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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我出生在江苏无锡洛社镇霞臬村(今下高村)一个七口的农民家庭，祖辈世代以种田为业。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素来以“鱼米之乡”名闻天下，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但是从我出生起，家中的生活始终是在温饱线上挣扎。
1933年，在上海打工的父亲，托人在那里给我找了个印刷社学徒的生意。1937年，印刷学徒期满，我没再干本行，进了无锡公益铁工厂(荣毅仁家族所属)，开始与机器制造打交道，从而也为自己日后从事兵工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句实在话，旧年代学徒是苦，师傅也是非打即骂。但“严师出高徒”，到头来还是真能学点本事的。建国初期，许多兵工厂身怀绝技的大工匠都是这么熬出来的。
“八一三”上海抗战，我们厂奉当局的命令紧急内迁到重庆，由生产纺织机械零件转产迫击炮弹等军火。当时“民转军”的厂子有几百家之多，现在大西南的许多重要兵工厂还是那时内迁工厂的老底子。
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里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我最爱看的就是《新华日报》，我还以刘毅的笔名写了一篇《机器厂的一个学徒》的通讯，刊登在1939年5月3目的《新华日报》第四版上，在重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压制打击和工厂资本家的压迫，我在重庆待不下去了。1940年5月1日，我离开山城，先到了西安。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20多天之后，由他们护送到了延安。在延安我和其他同志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1942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工局工作。
著名的茶坊兵工厂就属军工局建制，当时的厂长是毛远耀(毛主席的堂侄)，机械制造总工程师是沈鸿，化学总工程师是钱志道。1942年8月，我在茶坊兵工厂任厂部秘书，后任车间主任(不脱产)，一直工作到1945年8月赴东北的时候。陕甘宁的军事工业从几十人的修械所搞起，发展成为拥有1300多人的7个工厂，成批生产了轻武器、迫击炮弹、掷弹筒等，有力地支援了部队作战。同时也为《解放日报》、延安中央医院、延长油田、延安广播电台等单位，生产了印刷机、造纸机、医疗器械和采油设备，这些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取得的成绩，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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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7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聆听了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后的第三天，我即从延安出发奔向东北(我是工人干部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我们到达东北以后，形势已经很严重了，国民党部队已逼近沈阳。按照“让开中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我军于11月底撤出沈阳，东北军工部也尽全力把先前接收的从沈阳、辽阳、抚顺等地抢运出的机器和炸药等军工物资运往通化地区。1946年2月，我奉命去管理日伪留下的二道江发电厂，该厂共有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制造的汽轮发电机组3套，装机容量为31000千瓦，这在当时也是大发电厂了。经过我和其他同志的努力，电厂得以正常运行。受到了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朱瑞同志的表扬。
5月份，奉军工部的命令，我接任二道江兵工厂副厂长，那个厂主要生产木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到1946年12月，我们共生产手榴弹7.5万枚，复装82迫击炮弹2000多发。
在复装82迫击炮弹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引信，我们研究把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八八式野山加”炮弹引信装在82迫击炮弹上。但是由于野炮、山炮、加农炮都是线膛炮，其炮弹出膛后高速旋转，使引信内的“离心子”甩开，击针触发起爆。而迫击炮是滑膛炮，炮弹不旋转，这样击针不触发，我和同志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和精力才改造完成，从而为迫击炮弹的生产解决了关键的难题。
