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凡是认识汉字的人无不知晓李白的诗句。一千多年来，李白的诗歌一直是诗家的典范，同时也是众多学者注释、批评、研究的对象。李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中那种一泻千里的气魄和鬼斧神工般的创造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杜甫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个诗人，由于其创造性的作品而在当时的社会引起轰动，并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争雄。李白诗歌中那种激越张扬的浪漫主义创作个性与中国的中庸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他的成长过程与他的同时代人也构成了鲜明反差。品读李白其人其文，我们心底不由生出这样的疑问：到底在这位天才的成长过程背后，是何种思想影响和造就了这样一位天才，并且为他最终成为文学创造巨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有学者把李白定位为三种身份：一是儒生，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二是道士，那是道家思想的外化；三是侠客，那是侠士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如果说道教文化对李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么还有一种思想文化也是贯穿李白一生的，那就是儒家文化。李白身处盛唐时代，当时文人士子普遍意气风发，有着积极入世、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都抱着干一番大事业的政治志向。这在李白身上尤其突出。在李白以后的人生岁月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深深印记，而这种印记对李白的影响与道家文化的影响一样深刻。 一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所接受的思想和意识往往深入人的骨髓，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或为诗为文的过程中自觉与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出生在四川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市青莲镇），青少年时期的李白，是在四川度过的。自古以来，四川道教氛围非常浓厚，距李白住家附近的紫云山、戴天山便是道家栖隐之地，所以，环境对他的道教信仰影响很大，这在很多诗篇中有所体现，如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居》），“十五神仙游，神仙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等等，这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直接反映。然而，当代一些评论家认为李白全部思想是道家思想，这种观点其实是片面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多元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儒、释、道在这时都得到了空前的交流与发展。道教被当时的统治者定为“国教”，在唐朝的皇家与民间大行其道，李白当然不免受道教的影响。但李白不光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也得到儒家文化的丰富营养。李白在他的诗篇中说“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酒中真。”“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三杯通大道，一斗合天然。”……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道家“小国寡民”的封闭思想并没有影响李白， “无为而治”的思想也没有影响李白， “虚室生白”的恬静更是与李白背道而驰，我们很难说李白到底有多少道家思想。 虽然我们现在无从考据李白年少时到底喜欢读什么书，但是从他的性格和他的诗歌风格来看，李白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不仅学习了正统的儒家著作，也学习了诸子百家等各种著述。“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起济世之心”（《新唐书・文艺传》），十五岁以后，已具有四方之志的李白更加刻苦地充实提高自己的学识才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李白在十五岁后的大多数时间隐居在四川江油大匡山的大明寺里读书。这一时期他广泛地涉猎各种学说，习作诗文，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上安州裴长史书》），其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李白早期的创作生涯中，也是继承了儒家的诗学传统而以风雅自任的。如《古风》的第一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观点、志向、方法，皆未超出孔子的学术体系。在创作实践中，他对儒家的三纲五常之道，亦时有涉及。如他在乐府诗中曾作《君道曲》、《东海勇妇》、《上留田》、《箜篌谣》、《双燕离》，分别敦劝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笃于情义，这些作品可以看做李白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的例证。李白早期所受的道教影响和儒家思想的融合是他一生中意识的主流，造成了李白一生中为诗为人上表现出来的狂士风范，在某种程度上的少女情怀及天真的孩子气，形成其神识超迈、天马行空、气势磅礴、想象瑰丽而又清新自然的诗风和错综复杂、矛盾痛苦、甚至有些极端的人物个性。 四川又是一个有着任侠风气的地方，那孕育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和陈子昂的山川，也培养了少年李白磊落的胸襟，慷慨的激情，更激发了他积极有为，建功立业，有所创造的决心。“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李白从小就开始学习剑术，倾心于扶危济困、轻财重义的侠士生活，喜欢结交一些游侠人物，曾师从赵蕤学纵横家术，修炼剑道，多年后他还在诗中描写自己“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江夏寄汉阳辅录事》）的情景，击剑任侠对李白豪迈不羁、昂扬奋发的精神性格和建功报国、功成身退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在四川江油大匡山隐居读书的几年中，李白往来旁郡，先后上龙州，越剑门，登峨眉，游成渝一带，在广泛的游历中，李白了解了社会的风土民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更激发了他“安社稷”、“济苍生”的宏图大志。正是因为李白苦读了儒家经典，为儒家入世的思想所影响，自小就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有很强的功名事业心，在《上李邕》中李白更是言辞激昂：“宣文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饱饮中国文化之醇酒的李白在世人面前流露出了高度的自信心和无比雄壮的气势。