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解读
（李少霞 电子科技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在未读这本书之前，我曾经对这本书的内容有过很多猜想，因为人民都有一种惯性思维，会凭一些表面的东西去看待或者猜测书里的内容讲些什么。毫无疑问，仅凭书名我就会觉得它可能主要论述的东西应该就是大国之间的政治，或者说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的结果一定是比较悲观的，它一定会涉及到大国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不过猜测终归是猜测，真正的内容还得自己看过之后才知道。于是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有500多页的经典之作。看完这本书这后，我有很多感受，现予以一一说明。
一 本书的理论论证框架
（一）理论背景：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的江河日下和理想主义的死灰复燃，永久和平论、相互依存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的甚嚣尘上。但是，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世界仍然处于动荡与非和平之中。作者用一些事例来证明乐观主义的虚幻。（第一章）
（二）理论核心：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大国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在作者看来，这个互动就是大国之间争夺权力和追求霸权。（第一章）
（三）提出问题：为什么大国之间要争夺权力？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P2）,也就是说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二章）
（四）界定“权力”的核心概念，具体所指为人口规模和财富及军事力量，（第三章集中讨论潜在权力，主要包括一国的人口规模和财富；第四章讨论军事实力，主要探讨“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和“水域的阻遏力量”。）
（五）提出问题：大国为获取和维持权力所运用的策略是什么？――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第五章）
（六）对历史记录的论证：选择1972－1990年之间的大国行为做了比较，并检查这些行为是否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测。（第六章和第七章）
（七）进一步论证：大国何时建立均势以及何时选择推卸策略（第八章）和大国战争的诱因。（第九章）
（八）预测：21世纪前叶大国在东北亚和欧洲这两个重要地区的可能冲突（美国的大战略VS中国威胁论）。（第十章）
二 基本概念和核心观点
（一）基本概念
如书名所说，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是大国，他强调国际政治是大国的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基本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例如，1945－1990年间，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政治都深受美苏角逐的冲击。冷战之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对全世界的地区政治产生了相似的影响。这其中的每一场冲突都是大国的对抗，都给全球各地投下了长久的阴影”（P4－5）。
何谓大国？作者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力量来衡量，一国要具有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P5）。“在核时代，大国必须具有能承受他国核打击核威慑力和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P5）。这一大国的定义与马丁·怀特的大国定义有相似之处，怀特认为“大国是能够自信地对另一个大国开战的国家”（P22）。但怀特同时强调“大国是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即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P23－24）。用军事实力这个变量来衡量“大国”，在怀特时代还有情可原，
因为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军事力量作用很大，但在60年后的21世纪，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软权力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P97）。经济的相互依赖、国际舆论与道德以及国际机制作用的增强，使得军事力量的作用相对下降，战争的代价沉重。可见，米尔斯海默对大国的这一定义是有失偏颇的复古或倒退。
为什么大国政治是一种悲剧？总结文章，这种悲剧有两层含义：一是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而这正体现了悲剧的必然性。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永远可能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激烈程度时有消长，但他们总是提防对手，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的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hegemony），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P2）。二是这种悲剧是一种永久性的悲剧。作者强调“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感到心满意足，相反，他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他们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有时，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不得不坐享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P2)。“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P3)，“大国对权力的无情追逐”(P3)。注定了大国政治是一种悲剧政治，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必然结论。
“权力”在本书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对于“权力”的重要性，作者在文中写道：“不弄懂什么是权力以及国家为了极大地占有世界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就无从确定国家是否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P26）。那么作者对“权力”作了怎样的定义？或者说是如何界定“权力”这个概念的？作者把权力分为潜在权力和有效权力（军事实力）。潜在权力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因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P79），“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动的潜能总和”，“因为充足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是建立庞大军队的先决条件”（P79－80）。有效权力则主要指军事实力，而在军事实力方面作者认为陆军比空军和海军更重要，“军事实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陆军规模、实力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因为“单独的海军和战略空军力量不能用于抢占领土，也无法用来胁迫他国作出领土让步”，“大国间的战争主要通过地面战获得胜利”。
（二）核心观点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影响联盟的形成；为了获得最安全的生存，大国意志就是要成为全球霸主，但是水域的阻隔力量（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因此大国要寻求成为地区霸主；大国政治的历史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的冲突过程，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国家，它扮演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防止出现任何任何地区霸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不可避免，因而作者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三 核心扩展