国民党步步进逼，我们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把工厂设备装上火车，由我驾驶迁往朝鲜。当时苏联红军还没撤出朝鲜，重要口岸都由他们把守。那次在朝鲜的东部的一个车站，因为火车要运行，必须有站长发的证件――一个叫“通行圈”的铜牌，政委马树良前去交涉，好久也没回来，我着急了，就拉了下汽笛催促他，可看守火车的苏联士兵以为我要开车走，抬手就是一梭子，其中一发子弹离驾驶室才一尺多远，差一点就打中我了。后来车开到另一个大车站，苏联士兵楞把我们的煤车挂到他们的车上，我怎么抗议也不管用。不过，有时这帮子苏联兵也好对付，有一次过一个道口，守卫的苏联士兵说什么也不让过，我一看只好如此了：拿了两瓶烧酒，几根香肠，送了过去，结果，他们马上就“友好”地放行了。就这样我拉着一车军用物资在朝鲜转了一大国，在1946年底回到了吉林珲春。鉴于当时形势仍很严重，东北军工部决定将子弹厂、化学厂(生产炸药的)、炼钢厂再迁往朝鲜的阿吾地在那里组织生产，于是我又开上火车进入朝鲜，但朝鲜方面要我们连设备带人都留在那里，许进不许出，条件太苛刻了，而且驻朝的苏联红军也不同意我们在那里建厂，没办法，在那里转了一大圈，费时几十天我又把火车开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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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我奉命来到哈尔滨，任军工部驻哈办事处技术主任。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试制宣传弹。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我们设计用60迫击炮发射宣传弹，弹体用薄壁钢管制造，能装16开宣传单300多份，射程1500米。三十天的时间，我们就把1000发宣传弹送到前线，对瓦解蒋军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部队又追加了1000发。
为了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部队又提出要我们生产照明弹。我设计了60毫米和85毫米两种，都用降落伞留空，前者达20秒，后者可达30多秒，这两种弹在我军三下江南的夜间作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对付敌人的坚固工事，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提出三天之内要我们设计一种能有效攻坚的武器。我想如果能把炸药直接送入敌人工事里，效果会比放在外面的炸药包好得多。于是，我用1.5米长、内径2英寸(1英寸等于25.4毫米)的自来水管装上1.5千克TNT炸药，前头堵严，后头装拉火起爆装置，就成了爆破筒。到第三天，我们在哈尔滨马家沟机场旧址(日军原来的机场，后废弃)做试验。刘亚楼参谋长和东总的几位首长都来了。机场原有一座八九米高的红砖烟筒。我把爆破筒塞进烟筒里，一声巨响，烟筒轰然倒下。刘参谋长对此非常满意，问我叫什么?因为是一根筒状物，我说就叫爆破筒吧。刘亚楼参谋长对我说：“要你们一个月内造2000根，有困难吗?”我说：“坚决完成任务!”我们回去之后马上组织工厂昼夜加班生产，完成了任务，后来又追加了2000根。东北野战军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没有使用炸药包，就是因为都在使用爆破筒，辽沈战役
时著名的战斗英雄梁士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爆破筒依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在电影《英雄儿女》和其它一些抗美援朝电影中都有生动的再现。
爆破筒虽然能有效地摧毁敌人工事，但是必须接近敌堡才行，而敌人都会以猛烈的火力阻我前进，部队还是伤亡很大。因此部队迫切需要一种能掩护我方战士安全地接近敌人的装备。
接到任务后，根据哈尔滨现有的条件，我设想了一个方案，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那里。他听了以后说“先做个样子看看!”于是我用锅炉钢板加上从日式坦克拆下的负重轮焊成了一个像甲壳虫样的小铁甲车，前、左、右都有钢板防护，带一挺机枪可以弯腰推车前进，爆破手紧随其后接敌。第三天下午，林彪来到三十六棚铁路工厂，看我演示后又问装甲防护情况。我说用三八枪20米之外没有击穿，10米之内能击穿。林彪又问：“能不能找到再好一点的钢板?”我说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钢板了，林彪说：“那就照这个样子造一批，就叫‘土坦克’吧，一个月造30辆，有困难吗?”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后来我们跑遍了哈尔滨，才找到了够装18辆土坦克用的车轮，报到总部(当时在哈尔滨双城子)，林彪说“那就造18辆吧”。这18辆土坦克在我军发动夏季攻势之前送到了前线，后来听说战士们又在钢板上蒙上几层棉被，泼上水以增强防护效果。
1947年秋，为了解决东北各大军工厂生产的炮弹引信型号杂、安全性不好的问题，我参考了美日等国的引信，经过努力设计了“双动作瞬发引信”，定名为“100”式。这种引信后来不但广泛应用于各种迫击炮弹，也用在122毫米榴弹炮、90式反坦克火箭弹上。后来成为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的王立(主管弹药生产)，曾称“100”引信是“救命”引信。
那时哈尔滨还有一批俄罗斯老工人，很有点绝活。当时前方急需一批马刀，坯料使用我设计的轧辊轧制出来以后，加工血槽成了很大的难题，如果用铣床一把一把地铣太慢了。这时我听说锻造分厂有一位俄籍老工人，开了30多年锻锤，技术精湛。他能让重达5吨的锤头落在灯泡上，灯泡压不碎，你还拿不出灯泡来，他还能用锻锤砸核桃，皮破了，里面的仁好好的。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以后，他说你能拿锻模来就行，于是我赶制了血槽的锻模，只见锤头一下，咣当一声，马刀两面血槽就出来，而且光洁度也很好。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动员各种工业生产资源，生产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弹药和轻重武器，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在东北和全国各地的作战。