这强烈的济世观念，显然是来自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以，李白才会在这种强烈的政治理想之下，走出大山，走出四川，走向京都。同时，也是这种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李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这两者都为李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这两者都源自于儒家思想文化。 二 “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经过十年砥砺,开元十四年（726年），二十五岁的李白为实现四方之志，“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他登历名山大川，交结豪侠的壮游。临离开故乡四川江油之前，李白作《别匡山》一首，“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表示了以“书剑”报国的决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时期的李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有一个理想，这是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求得功名，建功立业。李白刚出四川时，就以大鹏自喻，说自己将“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远征”（《大鹏赋》），真有横空出世之慨。青年李白虽然没有在《大鹏赋》这篇诗文中表达自己经世济民的入世思想，但是已于“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大鹏与“拘挛守常”的小雀的对比之中，显露出入世的雄心与期待。在途中，李白写下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正值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其间李白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南轩松》等，表明自己远大的政治思想，抒发自己要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志向。 李白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也不愿意走科举入仕之路，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一展抱负。他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当时参与唐朝政治活动的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皇亲贵戚、豪门世族，他们乃是当然的要人；第二类是进士出身，这是当时比较平民化的科举制度；第三类就是布衣。所谓布衣是成则卿相，败则草野。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远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条“终南捷径”，那就是战国时代孔子周游列国的方法，一条从布衣入士的仕途捷径。他说：“仲尼七十说，历聘莫见收；鲁连逃千金，圭组岂可酬；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他的从政方式，正是以孔子、鲁仲连为心目中榜样的。何况李白热情浪漫的性格不可能长期隐伏在一个地方，而李白在习惯于游侠生活之后，也只有周游列国的生活方式比较适合他。李白在四川就已经开始漫游各地，出川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南涉莫从，北游失路”，他之所以屡以孔子自比，也正因为孔子是周游列国的。而李白既要收周游列国之效，又要保持布衣的风度，这就统一在“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方式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白不是为做官而做官，他不是追随虚名的人，他要把声势做大，要通过漫游、隐居来树立声望，主要是想借这种手段从政，而从政的目的则是为国为民出点力，出力的原因是想借机施展自己的才能。在当时的社会，不通过做官想为民为国出力是很难的，只有做官一条路，才能救国救民。
李白在游历和求仙访道的途中，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扬州曾“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一生写下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劳、不恋爵禄的豪侠。如《侠客行》赞美侯嬴、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关于历史人物，在李白的诗文中出现最多的、最为李白钦佩的有两类，一类是经世济民、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如谢安、管仲、诸葛亮等；一类是文风清丽的诗人，如屈原、陶潜、谢月兆等，除此而外就要数到孔子了。李白之所以以孔子为友，全然源于孔子和他相同的志向、相同的不幸。每当失意时，想起这位异代同路人会为其带来几丝慰藉。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大，李白身处唐代文化繁荣时期，思及文化问题时每每又以孔子为师、为圣，“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则；子贱，大贤也，宰单父人到于今而思之。”（《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对于孔子文治天下的思想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开创作用，李白同其他人一样予以肯定，亦肯定了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原则和儒学人物的风范。李白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在道友吴筠的推荐下，被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在这时，他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著名诗句。初到长安，李白就以出色的才情被贺知章惊叹为“谪仙人”，在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下，李白终于受到了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诉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玄宗曾一度器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玄宗的疏远，权臣宦官的谗毁，再加上诗人恃才傲物的个性，使李白非常苦闷和失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感到“入世”理想破灭，于天宝三年愤然离开长安。