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或改变中国人家庭观念
《第一财经日报》：你好像最近把金融研究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陈志武：是啊。现在我所以研究的都是让我觉得有趣的问题。比如最近我和一些学生在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宋庄做过一次调查，这几个地方的经济差距很明显，各地随机抽样加起来3000多人，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样本群。想了解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
“养儿防老”与“爱孩子”
《第一财经日报》：侧重哪方面的价值观？
陈志武：家庭。我们问卷中有个问题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选择要小孩？”我们给出四个答案，一是传宗接代；二是养儿防老；三是爱孩子；四是其他理由。结果发现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儿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儿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这个结果挺让人难过，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背负着沉重的义务，这是一种幸福的安排吗？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统计数据分析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陈志武：家庭价值观念和金融服务水平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发现决定价值倾向的因素中，一个家庭有没有购买保险等养老计划，比简单的绝对收入水平影响更大。也就是说，那些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人口问题也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惑，很多人为了未来的保障，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不得不多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根据你的研究，中国农村要化解人口压力，是否也要依靠金融体系的帮助？
陈志武：我相信是这样。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北京和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是两个世界。社会保障和金融在农村和非中心城市地区发育严重不足，金融服务即使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离老百姓依然非常遥远。中国老百姓也比较苦，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没有办法浪漫，只有“养儿防老”。
家庭中的义务与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不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有关？这种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是不是也有一种互动的因果关系？
陈志武：当然。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下来，那时候讲个人主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后来也是这样。千百年来，在个人层面，生病、交通或工作事故、房子起
火等意外事件也会引发财产收入、精神状况上的损失，还有娶媳、嫁女、盖房、养老等，这些大开支项目，都是个人一辈子要应对和不好预测的风险或大额开支。此外，在创业、生产投资上也会面对大大小小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血本无归，有可能收成不好，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化解这些风险，强调家族的血缘纽带义务，特别刚性地强调义务，这有它保障社会非常有效的一面。
但它牺牲的就是个人的选择，这是以一种文化的方式固化下来的。我感觉，中国的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强调秩序和义务，而不是权利。这种秩序有时是强加在人头上的，比如我在社会上应该是比较有话语权的，但我回到家乡，我有四个哥哥，他们比我大，所以一起坐在饭桌上，即使我是名牌大学教授，讨论问题，我也得乖乖的，听大哥们说，这是一个文化场，很有意思。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儒家的秩序场有时也有非常温情的一面，毕竟儿孙绕膝也是幸福的事情。但我到美国看到很多年龄很大的老人，都独自居住，孩子都不来照顾，我觉得也有些问题。
陈志武：这我同意，但我强调家庭应以情感为优先，而不是义务，比如我的女儿长大以后假如不爱理我，我会觉得我这个父亲当得太失败了。我也很注重培养孩子和我的感情，但我不会强调你有义务来照顾我，你有义务来听我的话。这和我所接受的价值观就矛盾了，也会让我的孩子不快乐。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个人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地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
金融技术冲击文化观念
《第一财经日报》：文化的惰性是很强大的，比如我自己也算是受现代教育的，但我内心还是觉得自己对家庭和长辈有很大的义务，很难像美国那样。
陈志武：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文化我觉得是不能靠大革命的，但我作为学者，主要的工作不是预言明天，而是分析趋势，我相信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由其他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比如最近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这样的“网络红人”现
象，她们的文化姿态完全是悖逆传统的。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孤立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而被孤立的人就被隔绝了几乎所有的资源，生存能力非常弱。而今天即使一个女孩子，我可以有自己的财产权，我可以有自己的住房，买养老保险，怕生病还可以买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人生存在社会里就比过去更有底气，不大在乎别人的脸色或偏见，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比过去要健康得多，而且为未来个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金融市场使个人更自由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也有人认为，强调秩序、权威、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这些东方伦理有其合理的一面，甚至有优越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面，这种理念好像还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陈志武：我特别喜欢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发展是为了自由”，谁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对人类的终极追求缺乏理解。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也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至少在家庭价值观念上，北京的观念是比较接近现代性的，我想中国的农村当然应该向北京那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北京朝农村靠近，家庭的自由会为社会的自由奠定一个基础，这是大势所趋。
