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北京大雾霾之后一个晴朗的中午，我们和Open Page的团队一起午餐并讨论这一期杂志的编辑和主题，当洪晃提出让我和Cedric各自写一篇关于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到我们相识的那一刻时的文章时，我们是不确定和犹豫的。我快速想了一下，童年的记忆似乎都还在，但仔细地想捋清它们的线索时，好像又很难抓住它…… 大概是看出了我们的犹疑，洪晃说我们可以不用写流水账，而是选择记忆里最鲜明的场景，用图文把它们表现出来，一个个地串起来，就可以了。 童年时印象很深的场景，似乎都和吃的有关。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资贫匮，小孩子们可以享受的零食也不丰足。我和当时大院里一个很要好的小闺密，特别喜欢上幼儿园，因为看到幼儿园里全托（就是在园里过夜）的小朋友可以在晚餐后享有一杯牛奶和三片饼干，数次一起撺掇双方家长出差下工地，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晚上别的孩子们陆续回家之后享受自由的玩乐时间和美味的饼干了，其实就是特别普通的方饼干，与现在孩子们各种奶油曲奇巧克力什么的不能比。 那时我们住的是北京建院的宿舍楼，俗称“筒子楼”，就是一家一户只有一个房间，水房和厕所都是每层共用的，狭窄的走廊里每家门口放着煤气炉和煤气罐，那就是厨房了。每到下班做饭时间，各家各户蒸炒烹饪，烟雾腾腾且香味扑鼻，是整个楼层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而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回来时，通常走廊里是黑且安静的。有一次我下学回家一进我们楼层的走廊，就闻到一股香甜焦煳的味道，越往家里的方向走越浓，等拐进呈L形走廊的尽头，发现是对门邻居家的小儿子，正一个人在灶台前忙活。他当时也就六七岁吧，自己开了煤气炉，正在往烙饼的平锅里倒果酱，他用小木铲慢慢把果酱摊平，等略微烙干时再翻过来，最后就做成一张像果丹皮一样的果酱饼。我看着他得意而满足地在我的注视下把油淋淋黏糊糊冒着热气的果酱饼拎着送到嘴里，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 再大一些时上小学了，我们就近入学的学校学生，几乎被我们建筑设计院的孩子和二炮大院部队的孩子各占了一半。那时候先进好学生的标志是加入红小兵，而加入红小兵的标准之一就是要做好人好事，天知道当时有多少“路边捡了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千篇一律的交差，所以班里的同学们开始把做好事发展到了打扫教室和学校，每一天大家都比着谁最先到学校，才能抢到班里的大扫帚，到晚了，就不能得到小红旗，就不能成为标兵了。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成为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学生，几乎是唯一能够傲骄的资本。因此，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没能在第一个到校的竞争中夺得头筹的情况下，我在某个夜里痛下决心，清晨不到六点就顶着刺骨的冷风出门了。那时孩子们都是自己步行上学，还好因为一路路过的都是军区大院，有站岗的士兵给我壮胆，所以冬日黑沉静寂的街道才没有特别让我害怕。但拐过街角向北进入普通居民区的一小截路，北风呼号路灯昏黄，我已经开始有些不安，咬着牙让自己尽量隐形一样地飞快飘进寂静漆黑的校园，再一路摸黑从教学楼的旁梯往二楼教室走，就在我觉得快到教室要松口气的时候，在楼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一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伴之而来的是我和另一个惊恐声音的尖叫！那一瞬间真是魂飞魄散！等定下神来借着开始微亮的天色仔细一看，原来是班里另一个女生，比我到得还早，因为听到我的脚步声害怕，缩在楼梯拐角，结果是真的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当然那天我们俩如愿成为标兵，被吓得半死也感觉值了。 大约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没去上学，爸爸也请了假在家陪我。本来我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享受不用去学校的快乐，吃爸爸给我蒸的美味鸡蛋羹，爸爸在旁边桌子上画图。这个安逸的时刻太美好，我的脑瓜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开了个窍，忽然就想到了死亡，想到这样美好的生活不是永远的，而有一天，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自己，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永远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而其他的人因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会继续他们的生活，窗外依然会阳光灿烂、车水马龙，而我们自己，却不再属于这里了……那一瞬间醍醐灌顶，我悲从中来，忽然就开始号啕大哭，边哭边说：“我不要死，我不要你们死，我要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稀记得爸爸过来安慰我，和我说道理，用黄道婆一个很普通的农妇因发明了纺纱织布而被后人世世代代传颂为例子，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时能够做一些为他人而值得纪念的事情，他就不会在去世后完全被这个世界遗忘。再比如爸爸妈妈，因为是建筑师，所以设计建造了很多建筑物，有一些，在他们身后，就像纪念碑，提醒着人们他们曾经的存在。这些道理并没有完全消除我对死亡这个没有余地的结局的抵触，但至少让我感到一点点欣慰，觉得如果长大以后能够从事一个下记忆的工作，那么不能永生这件事，就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了。 之后的初中和高中，我都是在北京八中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有独立的操场和泳池，大门口对面有庭院深锁石狮把门的高大四合院。这期间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考恢复了，因此功课和考分开始重要了。我们幸运的是有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让我至今都对文学充满热爱。