儒家入世与道家隐世、痛苦和渴望、抑郁和高傲、怨愤和自负，种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交织成强大的内心风暴，融会成不可阻遏的感情激浪，喷涌而出，席卷而来，李白在此后写出了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行路难》、《古风》（其二十四、四十六、五十三）、《梁甫吟》等著名诗篇。 三 综观李白的一生，因为受到多重性格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他总是在道家出世与儒家入世的边缘徘徊，弄得自己在诗歌之外痛苦不堪。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情绪上的起落必然在诗歌中得到具体的反映。如我们来看他的名篇《将进酒》，起首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气势是何等磅礴，但是李白马上就联想自己的人生际遇而感叹“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又有自怨自艾的味道了。既然这样，“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及时行乐理应是顺理成章了？然而，接下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把自己又从消极的人生边缘拉起，恢复了李白式的自信与慷慨，这种情绪上的极端化和大起大落在李白的诗歌中时有体现。再比如他的《行路难》中，写心绪的茫然，写行路的艰难，写归隐的情结，无不显示李白的消极、迷惘的思想动态，但是，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又让我们看到李白心中不灭的火种。正是这种矛盾的极端化的思想情绪，让李白的诗歌气势凌厉，悲中见豪，令人心醉神迷，又感到振奋，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而达到随其性情喜怒而变幻莫测，这显然是仅仅凭才情写诗的诗人无法企及的艺术效果。 李白自青年时就具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与抱负，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然而治世安邦终其一生一无所获，暮年回顾，百感交集，李白于当涂（今安徽省马鞍山市）临终前写下一诗“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诀。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表达了他穿越历史的寂寞、遗憾和悲凉。恰恰是李白这种政治生活上的无限追求与渴望，政治上的失败与得不到满足就显得特别突出。李白的政治生活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政治悲剧，也是他一生的悲剧。但是，正如同几乎所有的政治悲剧者一样，李白将满腔的失落发泄到自己所擅长的文学诗歌上，才导致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试想，李白若没有遭受仕途的挫折，整日案牍劳神，酒色劳身，我们今天还能读到那些不朽的诗句吗？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儒家文化的熏陶，才使得李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政治理想，促使他走出深山，走向全国，并且，由于这种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使得他在政治上与自己所信仰的道家、纵横家等等之间有了差距与对立，进而导致他在政治上的必然失败。而他政治上的失败，才使得文学上的天才可以尽情地发挥出来，成就了“诗仙”李白和他不朽的诗篇。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树凯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凡是认识汉字的人无不知晓李白的诗句。一千多年来，李白的诗歌一直是诗家的典范，同时也是众多学者注释、批评、研究的对象。李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中那种一泻千里的气魄和鬼斧神工般的创造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杜甫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个诗人，由于其创造性的作品而在当时的社会引起轰动，并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争雄。李白诗歌中那种激越张扬的浪漫主义创作个性与中国的中庸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他的成长过程与他的同时代人也构成了鲜明反差。品读李白其人其文，我们心底不由生出这样的疑问：到底在这位天才的成长过程背后，是何种思想影响和造就了这样一位天才，并且为他最终成为文学创造巨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有学者把李白定位为三种身份：一是儒生，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二是道士，那是道家思想的外化；三是侠客，那是侠士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如果说道教文化对李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么还有一种思想文化也是贯穿李白一生的，那就是儒家文化。李白身处盛唐时代，当时文人士子普遍意气风发，有着积极入世、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都抱着干一番大事业的政治志向。这在李白身上尤其突出。在李白以后的人生岁月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深深印记，而这种印记对李白的影响与道家文化的影响一样深刻。 一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所接受的思想和意识往往深入人的骨髓，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或为诗为文的过程中自觉与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出生在四川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市青莲镇），青少年时期的李白，是在四川度过的。自古以来，四川道教氛围非常浓厚，距李白住家附近的紫云山、戴天山便是道家栖隐之地，所以，环境对他的道教信仰影响很大，这在很多诗篇中有所体现，如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居》），“十五神仙游，神仙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等等，这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直接反映。然而，当代一些评论家认为李白全部思想是道家思想，这种观点其实是片面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多元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儒、释、道在这时都得到了空前的交流与发展。道教被当时的统治者定为“国教”，在唐朝的皇家与民间大行其道，李白当然不免受道教的影响。但李白不光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也得到儒家文化的丰富营养。