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陆定一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别的阶级，因为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的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添加或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
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开始从事自己的新闻事业时，就有了的。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是大大的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这部门事业中来。吸收新的血液，乃是事业向前发展中必要的和必有的步骤。但随此以俱来的，则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
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四月改版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这一个斗争的结果，现在已经可以把它在理论上作一个初步总结，这对于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今后发展，是会有点好处的。本文的目的就在这里。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第一 新闻的本源
新闻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由于对于新闻的本源理解不同，一种人对于新闻是什么，作了唯物论的解决，另一种人则作了唯心论的解决。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 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新闻学理论中的唯心论，是很早就有的。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论企图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论定义，而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的本身，脱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为新闻。
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其错误在哪里呢? 初看起来，它似乎是对的，因为不论从哪一条新闻来看，都会是合于或似乎合于某一种“性质”的，例如有些新闻就有“一般性”，
有些就有“趣味性”等等，而且主张新闻应有某种“性质”的人，也总能讲出一些片面的道理来的，因而，许多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就会被它迷惑。但是，新闻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 我们回答道：是由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来决定的。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关于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事实完整了，写出来就成为完整的新闻，事实尚未完整，报道这个事实的新闻也只能不完整。事实很“文艺性”，报道也自然会有“文艺性”，否则就相反，例如宣布政府或党的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说明：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 有什么决定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照此做去，必致误入歧途。新闻界中的下流坯，提倡所谓“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岂不是以“兴趣性”做招牌的么? 借口“文艺性”而把地上的事实夸张成为神话一般的事，在新闻界中岂不也是数见不鲜的么?
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业还起了消极作用，因为如果相信了这种“性质说”，天天去玄而又玄的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就一世也不会有结果，必致流入脱离事实，向壁虚造，无病呻吟，夸夸其谈。
这里，我们要专门来讨论一种特别重要的“性质说”，这种“性质说”认为：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
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底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那么，如此说来，这种“政治性”的“性质说”岂不是正确的么? 乍看起来，这的确像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
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底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臵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 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 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
所以，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哪怕装得像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
最近几年，大后方反动派特务崽子们，在提倡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原理”，这就是德意日法西斯“新闻理论”的变种。在这种“原理”之下，特务们提倡“合理的谣言”，公然伪造民意，压制舆论。例如河南大灾荒不准报道，西安特务开了九个人十分钟的会就“报道”说西安“文化界”主张“解散共产党”等，就是他们的“新闻大杰作”。
总结上面所说，我们可以明白，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
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反动
的阶级，为什么不能尊重事实，必定要曲解事实，而且要闭着眼睛造谣呢? 因为他害怕事实。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尊重事实呢? 因为他们对反动派有所畏惧，有所迎合。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也无所迎合，因此就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第二 新闻如何能真实
我们的新闻工作，既然尊重事实，那么我们不但与专吃造谣饭的法酉斯不同，而且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不同。只有我们，才能实行一个方针。这个方针使我们的新闻十分真实。
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也讲到怎样求得新闻成为事实的真实报道的问题。例如，最初步的新闻学，就说到每条新闻必须有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新闻中有了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才算是新闻。再例如资产阶级的新闻学主张记者报道新闻时必须亲自到发生事件的地点去踏看，而且主张摄影的报道等。
资产阶级新闻学中这些主张，我们认为是对的(理由不必多讲了) ，但我们同时要指出，要想求得新闻十分真实，这是非常不够的，所谓新闻五要素，所谓新闻记者亲自踏看和摄影报道，还是形式的。这些形式是必要的，但如果以为这便是一切，乃是大错的。
先说“新闻五要素”。报道一件具体事实的新闻，必须要有此五要素，缺一不可，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有了这五要素的新闻，是否一定是真实的呢? 那就未必。《解放日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叫做“鹿（）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织声”的新闻，后来查起来，那时廊县城内原来还一架纺织机都没有。去年征粮时，报上又曾登过一条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入仓任务，后来查明，乌阳区在延安征粮中是最落后的一个区，记者写那个消息时，入仓工作还未开始呢! 上述两个，是不真实的新闻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查出来，特务分子常常写这种不真实的新闻，想来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但是，这些新闻，就形式而论，则五要素件件具备。