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李富春同志说：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军先后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动员城市力量，支援解放战争，只有哈尔滨是唯一做的最好、最出色的。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根据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工部决定把分散在北满地区的十几个重要兵工厂都集中在哈尔滨平房，成立平房兵工厂。何长工同志任命我为厂长。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到1949年上半年，就基本安排就绪并投入了正常生产。那年5月中旬，贺龙同志到平房21厂视察，由我全程陪同，当他看到我们已经拥有许多从捷克进口的新机床后很高兴，鼓励我们要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中午在职工食堂，我们还招待贺老总吃了一顿饭，我们预先费了好大劲，才准备了两荤(炒肉片、炒鸡蛋)两素(炒白菜和土豆丝)，还有个鸡蛋汤。弄不到大米，只好吃高粱米。不过贺老总还是很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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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对付占绝对优势的美军装甲力量，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高岗亲自给我们东北兵工总局下达命令：“限期3个月内，为志愿军提供有效的反坦克武器!”
我们把任务交给沈阳724厂，我每个星期至少要在厂子蹲点两天。在余侠平厂长的有力领导下，经过徐兰如、谢光选等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终于试制成功135型旋转反坦克火箭弹和241型尾稳反坦克火箭弹，效果很好，狠狠地打击了美军坦克，谢光选先生后来也成为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专家(长征3号总师)。为了供应志愿军在朝鲜爆破和开挖工事的需要，我们还组织工厂紧急生产了1亿支雷管，陈云同志听完我的报告后高兴地说，“很好，军工是过硬的!”
虽然抗美援朝我们胜利了，但客观地讲赢得很艰苦，其主要原因在武器。当时部队枪炮口径有82种，型号规格110种，各种弹药274种产自24个国家。这种“万国”牌的武器给我们部队作战和后勤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统一部队装备就成了军工部门最紧迫的任务。而当时能向我们提供技术帮助的只有苏联，可他们往往把一战时期的武器：如将被志愿军战士称之为“脚蹬”式(枪栓拉不开得用脚蹬才行)1918年水连珠马步枪提供给我们。我们仿制后称为53式马步枪。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并不知道苏军已生产装备性能先进的1945年定型的“斯捷潘诺夫”CKC-45-7.62半自动步枪。1955年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将军在参观苏联著名的图拉兵工厂时才发现了这一情况，赵部长十分激动，马上向苏方交涉，经过艰苦的谈判，苏方才向我们转移了该枪的技术，而我们也在1956年仿制成功。这就是在我军服役几十年的56式半自动步枪。
当然，经过努力，苏方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武器如坦克、重型火炮、飞机、舰艇等等，对构建我们完整的兵器工业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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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毛主席在听取赵尔陆部长关于军工生产汇报时，曾经指出：“机关枪造出来了，但不能造的太多，机关枪造多了，是要亡国的!”当赵部长向我们传达主席这一讲话时，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汇报提纲是我主持制定的)。但经过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尤其是苏联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美国拼军备，最后导致解体的沉痛教训出来之后，我才感觉到主席这一英明决断的深远历史意义。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阅兵，我们国防军工的最新武器都亮相了。100毫米高炮、122毫米榴弹炮、130毫米加农炮、59式坦克、各种轻武器、仿制米格-17和19的战斗机。在检阅台上，赵部长说今天受阅的飞机，除了轰炸机之外，都是国产的，贺龙说：“这下好了，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不向他(赫鲁晓夫)买了。”这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不过我们还没有米格-19这样的喷气式飞机，我还是个没-有超音速歼击机的空军司令员。”
贺老总一听，忙问赵部长是怎么回事。
赵部长说：“今天的米格-19都是献礼产品，要正式批量投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刘亚楼说：“我就是要超音速歼击机!”
