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西（微信公号：gudutushuguan）
今年6月6日是袁世凯逝世100周年的日子。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郁郁而终，终年不过57岁。提到袁世凯，我们的脑海中第一反应总是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老奸巨猾的野心家，从迫使孙中山让位中国民国首任大总统，到遭世人唾骂的“洪宪”称帝，一个脸谱化的袁世凯形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你是否知道，袁世凯也是坚定的改革派，袁世凯早年倾向维新，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溥仪登基后，醇亲王载沣摄政，升任摄政王的载沣解除了袁所有职务，袁知时势不祥，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也是因为他试图改革的许多新政措施。
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后，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各有建树，特别是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使中国经济在晚清后出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绝非碌碌无为之辈。
主编《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刘路生夫妇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们收集整理这套全集的态度就是要客观地还原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毕竟，袁世凯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袁世凯者，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1901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遗折中极力称赞其“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写下《袁氏当国》的唐德刚先生如是评价袁世凯：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有人说袁世凯一生的悲剧仅在于称帝，即使在臭名昭著的称帝一事上，近年来史学界对此的评价也不再简单粗暴的一棍子打死，是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的君主制，还是袁世凯一生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这有本质的差别。从“洪宪”的年号，我们就可看出些端倪，“洪”是“利用思明覆清之心理”，“绾洪合武”，“宪”则是为了有别于历史上的历朝历代，表明政体是君主立宪制，可见即使袁世凯在称帝时，也没有忘记中华民国宪法。
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不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仔细梳理，我们恐怕就会被一些所谓的“定论”所蒙蔽，而历史终究就是历史，被涂抹得再面目全非，也终有大白于天下之日。
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河西：袁世凯一直是倾向于改革维新的？
骆宝善：应该是。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将袁世凯的人生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是个道员，属于中下级军官，还没有决策权。甲午战争、小站练兵之后，他才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独当一面，义和团运动时期，1899-1900年之间，他才成了封疆大吏，从山东巡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此之后，1907年，他被调到中央，任军机大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了。1908年，光绪、慈禧驾崩后，他被罢了官，两年多的时间，他赋闲在家。从一个低级的官员，到封疆大吏，再到辛亥革命之前，他都是个改革者，而且是个不错的改革者。
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时期，他已经表现出维新改革的精神和意图。甲午战争之后，有见识的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度，甲午战争提出的第一道命题是要强国要强兵，只是感觉中国的军队太弱，想要学习西方的军队建设。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这样的诉求，但是袁世凯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文职官员相比有他的优势，就是他在朝鲜前线指挥，看到了甲午战争的真实场面，更深切地认识到了，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当时国家临时指挥军事的机构叫军机处，军机处向光绪皇帝建议，任命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可以说，在他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前，他就倾向于维新改革，而在他就任总统之后，同样如此。
袁世凯军装照
河西：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袁世凯亲信张一麟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是不是比较接近真实？
骆宝善：八月初一，光绪皇帝第一次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候补工部侍郎，升了他的官。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光绪皇帝直接升他做候补工部侍郎，等于现在候补副部长的职位。第二天，八月初二，袁世凯第二次去颐和园仁寿殿见光绪皇帝，同时向光绪皇帝请求指示。
下一次接见是在八月初五，在中南海，这是最后一次接见。那么初二，袁世凯的住处就从颐和园搬到了城内的法华寺，离皇宫很近，便于皇上接见。初三晚上，谭嗣同奉了康有为之命，来法华寺见袁世凯，他们想鼓动袁世凯在天津起兵，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发动兵变。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围园劫后”。袁世凯和谭嗣同长谈后，已经过了凌晨零点，袁世凯深知康梁谭的建议只是军事冒险，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是双方实力的悬殊，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只有一个师的兵力，7000多人，而在北京周围，国家的军队不下几十万，无异于以卵击石。更重要的，袁世凯在天津的军队是根本杀不到北京的，因为他们训练的军队平时都不发子弹，只有空枪，子弹在弹药库里放着，只有战争时期才发放子弹。袁世凯根本不可能带着空枪军队杀到北京城里，所以袁世凯很委婉地拒绝了康梁的书生之见，这只能说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军事，提出了这样的冒险计划。