李白在他的诗篇中说“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酒中真。”“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三杯通大道，一斗合天然。”……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道家“小国寡民”的封闭思想并没有影响李白， “无为而治”的思想也没有影响李白， “虚室生白”的恬静更是与李白背道而驰，我们很难说李白到底有多少道家思想。 虽然我们现在无从考据李白年少时到底喜欢读什么书，但是从他的性格和他的诗歌风格来看，李白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不仅学习了正统的儒家著作，也学习了诸子百家等各种著述。“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起济世之心”（《新唐书・文艺传》），十五岁以后，已具有四方之志的李白更加刻苦地充实提高自己的学识才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李白在十五岁后的大多数时间隐居在四川江油大匡山的大明寺里读书。这一时期他广泛地涉猎各种学说，习作诗文，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上安州裴长史书》），其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李白早期的创作生涯中，也是继承了儒家的诗学传统而以风雅自任的。如《古风》的第一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观点、志向、方法，皆未超出孔子的学术体系。在创作实践中，他对儒家的三纲五常之道，亦时有涉及。如他在乐府诗中曾作《君道曲》、《东海勇妇》、《上留田》、《箜篌谣》、《双燕离》，分别敦劝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笃于情义，这些作品可以看做李白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的例证。李白早期所受的道教影响和儒家思想的融合是他一生中意识的主流，造成了李白一生中为诗为人上表现出来的狂士风范，在某种程度上的少女情怀及天真的孩子气，形成其神识超迈、天马行空、气势磅礴、想象瑰丽而又清新自然的诗风和错综复杂、矛盾痛苦、甚至有些极端的人物个性。 四川又是一个有着任侠风气的地方，那孕育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和陈子昂的山川，也培养了少年李白磊落的胸襟，慷慨的激情，更激发了他积极有为，建功立业，有所创造的决心。“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李白从小就开始学习剑术，倾心于扶危济困、轻财重义的侠士生活，喜欢结交一些游侠人物，曾师从赵蕤学纵横家术，修炼剑道，多年后他还在诗中描写自己“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江夏寄汉阳辅录事》）的情景，击剑任侠对李白豪迈不羁、昂扬奋发的精神性格和建功报国、功成身退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在四川江油大匡山隐居读书的几年中，李白往来旁郡，先后上龙州，越剑门，登峨眉，游成渝一带，在广泛的游历中，李白了解了社会的风土民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更激发了他“安社稷”、“济苍生”的宏图大志。正是因为李白苦读了儒家经典，为儒家入世的思想所影响，自小就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有很强的功名事业心，在《上李邕》中李白更是言辞激昂：“宣文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饱饮中国文化之醇酒的李白在世人面前流露出了高度的自信心和无比雄壮的气势。这强烈的济世观念，显然是来自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以，李白才会在这种强烈的政治理想之下，走出大山，走出四川，走向京都。同时，也是这种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李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这两者都为李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这两者都源自于儒家思想文化。 二 “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经过十年砥砺,开元十四年（726年），二十五岁的李白为实现四方之志，“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他登历名山大川，交结豪侠的壮游。临离开故乡四川江油之前，李白作《别匡山》一首，“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表示了以“书剑”报国的决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时期的李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有一个理想，这是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求得功名，建功立业。李白刚出四川时，就以大鹏自喻，说自己将“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远征”（《大鹏赋》），真有横空出世之慨。青年李白虽然没有在《大鹏赋》这篇诗文中表达自己经世济民的入世思想，但是已于“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大鹏与“拘挛守常”的小雀的对比之中，显露出入世的雄心与期待。在途中，李白写下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正值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其间李白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南轩松》等，表明自己远大的政治思想，抒发自己要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志向。 李白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也不愿意走科举入仕之路，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一展抱负。他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当时参与唐朝政治活动的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皇亲贵戚、豪门世族，他们乃是当然的要人；第二类是进士出身，这是当时比较平民化的科举制度；第三类就是布衣。所谓布衣是成则卿相，败则草野。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远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条“终南捷径”，那就是战国时代孔子周游列国的方法，一条从布衣入士的仕途捷径。他说：“仲尼七十说，历聘莫见收；鲁连逃千金，圭组岂可酬；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他的从政方式，正是以孔子、鲁仲连为心目中榜样的。何况李白热情浪漫的性格不可能长期隐伏在一个地方，而李白在习惯于游侠生活之后，也只有周游列国的生活方式比较适合他。李白在四川就已经开始漫游各地，出川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南涉莫从，北游失路”，他之所以屡以孔子自比，也正因为孔子是周游列国的。而李白既要收周游列国之效，又要保持布衣的风度，这就统一在“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方式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白不是为做官而做官，他不是追随虚名的人，他要把声势做大，要通过漫游、隐居来树立声望，主要是想借这种手段从政，而从政的目的则是为国为民出点力，出力的原因是想借机施展自己的才能。在当时的社会，不通过做官想为民为国出力是很难的，只有做官一条路，才能救国救民。