赵尔陆说：“关于歼击机，目前只有米格-19，这还是斯大林生前批准的，他逝世以后，我们多次要新的资料，他(指赫鲁晓夫)就是不给……”刘赵二人有些
争执不下，贺龙说：“你(赵尔陆)是造飞机，你(刘亚楼)是用飞机的，是一家人嘛!不要争了……”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导弹武器开始在各种局部冲突和战争中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引起了我国有关领导的注意，不久便成立了新技术司，我任计划司长，开始全面吸收仿制引进导弹。1958年仿制苏制K-5M雷达制导空空导弹(我国命名为“霹雳”1号)。1958年台海空战中，有3枚美制“响尾蛇”导弹残骸未爆，苏联闻讯后前后派两批专家来华索取、最后他们在“响尾蛇”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红外制导的K-13空空导弹，1961年苏方向我们提供米格-21战斗机时，也提供了该型导弹。苏联向我们提供的第一种岸舰导弹，绰号“小火山”，但性能太差，我们没有采用，后来又提供了n-15(冥河)，我们接手后几经改进生产后命名为“上游”1号投入现役，这也是我军第一型岸舰导弹。
地空导弹的引进是按苏联C-75地空导弹开始的，后来就有了“红旗”2号导弹。
在仿制苏式导弹中，我亲身经历印象最深的是国产“红缨”-5单兵肩杠式防空导弹的制造生产。该导弹的原型是苏制“萨姆”-7导弹，最早见于越南战场，后来在中东战争中发挥很大作用。那么该导弹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
1974年4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把3枚完整的“萨姆”-7导弹，作为礼品送给了叶剑英委员长。消息一传开，各军兵种和科研部门纷纷索要，但“僧多粥少”根本分不过来。叶委员长闻知此情委托国家计委(分管国防)的副主任李人俊开会研究如何分配。参加会议的只有4个人，我、李人俊、国防工办副主任和空军的一个负责人。会议开始，空军的人说：“这‘萨姆’-7是空军运回来的，现由空军保存，拟把它作教学用弹。”国防工办副主任说：“这种导弹应该交给空空导弹研究所研究仿制”。我说：“‘萨姆’-7是单兵防空导弹，是陆军使用的武器，我们国防工厂已经开始摸索试制，但苦于没有样品，应该交给有关厂、所研究测绘仿制。”会议上争论得很厉害，各不相让，最后由李人俊同志拍板按我的意见办。“萨姆”-7交给八机部所属的辽宁一个军工厂仿制成功定型交付部队，“红缨”-5的命名也是由我选定的。
总之通过引进仿制加上军工部门的努力，我们的武器制造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还是不能忘记聂帅的话“金钱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要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才行，这也是我一个老兵工从几十年的工作中经历得出的深刻体会。
(题后记)采访结束了，刘老执意要送记者到车站，这时记者才发现刘老的左手竟然是假手!这是1947年在哈尔滨向东北野战军首长做汇报表演时发生意外造成的。那天林彪在现场，六零迫击炮打了几发以后刘老发现弹着点散布太大，所以刘老上前打炮，效果好了一些，可是突然一发炮弹没响，当刘老倒弹时炮弹爆炸了……后来查明之所以发生这些情况，是因为炮弹在贮存中受潮了。
刘老讲得很平静，但记者握着老人家那只冰凉的塑胶假手，久久不愿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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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我出生在江苏无锡洛社镇霞臬村(今下高村)一个七口的农民家庭，祖辈世代以种田为业。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素来以“鱼米之乡”名闻天下，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但是从我出生起，家中的生活始终是在温饱线上挣扎。
1933年，在上海打工的父亲，托人在那里给我找了个印刷社学徒的生意。1937年，印刷学徒期满，我没再干本行，进了无锡公益铁工厂(荣毅仁家族所属)，开始与机器制造打交道，从而也为自己日后从事兵工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句实在话，旧年代学徒是苦，师傅也是非打即骂。但“严师出高徒”，到头来还是真能学点本事的。建国初期，许多兵工厂身怀绝技的大工匠都是这么熬出来的。
“八一三”上海抗战，我们厂奉当局的命令紧急内迁到重庆，由生产纺织机械零件转产迫击炮弹等军火。当时“民转军”的厂子有几百家之多，现在大西南的许多重要兵工厂还是那时内迁工厂的老底子。