正是因为这样，谭嗣同从袁世凯住处出来，连夜赶奔康有为家，报告说此事不成，康有为才逃跑。第二天早晨，早朝见了光绪皇帝之后，袁世凯坐火车回天津。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哪像现在高铁，袁世凯坐了大半天才从北京到天津。有当时准确的火车时刻表可查，有当时报纸的报道，是到了黄昏时才到天津的。因为他升官了，天津当地的官员要来欢迎袁世凯，所以他们在天津火车站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直到晚上，他才到荣禄的直隶总督衙门，向荣禄报告觐见皇帝的整个过程。他一定要向荣禄报告谭嗣同的这件事的，首先他是荣禄的部下，第二，谭嗣同动员他“围园劫后”，他不报告荣禄，恐怕别人也会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又因为这件事关系太重大太重大，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一定得报告。
我觉得袁世凯表弟张正芳的儿子说过一句比较客观的话：“不管袁世凯告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不报告当然是欺君之罪，报告维新党人有这场军事冒险的计划，等于说暴露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不管知不知道维新党人有这场危险的军事计划，都威胁到光绪皇帝的安全，从这一点说也是欺君之罪。
他告密是必然的，但是他的告密，不是慈禧政变的导火线，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了。
1903年，袁世凯(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该馆监督和学官大臣合影
河西：那么谭嗣同被杀是因为袁世凯吗？
骆宝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当然和袁世凯的报告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被杀已经是八月初九的事，已经到了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的时候了。
河西：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革命党商定，本来是说要定都南京的，后来因为北京兵变，才定都北京，北京兵变是不是袁世凯授意的？
骆宝善：史书上都说是袁世凯授意的，但是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深入研究之后觉得，说北京兵变是袁世凯指挥的，证据不足。有学者就认为：袁世凯当时不去南京就职，在北京就职，实际上当时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袁世凯没有必要再发动兵变以定都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河西：宋教仁一案，至今仍然迷雾重重，如果袁世凯本人真的不知情，那么国民党内部刺杀宋教仁的可能性是否更大一些？
骆宝善：宋教仁遇刺一案，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宋教仁主张议会政治，要建立责任内阁，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相当于现在德国的政体模式，掌握实权的是总理，这和孙中山的主张也不太一样，孙中山主张的是总统内阁。民国二年，国家稳定了，同盟会联合了其它一些小党组成国民党，名义上孙中山是领袖，但孙中山没有担任国民党总理的位置。宋教仁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魁，如果要进行议会选举，国民党是议会第一大党，以当时议会的规定，第一大党的党魁就是总理，那么宋教仁当可出任总理一职。宋教仁就以总理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一致，但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说明是袁世凯指使人暗杀的宋教仁。宋教仁遇刺后，从凶手那里发现的电报，和北洋政府牵连的内容都在，但是要说这是袁世凯指使的，证据不足，因为袁世凯没有必要杀宋教仁。
现在也有学者在论证，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上海这个地方，并非是袁世凯势力范围，而是国民党陈其美的地盘，刺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应桂馨），是陈其美的人。但是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所以还是一个谜案。
袁世凯称帝：君主立宪？
河西：袁世凯为什么一定要称帝，为什么他想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骆宝善：20世纪初，1905年-1911年，中国出现了一场立宪运动，不只是袁世凯一个人主张立宪，袁世凯只能说是立宪派的领袖。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了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它们的崛起，他们就想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现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改革举措。
改革，是全国上下一致响应的举动，只是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分为两派。立宪，是共识，只是采取革命还是改革的手段，双方有分歧。
河西：袁世凯称帝，是在当时共和政体的民国因事权牵掣造成的纷扰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他对多党议会制度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是否已经腻烦了？
骆宝善：那样一个年代，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大家对于共和政治、议会制度的了解和认识都是很浅薄的。民国初年的局势，袁氏当国的几年，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但是具体怎么建设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他们不了解、不懂得。这种制度的各个方面，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盲区，都有感到陌生之处。袁世凯有袁世凯的弱点，革命党也有革命党的弱点。袁世凯就觉得，他无法实施作为大总统的国家领导人的职权，遇到很多障碍，这既有他不适应共和制度的一面，也有议会制度造成的困扰。当时在议会制度下，很多议案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做出决议，这恐怕是他做出恢复帝制的根本原因。