李白在游历和求仙访道的途中，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扬州曾“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一生写下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劳、不恋爵禄的豪侠。如《侠客行》赞美侯嬴、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关于历史人物，在李白的诗文中出现最多的、最为李白钦佩的有两类，一类是经世济民、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如谢安、管仲、诸葛亮等；一类是文风清丽的诗人，如屈原、陶潜、谢月兆等，除此而外就要数到孔子了。李白之所以以孔子为友，全然源于孔子和他相同的志向、相同的不幸。每当失意时，想起这位异代同路人会为其带来几丝慰藉。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大，李白身处唐代文化繁荣时期，思及文化问题时每每又以孔子为师、为圣，“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则；子贱，大贤也，宰单父人到于今而思之。”（《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对于孔子文治天下的思想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开创作用，李白同其他人一样予以肯定，亦肯定了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原则和儒学人物的风范。李白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在道友吴筠的推荐下，被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在这时，他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著名诗句。初到长安，李白就以出色的才情被贺知章惊叹为“谪仙人”，在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下，李白终于受到了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诉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玄宗曾一度器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玄宗的疏远，权臣宦官的谗毁，再加上诗人恃才傲物的个性，使李白非常苦闷和失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感到“入世”理想破灭，于天宝三年愤然离开长安。儒家入世与道家隐世、痛苦和渴望、抑郁和高傲、怨愤和自负，种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交织成强大的内心风暴，融会成不可阻遏的感情激浪，喷涌而出，席卷而来，李白在此后写出了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行路难》、《古风》（其二十四、四十六、五十三）、《梁甫吟》等著名诗篇。 三 综观李白的一生，因为受到多重性格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他总是在道家出世与儒家入世的边缘徘徊，弄得自己在诗歌之外痛苦不堪。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情绪上的起落必然在诗歌中得到具体的反映。如我们来看他的名篇《将进酒》，起首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气势是何等磅礴，但是李白马上就联想自己的人生际遇而感叹“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又有自怨自艾的味道了。既然这样，“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及时行乐理应是顺理成章了？然而，接下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把自己又从消极的人生边缘拉起，恢复了李白式的自信与慷慨，这种情绪上的极端化和大起大落在李白的诗歌中时有体现。再比如他的《行路难》中，写心绪的茫然，写行路的艰难，写归隐的情结，无不显示李白的消极、迷惘的思想动态，但是，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又让我们看到李白心中不灭的火种。正是这种矛盾的极端化的思想情绪，让李白的诗歌气势凌厉，悲中见豪，令人心醉神迷，又感到振奋，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而达到随其性情喜怒而变幻莫测，这显然是仅仅凭才情写诗的诗人无法企及的艺术效果。 李白自青年时就具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与抱负，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然而治世安邦终其一生一无所获，暮年回顾，百感交集，李白于当涂（今安徽省马鞍山市）临终前写下一诗“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诀。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表达了他穿越历史的寂寞、遗憾和悲凉。恰恰是李白这种政治生活上的无限追求与渴望，政治上的失败与得不到满足就显得特别突出。李白的政治生活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政治悲剧，也是他一生的悲剧。但是，正如同几乎所有的政治悲剧者一样，李白将满腔的失落发泄到自己所擅长的文学诗歌上，才导致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试想，李白若没有遭受仕途的挫折，整日案牍劳神，酒色劳身，我们今天还能读到那些不朽的诗句吗？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儒家文化的熏陶，才使得李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政治理想，促使他走出深山，走向全国，并且，由于这种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使得他在政治上与自己所信仰的道家、纵横家等等之间有了差距与对立，进而导致他在政治上的必然失败。而他政治上的失败，才使得文学上的天才可以尽情地发挥出来，成就了“诗仙”李白和他不朽的诗篇。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