再说记者亲自踏看，这也是对的，而且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采用的方法。但是亲自踏看就一定可以得到真实的新闻吗? 那也未必尽然。因为：第一，记者既非参与此事内幕的人，他即使亲自踏看，难免主观主义，更难免浮面肤浅；第二，有时亲自踏看的记者，为了某种原因，仍旧作不尽不实的报道；第三，每件事都要记者亲自去踏看，则势必没有办法，或是记者太少，或是时间不对。
摄影报道，这是最足信任的办法，要在高度发展的技术条件下才办得到，但甚至这种报道，都还可以伪造。
由此可见，上面这些办法，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只要技术条件具备，派记者亲自踏看和摄影报道都应该采用的。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些，就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还是得不到真实的新闻。
要怎样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呢?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
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 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的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既做学生又做先生。做学生，就是说，要恭敬勤劳，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的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
的真实性；做先生，就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用口头或书面报告的事实，制成为完全的新闻，经过这结合，报纸就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了。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就是解放日报的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只有共产党的党报，才能这样建设自己的报纸，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乃是人民的先锋队，因为它有共产党组织可以依靠，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基本骨干乃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并且是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对于建设一个好的报纸，有头等重要性，比之讲求新闻五要素，记者亲自踏看等重要得好多倍，虽然后者还是仍须讲求而不可偏废的重要的方面。
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的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
任何一个报纸不能与我们竞争，因为它们有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有的虽然要为人民服务但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也没有共产党这样先进的伟大的组织可以依靠。这条路线，这个方针，我们行之一年了，结果是得到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还必须将它继续贯彻下去。为了以后顺利的贯彻，有三点还必须提出来谈谈：
第一点，必须赞成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的路线，而反对把二者分裂开来的路线。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反共特务，他们企图对新闻工作者灌输一种反动的思想，使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叫他们与人民远远的分裂开来。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特务，捧新闻记者为“无冕之王”，为“先知先觉”，甚至曲解历史，说中国自有报纸以来，报纸和新闻记者就是“革命”的(其实，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是帝国主义者办的，目的为了侵略，后来官报盛行，目的是为了便于统治人民，再后来民间起来办报，其中才有些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才是革命的，但在反动统治之下，民间的报纸反动的也很多) ，另一方面，则对新闻工作者施以法西斯的残酷压迫，不给新闻工作者以与人民接触的机会，不给他们以替人民说话的权利，而且用手枪和活埋，强迫新闻工作者出卖灵魂，去当法西斯特务，袁世凯、曹锟只枪毙几个记者，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变本加厉，简直是要窒死全体新闻界，枪毙整个人民言论自由! 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使新闻工作者形成一种“报阀”，甚至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特务，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而还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这样好甘心情愿给反动派新专制主义者当作反革命的工具使用。
第二点，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
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是学了些新闻技术的，但万勿以此自满，看不起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的人，却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你对于你所报道的事实，没有感性知识，无论如何不会像亲身参加那个工作尤其是领导那个工作的人知道得那样透彻、了解得那样亲切的。所以在你作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请教那亲身参加或领导这件工作的人，细细地听，好好地记，写成之后还要请他看过(或听过) 和改过，写得不好就要听他的意见重新写过，以便真正求得忠于事实。
对于亲身参加或领导工作的人的投稿，要知道他们写作技术不好乃是应有的事，你的任务，是要一方面向他学，尊重他所写的事实，一方面要做他的先生或者“理发员”，帮助整理修饰。你要用最大的热情去奖掖和鼓励他们，你没有任何权利去轻视和排斥他们。
第三点，我们办党报的人，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这对于办报毫无例外。不错，他们是没有技术的，但技术是可以提高的，这需要长期的不倦地教育。我们既然办报，我们不尽这个责任，倒叫谁来尽这个责任呢? 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还需要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出来。
导读
陆定一所写《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石。本文原刊于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陆定一新闻文选》。
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改造党报通知，要求根据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党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社论，宣布改版，以加强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使其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在版面内容安排、社论论题、新闻报道内容和副刊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
1942年8月，因《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病重，中共中央任命陆定一接任总编辑，主持报纸的日常工作。《解放日报》本身的整风在陆定一任总编辑之前就开始了，改版即为整风的成果之一。陆定一到任后，除巩固改版成果、制订办报原则和制度外，还担任报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报社内部的整风工作。当时报社的工作人员有不少来自国统区，新闻观点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影响，关于新闻的本源、新闻的真实性等问题在社内存在着争论和分歧，这是整风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l943年8月，编委会对改版进行总结，陆定一撰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对整风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学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