这里有一个概念，共和议会和君主立宪，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并不等于他就是要回到满清的君主专制制度时期。就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有总统制内阁、君主立宪内阁之分，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比较客观地说，袁世凯的目标是这样的追求。袁世凯称帝之后，引起举国反对，那是因为大家觉得，已经共和了，恢复帝制就是倒退、就是反动。但在反对声中，袁世凯为什么还坚持要恢复帝制，这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这也不是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问题，我研究的看法是，他是觉得君主立宪制恐怕比较能贯彻他的立场和主张。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河西：君主立宪制和君主制还不太一样，君主立宪，皇帝是个虚君，没有实权，可是袁世凯应该还是大权独揽，他的目的真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吗？
骆宝善：只能这样说，就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文书，他在民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他当大总统乃至“洪宪”年号之后所公布的政策、政令，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的政治文本都在，可以查阅。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立宪还是总统立宪而已。
河西：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称帝，后来却又起兵讨袁，为什么蔡锷的表现会前后不一？
骆宝善：袁世凯称帝之前，许多在民国任职的重要官员都表示支持劝进袁世凯称帝，只是这些表示，有些是口是心非的，有些是口是心是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一开始拥护袁世凯的大有人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的也大有人在，不只蔡锷一个人是这样。
维护祖国统一
河西：经过讨价还价后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只剩下十二条，那么大众知情吗？
骆宝善：大众其实都知道，我们的很多政治运动其实都是给政治家们给鼓动起来的。当时“二十一条”签订了几条，中日双方达成了怎样的妥协都有公布，大部分中国人都知情，怎么能说袁世凯卖国呢？
河西：袁世凯早年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败日本，他对日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骆宝善：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人物中，他对日本是少数有比较深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了日本的扩张意图，当然他的意识也是有限的。他是在第一线和日本人打交道中比较有头脑的人。他对日本人比较深远战略意图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对日本有意吞并朝鲜这一点非常明白，他比那些在国内决策层的官员清醒得多，但是他不起作用。
在朝鲜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袁世凯一个人啊，中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在朝鲜，可是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并不比袁世凯深刻啊。
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
河西：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外蒙曾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骆宝善：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袁世凯曾想派兵攻打外蒙。正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民国一度将已经独立的外蒙古收回中国，让外蒙古独立的绝不是袁世凯！现在保留有袁世凯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一部分的文件在，他一直试图劝服外蒙古不要独立，继续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中。但是俄国在外蒙驻兵，等于就是依靠武力强行独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实力与俄国相比还处于下风。如果强行收复外蒙，等于就必须要与俄国决一死战。袁世凯还不敢走这一步，主要还是想以外交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在袁世凯活着的时候，外蒙曾一度取消独立，他派了军队到了现在外蒙古的首都乌伦巴托（当时叫库伦），后来俄国人又让外蒙古分离出去，这是袁世凯去世之后的事。
河西：袁世凯当政时期，人民生活怎么样的？苛捐杂税是不是很多？
骆宝善；民国接收的是清朝的烂摊子，它的国家财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外债来发展国家经济。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国家经济直线上升，无论历史对袁世凯做哪一面的评价，肯定或者否定袁世凯的，历史文献表明，这几年的国家经济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上升，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不是“做封建帝制的当权派”。民国建国后，到1913年时已经相当稳定，根本不像民国初年时那么捉襟见肘了。从就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开始，他就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从各个方面发展实业、发展工商业、修建铁路，这都有案可查，有数据可查的，至于说苛捐杂税，他要维持一个政权，必然要增加税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属于正常的范围。
袁世凯葬礼