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里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我最爱看的就是《新华日报》，我还以刘毅的笔名写了一篇《机器厂的一个学徒》的通讯，刊登在1939年5月3目的《新华日报》第四版上，在重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压制打击和工厂资本家的压迫，我在重庆待不下去了。1940年5月1日，我离开山城，先到了西安。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20多天之后，由他们护送到了延安。在延安我和其他同志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1942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工局工作。
著名的茶坊兵工厂就属军工局建制，当时的厂长是毛远耀(毛主席的堂侄)，机械制造总工程师是沈鸿，化学总工程师是钱志道。1942年8月，我在茶坊兵工厂任厂部秘书，后任车间主任(不脱产)，一直工作到1945年8月赴东北的时候。陕甘宁的军事工业从几十人的修械所搞起，发展成为拥有1300多人的7个工厂，成批生产了轻武器、迫击炮弹、掷弹筒等，有力地支援了部队作战。同时也为《解放日报》、延安中央医院、延长油田、延安广播电台等单位，生产了印刷机、造纸机、医疗器械和采油设备，这些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取得的成绩，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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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7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聆听了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后的第三天，我即从延安出发奔向东北(我是工人干部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我们到达东北以后，形势已经很严重了，国民党部队已逼近沈阳。按照“让开中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我军于11月底撤出沈阳，东北军工部也尽全力把先前接收的从沈阳、辽阳、抚顺等地抢运出的机器和炸药等军工物资运往通化地区。1946年2月，我奉命去管理日伪留下的二道江发电厂，该厂共有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制造的汽轮发电机组3套，装机容量为31000千瓦，这在当时也是大发电厂了。经过我和其他同志的努力，电厂得以正常运行。受到了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朱瑞同志的表扬。
5月份，奉军工部的命令，我接任二道江兵工厂副厂长，那个厂主要生产木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到1946年12月，我们共生产手榴弹7.5万枚，复装82迫击炮弹2000多发。
在复装82迫击炮弹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引信，我们研究把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八八式野山加”炮弹引信装在82迫击炮弹上。但是由于野炮、山炮、加农炮都是线膛炮，其炮弹出膛后高速旋转，使引信内的“离心子”甩开，击针触发起爆。而迫击炮是滑膛炮，炮弹不旋转，这样击针不触发，我和同志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和精力才改造完成，从而为迫击炮弹的生产解决了关键的难题。
国民党步步进逼，我们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把工厂设备装上火车，由我驾驶迁往朝鲜。当时苏联红军还没撤出朝鲜，重要口岸都由他们把守。那次在朝鲜的东部的一个车站，因为火车要运行，必须有站长发的证件――一个叫“通行圈”的铜牌，政委马树良前去交涉，好久也没回来，我着急了，就拉了下汽笛催促他，可看守火车的苏联士兵以为我要开车走，抬手就是一梭子，其中一发子弹离驾驶室才一尺多远，差一点就打中我了。后来车开到另一个大车站，苏联士兵楞把我们的煤车挂到他们的车上，我怎么抗议也不管用。不过，有时这帮子苏联兵也好对付，有一次过一个道口，守卫的苏联士兵说什么也不让过，我一看只好如此了：拿了两瓶烧酒，几根香肠，送了过去，结果，他们马上就“友好”地放行了。就这样我拉着一车军用物资在朝鲜转了一大国，在1946年底回到了吉林珲春。鉴于当时形势仍很严重，东北军工部决定将子弹厂、化学厂(生产炸药的)、炼钢厂再迁往朝鲜的阿吾地在那里组织生产，于是我又开上火车进入朝鲜，但朝鲜方面要我们连设备带人都留在那里，许进不许出，条件太苛刻了，而且驻朝的苏联红军也不同意我们在那里建厂，没办法，在那里转了一大圈，费时几十天我又把火车开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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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我奉命来到哈尔滨，任军工部驻哈办事处技术主任。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试制宣传弹。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我们设计用60迫击炮发射宣传弹，弹体用薄壁钢管制造，能装16开宣传单300多份，射程1500米。三十天的时间，我们就把1000发宣传弹送到前线，对瓦解蒋军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部队又追加了1000发。
