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历代的发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
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
垂空文以自见。”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一
段话。在这两段话中，司马迁发现了著书者的不幸生活遭遇与创
作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著书者能创作出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是
和其不幸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经典著作也是著书人对
社会黑暗的愤慨的抒发，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主张。司马迁
也实践了这个主张，他在惨遭“李陵之祸”受宫刑之辱后，忍辱负重
创作出一部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
《史记》。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的主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代
的许多名人文士追随着他的脚步，对其发愤著书的主张不断地继承、
发展、完善。
东汉桓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扬雄不贫，
则不能作《玄》《言》。”（《新论 求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
说的完全继承。
到了南北朝时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被广泛接受，刘勰和钟嵘
这两位文学理论家在司马迁“发愤著书”主张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蓄愤说”和“怨愤说”
，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但又注入了
新的内容。钟嵘的“怨愤说”出自于《诗品》。文中写道：
他认为现
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人产生怨愤，激发文人的创作，从而
“展其义”、“骋其情”。 刘勰的“蓄愤说”出自于
“蓄愤说”也基本继承了“发愤著书”说，但不同的是“蓄愤说”补
充了“愤”所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动荡和人生的坎坷都能引发人们
的“愤”。并且在蓄愤说中，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注重“真”的美学意
义。
到了唐朝，韩愈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发展为“不平则鸣说”。他提出“大
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然而“不平”的含义是多重的。钱钟书先生在《诗
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
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这样说
道：“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
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也就是说“国家之盛”可以鸣，“自
身不幸”也可以鸣。他的“不平则鸣”说扩大了“发愤著书”说中激
发创作情感的范畴，不幸时可以著书泄愤，得志时可以著书言道。
与韩愈同一朝代的柳宗元也提出了“感激愤徘”说，他在《娄二十
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说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
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略以效于当世。
故形于文章，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道者之为之也。”柳宗元认
为君子积极入世而产生的“感激愤悱”是创作文章的动力。这个观点
也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并较之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来得更进步。
时过境迁，宋代的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
集序》中“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
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
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穷人情之难言；
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修认为诗
人在受到人生挫折的磨炼，心中郁积忧思感愤，方能创作出优秀的诗
篇。欧阳修进一步将诗歌的创作与诗人内心郁积的情感和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是对“发愤著书说”的进一步完善。
随后，北宋的陈师道提出“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的观点，这是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的补充。南宋陆游也提出“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的观点，直接阐述了诗人心中郁积的悲愤是创作诗歌的主要动力。这些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完善。
到了晚明，李贽直接把“发愤著书”说运用到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上，并把它上升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他用“发愤著书”说来研究《水浒传》，得出了“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的结论。
明清时期，小说盛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都被称作“发愤之作”，这些作品都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期，由于签订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愤怒。爱国主义作家孔广德，他把当时爱国文人抗议签订“马关条约”的诗文编辑成《普天忠愤集》。他在《普天忠愤集》中对全国的爱国人士“愤书”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强调“愤书”的战斗作用。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将手中笔杆子化作枪杆子，通过文学创作拯救国人的愚昧的思想，激发国人的爱国救国的情感。他们都将“愤书”转化为一种民族救亡的手段，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具体实践。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司马迁“发愤著书”在历代的发展。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历代的发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
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
垂空文以自见。”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一
段话。在这两段话中，司马迁发现了著书者的不幸生活遭遇与创
作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著书者能创作出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是
和其不幸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经典著作也是著书人对
社会黑暗的愤慨的抒发，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主张。司马迁
也实践了这个主张，他在惨遭“李陵之祸”受宫刑之辱后，忍辱负重
创作出一部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
《史记》。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的主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代
的许多名人文士追随着他的脚步，对其发愤著书的主张不断地继承、
发展、完善。
东汉桓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扬雄不贫，
则不能作《玄》《言》。”（《新论 求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
说的完全继承。
到了南北朝时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被广泛接受，刘勰和钟嵘
这两位文学理论家在司马迁“发愤著书”主张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蓄愤说”和“怨愤说”
，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但又注入了
新的内容。钟嵘的“怨愤说”出自于《诗品》。文中写道：
他认为现
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人产生怨愤，激发文人的创作，从而
“展其义”、“骋其情”。 刘勰的“蓄愤说”出自于
“蓄愤说”也基本继承了“发愤著书”说，但不同的是“蓄愤说”补
充了“愤”所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动荡和人生的坎坷都能引发人们
的“愤”。并且在蓄愤说中，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注重“真”的美学意
义。
到了唐朝，韩愈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发展为“不平则鸣说”。他提出“大
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然而“不平”的含义是多重的。钱钟书先生在《诗
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
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这样说
道：“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
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也就是说“国家之盛”可以鸣，“自
身不幸”也可以鸣。他的“不平则鸣”说扩大了“发愤著书”说中激
发创作情感的范畴，不幸时可以著书泄愤，得志时可以著书言道。
与韩愈同一朝代的柳宗元也提出了“感激愤徘”说，他在《娄二十
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说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
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略以效于当世。
故形于文章，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道者之为之也。”柳宗元认
为君子积极入世而产生的“感激愤悱”是创作文章的动力。这个观点
也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并较之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来得更进步。
时过境迁，宋代的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
集序》中“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
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
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穷人情之难言；
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修认为诗
人在受到人生挫折的磨炼，心中郁积忧思感愤，方能创作出优秀的诗
篇。欧阳修进一步将诗歌的创作与诗人内心郁积的情感和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是对“发愤著书说”的进一步完善。
随后，北宋的陈师道提出“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的观点，这是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的补充。南宋陆游也提出“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的观点，直接阐述了诗人心中郁积的悲愤是创作诗歌的主要动力。这些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完善。
到了晚明，李贽直接把“发愤著书”说运用到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上，并把它上升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他用“发愤著书”说来研究《水浒传》，得出了“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的结论。
明清时期，小说盛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都被称作“发愤之作”，这些作品都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期，由于签订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愤怒。爱国主义作家孔广德，他把当时爱国文人抗议签订“马关条约”的诗文编辑成《普天忠愤集》。他在《普天忠愤集》中对全国的爱国人士“愤书”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强调“愤书”的战斗作用。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将手中笔杆子化作枪杆子，通过文学创作拯救国人的愚昧的思想，激发国人的爱国救国的情感。他们都将“愤书”转化为一种民族救亡的手段，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具体实践。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司马迁“发愤著书”在历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