文：河西（微信公号：gudutushuguan）
今年6月6日是袁世凯逝世100周年的日子。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郁郁而终，终年不过57岁。提到袁世凯，我们的脑海中第一反应总是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老奸巨猾的野心家，从迫使孙中山让位中国民国首任大总统，到遭世人唾骂的“洪宪”称帝，一个脸谱化的袁世凯形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你是否知道，袁世凯也是坚定的改革派，袁世凯早年倾向维新，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溥仪登基后，醇亲王载沣摄政，升任摄政王的载沣解除了袁所有职务，袁知时势不祥，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也是因为他试图改革的许多新政措施。
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后，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各有建树，特别是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使中国经济在晚清后出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绝非碌碌无为之辈。
主编《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刘路生夫妇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们收集整理这套全集的态度就是要客观地还原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毕竟，袁世凯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袁世凯者，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1901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遗折中极力称赞其“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写下《袁氏当国》的唐德刚先生如是评价袁世凯：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有人说袁世凯一生的悲剧仅在于称帝，即使在臭名昭著的称帝一事上，近年来史学界对此的评价也不再简单粗暴的一棍子打死，是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的君主制，还是袁世凯一生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这有本质的差别。从“洪宪”的年号，我们就可看出些端倪，“洪”是“利用思明覆清之心理”，“绾洪合武”，“宪”则是为了有别于历史上的历朝历代，表明政体是君主立宪制，可见即使袁世凯在称帝时，也没有忘记中华民国宪法。
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不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仔细梳理，我们恐怕就会被一些所谓的“定论”所蒙蔽，而历史终究就是历史，被涂抹得再面目全非，也终有大白于天下之日。
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河西：袁世凯一直是倾向于改革维新的？
骆宝善：应该是。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将袁世凯的人生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是个道员，属于中下级军官，还没有决策权。甲午战争、小站练兵之后，他才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独当一面，义和团运动时期，1899-1900年之间，他才成了封疆大吏，从山东巡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此之后，1907年，他被调到中央，任军机大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了。1908年，光绪、慈禧驾崩后，他被罢了官，两年多的时间，他赋闲在家。从一个低级的官员，到封疆大吏，再到辛亥革命之前，他都是个改革者，而且是个不错的改革者。
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时期，他已经表现出维新改革的精神和意图。甲午战争之后，有见识的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度，甲午战争提出的第一道命题是要强国要强兵，只是感觉中国的军队太弱，想要学习西方的军队建设。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这样的诉求，但是袁世凯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文职官员相比有他的优势，就是他在朝鲜前线指挥，看到了甲午战争的真实场面，更深切地认识到了，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当时国家临时指挥军事的机构叫军机处，军机处向光绪皇帝建议，任命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可以说，在他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前，他就倾向于维新改革，而在他就任总统之后，同样如此。
袁世凯军装照
河西：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袁世凯亲信张一麟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是不是比较接近真实？
骆宝善：八月初一，光绪皇帝第一次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候补工部侍郎，升了他的官。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光绪皇帝直接升他做候补工部侍郎，等于现在候补副部长的职位。第二天，八月初二，袁世凯第二次去颐和园仁寿殿见光绪皇帝，同时向光绪皇帝请求指示。
下一次接见是在八月初五，在中南海，这是最后一次接见。那么初二，袁世凯的住处就从颐和园搬到了城内的法华寺，离皇宫很近，便于皇上接见。初三晚上，谭嗣同奉了康有为之命，来法华寺见袁世凯，他们想鼓动袁世凯在天津起兵，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发动兵变。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围园劫后”。袁世凯和谭嗣同长谈后，已经过了凌晨零点，袁世凯深知康梁谭的建议只是军事冒险，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是双方实力的悬殊，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只有一个师的兵力，7000多人，而在北京周围，国家的军队不下几十万，无异于以卵击石。更重要的，袁世凯在天津的军队是根本杀不到北京的，因为他们训练的军队平时都不发子弹，只有空枪，子弹在弹药库里放着，只有战争时期才发放子弹。袁世凯根本不可能带着空枪军队杀到北京城里，所以袁世凯很委婉地拒绝了康梁的书生之见，这只能说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军事，提出了这样的冒险计划。
