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之子：1972年在江西与邓小平一起过年
元旦南昌探亲
1972年元旦前夕，我和妹妹大蓉、二蓉从江西省临川县到南昌市去看望邓小平伯伯。我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苍茫的赣江上有一层薄雾，不见船影，远处的山峦灰蒙蒙的，江边的草木一片凋零，在瑟瑟的寒风中颤抖。我们来到赣江边的省委招待所，这是指定的见面地点。
听说邓伯伯和家人来到江西后，住在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幢小楼里，楼里没有暖气、热水，想洗澡的时候，老人家必须在楼下把洗澡水烧好，一桶一桶提到楼上的卫生间去，很不方便，况且老人在冬天洗澡很容易患感冒。这个问题拖了很久，原江西省委老干部黄知真得知此事，才作了安排，让邓伯伯一家人每个周末到省委招待所洗个热水澡，我来到招待所时，邓小平伯伯一家恰好在这里洗澡。
在招待所的二楼客厅，我们先见到卓琳阿姨和邓林、毛毛，她们刚洗完澡，正在梳头。邓伯伯让她们先洗，自己后洗。见到卓琳阿姨，我和妹妹心潮难平，热泪盈眶。卓琳阿姨和我母亲肖里在延安时期就是好友，往来很多。邓伯伯洗完澡出来，见到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可能是因为刚洗完澡，他的脸红彤彤的，神采奕奕。他讲四川话，我们也讲四川话，因为我们从小在成都长大，一口乡音。看望邓伯伯，一直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家和邓伯伯家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的。我们先报告了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俊秀，他抗日战争时期曾和我父亲李井泉同在晋绥军区工作，通过刘叔叔和邓伯伯家联系，我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邓伯伯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我告诉他，我和妹妹1969年来到江西，落户在父亲的老家临川县唱凯公社务农，完全靠挣工分养活自己。说到这里，我和妹妹拿出从家乡带来的两条鱼，这是乡亲帮忙从我们水塘里捕捞的，还有一些攒下来的鸡蛋。我告诉邓伯伯，这些都是劳动成果，请一定收下，让全家人尝尝。见时候不早了，我们准备告辞，邓伯伯一听，马上说：“今天不要走了，到我们家去住几天。”
在邓伯伯家过年？省革委可能不同意，我也怕给邓伯伯一家带来麻烦。“怕啥子，你们都是些小娃娃，明天就要过年了，咋个能走嘛？”邓伯伯说。卓琳阿姨也说：“你们大老远的赶来，话还没说完呢，跟我们回家去，一块儿过个年。别担心，我去给他们说一下，家里能住下。”
1967年，在江西的艰难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儿叫眠眠，邓小平做了外公。沉静的表情中，露出难得的欣慰。
邓小平的厨艺
就这样，我们坐着车，来到南昌市郊区的步兵学校。邓伯伯住的小楼，就在校园里的一个小坡上，四周都是空地，种着庄稼，还有一些树木。院子的围墙很高，两扇大门紧闭。小楼红砖灰瓦，外观陈旧。院里有一株桂花树，还有一些常绿植物。楼房的底层有一个较大的过厅，当中放着一个乒乓球桌，邓伯伯的小儿子飞飞最喜欢在这里打乒乓球，底层还有管理人员的住房，几间客房，一间很小的用餐房间、厨房。在小楼后面有一座平房，是堆放柴火和煤块的地方。邓伯伯的子女没来江西前，劈柴和砸碎煤块的体力活儿，都是邓伯伯自己干。
客厅的右边有上楼的楼梯，邓伯伯住在二楼靠前的套房，外间是起居室，里间是卧室。起居室里有一个长藤椅，还有若干椅子，平时一家人喜欢坐在这里聊天，做一些手工活儿，比如织毛衣、缝缝补补。邓伯伯的儿女也住在楼上，我们去的时候，朴方在北京住院治病，楠楠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邓林、毛毛、飞飞。楼上还有一间房子，放了很多书。毛毛对我说：“这可是咱家的宝库，足够我们看了。”
邓伯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看书，还要看报纸，卓琳阿姨说，他读了《二十四史》，正在读《资治通鉴》。通常，邓伯伯在晚饭前后听家人聊天，他不爱说话，只是听别人讲。
我和妹妹刚刚在小楼里安顿下来，毛毛就来打招呼。卓琳阿姨问我们住下来没有，被子暖不暖，有没有热水瓶，我们说一切都很好，比我们乡下的家好多了。邓伯伯说：“你们三个孩子在招待所的时候，好多话没有说，现在回家了，给我们摆一下。”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来：“我今天给你们做饭吃。”正如毛毛在她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写到：“父母尽可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邓伯伯会炒菜。而且炒的菜那么香，那么好吃。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吃饭，因为邓伯伯坚持要多做几个菜给我们吃。那天他蒸了一盆孩子们爱吃的糯米饭，是用小脸盆蒸的，分量很多，邓伯伯说：“你们尽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吃嘛。”邓伯伯知道我们爱吃四川菜，还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锅肉，说是四川人要吃回锅肉才算打牙祭。在饭桌上，邓林姐姐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非常幽默，特别是她学的四川腔，声调悠长，很有味道。邓伯伯一家人的欢笑，好像一阵春风，吹散了笼罩在我们心中的悲楚，他们的乐观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这顿饭，让我们深深感到回家的温暖。
每逢佳节倍思亲。邓伯伯一家最思念的亲人，莫过于朴方。提到他，大家又开始担心和挂念。卓琳阿姨说，朴方在北京医院治腿，看样子是没法再走路了。我们告诉邓伯伯和卓琳阿姨，朴方哥哥1965年到四川农村参加社教运动时，住在峨眉山附近的乡下。母亲听说后，担心他冬天受冻，特意买了一床棉絮给他送去，父亲视察三线建设到峨眉山时，几次把朴方接到招待所吃饭。邓伯伯曾说过：“朴方大有我风”，朴方聪明好学，为人厚道，磊落大方。在朴方身上，邓伯伯和卓琳阿姨寄托了多少希望啊。