陆定一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此为根据，他批驳了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的“性质说”，特别批驳了“性质说”中“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观点，从新闻的本源论上划清了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新闻观的界限。
在本文中，作者探讨的第二个重要理论命题是“新闻如何能真实”。他指出，只有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密切相连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的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他认为要办好党报，一是要把专业新闻工作者和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二是新闻记者要做人民的公仆，三是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
新闻之定义
(徐宝璜：《新闻学》第三章)
新闻果为何物乎? 余之答案如后：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兹分别说明之：
(一) 新闻为事实
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故凡凭空杜撰闭门捏造之消息，均非新闻。彼因无采访之能力，捏造消息，以了责任者，或为迎合社会之恶劣心理，常捏登猥亵之新闻如某某之风流案，某姨太太或小姐之秘史者，或因受股东或津贴之指挥，登载一种谣言以混乱一时之是非者，是为有意以伪乱真，其欺骗阅者之罪，实不可恕。
“报纸有闻必录”，此吾国报纸之一极普通之口头禅，且常引为护身符也，其实绝无意义。因若信一二人之传说，而不详加调查，证其确否，径视为事实而登载之，将致常登以讹传讹之消息，且有时于不知不觉成为他人播谣之机械，此亦为以伪乱真，又乌乎可? 即假定所闻者全为事实，亦不能尽行登载，因事实之非新鲜或非阅者所注意者，仍无新闻之价值。若“必录”新闻，则报纸之新闻，与街谈巷议无别矣。况新闻纸之篇幅有限，又安能“必录”新闻之全部耶? 然吾国报纸，则恒引此不通之六字以为护身符，对于所登之新闻，纵使错误，亦不负责任，因按“有闻必录”之原则，本无调查所闻确否之必要也。甚有于此六字之下，为达不正当之目的起见，登载消息，攻击他人之私德，不留余地者。此为吾国新闻界幼稚之明证，亦一亟应纠正之事也。
访员不仅采集新闻时，须审传闻之确否也，即编辑时，亦须谨慎据实直书。行文之间，既不可故意颠倒事实，亦不可随意穿凿附会，致与事实不符。编辑对于该新闻，如有意见，可于社论栏中发表之，或于新闻之后，加以附注。切不可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迷惑读者，否则亦为以假乱真也。常见吾国报纸往往将原来五六行即可登完之新闻，“特别放大”加入很多意见，与利用社会弱点之议论，成一篇洋洋千言痛快淋漓之大文章。是证明其不知新闻为何物也，否则为有意剥夺阅者之权利。因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
总之，新闻与小说有别，须为事实，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不能因其登载遂谓之为新闻也。访员采集新闻，常遇困难，虽力求得事实，而所得者常非尽为事实，诚为实事。然谓求得真正之新闻不易，可也；因此谓非事实者亦为新闻，则不可也。
(二) 新闻为最近事实
新闻因须为事实，但不必事事皆新闻也。自古迄今，世界内经过之事多矣，即一国所经过之事，亦指不胜屈，若一一皆为新闻，则报纸可登之材料将汗牛充栋，登之不胜登。而历史书籍，均可视为报纸矣。然古人之事，人多知之，及于今日，交通便利，凡过去稍久之事，阅者亦多早已闻悉，不待报纸之登载。使新闻为此类已知之事，则无价值之可言。故新闻不仅为事实，又须为最近之事实，为阅者所欲知而尚未知之事实也明矣。至过去已久之事，皆属旧闻，虽有多数报纸用之以塞篇幅，然不能因此遂谓之为新闻也。常见报纸登载旧闻，每先申明该事“虽为明日黄花，因其重要特补登以备阅者之考证”云云，此其自觉之表示也。或曰：“最近之事，似不能包括一切新闻。”应曰：“否。”过去已久之事，
附属于最近之事，而见登于新闻栏中者，是诚常有之事。苟无最近之事而附属之，则单独不成为新闻也。例如陆君建章自幼之历史，报纸在其为奉军副司令枪毙时，可附于枪毙之事而登于新闻栏中。然苟无近事可附，则登于他栏(如杂记) 可也。视为新闻而登之，则断不可也。或又曰：“只最近之事可为新闻，然则近事概不为新闻耶? ”应曰：“是当视其新闻之价值仍否存在耳。”凡事均有其最近之一时期，如为新闻也，则此时价值最高，新闻纸应即登布之。设过此未登，逾时稍久，则其价值不失亦损。苟价值虽损而尚未全失，则事虽由“最近”而变为“近”，仍不失为新闻。若已全失，则不复为新闻矣。至“最近”之期限，当视一国之交通便利与否而后能定。在交通极便之美国，二十四小时以前之事，即成旧闻。在中国“最近”二字，现似不能如此严格解释。然非四五日以前之事，则又可断言。总之，一国之交通愈便利，则“最近”之期限愈缩短也。
(三) 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
更近一步言之，新闻虽必为最近之事实，然最近事实，不必一一皆为可登于报之新闻也。例如车夫张三今早忽得重病，是最近之事实也。然除非张三之病，为一种极可怕之传染病如虎列拉，即本埠之新闻纸亦不能视为新闻而登之。因注意张三之病者，充其量，不过张三本人及其家族、亲戚、朋友、其包车之主人，及其做对头之仇人而已，若阅者则鲜有愿闻其事者，报纸登之，殊无味也。使张三之病，果为虎列拉，则又不同，本埠报纸定可视为新闻而登之，因阅者虽不注意张三，然虎列拉之发生，则于己有甚重之关系，未有不注意者也。又如美国芝加哥城中，有一著名富翁，今年病故，是亦最近事实也。芝加哥之新闻纸均登载其事于新闻栏中，中国新闻纸亦可视为新闻乎? 曰：否。因阅者既多素未闻其名，断不至注意其生死之事，报纸登之，殊无味也。但此富翁于其临终之时，立一遗嘱，将其所有之财产，全行捐赠，以为在中国设一大博物院之经费，彼时中国新闻纸又可视为新闻而登载之。因阅者虽原不注意此富翁之死，但一外人捐巨资在中国设博物院之事，则未有不注意者也。且必因此，而注意其死时情状，并其在生致富之历史。故使中国各报，如有通信员在芝加哥，则该员可立时用无线电报告此事于本报，以备登载也。或曰，“注意”二字不甚妥当，且“阅者”之范围，亦形窄小，宜定新闻为与社会中人有关系之最近事实。应曰：否，请分别言之。事之与吾人有关系者吾人固甚注意，然吾人所注意者不限于与吾人有关系之事也，此层后当说明。故若定新闻为与社会中人有关系之事，则范围反较窄，现时许多可视为新闻者，亦不能视为新闻矣，故不如以新闻为所“注意”之事之为妥也。又“社会中人”四字，亦不如“阅者”二字之较适，因“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也。“社会中人”所注意之事，阅者亦必注意之，此理之当然者也。然阅者所注意之事，不必为全社会或其中多数人所注意也。例如国人之注意欧战之开始议和者，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至社会中之大部分，则不注意。然欧战开始议和消息之为新闻，则无疑义。故谓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范围实未见其窄小也。况定义仅以阅者所注意为至少之限度，若能得全社会或其中多数人之注意，则为新闻，更不待言矣。新闻乃无定之物也。北京大学之事，北京大学中人深注意之。《北京大学日刊》之阅者，既几为全北京大学中人矣，故事虽琐微如评议会之选举，该报可视为新闻而登之，然他界人士，则不注意及此。使新闻须为社会中人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则“大学评议会”之选举，即该报亦不能视为新闻，然事实岂如是哉? 综上种种，可见新闻纸所登之新闻，不仅须为最近事实，且须为阅者所注意也。注意之范围愈广，则新闻之范围亦随之而广。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曰益充实以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
(四) 新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
最近事实之仅为少数阅者所注意者，当然不成为新闻，因此种事实甚多而且无甚价值也。必有多数阅者注意之，方成为新闻。若为全体阅者所注意则为绝好之新闻。然此种事
实，不常见也。所以然者，因报纸之阅者，往往非属一类之人，其中学生、官吏、商人、政客、律师、医生，男女老少各色之人，莫不具有。彼此因性质学识地位种种之不同，所注意之事，遂亦往往不相同也。
此时有一事须申明者，即定义之意思，非谓最近事实，必须经新闻纸登载得多数阅者之注意后，方成新闻，否则不成新闻也。不过谓最近事实，非一一为可登于报之新闻也。记者于得到各种消息后，应先问其为事实否，为最近事实否。如为最近事实也，又应先按一定之标准，推定其为多数阅者所注意否，是则登之，否则应摈于非新闻之列也。至此标准为何，次章当详论之。
美国之《Collier’s Weekly 》有一期曾登十位报馆编辑对于“新闻”所下之定义。兹将其译登于后，以备考证。并以见多数新闻记者，虽能一见新闻，立时认识，然请其以简短之方式确当说出新闻为何物，仍非易事也。
(一) 阅者所欲知之事，皆为新闻。
(二) 事之为国民所注意者，皆新闻也。
(三) 充分人数所欲读之事，若不违犯良趣味与毁谤律(Laws of libel)，皆为新闻。
(四) 国民愿谈论之事，皆为新闻；愈能引起议论者，则其价值愈大。
(五) 新闻者，乃与阅者有关系，或为阅者所注意之各种事情、发见(Discoveries)及意见之正确的迅速的消息也。