正是因为这样，谭嗣同从袁世凯住处出来，连夜赶奔康有为家，报告说此事不成，康有为才逃跑。第二天早晨，早朝见了光绪皇帝之后，袁世凯坐火车回天津。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哪像现在高铁，袁世凯坐了大半天才从北京到天津。有当时准确的火车时刻表可查，有当时报纸的报道，是到了黄昏时才到天津的。因为他升官了，天津当地的官员要来欢迎袁世凯，所以他们在天津火车站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直到晚上，他才到荣禄的直隶总督衙门，向荣禄报告觐见皇帝的整个过程。他一定要向荣禄报告谭嗣同的这件事的，首先他是荣禄的部下，第二，谭嗣同动员他“围园劫后”，他不报告荣禄，恐怕别人也会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又因为这件事关系太重大太重大，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一定得报告。
我觉得袁世凯表弟张正芳的儿子说过一句比较客观的话：“不管袁世凯告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不报告当然是欺君之罪，报告维新党人有这场军事冒险的计划，等于说暴露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不管知不知道维新党人有这场危险的军事计划，都威胁到光绪皇帝的安全，从这一点说也是欺君之罪。
他告密是必然的，但是他的告密，不是慈禧政变的导火线，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了。
1903年，袁世凯(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该馆监督和学官大臣合影
河西：那么谭嗣同被杀是因为袁世凯吗？
骆宝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当然和袁世凯的报告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被杀已经是八月初九的事，已经到了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的时候了。
河西：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革命党商定，本来是说要定都南京的，后来因为北京兵变，才定都北京，北京兵变是不是袁世凯授意的？
骆宝善：史书上都说是袁世凯授意的，但是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深入研究之后觉得，说北京兵变是袁世凯指挥的，证据不足。有学者就认为：袁世凯当时不去南京就职，在北京就职，实际上当时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袁世凯没有必要再发动兵变以定都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河西：宋教仁一案，至今仍然迷雾重重，如果袁世凯本人真的不知情，那么国民党内部刺杀宋教仁的可能性是否更大一些？
骆宝善：宋教仁遇刺一案，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宋教仁主张议会政治，要建立责任内阁，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相当于现在德国的政体模式，掌握实权的是总理，这和孙中山的主张也不太一样，孙中山主张的是总统内阁。民国二年，国家稳定了，同盟会联合了其它一些小党组成国民党，名义上孙中山是领袖，但孙中山没有担任国民党总理的位置。宋教仁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魁，如果要进行议会选举，国民党是议会第一大党，以当时议会的规定，第一大党的党魁就是总理，那么宋教仁当可出任总理一职。宋教仁就以总理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一致，但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说明是袁世凯指使人暗杀的宋教仁。宋教仁遇刺后，从凶手那里发现的电报，和北洋政府牵连的内容都在，但是要说这是袁世凯指使的，证据不足，因为袁世凯没有必要杀宋教仁。
现在也有学者在论证，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上海这个地方，并非是袁世凯势力范围，而是国民党陈其美的地盘，刺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应桂馨），是陈其美的人。但是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所以还是一个谜案。
袁世凯称帝：君主立宪？
河西：袁世凯为什么一定要称帝，为什么他想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骆宝善：20世纪初，1905年-1911年，中国出现了一场立宪运动，不只是袁世凯一个人主张立宪，袁世凯只能说是立宪派的领袖。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了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它们的崛起，他们就想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现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改革举措。
改革，是全国上下一致响应的举动，只是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分为两派。立宪，是共识，只是采取革命还是改革的手段，双方有分歧。
河西：袁世凯称帝，是在当时共和政体的民国因事权牵掣造成的纷扰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他对多党议会制度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是否已经腻烦了？
骆宝善：那样一个年代，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大家对于共和政治、议会制度的了解和认识都是很浅薄的。民国初年的局势，袁氏当国的几年，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但是具体怎么建设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他们不了解、不懂得。这种制度的各个方面，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盲区，都有感到陌生之处。袁世凯有袁世凯的弱点，革命党也有革命党的弱点。袁世凯就觉得，他无法实施作为大总统的国家领导人的职权，遇到很多障碍，这既有他不适应共和制度的一面，也有议会制度造成的困扰。当时在议会制度下，很多议案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做出决议，这恐怕是他做出恢复帝制的根本原因。
