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4日，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文提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微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的确，中国的青年学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一向有关注时局、同情民间疾苦、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并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在古代同样也有学生爱国运动。
东汉冀州刺史朱穆在冀州整顿吏治、大力反贪，可惜打虎不死反被虎咬。153年，朱穆被押往京城，其后汉桓帝判决朱穆终身流放蛮荒服苦役。刘陶作为当时太学的学生领袖，率领几千太学生示威游行。他们从学校出发，一路高喊口号，分发传单，要求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汉桓帝龙颜大怒，准备铁血镇压这次学生运动。令汉桓帝头大的是，支持太学生行动的官员居然越来越多，也和太学生一起同仇敌忾呼喊口号。刘陶提出要代替朱穆服苦役，与此同时，几千名太学生和部分士大夫开始静坐绝食。汉桓帝屈服了，他不敢再让朱穆服苦役了，一道圣旨让朱穆提前退休回家养老，这一次学生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6年之后，即159年，又一次学潮爆发，刘陶已经太学毕业，经皇帝洗脑之后成为一名副厅级干部。这一次的学生领袖是张凤，他意气风发，他和当年的刘陶一样“粪土当年万户侯”，特别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次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是当时朝中著名将领皇甫规被几个宦官索贿，皇甫将军不答应，竟被小人陷害入狱。和上次学潮一样，也有300多名士大夫混杂在几千学生当中，最终结果是皇甫将军提前退休。两次学生运动都离不开朝中士大夫的支持，其实是这些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的对抗，汉桓帝搞了一个平衡术，两边都不得罪。后来宦官集团大力反扑，平衡被打破，东汉帝国进入党锢白色恐怖时期，直至灭亡。
北宋末年，时局变化多端，女真崛起建立金国，灭辽后虎视眈眈，准备南下侵略宋朝，徽宗即刻传位钦宗。据《宋史·陈东传》记载：太学生陈东鉴于时事危机，为重振朝纲，联合其他爱国太学生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童贯等“六贼”在徽宗时期为非作歹，引起朝野爱国人士的极大不满，陈东领导的正义行动，很快就得到广大爱国官员、将领的一致拥护，广大百姓也衷心拥护，在朝野中声势巨大。宋钦宗为振兴国势，同时也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加强自己的统治，先后将此“六贼”解决。
其后金军继续南侵，朝廷出现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与“浪子宰相”李邦彦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派系之争。主和派李邦彦占了上风，宋钦宗要解除李纲的职务，准备向金国妥协投降。陈东义愤填膺，带领几百名太学生，涌到皇宫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复用李纲，惩办李邦彦。东京城的军民们也群起响应，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忙派人出来传旨：“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职。待金人退后，令复职。”大家哪里肯听，一怒之下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把鼓面都打破了，抗议呼声震天动地。李邦彦退朝出宫，迎接他的是飞沙走石加臭鸡蛋和烂菜叶，只得狼狈地龟缩回宫。开封知府赶来威胁大家：“威胁天子可是大逆不道！”众学生高声回答：“我们一腔忠义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接着就要揪住知府，知府落荒而逃。朝廷见事态严重，不得已恢复李纲等人的职务。这一次学生运动不仅直接达到了所要求的结果，后来还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并正名，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可惜，后来是靖康之耻，二帝被掳，宋高宗偏安江南一隅，又罢免了主战的李纲，重用黄潜善等奸臣。陈东上书请求宋高宗罢奸臣，复良相，北伐亲征，迎二帝还朝。宋高宗最怕陈东为复用李纲再次激起民变，动摇成立不久的南宋小朝廷，就和黄潜善等人密谋，杀害了陈东。
明朝的府学、县学都建有明伦堂，其实就是生员学子们聚会、讨论的空间。在很多地方，学子们通过这样的聚会、公评、甚至组织行动，参与地方事务，成为监督和制约官府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松江府华亭县学生范昶被退休官僚董其昌逼死。松江府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金山卫学等五校学生联合起来，发起讨伐董其昌的檄文，引起社会共鸣，一度流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半月后，五所官学的学生鸣冤于松江府，次日引起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人数不下百万。后来，学生和群众一道拆毁了董其昌的房子，并放火焚烧，事态不断扩大，惊动了朝廷。也许是因为董其昌实在做得过火，这事后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有人向上面举报苏州府吴县县令任惟初不恤民情，将不按时交税的老百姓拉到县衙打板子，打死了好几个人。消息传出后，又有人证实任惟初中饱私囊。于是民情汹汹，江南一带的学子们愤慨不已。此时正值顺治驾崩，二月初四这天，各地生员学子纷纷来到文庙聚集，旋即来到府衙，击鼓鸣钟，要求驱赶任惟初，随同而来的学生多达千余人。这一次学生运动，结局最为悲惨，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江南学子不满其统治的赤裸裸挑战，结果凡参与击鼓聚众、请愿示威活动的100多人均被处死。著名才子金圣叹也在这次运动中被作为幕后主犯腰斩。这场运动之后，清朝又刮起一阵又一阵的文字狱，生员学子反地方官的行为很难再有，再也没有在公共空间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最后导致谣言在整个清朝满天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终走上灭亡的不归之路。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6期
长按二维码，关注文史天地