(六) 任何与公众福利有关之事，任何于个人之关系、活动、意见、财产，或私人行为之中，引起个人之注意或与以指导启发者，皆为新闻。
(七) 新闻乃种种经过之事情，并事情之默示(Inspiration)及结果也。
(八) 新闻者，乃关于有人类注意之任何事情或观念之纲领事实。所谓有人类之注意者，即与人类生活或幸福有关或对之有一种影响也。
(九) 新闻乃以国民为根据，且完全视其如何引起他人之注意以度量者也。
(十) 新闻包括一时代之一切活动，而为一般人所注意者。能引起最多数阅者之注意者，为最佳之新闻。
导读
本文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一书第三章。在本文中，作者专门讨论了新闻的定义问题。他首先对新闻进行定义：
“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然后用递进的方法，说明“新闻为事实”、“新闻为最近事实”、“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事实”、“新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从而论证自己所下定义之正确。
作者指出，新闻首先必须是“确实”、“可靠”的事实，它与消息、小说不同：消息乃未经证实之新闻，新闻乃已经证明其可靠之消息而具有新闻价值；小说可以理想杜撰未必有其事，新闻则必为事实，毫不容涉及捏造(《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 。因此，他反对报纸记者、编辑“有闻必录”、“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的做法。作者把新闻形象地喻作“鲜鱼”，他强调新闻不但是确实的事实，还必须是“最近”的、“新鲜”的事实，过去已久之事单独不成为新闻，必须附属于最近之事方能成为新闻。至于“最近”的期限，当视一国之交通便利与否而定，一国之交通愈便利，则“最近”之期限愈缩短。最近事实成为新闻，还须引起多数阅者注意。“新闻之精彩”是推定最近事实是否为多数阅者所注意的标准。“新闻之精彩者，乃足以引起多数人注意某事实之物也”，它是人们心理上的产物，包括个人之关系、人类之同情、求胜之竞争、著名人物之姓名、著名机关之名称、事情之稀奇等方面(《新闻
学》第四章《新闻之精彩》) 。“综要言之，新闻一须为事实，二须为最近者，三须为阅者所注意者，且属最多数”(《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 。
关于新闻的定义，作者在本文中特别申明：“定义之意思，非谓最近事实，必须经新闻纸登载得多数阅者之注意后，方成新闻，否则不成新闻也。不过谓最近事实，非一一为可登于报之新闻也。”也就是说，只要是能够引起多数阅者注意的最近事实即为新闻，不必看报纸是否登载，报纸登载不是事实成为新闻的必要条件。作者指出，报纸选择新闻进行登载的尺度是看其新闻价值的大小，“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为反比例，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距离为反比例”(《新闻学》第五章《新闻之价值》) 。
“新闻”一词，在我国典籍中最早见于晚唐人李咸用所著《披沙集》，中有“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诗句(《旧唐书·孙处玄传》载初唐人孙处玄曾说“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因《旧唐书》不同版本亦有把“新闻”写作“所闻”、“新文”，学界对此颇有分歧) 。李咸用所说的“新闻”，含有“新的见闻”之意。南宋《京本小说》中，已把新闻作为“最近消息”理解。“新闻”一词在我国出现虽早，但“新闻”是什么，含义如何，长期以来无人论及。直到近代报刊出现以后，才有人开始注意对“新闻”进行界定。《申报》说：“新闻则书今日之事。”(《(申江新报) 缘起》，刊于1872年5月6日《申报》) 这一阐述，抓住了新闻的两大特点：
(1)“新闻”是“事”的记载，不同于虚构的“文学”；
(2)“新闻”所载是“今日之事”，不同于“历史”。
不过，《申报》所言仍显简略。徐宝璜把“新闻”界定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可以说在我国是第一次对“新闻”进行比较科学的定义。关于“新闻”是什么，我国新闻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两种流行的说法：
“报道说”与“事实说”。
“报道说”以陆定一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为代表。
“事实说”即源于徐宝璜的这一定义，范长江、胡乔木等也持这种观点。范长江说：“新闻，就是一种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
胡乔木认为：“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载1946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20世纪80年代，西方信息概念传入我国，一些学者尝试从信息观的角度对“新闻”重新进行定义：“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 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陆定一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别的阶级，因为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的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添加或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
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开始从事自己的新闻事业时，就有了的。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是大大的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这部门事业中来。吸收新的血液，乃是事业向前发展中必要的和必有的步骤。但随此以俱来的，则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
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四月改版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这一个斗争的结果，现在已经可以把它在理论上作一个初步总结，这对于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今后发展，是会有点好处的。本文的目的就在这里。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第一 新闻的本源
新闻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由于对于新闻的本源理解不同，一种人对于新闻是什么，作了唯物论的解决，另一种人则作了唯心论的解决。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 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新闻学理论中的唯心论，是很早就有的。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论企图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论定义，而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的本身，脱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为新闻。
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其错误在哪里呢? 初看起来，它似乎是对的，因为不论从哪一条新闻来看，都会是合于或似乎合于某一种“性质”的，例如有些新闻就有“一般性”，
有些就有“趣味性”等等，而且主张新闻应有某种“性质”的人，也总能讲出一些片面的道理来的，因而，许多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就会被它迷惑。但是，新闻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 我们回答道：是由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来决定的。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关于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事实完整了，写出来就成为完整的新闻，事实尚未完整，报道这个事实的新闻也只能不完整。事实很“文艺性”，报道也自然会有“文艺性”，否则就相反，例如宣布政府或党的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说明：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 有什么决定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照此做去，必致误入歧途。新闻界中的下流坯，提倡所谓“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岂不是以“兴趣性”做招牌的么? 借口“文艺性”而把地上的事实夸张成为神话一般的事，在新闻界中岂不也是数见不鲜的么?
