事，应该派员查究严办才好，否则，舆论哗然，不仅对蒋个人的名誉有关，对国际观感上也有影响啊！”
1947年我到南京去，以老朋友的关系去找陈诚，想把外间舆论责备陈诚是主张内战的顽固分子这个情况相告，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时，他家里管事的，都是一批新人，一个副官见我去找陈诚，就托辞他不见客，不肯传达。我即到他的弟弟陈敬修家，敬修是留法学化工的，头脑还比较淸楚，颇不満意乃兄的这种作风，就用电话同他的嫂子谭曼意联系。我再去到陈诚家，才得入会客室和他相见。外交部次长沈昌焕正在那里大谈其国际形势，信口雌黄地说什么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吹嘘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实力如何雄厚，还捏造事实说："共产党是怕美国的。"我在旁听了，觉得沈昌焕说这番话的用意不是向陈诚讨好(表示拥护陈诚反共打内战的反动主张），就是给陈诚打气（坚定陈诚反共打内战的立场：)。沈走后，陈诚大言不惭地对我说:"现在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都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自诩实力强大，说"只要美国帮助,经济、物资、军火等源源接济，打共产党是有把握的。只要半年到一年就可打垮红军了。"接着他问我： "上海人有什么样的议论？"我说:"一般议论都不赞成内战的，曾听得有人向蒋（介石〕建议一个折中办法：就是仿过去外蒙古的例子,把东北三省或外蒙古地区划出，让给共产党分而治之。"他立刻回说："这是政客游说，企图两面讨好的办法。你是一个不懂得政冶的人，不要听他们的话。”我因他拒绝我的意见，便不再谈下去了，随便拉些家常后就辞出。
隔了几月，担任东北反共军事的熊式辉吃不消了，蒋介石令陈诚前注替代。这时，陈诚叫赵志尧来信约我去南京谈话，我以前次碰过钉子，没有去，他赴东北后过了几个月，听说他在前方也支撑不住，而且胃病很厉害。我到了南京，见到谭曼意，谭说："几个月前辞修很想和你谈谈，你没有来。"我说:"他个性太强，嫂子要劝他谦虚一点。"她答："是呀！现在胃病很重，前方战事又不利，怎么办？"我说:"这一个职务负担太重了。他病如此严重，加以北方气候寒冷，他的身体确实吃不消的。我看只有你向蒋夫人设法找个副手去接替，把他调回医治才是。"谭说："我用这个办去试试看。"我观察谭曼意当时的情态，也觉得人民解放军是打不了的，为了保全自己，还是想法子把丈夫股离虎口再作道理。果然不久之后，蒋介石派罗卓英去代替，可是也不能胜任。最后由卫立煌去，这时，面临东北全部解放的前夕了。
陈诚由南京到上海陆军医院施行手术治疗时，我去探望他，相对默然，没谈什么话。这是我们两人最后相见的一次。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