这里有一个概念，共和议会和君主立宪，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并不等于他就是要回到满清的君主专制制度时期。就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有总统制内阁、君主立宪内阁之分，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比较客观地说，袁世凯的目标是这样的追求。袁世凯称帝之后，引起举国反对，那是因为大家觉得，已经共和了，恢复帝制就是倒退、就是反动。但在反对声中，袁世凯为什么还坚持要恢复帝制，这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这也不是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问题，我研究的看法是，他是觉得君主立宪制恐怕比较能贯彻他的立场和主张。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河西：君主立宪制和君主制还不太一样，君主立宪，皇帝是个虚君，没有实权，可是袁世凯应该还是大权独揽，他的目的真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吗？
骆宝善：只能这样说，就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文书，他在民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他当大总统乃至“洪宪”年号之后所公布的政策、政令，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的政治文本都在，可以查阅。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立宪还是总统立宪而已。
河西：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称帝，后来却又起兵讨袁，为什么蔡锷的表现会前后不一？
骆宝善：袁世凯称帝之前，许多在民国任职的重要官员都表示支持劝进袁世凯称帝，只是这些表示，有些是口是心非的，有些是口是心是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一开始拥护袁世凯的大有人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的也大有人在，不只蔡锷一个人是这样。
维护祖国统一
河西：经过讨价还价后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只剩下十二条，那么大众知情吗？
骆宝善：大众其实都知道，我们的很多政治运动其实都是给政治家们给鼓动起来的。当时“二十一条”签订了几条，中日双方达成了怎样的妥协都有公布，大部分中国人都知情，怎么能说袁世凯卖国呢？
河西：袁世凯早年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败日本，他对日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骆宝善：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人物中，他对日本是少数有比较深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了日本的扩张意图，当然他的意识也是有限的。他是在第一线和日本人打交道中比较有头脑的人。他对日本人比较深远战略意图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对日本有意吞并朝鲜这一点非常明白，他比那些在国内决策层的官员清醒得多，但是他不起作用。
在朝鲜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袁世凯一个人啊，中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在朝鲜，可是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并不比袁世凯深刻啊。
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
河西：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外蒙曾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骆宝善：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袁世凯曾想派兵攻打外蒙。正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民国一度将已经独立的外蒙古收回中国，让外蒙古独立的绝不是袁世凯！现在保留有袁世凯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一部分的文件在，他一直试图劝服外蒙古不要独立，继续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中。但是俄国在外蒙驻兵，等于就是依靠武力强行独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实力与俄国相比还处于下风。如果强行收复外蒙，等于就必须要与俄国决一死战。袁世凯还不敢走这一步，主要还是想以外交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在袁世凯活着的时候，外蒙曾一度取消独立，他派了军队到了现在外蒙古的首都乌伦巴托（当时叫库伦），后来俄国人又让外蒙古分离出去，这是袁世凯去世之后的事。
河西：袁世凯当政时期，人民生活怎么样的？苛捐杂税是不是很多？
骆宝善；民国接收的是清朝的烂摊子，它的国家财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外债来发展国家经济。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国家经济直线上升，无论历史对袁世凯做哪一面的评价，肯定或者否定袁世凯的，历史文献表明，这几年的国家经济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上升，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不是“做封建帝制的当权派”。民国建国后，到1913年时已经相当稳定，根本不像民国初年时那么捉襟见肘了。从就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开始，他就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从各个方面发展实业、发展工商业、修建铁路，这都有案可查，有数据可查的，至于说苛捐杂税，他要维持一个政权，必然要增加税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属于正常的范围。
袁世凯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