（一）大国之间为什么要追逐权力和争夺霸权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以五个基本命题来解释。第一个命题是国际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是国家的固有部分，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统治机构。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P43）。第二个命题是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第三个命题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它国家的意图。“尤其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P43）。第四个命题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生存支配其他动机，因为一旦国家被征服，它就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目标”（P44）。第五个命题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它们清楚自已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如何从
中求得生存”（P44）。这五个命题缺一不可，因为它们之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举动。但是，作者认为“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P44）。
（二）相对权力和绝对权力
四 个人对文章中几个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一）我赞同之作者的主张
1、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作者说：“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P46）。
我的解读：在当代，维护国家利益，是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无论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我反对之作者的主张
1、弱国不敢挑战强国理论
作者说：“国家意识到其他国家的终极意图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后，很快就会懂得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较弱的国家不太可能挑起与较强国家的争端，因为前者可能遭受军事失败，任何两国的实力差距越大，较弱一方攻击较强一方的可能性就越小。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会站出来反对美国，后者比其邻国要强大得多。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P46）。
我的解读：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过去，可能一个实力弱的国家不会主动去挑起与实力强的国家的冲突，因为弱国无法承受失败；但在当代，我们可以从“911事件”中看到，它并非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国际恐怖主义充斥在世界中，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着世界，数以万计的人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它已经不是弱小国家以传统的军事力量去挑起与强国的冲突与战争，而是与科技和信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恐怖活动，发动恐怖袭击的国家或组织并不会因为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而对其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再者，作者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不会站出来反对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社会体制与美国是相似的，它们没有理由也不会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因素。
2、估算侵略
作者说：“简单的说，大国并非无头脑的侵略者，它们不只是鲁莽地冲锋陷阵，直到输掉战争或追求得不偿失的胜利。相反，大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均势以及其它国家对它们行动的反应。它们将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与可能的利益之间的得失。倘若利益不足以抵消危险，它们会按兵不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国家从来不会发动不可能提高它们总体地位的军备竞赛。国家有时限制防御开支，要么是因为较大的开支不会带来战略优势，要么是因为他将削弱经济、损害国家的长远实力。用伊斯特伍德的话说，一国必须知道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限度„„概言之，进攻有时会成功，有时不会成功。关键在于，最大化的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P50－51，P 78“逐渐缩小的回报”一节）。 我的解读：严格来说，这其实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一套话语，换句话说，所谓的“最大化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也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要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体系中的大国一定要满足现状，如果时机成熟，它也可以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只不过在防御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政治波诡云谲，对进攻的代价、危险和利益得失的估算在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是一种高度风险的活动，所以其倾向于维持现状式的防御。当然，
如果时机成熟，国家能够把握各种估算，那么防御性也会转变成进攻性，进而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3、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战略批判
作者说：“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大国用来阻止敌人颠覆均势的主要战略，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本身必须参与遏制危险的对手。换句话说，它们愿意担负遏制和必要的抗击入侵者的重任。而采用推卸责任的战略，它们就可以设法让另一大国遏制入侵者，自己则冷眼旁观，受威胁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失建立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buck-passed）可以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P203）。
“最后，我把我的理论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联系起来，即效仿敌对大国的成功实践是安全竞争的重要结果，我承认其基本点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狭义的定义了这种效仿行为，过于强调照搬进攻性而非防御行为”（P204）。
“英国试图搭盟国的便车以及第七章和第八章提供的历史事实证明，受威胁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推卸责任的强烈冲动。的确，大国似乎对推卸责任的喜好明显胜过对均势的兴趣。这种喜好的一个原因是，推卸责任常常为防御提供便宜。推卸责任也具有攻击的成分，这使得该战略更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当侵略者和责任承担者卷入一场长期而代价高昂的战争时，均势有可能朝有利于推卸责任者的方向转移，然后，它处于支配战后世界的有利位置”（P222）。
