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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作者：李思蒙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2014年第12期
摘要：西汉初年盛行黄老思想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需要大一统思想来巩固统治。董仲舒作为西汉的经学大师提出了“天人合一”、“大一统”等政治思想，为西汉确立了官方意识形态，确立了西汉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地位。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合一；三纲五常
一 西汉初年的历史背景
西汉初年，由于刚刚经历了秦末的战乱，社会秩序很不稳定，统治者采用了“黄老思想”来治理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经济水平，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但与此同时，地方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使中央政府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确定国家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成为了后继君主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黄老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维护庞大帝国的统治，国家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上层建筑理论体系作为统治的依据，于是武帝下令群臣选贤举能，景帝时的博士董仲舒上书“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博得武帝的赏识。
二 董仲舒与《春秋》经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董仲舒曾是汉景帝时的博士，学识渊博。《史记·儒林列传》也记载：“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2]在当时董仲舒是闻名于世的经学大师，他大力推崇儒家经典，认为“《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3]并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也正是因为董仲舒的建议，使得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奉《六经》经典。由此《六经》成为了统治者制定国家政策法规的主要依据，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六经之中，董仲舒对《春秋》经最为精通，把《春秋》看作是孔子“应天作新王之事”、“探正天端”、“以俟后圣”的改制之作。他用微言大义的方法来解读《春秋》经，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时采用“笔”、“削”两种写作手法，表现了孔子对于某一事件或人物不同的态度，如“楚庄王杀夏徵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5]他认为《春秋》经中记载的事情有些已经很遥远了，对于这些事情中体现的道理要让它清清楚楚，如“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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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作者：李思蒙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2014年第12期
摘要：西汉初年盛行黄老思想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需要大一统思想来巩固统治。董仲舒作为西汉的经学大师提出了“天人合一”、“大一统”等政治思想，为西汉确立了官方意识形态，确立了西汉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地位。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合一；三纲五常
一 西汉初年的历史背景
西汉初年，由于刚刚经历了秦末的战乱，社会秩序很不稳定，统治者采用了“黄老思想”来治理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经济水平，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但与此同时，地方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使中央政府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确定国家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成为了后继君主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黄老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维护庞大帝国的统治，国家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上层建筑理论体系作为统治的依据，于是武帝下令群臣选贤举能，景帝时的博士董仲舒上书“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博得武帝的赏识。
二 董仲舒与《春秋》经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董仲舒曾是汉景帝时的博士，学识渊博。《史记·儒林列传》也记载：“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2]在当时董仲舒是闻名于世的经学大师，他大力推崇儒家经典，认为“《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3]并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也正是因为董仲舒的建议，使得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奉《六经》经典。由此《六经》成为了统治者制定国家政策法规的主要依据，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六经之中，董仲舒对《春秋》经最为精通，把《春秋》看作是孔子“应天作新王之事”、“探正天端”、“以俟后圣”的改制之作。他用微言大义的方法来解读《春秋》经，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时采用“笔”、“削”两种写作手法，表现了孔子对于某一事件或人物不同的态度，如“楚庄王杀夏徵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5]他认为《春秋》经中记载的事情有些已经很遥远了，对于这些事情中体现的道理要让它清清楚楚，如“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