为了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部队又提出要我们生产照明弹。我设计了60毫米和85毫米两种，都用降落伞留空，前者达20秒，后者可达30多秒，这两种弹在我军三下江南的夜间作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对付敌人的坚固工事，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提出三天之内要我们设计一种能有效攻坚的武器。我想如果能把炸药直接送入敌人工事里，效果会比放在外面的炸药包好得多。于是，我用1.5米长、内径2英寸(1英寸等于25.4毫米)的自来水管装上1.5千克TNT炸药，前头堵严，后头装拉火起爆装置，就成了爆破筒。到第三天，我们在哈尔滨马家沟机场旧址(日军原来的机场，后废弃)做试验。刘亚楼参谋长和东总的几位首长都来了。机场原有一座八九米高的红砖烟筒。我把爆破筒塞进烟筒里，一声巨响，烟筒轰然倒下。刘参谋长对此非常满意，问我叫什么?因为是一根筒状物，我说就叫爆破筒吧。刘亚楼参谋长对我说：“要你们一个月内造2000根，有困难吗?”我说：“坚决完成任务!”我们回去之后马上组织工厂昼夜加班生产，完成了任务，后来又追加了2000根。东北野战军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没有使用炸药包，就是因为都在使用爆破筒，辽沈战役
时著名的战斗英雄梁士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爆破筒依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在电影《英雄儿女》和其它一些抗美援朝电影中都有生动的再现。
爆破筒虽然能有效地摧毁敌人工事，但是必须接近敌堡才行，而敌人都会以猛烈的火力阻我前进，部队还是伤亡很大。因此部队迫切需要一种能掩护我方战士安全地接近敌人的装备。
接到任务后，根据哈尔滨现有的条件，我设想了一个方案，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那里。他听了以后说“先做个样子看看!”于是我用锅炉钢板加上从日式坦克拆下的负重轮焊成了一个像甲壳虫样的小铁甲车，前、左、右都有钢板防护，带一挺机枪可以弯腰推车前进，爆破手紧随其后接敌。第三天下午，林彪来到三十六棚铁路工厂，看我演示后又问装甲防护情况。我说用三八枪20米之外没有击穿，10米之内能击穿。林彪又问：“能不能找到再好一点的钢板?”我说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钢板了，林彪说：“那就照这个样子造一批，就叫‘土坦克’吧，一个月造30辆，有困难吗?”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后来我们跑遍了哈尔滨，才找到了够装18辆土坦克用的车轮，报到总部(当时在哈尔滨双城子)，林彪说“那就造18辆吧”。这18辆土坦克在我军发动夏季攻势之前送到了前线，后来听说战士们又在钢板上蒙上几层棉被，泼上水以增强防护效果。
1947年秋，为了解决东北各大军工厂生产的炮弹引信型号杂、安全性不好的问题，我参考了美日等国的引信，经过努力设计了“双动作瞬发引信”，定名为“100”式。这种引信后来不但广泛应用于各种迫击炮弹，也用在122毫米榴弹炮、90式反坦克火箭弹上。后来成为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的王立(主管弹药生产)，曾称“100”引信是“救命”引信。
那时哈尔滨还有一批俄罗斯老工人，很有点绝活。当时前方急需一批马刀，坯料使用我设计的轧辊轧制出来以后，加工血槽成了很大的难题，如果用铣床一把一把地铣太慢了。这时我听说锻造分厂有一位俄籍老工人，开了30多年锻锤，技术精湛。他能让重达5吨的锤头落在灯泡上，灯泡压不碎，你还拿不出灯泡来，他还能用锻锤砸核桃，皮破了，里面的仁好好的。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以后，他说你能拿锻模来就行，于是我赶制了血槽的锻模，只见锤头一下，咣当一声，马刀两面血槽就出来，而且光洁度也很好。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动员各种工业生产资源，生产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弹药和轻重武器，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在东北和全国各地的作战。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李富春同志说：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军先后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动员城市力量，支援解放战争，只有哈尔滨是唯一做的最好、最出色的。