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业还起了消极作用，因为如果相信了这种“性质说”，天天去玄而又玄的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就一世也不会有结果，必致流入脱离事实，向壁虚造，无病呻吟，夸夸其谈。
这里，我们要专门来讨论一种特别重要的“性质说”，这种“性质说”认为：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
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底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那么，如此说来，这种“政治性”的“性质说”岂不是正确的么? 乍看起来，这的确像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
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底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臵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 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 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
所以，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哪怕装得像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
最近几年，大后方反动派特务崽子们，在提倡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原理”，这就是德意日法西斯“新闻理论”的变种。在这种“原理”之下，特务们提倡“合理的谣言”，公然伪造民意，压制舆论。例如河南大灾荒不准报道，西安特务开了九个人十分钟的会就“报道”说西安“文化界”主张“解散共产党”等，就是他们的“新闻大杰作”。
总结上面所说，我们可以明白，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
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反动
的阶级，为什么不能尊重事实，必定要曲解事实，而且要闭着眼睛造谣呢? 因为他害怕事实。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尊重事实呢? 因为他们对反动派有所畏惧，有所迎合。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也无所迎合，因此就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第二 新闻如何能真实
我们的新闻工作，既然尊重事实，那么我们不但与专吃造谣饭的法酉斯不同，而且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不同。只有我们，才能实行一个方针。这个方针使我们的新闻十分真实。
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也讲到怎样求得新闻成为事实的真实报道的问题。例如，最初步的新闻学，就说到每条新闻必须有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新闻中有了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才算是新闻。再例如资产阶级的新闻学主张记者报道新闻时必须亲自到发生事件的地点去踏看，而且主张摄影的报道等。
资产阶级新闻学中这些主张，我们认为是对的(理由不必多讲了) ，但我们同时要指出，要想求得新闻十分真实，这是非常不够的，所谓新闻五要素，所谓新闻记者亲自踏看和摄影报道，还是形式的。这些形式是必要的，但如果以为这便是一切，乃是大错的。
先说“新闻五要素”。报道一件具体事实的新闻，必须要有此五要素，缺一不可，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有了这五要素的新闻，是否一定是真实的呢? 那就未必。《解放日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叫做“鹿（）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织声”的新闻，后来查起来，那时廊县城内原来还一架纺织机都没有。去年征粮时，报上又曾登过一条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入仓任务，后来查明，乌阳区在延安征粮中是最落后的一个区，记者写那个消息时，入仓工作还未开始呢! 上述两个，是不真实的新闻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查出来，特务分子常常写这种不真实的新闻，想来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但是，这些新闻，就形式而论，则五要素件件具备。
再说记者亲自踏看，这也是对的，而且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采用的方法。但是亲自踏看就一定可以得到真实的新闻吗? 那也未必尽然。因为：第一，记者既非参与此事内幕的人，他即使亲自踏看，难免主观主义，更难免浮面肤浅；第二，有时亲自踏看的记者，为了某种原因，仍旧作不尽不实的报道；第三，每件事都要记者亲自去踏看，则势必没有办法，或是记者太少，或是时间不对。
摄影报道，这是最足信任的办法，要在高度发展的技术条件下才办得到，但甚至这种报道，都还可以伪造。
由此可见，上面这些办法，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只要技术条件具备，派记者亲自踏看和摄影报道都应该采用的。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些，就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还是得不到真实的新闻。
要怎样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呢?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
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 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的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既做学生又做先生。做学生，就是说，要恭敬勤劳，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的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