我的解读：纵观以上言论，可以发现，作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进攻现实主义者。作者亲口承认大国间的效仿行为不仅强调进攻性也应该强调防御性，作者还承认“推卸责任常常为防御提供便宜”（P222），而不是为“进攻”提供便宜，再者，他阐述到：“推卸责任也有攻击的成分”（P222），也就是说，推卸责任作为一种大国获取权力的战略不仅具有防御的成分也具有进攻的成分，这反映了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也包含了浓厚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成分。这些都说明了作者其实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我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思维时刻缠绕着他的理论。
4、“跟着强者走”(bandwagon)与“绥靖”（appeasement）战略批判
作者说：“当一国与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联合力量时，跟着强者走的现象就会发生，它让强大的伙伴占有它们共同所获取赃物的大头，换句话说，权力分配的变化更不利于跟着强者走这一方，而对较强的国家有利„„该战略违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相对权力，因此，它很少被大国采用，因为从概念上讲，这些国家具有与其它国家进行大战的财力，更何况，它们必然有对抗和战争的动机”（P225）。
“绥靖指的是受威胁的国家对侵略者的让步，使得均势朝受益的一方发展。绥靖者常常同意将第三国的全部或者部分领土让与强大的敌人（有点类似于摩根索在《国家（民族）间政治》所说的“领土补偿”政策），这种承诺的目的是行为调整：推动侵略者朝着更和平的方向发展，并将它变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然而，如同跟着强者走一样，绥靖也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想相互抵触，它是一个离奇而危险的战略。它不可能把危险的对手变成一个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对手，更不可能指望它成为爱好和平的国家”（P226）。
“最后，出于短期战略考虑，以便争取时间动员遏制侵略的必要资源而向一个危险的对手让与权力，也是有意义的„„我所知道的一个事例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在该协定中，英国允许纳粹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因为英国决策者相信，均势对德意志第三帝国有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朝着有利于英法的方向发展”（参见“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这一节，P227）。
我的解读：从某种程度来说，作者的言论明显自相矛盾，因为在“绥靖”与“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如果绥靖失败，那就是绥靖，不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如果绥靖成功，其就可能摇身一变为“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
而这并不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抵触（《慕尼黑协定》本身就是彻彻底底的绥靖政策）。因此，尽管表面上作者认为绥靖政策是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冲突的，但实际上，作者并不反对绥靖政策，而绥靖本身就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的一种。诚如作者在后面所言：“（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通过遵循‘建筑堡垒、选择性的绥靖、支持关键而不是边缘地区、或仅是善意的疏忽’这一政策来保持现状较为英明”（参见《行动中的大国》一章，P224）。显然，“选择性的绥靖”与作者的“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5、两极和多极
作者认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两极，平衡的多极和不平衡的多极。其中，两极格局是最稳定的，而存在潜在霸主的不平衡多极体系最为危险。因为多极体系中存在更多潜在的冲突双方，权力不平衡现象更为普遍，且具有更大的误算可能性。
我的解读：从《两极世界的稳定性》一文中可以看出，华尔兹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两极世界中没有外围国家，两大国必须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做出反应；当竞争加剧，竞争的范围将扩大，大国会对影响平衡的改变进行关注和反应；两极体系中有持续的压力和危机，危机源于一方对另一方改变现状的不满，可能防止更大的冲突，而在多极体系下，由于可能对手数量太多，所以联盟难以保证；另外，两大国占优势的权力也是稳定的因素。与此不同的观点也是存在的。在《多极体系和国际稳定》中，多伊奇和辛格提出，主要行为体数量的增加创造更多互动的机会，行为体的多重角色能够起到自我调整的反馈作用，缓和集团间的冲突，因而多极体系更为稳定。多伊奇和辛格在文中将个人的不同社会角色与国家的角色进行了类比，是将国家视为有不同特性的行为体，更强调国家的性质以至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华尔兹所谓的还原主义方法。结构现实主义的假设之一，是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看作基本相同的行为体，而相似的行为体会采取相似的行动保障安全。如果行为体的性质相同，并接受无政府状态下霍布斯式的假设，那么增加主要行为体的数量只会增加成对国家冲突的可能；但如果认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多重角色，那么处于不同集团中的国家之间，利益的重叠也就可能成为合作和消解集团分歧的契机。两种观点的对立，源于假设前提的不同，并体现了悲观和乐观态度的分野。
6、“离岸平衡手”战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
作者说：“本质上，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在其它地区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不过，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美国军事力量在20世纪的不同年代被派往欧洲和东北亚，介入模式遵循上述逻辑。特别是，无论何时一个潜在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美国都会设法去平衡之并保存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地区霸权国家的地位”（P342）。
“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也从未试图支配欧洲，而是依靠其军事力量在欧洲之外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帝国。和美国一样，英国也是一个两面靠洋的国家，地理上由一大片水域与欧洲大陆隔开，这使它事实上不可能征服和控制所有欧洲国家”（P343）。
“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所预测的，英国仍一贯在欧洲扮演一种离岸平衡手角色。尤其是，当某一敌对的大国威胁要支配欧洲，而推卸责任并非可行的选择时，英国就会向欧洲大陆派兵；当欧洲存在大致均势时，英国军队总是倾向于避开欧洲大陆”。（P343）
我的解读：在我看来，真正能够体现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的莫非岛国日本所属，日本与英美一样同样四面环海，但是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却没有使日本采取“离岸平衡手”战略，恰恰相反却采取了进攻型战略（从丰臣秀吉到伊藤博文，日本对东北亚以及中国大陆实行侵略）。按照作者的理论逻辑，这才是真正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虽然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存在，但日本依旧寻求最大限度的权力。然而，让我们意外的是，作者却不认为日本的行为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同时千方百计排除日本这个个案的考察，在《离岸平衡手》结论部分，作者