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根据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工部决定把分散在北满地区的十几个重要兵工厂都集中在哈尔滨平房，成立平房兵工厂。何长工同志任命我为厂长。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到1949年上半年，就基本安排就绪并投入了正常生产。那年5月中旬，贺龙同志到平房21厂视察，由我全程陪同，当他看到我们已经拥有许多从捷克进口的新机床后很高兴，鼓励我们要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中午在职工食堂，我们还招待贺老总吃了一顿饭，我们预先费了好大劲，才准备了两荤(炒肉片、炒鸡蛋)两素(炒白菜和土豆丝)，还有个鸡蛋汤。弄不到大米，只好吃高粱米。不过贺老总还是很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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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对付占绝对优势的美军装甲力量，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高岗亲自给我们东北兵工总局下达命令：“限期3个月内，为志愿军提供有效的反坦克武器!”
我们把任务交给沈阳724厂，我每个星期至少要在厂子蹲点两天。在余侠平厂长的有力领导下，经过徐兰如、谢光选等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终于试制成功135型旋转反坦克火箭弹和241型尾稳反坦克火箭弹，效果很好，狠狠地打击了美军坦克，谢光选先生后来也成为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专家(长征3号总师)。为了供应志愿军在朝鲜爆破和开挖工事的需要，我们还组织工厂紧急生产了1亿支雷管，陈云同志听完我的报告后高兴地说，“很好，军工是过硬的!”
虽然抗美援朝我们胜利了，但客观地讲赢得很艰苦，其主要原因在武器。当时部队枪炮口径有82种，型号规格110种，各种弹药274种产自24个国家。这种“万国”牌的武器给我们部队作战和后勤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统一部队装备就成了军工部门最紧迫的任务。而当时能向我们提供技术帮助的只有苏联，可他们往往把一战时期的武器：如将被志愿军战士称之为“脚蹬”式(枪栓拉不开得用脚蹬才行)1918年水连珠马步枪提供给我们。我们仿制后称为53式马步枪。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并不知道苏军已生产装备性能先进的1945年定型的“斯捷潘诺夫”CKC-45-7.62半自动步枪。1955年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将军在参观苏联著名的图拉兵工厂时才发现了这一情况，赵部长十分激动，马上向苏方交涉，经过艰苦的谈判，苏方才向我们转移了该枪的技术，而我们也在1956年仿制成功。这就是在我军服役几十年的56式半自动步枪。
当然，经过努力，苏方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武器如坦克、重型火炮、飞机、舰艇等等，对构建我们完整的兵器工业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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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毛主席在听取赵尔陆部长关于军工生产汇报时，曾经指出：“机关枪造出来了，但不能造的太多，机关枪造多了，是要亡国的!”当赵部长向我们传达主席这一讲话时，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汇报提纲是我主持制定的)。但经过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尤其是苏联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美国拼军备，最后导致解体的沉痛教训出来之后，我才感觉到主席这一英明决断的深远历史意义。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阅兵，我们国防军工的最新武器都亮相了。100毫米高炮、122毫米榴弹炮、130毫米加农炮、59式坦克、各种轻武器、仿制米格-17和19的战斗机。在检阅台上，赵部长说今天受阅的飞机，除了轰炸机之外，都是国产的，贺龙说：“这下好了，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不向他(赫鲁晓夫)买了。”这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不过我们还没有米格-19这样的喷气式飞机，我还是个没-有超音速歼击机的空军司令员。”
贺老总一听，忙问赵部长是怎么回事。
赵部长说：“今天的米格-19都是献礼产品，要正式批量投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刘亚楼说：“我就是要超音速歼击机!”