的真实性；做先生，就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用口头或书面报告的事实，制成为完全的新闻，经过这结合，报纸就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了。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就是解放日报的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只有共产党的党报，才能这样建设自己的报纸，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乃是人民的先锋队，因为它有共产党组织可以依靠，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基本骨干乃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并且是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对于建设一个好的报纸，有头等重要性，比之讲求新闻五要素，记者亲自踏看等重要得好多倍，虽然后者还是仍须讲求而不可偏废的重要的方面。
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的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
任何一个报纸不能与我们竞争，因为它们有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有的虽然要为人民服务但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也没有共产党这样先进的伟大的组织可以依靠。这条路线，这个方针，我们行之一年了，结果是得到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还必须将它继续贯彻下去。为了以后顺利的贯彻，有三点还必须提出来谈谈：
第一点，必须赞成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的路线，而反对把二者分裂开来的路线。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反共特务，他们企图对新闻工作者灌输一种反动的思想，使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叫他们与人民远远的分裂开来。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特务，捧新闻记者为“无冕之王”，为“先知先觉”，甚至曲解历史，说中国自有报纸以来，报纸和新闻记者就是“革命”的(其实，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是帝国主义者办的，目的为了侵略，后来官报盛行，目的是为了便于统治人民，再后来民间起来办报，其中才有些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才是革命的，但在反动统治之下，民间的报纸反动的也很多) ，另一方面，则对新闻工作者施以法西斯的残酷压迫，不给新闻工作者以与人民接触的机会，不给他们以替人民说话的权利，而且用手枪和活埋，强迫新闻工作者出卖灵魂，去当法西斯特务，袁世凯、曹锟只枪毙几个记者，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变本加厉，简直是要窒死全体新闻界，枪毙整个人民言论自由! 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使新闻工作者形成一种“报阀”，甚至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特务，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而还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这样好甘心情愿给反动派新专制主义者当作反革命的工具使用。
第二点，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
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是学了些新闻技术的，但万勿以此自满，看不起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的人，却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你对于你所报道的事实，没有感性知识，无论如何不会像亲身参加那个工作尤其是领导那个工作的人知道得那样透彻、了解得那样亲切的。所以在你作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请教那亲身参加或领导这件工作的人，细细地听，好好地记，写成之后还要请他看过(或听过) 和改过，写得不好就要听他的意见重新写过，以便真正求得忠于事实。
对于亲身参加或领导工作的人的投稿，要知道他们写作技术不好乃是应有的事，你的任务，是要一方面向他学，尊重他所写的事实，一方面要做他的先生或者“理发员”，帮助整理修饰。你要用最大的热情去奖掖和鼓励他们，你没有任何权利去轻视和排斥他们。
第三点，我们办党报的人，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这对于办报毫无例外。不错，他们是没有技术的，但技术是可以提高的，这需要长期的不倦地教育。我们既然办报，我们不尽这个责任，倒叫谁来尽这个责任呢? 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还需要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出来。
导读
陆定一所写《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石。本文原刊于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陆定一新闻文选》。
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改造党报通知，要求根据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党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社论，宣布改版，以加强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使其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在版面内容安排、社论论题、新闻报道内容和副刊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
1942年8月，因《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病重，中共中央任命陆定一接任总编辑，主持报纸的日常工作。《解放日报》本身的整风在陆定一任总编辑之前就开始了，改版即为整风的成果之一。陆定一到任后，除巩固改版成果、制订办报原则和制度外，还担任报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报社内部的整风工作。当时报社的工作人员有不少来自国统区，新闻观点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影响，关于新闻的本源、新闻的真实性等问题在社内存在着争论和分歧，这是整风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l943年8月，编委会对改版进行总结，陆定一撰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对整风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学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