↓↓↓点下面“阅读原文”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1920年5月4日，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文提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微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的确，中国的青年学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一向有关注时局、同情民间疾苦、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并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在古代同样也有学生爱国运动。
东汉冀州刺史朱穆在冀州整顿吏治、大力反贪，可惜打虎不死反被虎咬。153年，朱穆被押往京城，其后汉桓帝判决朱穆终身流放蛮荒服苦役。刘陶作为当时太学的学生领袖，率领几千太学生示威游行。他们从学校出发，一路高喊口号，分发传单，要求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汉桓帝龙颜大怒，准备铁血镇压这次学生运动。令汉桓帝头大的是，支持太学生行动的官员居然越来越多，也和太学生一起同仇敌忾呼喊口号。刘陶提出要代替朱穆服苦役，与此同时，几千名太学生和部分士大夫开始静坐绝食。汉桓帝屈服了，他不敢再让朱穆服苦役了，一道圣旨让朱穆提前退休回家养老，这一次学生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6年之后，即159年，又一次学潮爆发，刘陶已经太学毕业，经皇帝洗脑之后成为一名副厅级干部。这一次的学生领袖是张凤，他意气风发，他和当年的刘陶一样“粪土当年万户侯”，特别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次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是当时朝中著名将领皇甫规被几个宦官索贿，皇甫将军不答应，竟被小人陷害入狱。和上次学潮一样，也有300多名士大夫混杂在几千学生当中，最终结果是皇甫将军提前退休。两次学生运动都离不开朝中士大夫的支持，其实是这些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的对抗，汉桓帝搞了一个平衡术，两边都不得罪。后来宦官集团大力反扑，平衡被打破，东汉帝国进入党锢白色恐怖时期，直至灭亡。
北宋末年，时局变化多端，女真崛起建立金国，灭辽后虎视眈眈，准备南下侵略宋朝，徽宗即刻传位钦宗。据《宋史·陈东传》记载：太学生陈东鉴于时事危机，为重振朝纲，联合其他爱国太学生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童贯等“六贼”在徽宗时期为非作歹，引起朝野爱国人士的极大不满，陈东领导的正义行动，很快就得到广大爱国官员、将领的一致拥护，广大百姓也衷心拥护，在朝野中声势巨大。宋钦宗为振兴国势，同时也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加强自己的统治，先后将此“六贼”解决。
其后金军继续南侵，朝廷出现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与“浪子宰相”李邦彦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派系之争。主和派李邦彦占了上风，宋钦宗要解除李纲的职务，准备向金国妥协投降。陈东义愤填膺，带领几百名太学生，涌到皇宫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复用李纲，惩办李邦彦。东京城的军民们也群起响应，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忙派人出来传旨：“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职。待金人退后，令复职。”大家哪里肯听，一怒之下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把鼓面都打破了，抗议呼声震天动地。李邦彦退朝出宫，迎接他的是飞沙走石加臭鸡蛋和烂菜叶，只得狼狈地龟缩回宫。开封知府赶来威胁大家：“威胁天子可是大逆不道！”众学生高声回答：“我们一腔忠义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接着就要揪住知府，知府落荒而逃。朝廷见事态严重，不得已恢复李纲等人的职务。这一次学生运动不仅直接达到了所要求的结果，后来还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并正名，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可惜，后来是靖康之耻，二帝被掳，宋高宗偏安江南一隅，又罢免了主战的李纲，重用黄潜善等奸臣。陈东上书请求宋高宗罢奸臣，复良相，北伐亲征，迎二帝还朝。宋高宗最怕陈东为复用李纲再次激起民变，动摇成立不久的南宋小朝廷，就和黄潜善等人密谋，杀害了陈东。
明朝的府学、县学都建有明伦堂，其实就是生员学子们聚会、讨论的空间。在很多地方，学子们通过这样的聚会、公评、甚至组织行动，参与地方事务，成为监督和制约官府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松江府华亭县学生范昶被退休官僚董其昌逼死。松江府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金山卫学等五校学生联合起来，发起讨伐董其昌的檄文，引起社会共鸣，一度流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半月后，五所官学的学生鸣冤于松江府，次日引起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人数不下百万。后来，学生和群众一道拆毁了董其昌的房子，并放火焚烧，事态不断扩大，惊动了朝廷。也许是因为董其昌实在做得过火，这事后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有人向上面举报苏州府吴县县令任惟初不恤民情，将不按时交税的老百姓拉到县衙打板子，打死了好几个人。消息传出后，又有人证实任惟初中饱私囊。于是民情汹汹，江南一带的学子们愤慨不已。此时正值顺治驾崩，二月初四这天，各地生员学子纷纷来到文庙聚集，旋即来到府衙，击鼓鸣钟，要求驱赶任惟初，随同而来的学生多达千余人。这一次学生运动，结局最为悲惨，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江南学子不满其统治的赤裸裸挑战，结果凡参与击鼓聚众、请愿示威活动的100多人均被处死。著名才子金圣叹也在这次运动中被作为幕后主犯腰斩。这场运动之后，清朝又刮起一阵又一阵的文字狱，生员学子反地方官的行为很难再有，再也没有在公共空间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最后导致谣言在整个清朝满天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终走上灭亡的不归之路。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6期
长按二维码，关注文史天地
↓↓↓点下面“阅读原文”获取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