赵尔陆说：“关于歼击机，目前只有米格-19，这还是斯大林生前批准的，他逝世以后，我们多次要新的资料，他(指赫鲁晓夫)就是不给……”刘赵二人有些
争执不下，贺龙说：“你(赵尔陆)是造飞机，你(刘亚楼)是用飞机的，是一家人嘛!不要争了……”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导弹武器开始在各种局部冲突和战争中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引起了我国有关领导的注意，不久便成立了新技术司，我任计划司长，开始全面吸收仿制引进导弹。1958年仿制苏制K-5M雷达制导空空导弹(我国命名为“霹雳”1号)。1958年台海空战中，有3枚美制“响尾蛇”导弹残骸未爆，苏联闻讯后前后派两批专家来华索取、最后他们在“响尾蛇”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红外制导的K-13空空导弹，1961年苏方向我们提供米格-21战斗机时，也提供了该型导弹。苏联向我们提供的第一种岸舰导弹，绰号“小火山”，但性能太差，我们没有采用，后来又提供了n-15(冥河)，我们接手后几经改进生产后命名为“上游”1号投入现役，这也是我军第一型岸舰导弹。
地空导弹的引进是按苏联C-75地空导弹开始的，后来就有了“红旗”2号导弹。
在仿制苏式导弹中，我亲身经历印象最深的是国产“红缨”-5单兵肩杠式防空导弹的制造生产。该导弹的原型是苏制“萨姆”-7导弹，最早见于越南战场，后来在中东战争中发挥很大作用。那么该导弹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
1974年4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把3枚完整的“萨姆”-7导弹，作为礼品送给了叶剑英委员长。消息一传开，各军兵种和科研部门纷纷索要，但“僧多粥少”根本分不过来。叶委员长闻知此情委托国家计委(分管国防)的副主任李人俊开会研究如何分配。参加会议的只有4个人，我、李人俊、国防工办副主任和空军的一个负责人。会议开始，空军的人说：“这‘萨姆’-7是空军运回来的，现由空军保存，拟把它作教学用弹。”国防工办副主任说：“这种导弹应该交给空空导弹研究所研究仿制”。我说：“‘萨姆’-7是单兵防空导弹，是陆军使用的武器，我们国防工厂已经开始摸索试制，但苦于没有样品，应该交给有关厂、所研究测绘仿制。”会议上争论得很厉害，各不相让，最后由李人俊同志拍板按我的意见办。“萨姆”-7交给八机部所属的辽宁一个军工厂仿制成功定型交付部队，“红缨”-5的命名也是由我选定的。
总之通过引进仿制加上军工部门的努力，我们的武器制造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还是不能忘记聂帅的话“金钱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要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才行，这也是我一个老兵工从几十年的工作中经历得出的深刻体会。
(题后记)采访结束了，刘老执意要送记者到车站，这时记者才发现刘老的左手竟然是假手!这是1947年在哈尔滨向东北野战军首长做汇报表演时发生意外造成的。那天林彪在现场，六零迫击炮打了几发以后刘老发现弹着点散布太大，所以刘老上前打炮，效果好了一些，可是突然一发炮弹没响，当刘老倒弹时炮弹爆炸了……后来查明之所以发生这些情况，是因为炮弹在贮存中受潮了。
刘老讲得很平静，但记者握着老人家那只冰凉的塑胶假手，久久不愿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