陆定一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此为根据，他批驳了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的“性质说”，特别批驳了“性质说”中“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观点，从新闻的本源论上划清了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新闻观的界限。
在本文中，作者探讨的第二个重要理论命题是“新闻如何能真实”。他指出，只有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密切相连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的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他认为要办好党报，一是要把专业新闻工作者和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二是新闻记者要做人民的公仆，三是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
新闻之定义
(徐宝璜：《新闻学》第三章)
新闻果为何物乎? 余之答案如后：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兹分别说明之：
(一) 新闻为事实
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故凡凭空杜撰闭门捏造之消息，均非新闻。彼因无采访之能力，捏造消息，以了责任者，或为迎合社会之恶劣心理，常捏登猥亵之新闻如某某之风流案，某姨太太或小姐之秘史者，或因受股东或津贴之指挥，登载一种谣言以混乱一时之是非者，是为有意以伪乱真，其欺骗阅者之罪，实不可恕。
“报纸有闻必录”，此吾国报纸之一极普通之口头禅，且常引为护身符也，其实绝无意义。因若信一二人之传说，而不详加调查，证其确否，径视为事实而登载之，将致常登以讹传讹之消息，且有时于不知不觉成为他人播谣之机械，此亦为以伪乱真，又乌乎可? 即假定所闻者全为事实，亦不能尽行登载，因事实之非新鲜或非阅者所注意者，仍无新闻之价值。若“必录”新闻，则报纸之新闻，与街谈巷议无别矣。况新闻纸之篇幅有限，又安能“必录”新闻之全部耶? 然吾国报纸，则恒引此不通之六字以为护身符，对于所登之新闻，纵使错误，亦不负责任，因按“有闻必录”之原则，本无调查所闻确否之必要也。甚有于此六字之下，为达不正当之目的起见，登载消息，攻击他人之私德，不留余地者。此为吾国新闻界幼稚之明证，亦一亟应纠正之事也。
访员不仅采集新闻时，须审传闻之确否也，即编辑时，亦须谨慎据实直书。行文之间，既不可故意颠倒事实，亦不可随意穿凿附会，致与事实不符。编辑对于该新闻，如有意见，可于社论栏中发表之，或于新闻之后，加以附注。切不可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迷惑读者，否则亦为以假乱真也。常见吾国报纸往往将原来五六行即可登完之新闻，“特别放大”加入很多意见，与利用社会弱点之议论，成一篇洋洋千言痛快淋漓之大文章。是证明其不知新闻为何物也，否则为有意剥夺阅者之权利。因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
总之，新闻与小说有别，须为事实，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不能因其登载遂谓之为新闻也。访员采集新闻，常遇困难，虽力求得事实，而所得者常非尽为事实，诚为实事。然谓求得真正之新闻不易，可也；因此谓非事实者亦为新闻，则不可也。
(二) 新闻为最近事实
新闻因须为事实，但不必事事皆新闻也。自古迄今，世界内经过之事多矣，即一国所经过之事，亦指不胜屈，若一一皆为新闻，则报纸可登之材料将汗牛充栋，登之不胜登。而历史书籍，均可视为报纸矣。然古人之事，人多知之，及于今日，交通便利，凡过去稍久之事，阅者亦多早已闻悉，不待报纸之登载。使新闻为此类已知之事，则无价值之可言。故新闻不仅为事实，又须为最近之事实，为阅者所欲知而尚未知之事实也明矣。至过去已久之事，皆属旧闻，虽有多数报纸用之以塞篇幅，然不能因此遂谓之为新闻也。常见报纸登载旧闻，每先申明该事“虽为明日黄花，因其重要特补登以备阅者之考证”云云，此其自觉之表示也。或曰：“最近之事，似不能包括一切新闻。”应曰：“否。”过去已久之事，
附属于最近之事，而见登于新闻栏中者，是诚常有之事。苟无最近之事而附属之，则单独不成为新闻也。例如陆君建章自幼之历史，报纸在其为奉军副司令枪毙时，可附于枪毙之事而登于新闻栏中。然苟无近事可附，则登于他栏(如杂记) 可也。视为新闻而登之，则断不可也。或又曰：“只最近之事可为新闻，然则近事概不为新闻耶? ”应曰：“是当视其新闻之价值仍否存在耳。”凡事均有其最近之一时期，如为新闻也，则此时价值最高，新闻纸应即登布之。设过此未登，逾时稍久，则其价值不失亦损。苟价值虽损而尚未全失，则事虽由“最近”而变为“近”，仍不失为新闻。若已全失，则不复为新闻矣。至“最近”之期限，当视一国之交通便利与否而后能定。在交通极便之美国，二十四小时以前之事，即成旧闻。在中国“最近”二字，现似不能如此严格解释。然非四五日以前之事，则又可断言。总之，一国之交通愈便利，则“最近”之期限愈缩短也。
(三) 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
更近一步言之，新闻虽必为最近之事实，然最近事实，不必一一皆为可登于报之新闻也。例如车夫张三今早忽得重病，是最近之事实也。然除非张三之病，为一种极可怕之传染病如虎列拉，即本埠之新闻纸亦不能视为新闻而登之。因注意张三之病者，充其量，不过张三本人及其家族、亲戚、朋友、其包车之主人，及其做对头之仇人而已，若阅者则鲜有愿闻其事者，报纸登之，殊无味也。使张三之病，果为虎列拉，则又不同，本埠报纸定可视为新闻而登之，因阅者虽不注意张三，然虎列拉之发生，则于己有甚重之关系，未有不注意者也。又如美国芝加哥城中，有一著名富翁，今年病故，是亦最近事实也。芝加哥之新闻纸均登载其事于新闻栏中，中国新闻纸亦可视为新闻乎? 曰：否。因阅者既多素未闻其名，断不至注意其生死之事，报纸登之，殊无味也。但此富翁于其临终之时，立一遗嘱，将其所有之财产，全行捐赠，以为在中国设一大博物院之经费，彼时中国新闻纸又可视为新闻而登载之。因阅者虽原不注意此富翁之死，但一外人捐巨资在中国设博物院之事，则未有不注意者也。且必因此，而注意其死时情状，并其在生致富之历史。故使中国各报，如有通信员在芝加哥，则该员可立时用无线电报告此事于本报，以备登载也。或曰，“注意”二字不甚妥当，且“阅者”之范围，亦形窄小，宜定新闻为与社会中人有关系之最近事实。应曰：否，请分别言之。事之与吾人有关系者吾人固甚注意，然吾人所注意者不限于与吾人有关系之事也，此层后当说明。故若定新闻为与社会中人有关系之事，则范围反较窄，现时许多可视为新闻者，亦不能视为新闻矣，故不如以新闻为所“注意”之事之为妥也。又“社会中人”四字，亦不如“阅者”二字之较适，因“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也。“社会中人”所注意之事，阅者亦必注意之，此理之当然者也。然阅者所注意之事，不必为全社会或其中多数人所注意也。例如国人之注意欧战之开始议和者，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至社会中之大部分，则不注意。然欧战开始议和消息之为新闻，则无疑义。故谓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范围实未见其窄小也。况定义仅以阅者所注意为至少之限度，若能得全社会或其中多数人之注意，则为新闻，更不待言矣。新闻乃无定之物也。北京大学之事，北京大学中人深注意之。《北京大学日刊》之阅者，既几为全北京大学中人矣，故事虽琐微如评议会之选举，该报可视为新闻而登之，然他界人士，则不注意及此。使新闻须为社会中人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则“大学评议会”之选举，即该报亦不能视为新闻，然事实岂如是哉? 综上种种，可见新闻纸所登之新闻，不仅须为最近事实，且须为阅者所注意也。注意之范围愈广，则新闻之范围亦随之而广。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曰益充实以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