说到：“岛国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征服了亚洲大陆的大片领土，这看来与我的观点相互矛盾”（P367），而这种矛盾作者认为是因为“亚洲和欧洲大陆在所讨论的时期内是不同类型的目标„„欧洲大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可怕的大国辈出，这些国家既具有动力也有财力来阻止英国和美国支配它们的地区，而日本在1900－1945年在亚洲的条件看来十分不同，俄国是位于亚洲大陆的唯一大国，大多时候它是一个军事弱国，俄国的近邻如朝鲜和中国都是弱国，是招致日本进攻的目标”（P367），坦白讲，这样的论断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俄国并不总是一个军事弱国，中国并不总是区域弱国，日本也并不总是区域大国。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并没有完全贯彻到底，否则为什么日本这个特例作者要否定”。所谓的“离岸平衡手”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推卸责任”与“均势战略”的结合体，虽然它带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壳，但其实际内核却依旧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换句话说，“离岸平衡手”战略是一种以防御寻求进攻的战略（以守为攻）。
7、中国威胁论
作者说：“中国是理解东北亚未来力量分布的关键。现在它明显不是潜在霸权国，因为它不如日本富强。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继续以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速度增长，中国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国家。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有能力比日本更富，甚至超过美国”（P540）。
“如果中国现代化程度达到今天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66万亿美元，大大超过日本的4．09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到日本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20．0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实力将几乎是日本的5倍。最后，如果中国有和日本相似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经济实力将是日本的10倍，因为中国的人口几乎是日本的10倍”（P540）。
“假设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中国最终成为潜在霸权国”，“日本和俄罗斯不可能有实力遏制中国，即使均势同盟中再加上印度、韩国和越南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比任何亚洲对手的经济实力都更强，而且巨大的人口优势使它可能建立一支远远强过日本或俄罗斯军队。中国也有建立惊人的核武库的资源。如果中国可能称霸整个地区，东北亚将明显是一个不平衡的多极体系，这样的话，将比现在危险得多”（P542）。
我的解读：“中国威胁论”是米尔斯海默基于无政府状态与权力分配的实际效果这两条线索得出的必然结论。他将人口与财富视为军事力量的原动力，而军事力量决定一国的外交走向，其中陆地力量最为重要，因此“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强国”。 而中国正是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他由此推断：基于中国的人口和规模，以及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因此，在冷战后的不平衡的多级体系中，“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他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挑战美国”，“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具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机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地区霸主。尽管中国肯定希望成为东北亚的霸主，但美国显然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P544）。作者认为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他预计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他主张及时限制中国的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止中国。我认为他的“中国威胁论”是一种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政治思维，认为中国威胁是大国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和平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通则的必然结论。米尔斯海默是从一种历史的悲剧式循环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冲突，认为中国威胁是大国自身逻辑的必然。但是他的这种只重能力轻视意图等因素的理论说服力甚微。
五 结论
一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确实是一个悲剧，他所采用的推理逻辑都是建立在“可能”基础之上的。他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市场经济本身是具有扩张性
的，要不断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汲取资源，特别是在战略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一个国家的利益遍布全球的时候，大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短缺战略资源的争夺上，就有可能爆发冲突。不是说经济全球化就全球一村了，而是意味着资源枯竭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国家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如果说二十一世纪会爆发所谓的霸权争夺战，也不会是政治战，而是经济战、资源战。二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没有对不同的战争观进行区分，一概视之，很显然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将所有国家都看作具有进攻性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由持各种战争观的国家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各国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地缘政治、经济模式等因素，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有很大差异，有矛盾，有分歧，乃至发生冲突、战争，但我们不能说每个国家都是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载体。三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带着悲观主义的有色眼镜去审视国际政治的必然结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美国现有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辑基础的现实举措，这使其理论的说服力大大降低。与其说是对国际政治的悲剧式的研究不如说是米尔斯海默个人的悲剧，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更是美国学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坚定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2．解析《大国政治的悲剧》：http://www.gotoread.com/article/bbs.aspx?id=298046；
3． 《大国政治的悲剧》霸权逻辑的脆弱性——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eaaff0100031y.html；
4．《大国政治的悲剧》读书报告： 。