金融产品或改变中国人家庭观念
《第一财经日报》：你好像最近把金融研究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陈志武：是啊。现在我所以研究的都是让我觉得有趣的问题。比如最近我和一些学生在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宋庄做过一次调查，这几个地方的经济差距很明显，各地随机抽样加起来3000多人，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样本群。想了解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
“养儿防老”与“爱孩子”
《第一财经日报》：侧重哪方面的价值观？
陈志武：家庭。我们问卷中有个问题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选择要小孩？”我们给出四个答案，一是传宗接代；二是养儿防老；三是爱孩子；四是其他理由。结果发现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儿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儿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这个结果挺让人难过，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背负着沉重的义务，这是一种幸福的安排吗？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统计数据分析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陈志武：家庭价值观念和金融服务水平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发现决定价值倾向的因素中，一个家庭有没有购买保险等养老计划，比简单的绝对收入水平影响更大。也就是说，那些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人口问题也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惑，很多人为了未来的保障，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不得不多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根据你的研究，中国农村要化解人口压力，是否也要依靠金融体系的帮助？
陈志武：我相信是这样。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北京和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是两个世界。社会保障和金融在农村和非中心城市地区发育严重不足，金融服务即使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离老百姓依然非常遥远。中国老百姓也比较苦，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没有办法浪漫，只有“养儿防老”。
家庭中的义务与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不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有关？这种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是不是也有一种互动的因果关系？
陈志武：当然。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下来，那时候讲个人主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后来也是这样。千百年来，在个人层面，生病、交通或工作事故、房子起
火等意外事件也会引发财产收入、精神状况上的损失，还有娶媳、嫁女、盖房、养老等，这些大开支项目，都是个人一辈子要应对和不好预测的风险或大额开支。此外，在创业、生产投资上也会面对大大小小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血本无归，有可能收成不好，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化解这些风险，强调家族的血缘纽带义务，特别刚性地强调义务，这有它保障社会非常有效的一面。
但它牺牲的就是个人的选择，这是以一种文化的方式固化下来的。我感觉，中国的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强调秩序和义务，而不是权利。这种秩序有时是强加在人头上的，比如我在社会上应该是比较有话语权的，但我回到家乡，我有四个哥哥，他们比我大，所以一起坐在饭桌上，即使我是名牌大学教授，讨论问题，我也得乖乖的，听大哥们说，这是一个文化场，很有意思。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儒家的秩序场有时也有非常温情的一面，毕竟儿孙绕膝也是幸福的事情。但我到美国看到很多年龄很大的老人，都独自居住，孩子都不来照顾，我觉得也有些问题。
陈志武：这我同意，但我强调家庭应以情感为优先，而不是义务，比如我的女儿长大以后假如不爱理我，我会觉得我这个父亲当得太失败了。我也很注重培养孩子和我的感情，但我不会强调你有义务来照顾我，你有义务来听我的话。这和我所接受的价值观就矛盾了，也会让我的孩子不快乐。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个人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地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
金融技术冲击文化观念
《第一财经日报》：文化的惰性是很强大的，比如我自己也算是受现代教育的，但我内心还是觉得自己对家庭和长辈有很大的义务，很难像美国那样。
陈志武：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文化我觉得是不能靠大革命的，但我作为学者，主要的工作不是预言明天，而是分析趋势，我相信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由其他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比如最近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这样的“网络红人”现
象，她们的文化姿态完全是悖逆传统的。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孤立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而被孤立的人就被隔绝了几乎所有的资源，生存能力非常弱。而今天即使一个女孩子，我可以有自己的财产权，我可以有自己的住房，买养老保险，怕生病还可以买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人生存在社会里就比过去更有底气，不大在乎别人的脸色或偏见，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比过去要健康得多，而且为未来个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金融市场使个人更自由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也有人认为，强调秩序、权威、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这些东方伦理有其合理的一面，甚至有优越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面，这种理念好像还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陈志武：我特别喜欢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发展是为了自由”，谁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对人类的终极追求缺乏理解。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也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至少在家庭价值观念上，北京的观念是比较接近现代性的，我想中国的农村当然应该向北京那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北京朝农村靠近，家庭的自由会为社会的自由奠定一个基础，这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