(四) 新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
最近事实之仅为少数阅者所注意者，当然不成为新闻，因此种事实甚多而且无甚价值也。必有多数阅者注意之，方成为新闻。若为全体阅者所注意则为绝好之新闻。然此种事
实，不常见也。所以然者，因报纸之阅者，往往非属一类之人，其中学生、官吏、商人、政客、律师、医生，男女老少各色之人，莫不具有。彼此因性质学识地位种种之不同，所注意之事，遂亦往往不相同也。
此时有一事须申明者，即定义之意思，非谓最近事实，必须经新闻纸登载得多数阅者之注意后，方成新闻，否则不成新闻也。不过谓最近事实，非一一为可登于报之新闻也。记者于得到各种消息后，应先问其为事实否，为最近事实否。如为最近事实也，又应先按一定之标准，推定其为多数阅者所注意否，是则登之，否则应摈于非新闻之列也。至此标准为何，次章当详论之。
美国之《Collier’s Weekly 》有一期曾登十位报馆编辑对于“新闻”所下之定义。兹将其译登于后，以备考证。并以见多数新闻记者，虽能一见新闻，立时认识，然请其以简短之方式确当说出新闻为何物，仍非易事也。
(一) 阅者所欲知之事，皆为新闻。
(二) 事之为国民所注意者，皆新闻也。
(三) 充分人数所欲读之事，若不违犯良趣味与毁谤律(Laws of libel)，皆为新闻。
(四) 国民愿谈论之事，皆为新闻；愈能引起议论者，则其价值愈大。
(五) 新闻者，乃与阅者有关系，或为阅者所注意之各种事情、发见(Discoveries)及意见之正确的迅速的消息也。
(六) 任何与公众福利有关之事，任何于个人之关系、活动、意见、财产，或私人行为之中，引起个人之注意或与以指导启发者，皆为新闻。
(七) 新闻乃种种经过之事情，并事情之默示(Inspiration)及结果也。
(八) 新闻者，乃关于有人类注意之任何事情或观念之纲领事实。所谓有人类之注意者，即与人类生活或幸福有关或对之有一种影响也。
(九) 新闻乃以国民为根据，且完全视其如何引起他人之注意以度量者也。
(十) 新闻包括一时代之一切活动，而为一般人所注意者。能引起最多数阅者之注意者，为最佳之新闻。
导读
本文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一书第三章。在本文中，作者专门讨论了新闻的定义问题。他首先对新闻进行定义：
“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然后用递进的方法，说明“新闻为事实”、“新闻为最近事实”、“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事实”、“新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从而论证自己所下定义之正确。
作者指出，新闻首先必须是“确实”、“可靠”的事实，它与消息、小说不同：消息乃未经证实之新闻，新闻乃已经证明其可靠之消息而具有新闻价值；小说可以理想杜撰未必有其事，新闻则必为事实，毫不容涉及捏造(《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 。因此，他反对报纸记者、编辑“有闻必录”、“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的做法。作者把新闻形象地喻作“鲜鱼”，他强调新闻不但是确实的事实，还必须是“最近”的、“新鲜”的事实，过去已久之事单独不成为新闻，必须附属于最近之事方能成为新闻。至于“最近”的期限，当视一国之交通便利与否而定，一国之交通愈便利，则“最近”之期限愈缩短。最近事实成为新闻，还须引起多数阅者注意。“新闻之精彩”是推定最近事实是否为多数阅者所注意的标准。“新闻之精彩者，乃足以引起多数人注意某事实之物也”，它是人们心理上的产物，包括个人之关系、人类之同情、求胜之竞争、著名人物之姓名、著名机关之名称、事情之稀奇等方面(《新闻
学》第四章《新闻之精彩》) 。“综要言之，新闻一须为事实，二须为最近者，三须为阅者所注意者，且属最多数”(《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 。
关于新闻的定义，作者在本文中特别申明：“定义之意思，非谓最近事实，必须经新闻纸登载得多数阅者之注意后，方成新闻，否则不成新闻也。不过谓最近事实，非一一为可登于报之新闻也。”也就是说，只要是能够引起多数阅者注意的最近事实即为新闻，不必看报纸是否登载，报纸登载不是事实成为新闻的必要条件。作者指出，报纸选择新闻进行登载的尺度是看其新闻价值的大小，“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为反比例，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距离为反比例”(《新闻学》第五章《新闻之价值》) 。
“新闻”一词，在我国典籍中最早见于晚唐人李咸用所著《披沙集》，中有“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诗句(《旧唐书·孙处玄传》载初唐人孙处玄曾说“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因《旧唐书》不同版本亦有把“新闻”写作“所闻”、“新文”，学界对此颇有分歧) 。李咸用所说的“新闻”，含有“新的见闻”之意。南宋《京本小说》中，已把新闻作为“最近消息”理解。“新闻”一词在我国出现虽早，但“新闻”是什么，含义如何，长期以来无人论及。直到近代报刊出现以后，才有人开始注意对“新闻”进行界定。《申报》说：“新闻则书今日之事。”(《(申江新报) 缘起》，刊于1872年5月6日《申报》) 这一阐述，抓住了新闻的两大特点：
(1)“新闻”是“事”的记载，不同于虚构的“文学”；
(2)“新闻”所载是“今日之事”，不同于“历史”。
不过，《申报》所言仍显简略。徐宝璜把“新闻”界定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可以说在我国是第一次对“新闻”进行比较科学的定义。关于“新闻”是什么，我国新闻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两种流行的说法：
“报道说”与“事实说”。
“报道说”以陆定一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为代表。
“事实说”即源于徐宝璜的这一定义，范长江、胡乔木等也持这种观点。范长江说：“新闻，就是一种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
胡乔木认为：“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载1946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20世纪80年代，西方信息概念传入我国，一些学者尝试从信息观的角度对“新闻”重新进行定义：“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 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