对《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解读
（李少霞 电子科技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在未读这本书之前，我曾经对这本书的内容有过很多猜想，因为人民都有一种惯性思维，会凭一些表面的东西去看待或者猜测书里的内容讲些什么。毫无疑问，仅凭书名我就会觉得它可能主要论述的东西应该就是大国之间的政治，或者说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的结果一定是比较悲观的，它一定会涉及到大国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不过猜测终归是猜测，真正的内容还得自己看过之后才知道。于是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有500多页的经典之作。看完这本书这后，我有很多感受，现予以一一说明。
一 本书的理论论证框架
（一）理论背景：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的江河日下和理想主义的死灰复燃，永久和平论、相互依存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的甚嚣尘上。但是，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世界仍然处于动荡与非和平之中。作者用一些事例来证明乐观主义的虚幻。（第一章）
（二）理论核心：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大国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在作者看来，这个互动就是大国之间争夺权力和追求霸权。（第一章）
（三）提出问题：为什么大国之间要争夺权力？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P2）,也就是说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二章）
（四）界定“权力”的核心概念，具体所指为人口规模和财富及军事力量，（第三章集中讨论潜在权力，主要包括一国的人口规模和财富；第四章讨论军事实力，主要探讨“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和“水域的阻遏力量”。）
（五）提出问题：大国为获取和维持权力所运用的策略是什么？――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第五章）
（六）对历史记录的论证：选择1972－1990年之间的大国行为做了比较，并检查这些行为是否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测。（第六章和第七章）
（七）进一步论证：大国何时建立均势以及何时选择推卸策略（第八章）和大国战争的诱因。（第九章）
（八）预测：21世纪前叶大国在东北亚和欧洲这两个重要地区的可能冲突（美国的大战略VS中国威胁论）。（第十章）
二 基本概念和核心观点
（一）基本概念
如书名所说，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是大国，他强调国际政治是大国的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基本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例如，1945－1990年间，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政治都深受美苏角逐的冲击。冷战之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对全世界的地区政治产生了相似的影响。这其中的每一场冲突都是大国的对抗，都给全球各地投下了长久的阴影”（P4－5）。
何谓大国？作者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力量来衡量，一国要具有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P5）。“在核时代，大国必须具有能承受他国核打击核威慑力和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P5）。这一大国的定义与马丁·怀特的大国定义有相似之处，怀特认为“大国是能够自信地对另一个大国开战的国家”（P22）。但怀特同时强调“大国是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即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P23－24）。用军事实力这个变量来衡量“大国”，在怀特时代还有情可原，
因为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军事力量作用很大，但在60年后的21世纪，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软权力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P97）。经济的相互依赖、国际舆论与道德以及国际机制作用的增强，使得军事力量的作用相对下降，战争的代价沉重。可见，米尔斯海默对大国的这一定义是有失偏颇的复古或倒退。
为什么大国政治是一种悲剧？总结文章，这种悲剧有两层含义：一是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而这正体现了悲剧的必然性。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永远可能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激烈程度时有消长，但他们总是提防对手，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的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hegemony），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P2）。二是这种悲剧是一种永久性的悲剧。作者强调“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感到心满意足，相反，他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他们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有时，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不得不坐享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P2)。“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P3)，“大国对权力的无情追逐”(P3)。注定了大国政治是一种悲剧政治，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必然结论。
“权力”在本书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对于“权力”的重要性，作者在文中写道：“不弄懂什么是权力以及国家为了极大地占有世界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就无从确定国家是否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P26）。那么作者对“权力”作了怎样的定义？或者说是如何界定“权力”这个概念的？作者把权力分为潜在权力和有效权力（军事实力）。潜在权力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因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P79），“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动的潜能总和”，“因为充足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是建立庞大军队的先决条件”（P79－80）。有效权力则主要指军事实力，而在军事实力方面作者认为陆军比空军和海军更重要，“军事实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陆军规模、实力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因为“单独的海军和战略空军力量不能用于抢占领土，也无法用来胁迫他国作出领土让步”，“大国间的战争主要通过地面战获得胜利”。
（二）核心观点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影响联盟的形成；为了获得最安全的生存，大国意志就是要成为全球霸主，但是水域的阻隔力量（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因此大国要寻求成为地区霸主；大国政治的历史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的冲突过程，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国家，它扮演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防止出现任何任何地区霸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不可避免，因而作者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三 核心扩展
