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慎之在《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纪念冯友兰先生》一文中这样评论道：“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凭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细，析理之精，不无可与冯先生比肩者在，但是，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西交会，古今转变，中国人对西学所知甚少而对中学又几乎忘掉了的时代。” 诚然，在冯友兰身上，良知和思辨高度统一，思辨使他深刻，良知使他痛苦。此外，懦弱使他扭曲，活络则使他纠结，大抵也是不错的。 在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勇气往往体现于“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总认为旧我不佳，新我才好。蘧伯玉是卫国的贤人，是孔子的莫逆之交，古人交口称道他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以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救赎和自我提升，这是读书人的笨法子，有时候还真是管用的。 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个“知”同于智慧的“智”。言论离不开环境的支持。北宋的大臣勇于极言切谏，是因为宋太祖早就立定了“不杀大臣”的规矩，业已去除了“游戏”中最危险的环节，大臣心知肚明，纵然诤谏不受待理，甚至惹得皇帝老儿震怒，顶多也只是被贬谪到穷荒之地，这还不失为一件博名于朝、获誉于野的好事。但换个险恶的环境就未必然了，批鳞直谏的人很可能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百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来容易，真要做那百不得一的谔谔者，单有勇气仍然远远不够。当环境不许一个人沉默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巴金在《真话集》中吐露过这样的心声：“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来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必须丢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他在《探索集》中还有更锥心的忏悔：“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这证明，冯友兰“顺着说”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是知识分子为生存而实行的自救行为。政治高于一切，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冒犯。若不自戕肉体，就必须炮烙精神，没有第三条道路容许选择。冯友兰之所以深受责难，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是学界领袖，这道有害无益的“光环”使他的表现被加倍放大，受到时人和后人更多的质疑。 在一个禁锢甚严的时代，哲学家也是凡人，举世皆浊，岂能独清？干净身子敌不过泥潭没顶。众人皆醉，岂能独醒？好酒量敌不过烈酒超多。独清和独醒适足以招致灭顶之灾。具有自由意志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哲人又岂能跳出特定时代的巨灵之掌？一个一个的“他”如同糠粒，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当容纳“异端”的土壤完全消失，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孤独气质也会“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阿紫荐自《随笔》2012年第1期】
学者李慎之在《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纪念冯友兰先生》一文中这样评论道：“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凭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细，析理之精，不无可与冯先生比肩者在，但是，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西交会，古今转变，中国人对西学所知甚少而对中学又几乎忘掉了的时代。” 诚然，在冯友兰身上，良知和思辨高度统一，思辨使他深刻，良知使他痛苦。此外，懦弱使他扭曲，活络则使他纠结，大抵也是不错的。 在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勇气往往体现于“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总认为旧我不佳，新我才好。蘧伯玉是卫国的贤人，是孔子的莫逆之交，古人交口称道他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以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救赎和自我提升，这是读书人的笨法子，有时候还真是管用的。 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个“知”同于智慧的“智”。言论离不开环境的支持。北宋的大臣勇于极言切谏，是因为宋太祖早就立定了“不杀大臣”的规矩，业已去除了“游戏”中最危险的环节，大臣心知肚明，纵然诤谏不受待理，甚至惹得皇帝老儿震怒，顶多也只是被贬谪到穷荒之地，这还不失为一件博名于朝、获誉于野的好事。但换个险恶的环境就未必然了，批鳞直谏的人很可能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百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来容易，真要做那百不得一的谔谔者，单有勇气仍然远远不够。当环境不许一个人沉默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巴金在《真话集》中吐露过这样的心声：“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来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必须丢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他在《探索集》中还有更锥心的忏悔：“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这证明，冯友兰“顺着说”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是知识分子为生存而实行的自救行为。政治高于一切，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冒犯。若不自戕肉体，就必须炮烙精神，没有第三条道路容许选择。冯友兰之所以深受责难，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是学界领袖，这道有害无益的“光环”使他的表现被加倍放大，受到时人和后人更多的质疑。 在一个禁锢甚严的时代，哲学家也是凡人，举世皆浊，岂能独清？干净身子敌不过泥潭没顶。众人皆醉，岂能独醒？好酒量敌不过烈酒超多。独清和独醒适足以招致灭顶之灾。具有自由意志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哲人又岂能跳出特定时代的巨灵之掌？一个一个的“他”如同糠粒，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当容纳“异端”的土壤完全消失，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孤独气质也会“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阿紫荐自《随笔》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