后来，邓伯伯还向我打听了一些江西农村的情况。刚好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我便把文章的主要内容讲给邓伯伯听。这份报告主要以唱凯公社为调查对象，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农村阶层的变化，农村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民生活存在的困难。邓伯伯认为，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很重要，农村要进步，还是要靠提高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他还说，农村的基础教育很重要，首先要从娃娃抓起。
我们在邓伯伯家住了五天，该回去了。离别的时候，我们真舍不得走。卓琳阿姨拉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嘱说：“你们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累坏了。”她还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我们的眼圈都红了，自从和父母别离后，好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听到过这样亲切的话语。我们多想有个家，一个温情的家，是邓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我们最孤单、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家庭般的温暖和安慰，令我们终身难忘。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同邓伯伯在江西的见面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历史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在我们心中，它永远是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邓小平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同1975年整顿时比较，思想有哪些发展？毛是否活着，在不在台上，是不是一个因素？
程中原：傅高义教授的问题很有启发。国外学者考虑问题的角度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段历史。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复出。1977年和1975年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975年的时候，邓小平搞整顿，从总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到一项一项整顿，都要遵照毛的指示来办，得到毛的批准、同意来做。他纠正“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试验，还不能放开手脚，突破毛晚年的错误理论与实践。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同当时的斗争形势也有关，他认识到不能再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干事，不能再在毛的光环笼罩下干事，需要而且可能突破这个外壳，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而“两个凡是”恰恰为这样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邓小平非常高明。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实事求是”来摆脱、冲破“两个凡是”。
傅高义：邓在1975年用“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依我理解，邓是想让毛知道他不希望对毛进行挑战和突破，然后再做自己要做的事。通过“安定团结”，来打击“四人帮”，强调组织性和集中性。再利用“把生产搞上去”的口号来发展国民经济。
程中原：1977年后，邓对毛思想的态度是很了不起的。他能突破僵化的、保守的一套，又能继承毛的高明之处，用它维护国家稳定，指导改革开放。
傅高义：老百姓很相信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他们不能马上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邓真的成了赫鲁晓夫，民心可能会动摇。所以邓的策略是根据当时的时机决定的。
程中原：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邓小平是真心实意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傅高义：我听说抓了“四人帮”后，是叶剑英提出让邓小平出来的。
程中原：我听吴德谈过，大致是这样的。抓“四人帮”时，邓小平住在西山军委疗养地，叶剑英住在玉泉山中央机关疗养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和吴德一起去看邓小平，告知他“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听后很高兴，说：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李先念和吴德接着说：不，你还要出来工作，至少恢复到原来的职务！
傅高义：抓了“四人帮”之后，邓只想到“安度晚年”么？
程中原：据吴德讲，他的第一反应是如此。1977年7月邓复出工作，说愿当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
傅高义：我的理解是，邓小平做教育、科研的“后勤部长”，是不想吓唬华国锋，他可以先干小再干大。您认为邓为何选择当“后勤部长”的角色呢？
程中原：1975年整顿时，开始进展很顺利。后来问题首先就出在教育上。邓自尊心自信心很强，我栽在这个地方，就要在这个地方站起来，证明原来就没有错。这种情绪和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您说的减少华国锋的疑虑，也有道理。因为教育和科研的政治权力小。但应该看到，教育、科研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抓住教育、科技，是有战略眼光的。
傅高义：邓选择做教育科研工作，按上面我们的讨论，我想可以归纳为几个原因。一是想证明他没错；二是不想让华国锋怀疑；三是考虑全国形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最需要知识分子。这是形势的需要。