（一）大国之间为什么要追逐权力和争夺霸权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以五个基本命题来解释。第一个命题是国际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是国家的固有部分，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统治机构。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P43）。第二个命题是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第三个命题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它国家的意图。“尤其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P43）。第四个命题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生存支配其他动机，因为一旦国家被征服，它就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目标”（P44）。第五个命题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它们清楚自已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如何从
中求得生存”（P44）。这五个命题缺一不可，因为它们之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举动。但是，作者认为“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P44）。
（二）相对权力和绝对权力
四 个人对文章中几个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一）我赞同之作者的主张
1、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作者说：“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P46）。
我的解读：在当代，维护国家利益，是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无论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我反对之作者的主张
1、弱国不敢挑战强国理论
作者说：“国家意识到其他国家的终极意图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后，很快就会懂得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较弱的国家不太可能挑起与较强国家的争端，因为前者可能遭受军事失败，任何两国的实力差距越大，较弱一方攻击较强一方的可能性就越小。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会站出来反对美国，后者比其邻国要强大得多。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P46）。
我的解读：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过去，可能一个实力弱的国家不会主动去挑起与实力强的国家的冲突，因为弱国无法承受失败；但在当代，我们可以从“911事件”中看到，它并非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国际恐怖主义充斥在世界中，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着世界，数以万计的人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它已经不是弱小国家以传统的军事力量去挑起与强国的冲突与战争，而是与科技和信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恐怖活动，发动恐怖袭击的国家或组织并不会因为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而对其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再者，作者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不会站出来反对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社会体制与美国是相似的，它们没有理由也不会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因素。
2、估算侵略
作者说：“简单的说，大国并非无头脑的侵略者，它们不只是鲁莽地冲锋陷阵，直到输掉战争或追求得不偿失的胜利。相反，大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均势以及其它国家对它们行动的反应。它们将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与可能的利益之间的得失。倘若利益不足以抵消危险，它们会按兵不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国家从来不会发动不可能提高它们总体地位的军备竞赛。国家有时限制防御开支，要么是因为较大的开支不会带来战略优势，要么是因为他将削弱经济、损害国家的长远实力。用伊斯特伍德的话说，一国必须知道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限度„„概言之，进攻有时会成功，有时不会成功。关键在于，最大化的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P50－51，P 78“逐渐缩小的回报”一节）。 我的解读：严格来说，这其实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一套话语，换句话说，所谓的“最大化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也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要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体系中的大国一定要满足现状，如果时机成熟，它也可以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只不过在防御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政治波诡云谲，对进攻的代价、危险和利益得失的估算在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是一种高度风险的活动，所以其倾向于维持现状式的防御。当然，
如果时机成熟，国家能够把握各种估算，那么防御性也会转变成进攻性，进而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3、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战略批判
作者说：“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大国用来阻止敌人颠覆均势的主要战略，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本身必须参与遏制危险的对手。换句话说，它们愿意担负遏制和必要的抗击入侵者的重任。而采用推卸责任的战略，它们就可以设法让另一大国遏制入侵者，自己则冷眼旁观，受威胁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失建立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buck-passed）可以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P203）。
“最后，我把我的理论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联系起来，即效仿敌对大国的成功实践是安全竞争的重要结果，我承认其基本点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狭义的定义了这种效仿行为，过于强调照搬进攻性而非防御行为”（P204）。
“英国试图搭盟国的便车以及第七章和第八章提供的历史事实证明，受威胁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推卸责任的强烈冲动。的确，大国似乎对推卸责任的喜好明显胜过对均势的兴趣。这种喜好的一个原因是，推卸责任常常为防御提供便宜。推卸责任也具有攻击的成分，这使得该战略更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当侵略者和责任承担者卷入一场长期而代价高昂的战争时，均势有可能朝有利于推卸责任者的方向转移，然后，它处于支配战后世界的有利位置”（P222）。
我的解读：纵观以上言论，可以发现，作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进攻现实主义者。作者亲口承认大国间的效仿行为不仅强调进攻性也应该强调防御性，作者还承认“推卸责任常常为防御提供便宜”（P222），而不是为“进攻”提供便宜，再者，他阐述到：“推卸责任也有攻击的成分”（P222），也就是说，推卸责任作为一种大国获取权力的战略不仅具有防御的成分也具有进攻的成分，这反映了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也包含了浓厚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成分。这些都说明了作者其实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我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思维时刻缠绕着他的理论。
4、“跟着强者走”(bandwagon)与“绥靖”（appeasement）战略批判
作者说：“当一国与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联合力量时，跟着强者走的现象就会发生，它让强大的伙伴占有它们共同所获取赃物的大头，换句话说，权力分配的变化更不利于跟着强者走这一方，而对较强的国家有利„„该战略违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相对权力，因此，它很少被大国采用，因为从概念上讲，这些国家具有与其它国家进行大战的财力，更何况，它们必然有对抗和战争的动机”（P225）。
“绥靖指的是受威胁的国家对侵略者的让步，使得均势朝受益的一方发展。绥靖者常常同意将第三国的全部或者部分领土让与强大的敌人（有点类似于摩根索在《国家（民族）间政治》所说的“领土补偿”政策），这种承诺的目的是行为调整：推动侵略者朝着更和平的方向发展，并将它变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然而，如同跟着强者走一样，绥靖也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想相互抵触，它是一个离奇而危险的战略。它不可能把危险的对手变成一个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对手，更不可能指望它成为爱好和平的国家”（P226）。
“最后，出于短期战略考虑，以便争取时间动员遏制侵略的必要资源而向一个危险的对手让与权力，也是有意义的„„我所知道的一个事例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在该协定中，英国允许纳粹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因为英国决策者相信，均势对德意志第三帝国有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朝着有利于英法的方向发展”（参见“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这一节，P227）。
我的解读：从某种程度来说，作者的言论明显自相矛盾，因为在“绥靖”与“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如果绥靖失败，那就是绥靖，不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如果绥靖成功，其就可能摇身一变为“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
而这并不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抵触（《慕尼黑协定》本身就是彻彻底底的绥靖政策）。因此，尽管表面上作者认为绥靖政策是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冲突的，但实际上，作者并不反对绥靖政策，而绥靖本身就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的一种。诚如作者在后面所言：“（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通过遵循‘建筑堡垒、选择性的绥靖、支持关键而不是边缘地区、或仅是善意的疏忽’这一政策来保持现状较为英明”（参见《行动中的大国》一章，P224）。显然，“选择性的绥靖”与作者的“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5、两极和多极
作者认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两极，平衡的多极和不平衡的多极。其中，两极格局是最稳定的，而存在潜在霸主的不平衡多极体系最为危险。因为多极体系中存在更多潜在的冲突双方，权力不平衡现象更为普遍，且具有更大的误算可能性。
我的解读：从《两极世界的稳定性》一文中可以看出，华尔兹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两极世界中没有外围国家，两大国必须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做出反应；当竞争加剧，竞争的范围将扩大，大国会对影响平衡的改变进行关注和反应；两极体系中有持续的压力和危机，危机源于一方对另一方改变现状的不满，可能防止更大的冲突，而在多极体系下，由于可能对手数量太多，所以联盟难以保证；另外，两大国占优势的权力也是稳定的因素。与此不同的观点也是存在的。在《多极体系和国际稳定》中，多伊奇和辛格提出，主要行为体数量的增加创造更多互动的机会，行为体的多重角色能够起到自我调整的反馈作用，缓和集团间的冲突，因而多极体系更为稳定。多伊奇和辛格在文中将个人的不同社会角色与国家的角色进行了类比，是将国家视为有不同特性的行为体，更强调国家的性质以至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华尔兹所谓的还原主义方法。结构现实主义的假设之一，是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看作基本相同的行为体，而相似的行为体会采取相似的行动保障安全。如果行为体的性质相同，并接受无政府状态下霍布斯式的假设，那么增加主要行为体的数量只会增加成对国家冲突的可能；但如果认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多重角色，那么处于不同集团中的国家之间，利益的重叠也就可能成为合作和消解集团分歧的契机。两种观点的对立，源于假设前提的不同，并体现了悲观和乐观态度的分野。
6、“离岸平衡手”战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
作者说：“本质上，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在其它地区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不过，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美国军事力量在20世纪的不同年代被派往欧洲和东北亚，介入模式遵循上述逻辑。特别是，无论何时一个潜在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美国都会设法去平衡之并保存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地区霸权国家的地位”（P342）。
“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也从未试图支配欧洲，而是依靠其军事力量在欧洲之外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帝国。和美国一样，英国也是一个两面靠洋的国家，地理上由一大片水域与欧洲大陆隔开，这使它事实上不可能征服和控制所有欧洲国家”（P343）。
“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所预测的，英国仍一贯在欧洲扮演一种离岸平衡手角色。尤其是，当某一敌对的大国威胁要支配欧洲，而推卸责任并非可行的选择时，英国就会向欧洲大陆派兵；当欧洲存在大致均势时，英国军队总是倾向于避开欧洲大陆”。（P343）
我的解读：在我看来，真正能够体现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的莫非岛国日本所属，日本与英美一样同样四面环海，但是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却没有使日本采取“离岸平衡手”战略，恰恰相反却采取了进攻型战略（从丰臣秀吉到伊藤博文，日本对东北亚以及中国大陆实行侵略）。按照作者的理论逻辑，这才是真正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虽然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存在，但日本依旧寻求最大限度的权力。然而，让我们意外的是，作者却不认为日本的行为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同时千方百计排除日本这个个案的考察，在《离岸平衡手》结论部分，作者