李井泉之子：1972年在江西与邓小平一起过年
元旦南昌探亲
1972年元旦前夕，我和妹妹大蓉、二蓉从江西省临川县到南昌市去看望邓小平伯伯。我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苍茫的赣江上有一层薄雾，不见船影，远处的山峦灰蒙蒙的，江边的草木一片凋零，在瑟瑟的寒风中颤抖。我们来到赣江边的省委招待所，这是指定的见面地点。
听说邓伯伯和家人来到江西后，住在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幢小楼里，楼里没有暖气、热水，想洗澡的时候，老人家必须在楼下把洗澡水烧好，一桶一桶提到楼上的卫生间去，很不方便，况且老人在冬天洗澡很容易患感冒。这个问题拖了很久，原江西省委老干部黄知真得知此事，才作了安排，让邓伯伯一家人每个周末到省委招待所洗个热水澡，我来到招待所时，邓小平伯伯一家恰好在这里洗澡。
在招待所的二楼客厅，我们先见到卓琳阿姨和邓林、毛毛，她们刚洗完澡，正在梳头。邓伯伯让她们先洗，自己后洗。见到卓琳阿姨，我和妹妹心潮难平，热泪盈眶。卓琳阿姨和我母亲肖里在延安时期就是好友，往来很多。邓伯伯洗完澡出来，见到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可能是因为刚洗完澡，他的脸红彤彤的，神采奕奕。他讲四川话，我们也讲四川话，因为我们从小在成都长大，一口乡音。看望邓伯伯，一直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家和邓伯伯家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的。我们先报告了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俊秀，他抗日战争时期曾和我父亲李井泉同在晋绥军区工作，通过刘叔叔和邓伯伯家联系，我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邓伯伯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我告诉他，我和妹妹1969年来到江西，落户在父亲的老家临川县唱凯公社务农，完全靠挣工分养活自己。说到这里，我和妹妹拿出从家乡带来的两条鱼，这是乡亲帮忙从我们水塘里捕捞的，还有一些攒下来的鸡蛋。我告诉邓伯伯，这些都是劳动成果，请一定收下，让全家人尝尝。见时候不早了，我们准备告辞，邓伯伯一听，马上说：“今天不要走了，到我们家去住几天。”
在邓伯伯家过年？省革委可能不同意，我也怕给邓伯伯一家带来麻烦。“怕啥子，你们都是些小娃娃，明天就要过年了，咋个能走嘛？”邓伯伯说。卓琳阿姨也说：“你们大老远的赶来，话还没说完呢，跟我们回家去，一块儿过个年。别担心，我去给他们说一下，家里能住下。”
1967年，在江西的艰难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儿叫眠眠，邓小平做了外公。沉静的表情中，露出难得的欣慰。
邓小平的厨艺
就这样，我们坐着车，来到南昌市郊区的步兵学校。邓伯伯住的小楼，就在校园里的一个小坡上，四周都是空地，种着庄稼，还有一些树木。院子的围墙很高，两扇大门紧闭。小楼红砖灰瓦，外观陈旧。院里有一株桂花树，还有一些常绿植物。楼房的底层有一个较大的过厅，当中放着一个乒乓球桌，邓伯伯的小儿子飞飞最喜欢在这里打乒乓球，底层还有管理人员的住房，几间客房，一间很小的用餐房间、厨房。在小楼后面有一座平房，是堆放柴火和煤块的地方。邓伯伯的子女没来江西前，劈柴和砸碎煤块的体力活儿，都是邓伯伯自己干。
客厅的右边有上楼的楼梯，邓伯伯住在二楼靠前的套房，外间是起居室，里间是卧室。起居室里有一个长藤椅，还有若干椅子，平时一家人喜欢坐在这里聊天，做一些手工活儿，比如织毛衣、缝缝补补。邓伯伯的儿女也住在楼上，我们去的时候，朴方在北京住院治病，楠楠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邓林、毛毛、飞飞。楼上还有一间房子，放了很多书。毛毛对我说：“这可是咱家的宝库，足够我们看了。”
邓伯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看书，还要看报纸，卓琳阿姨说，他读了《二十四史》，正在读《资治通鉴》。通常，邓伯伯在晚饭前后听家人聊天，他不爱说话，只是听别人讲。
我和妹妹刚刚在小楼里安顿下来，毛毛就来打招呼。卓琳阿姨问我们住下来没有，被子暖不暖，有没有热水瓶，我们说一切都很好，比我们乡下的家好多了。邓伯伯说：“你们三个孩子在招待所的时候，好多话没有说，现在回家了，给我们摆一下。”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来：“我今天给你们做饭吃。”正如毛毛在她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写到：“父母尽可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邓伯伯会炒菜。而且炒的菜那么香，那么好吃。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吃饭，因为邓伯伯坚持要多做几个菜给我们吃。那天他蒸了一盆孩子们爱吃的糯米饭，是用小脸盆蒸的，分量很多，邓伯伯说：“你们尽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吃嘛。”邓伯伯知道我们爱吃四川菜，还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锅肉，说是四川人要吃回锅肉才算打牙祭。在饭桌上，邓林姐姐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非常幽默，特别是她学的四川腔，声调悠长，很有味道。邓伯伯一家人的欢笑，好像一阵春风，吹散了笼罩在我们心中的悲楚，他们的乐观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这顿饭，让我们深深感到回家的温暖。
每逢佳节倍思亲。邓伯伯一家最思念的亲人，莫过于朴方。提到他，大家又开始担心和挂念。卓琳阿姨说，朴方在北京医院治腿，看样子是没法再走路了。我们告诉邓伯伯和卓琳阿姨，朴方哥哥1965年到四川农村参加社教运动时，住在峨眉山附近的乡下。母亲听说后，担心他冬天受冻，特意买了一床棉絮给他送去，父亲视察三线建设到峨眉山时，几次把朴方接到招待所吃饭。邓伯伯曾说过：“朴方大有我风”，朴方聪明好学，为人厚道，磊落大方。在朴方身上，邓伯伯和卓琳阿姨寄托了多少希望啊。