说到：“岛国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征服了亚洲大陆的大片领土，这看来与我的观点相互矛盾”（P367），而这种矛盾作者认为是因为“亚洲和欧洲大陆在所讨论的时期内是不同类型的目标„„欧洲大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可怕的大国辈出，这些国家既具有动力也有财力来阻止英国和美国支配它们的地区，而日本在1900－1945年在亚洲的条件看来十分不同，俄国是位于亚洲大陆的唯一大国，大多时候它是一个军事弱国，俄国的近邻如朝鲜和中国都是弱国，是招致日本进攻的目标”（P367），坦白讲，这样的论断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俄国并不总是一个军事弱国，中国并不总是区域弱国，日本也并不总是区域大国。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并没有完全贯彻到底，否则为什么日本这个特例作者要否定”。所谓的“离岸平衡手”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推卸责任”与“均势战略”的结合体，虽然它带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壳，但其实际内核却依旧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换句话说，“离岸平衡手”战略是一种以防御寻求进攻的战略（以守为攻）。
7、中国威胁论
作者说：“中国是理解东北亚未来力量分布的关键。现在它明显不是潜在霸权国，因为它不如日本富强。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继续以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速度增长，中国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国家。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有能力比日本更富，甚至超过美国”（P540）。
“如果中国现代化程度达到今天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66万亿美元，大大超过日本的4．09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到日本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20．0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实力将几乎是日本的5倍。最后，如果中国有和日本相似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经济实力将是日本的10倍，因为中国的人口几乎是日本的10倍”（P540）。
“假设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中国最终成为潜在霸权国”，“日本和俄罗斯不可能有实力遏制中国，即使均势同盟中再加上印度、韩国和越南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比任何亚洲对手的经济实力都更强，而且巨大的人口优势使它可能建立一支远远强过日本或俄罗斯军队。中国也有建立惊人的核武库的资源。如果中国可能称霸整个地区，东北亚将明显是一个不平衡的多极体系，这样的话，将比现在危险得多”（P542）。
我的解读：“中国威胁论”是米尔斯海默基于无政府状态与权力分配的实际效果这两条线索得出的必然结论。他将人口与财富视为军事力量的原动力，而军事力量决定一国的外交走向，其中陆地力量最为重要，因此“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强国”。 而中国正是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他由此推断：基于中国的人口和规模，以及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因此，在冷战后的不平衡的多级体系中，“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他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挑战美国”，“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具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机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地区霸主。尽管中国肯定希望成为东北亚的霸主，但美国显然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P544）。作者认为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他预计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他主张及时限制中国的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止中国。我认为他的“中国威胁论”是一种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政治思维，认为中国威胁是大国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和平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通则的必然结论。米尔斯海默是从一种历史的悲剧式循环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冲突，认为中国威胁是大国自身逻辑的必然。但是他的这种只重能力轻视意图等因素的理论说服力甚微。
五 结论
一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确实是一个悲剧，他所采用的推理逻辑都是建立在“可能”基础之上的。他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市场经济本身是具有扩张性
的，要不断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汲取资源，特别是在战略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一个国家的利益遍布全球的时候，大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短缺战略资源的争夺上，就有可能爆发冲突。不是说经济全球化就全球一村了，而是意味着资源枯竭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国家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如果说二十一世纪会爆发所谓的霸权争夺战，也不会是政治战，而是经济战、资源战。二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没有对不同的战争观进行区分，一概视之，很显然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将所有国家都看作具有进攻性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由持各种战争观的国家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各国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地缘政治、经济模式等因素，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有很大差异，有矛盾，有分歧，乃至发生冲突、战争，但我们不能说每个国家都是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载体。三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带着悲观主义的有色眼镜去审视国际政治的必然结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美国现有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辑基础的现实举措，这使其理论的说服力大大降低。与其说是对国际政治的悲剧式的研究不如说是米尔斯海默个人的悲剧，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更是美国学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坚定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2．解析《大国政治的悲剧》：http://www.gotoread.com/article/bbs.aspx?id=298046；
3． 《大国政治的悲剧》霸权逻辑的脆弱性——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eaaff0100031y.html；
4．《大国政治的悲剧》读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