后来，邓伯伯还向我打听了一些江西农村的情况。刚好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我便把文章的主要内容讲给邓伯伯听。这份报告主要以唱凯公社为调查对象，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农村阶层的变化，农村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民生活存在的困难。邓伯伯认为，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很重要，农村要进步，还是要靠提高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他还说，农村的基础教育很重要，首先要从娃娃抓起。
我们在邓伯伯家住了五天，该回去了。离别的时候，我们真舍不得走。卓琳阿姨拉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嘱说：“你们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累坏了。”她还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我们的眼圈都红了，自从和父母别离后，好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听到过这样亲切的话语。我们多想有个家，一个温情的家，是邓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我们最孤单、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家庭般的温暖和安慰，令我们终身难忘。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同邓伯伯在江西的见面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历史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在我们心中，它永远是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邓小平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同1975年整顿时比较，思想有哪些发展？毛是否活着，在不在台上，是不是一个因素？
程中原：傅高义教授的问题很有启发。国外学者考虑问题的角度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段历史。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复出。1977年和1975年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975年的时候，邓小平搞整顿，从总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到一项一项整顿，都要遵照毛的指示来办，得到毛的批准、同意来做。他纠正“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试验，还不能放开手脚，突破毛晚年的错误理论与实践。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同当时的斗争形势也有关，他认识到不能再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干事，不能再在毛的光环笼罩下干事，需要而且可能突破这个外壳，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而“两个凡是”恰恰为这样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邓小平非常高明。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实事求是”来摆脱、冲破“两个凡是”。
傅高义：邓在1975年用“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依我理解，邓是想让毛知道他不希望对毛进行挑战和突破，然后再做自己要做的事。通过“安定团结”，来打击“四人帮”，强调组织性和集中性。再利用“把生产搞上去”的口号来发展国民经济。
程中原：1977年后，邓对毛思想的态度是很了不起的。他能突破僵化的、保守的一套，又能继承毛的高明之处，用它维护国家稳定，指导改革开放。
傅高义：老百姓很相信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他们不能马上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邓真的成了赫鲁晓夫，民心可能会动摇。所以邓的策略是根据当时的时机决定的。
程中原：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邓小平是真心实意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傅高义：我听说抓了“四人帮”后，是叶剑英提出让邓小平出来的。
程中原：我听吴德谈过，大致是这样的。抓“四人帮”时，邓小平住在西山军委疗养地，叶剑英住在玉泉山中央机关疗养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和吴德一起去看邓小平，告知他“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听后很高兴，说：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李先念和吴德接着说：不，你还要出来工作，至少恢复到原来的职务！
傅高义：抓了“四人帮”之后，邓只想到“安度晚年”么？
程中原：据吴德讲，他的第一反应是如此。1977年7月邓复出工作，说愿当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
傅高义：我的理解是，邓小平做教育、科研的“后勤部长”，是不想吓唬华国锋，他可以先干小再干大。您认为邓为何选择当“后勤部长”的角色呢？
程中原：1975年整顿时，开始进展很顺利。后来问题首先就出在教育上。邓自尊心自信心很强，我栽在这个地方，就要在这个地方站起来，证明原来就没有错。这种情绪和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您说的减少华国锋的疑虑，也有道理。因为教育和科研的政治权力小。但应该看到，教育、科研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抓住教育、科技，是有战略眼光的。
傅高义：邓选择做教育科研工作，按上面我们的讨论，我想可以归纳为几个原因。一是想证明他没错；二是不想让华国锋怀疑；三是考虑全国形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最需要知识分子。这是形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