还有一位很棒的数学老师，幽默而严厉，让我的学习有趣而通透，所以在初中毕业时得以以高分考入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中学的北京八中高中理科尖子班。 就在这一切看起来要顺着好学生好大学如父母一样一路走下去的道路上，也许日后被我们称之为命运或缘分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悄悄地开始改变我的生活轨迹。不知是因为童年那场病中对死亡的思考太彻底，因而很深地留在了潜意识里，还是因为同班的学霸们用力过猛的学习劲头从反方向警醒了我，又或者真是命运之手从中拨拉了一下，想把我往日后的生活道路上略微推一推，反正，我忽然就在做高分好学生的路上掉了链！我忽然就不再想日夜寒窗苦读，更加迷恋本来就热爱的文学和电影，想放弃理科去考文科的艺术院校。 说到这里，不得不叙一叙家谱。我的外公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两所名校，读的教育学双学位，是著名的“上中”（上海中学）的创始人。现在还有他的雕像立在校园里。我的祖父早年留学东瀛，编注了多本中英日辞典，同时是一名体育健将，曾在20世纪20年代就带领过一支业余足球队征战日本，打败日本冠军队。后来又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子速滑世界冠军。国家授予祖父“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的称号和奖章。之后父母那一辈，爸爸妈妈一个在北国一个在南方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先生。爸爸不仅是建筑系学生会主席，还是清华交响乐团的指挥和田径队队长，是名副其实的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到了我们这一辈，弟弟也很争气地学了建筑，开了公司，并在十年前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巴黎-达喀尔越野车赛的中国车手，完成艰巨的地狱般的赛事，将五星红旗插在达喀尔玫瑰海滩上。 说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16岁之前也一直是所有学科全优的好学生，却突然在高考前最紧张的两三年里，开始拧巴和叛逆，心里的压力和痛苦是巨大的。当年高考我们班就我一个人没有考进清华北大科技大等好大学，顶着妈妈极大的失望和眼泪，我非要第二年考艺校。那时的我，内心是不服的，一直觉得一定有不止一种的更为激情、更为浪漫的生活方式。只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并说服老师和家长的。我没有办法告诉大人们曾经在一个朋友家看到当时轰动全世界的摇滚明星援助非洲饥荒的音乐会录像，虽然画面和音色都不好，但那些我尚不知姓名的摇滚歌星不羁而洒脱的感觉，那些音乐骤起让人热血沸腾的节奏，唤醒了本来就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激情。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的数理题和周围认真刻苦学习的同学们，我感到的是生错地方、年代的格格不入和违和感……老天助我，后来居然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也没有任何后门和关系的情况下真的考入了中戏，师从梁伯龙老师，与吴秀波、王志飞、傅彪和张秋芳等同学在一个班学习。可是后来很快发现，其实自己并不适合娱乐这一行，于是一年后决定退学出国。 如果我想感谢命运，留学法国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应该算是我的一个大幸运吧！因为这里自由浪漫的环境和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闲散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太适合我了！ 我在Sorbonne大学学习公众传媒，没有念完学位就跑去给一个意大利摄影师当助手拍时装秀，从米兰、伦敦到纽约再到巴塞罗那，跑遍世界各大时尚都市；给电视台报道中国的纪录片当翻译，与大鼻子情圣德帕迪厄和张曼玉拍电影，在赢得过好几座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法国电影制片公司做助理……我如同终于摆脱羁绊的困兽，尽情地享受自由的奔跑。我试着尝试所有想尝试做的事情，而当时的法国男友觉得这太正常了！ 唯一的愧疚，是对父母的交代，我一直觉得他们在等着我收回心好好地读书。但我的想法是：如果一个人在他一直向前努力的道路上，有时发现一些岔道和小路，那里有缤纷的花，有小溪和湖水，他很想离开大路去看一看、耍一耍，但因为告诫自己不要偏离主路而要向着目标继续努力向前，结果一路走到尽头，发现到达的地方和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而这个旅程是没有回头路的，那时候他的心里，该有多深的悔恨和遗憾啊！因为这样的想法，我一路看到有意思的人和地方就想去探索、去认识……我知道有比我更刻苦积极的人生，而我的Hedonist的想法和做法，也只能是适用于自己而不应影响他人的。与同龄人相比，我在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晚了一步，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但其实，难道不是殊途同归吗？我试着把我的后悔和遗憾减少到最小，把每一天都当作快要结束的时刻生活。 也许就是因为30岁之前我任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因为带着一些荒废学业的愧疚，在29岁那年，我终于决定重返学校，为自己，也为父母，好好上一回学！ 那一年暑假，在巴黎与张曼玉一起拍电影，因为年龄很近（我们生日只差一个月），在化妆间自然地聊起了未来的生活。我们一起安慰自己，还不到三十呢，也许再过几年遇到合适的人，也还可以要宝宝的……就在那之后不到一个月，我就在开学当天在巴黎艺术学院门口的马路上，遇到了戴着眼睛还是一脸青春痘的Cedric。他说他一直是个很shy的人，从未主动与女生打招呼，不知为何那一天，他看到我，想都没想就过来问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如果我没有选择在将近30岁时重返校园，如果他选择跟随父母去纽约而不是独自一人留在巴黎，我们彼此的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啊！ 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十年，我们依然每一天都感谢上天让我们彼此相遇！希望女儿们也能够有一天遇到对的人，拥有各自精彩、自由快乐的生活。 不是一切都完美，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也一起熬过很多不易的时候，但是在一起， 就是最开心的！
去年12月北京大雾霾之后一个晴朗的中午，我们和Open Page的团队一起午餐并讨论这一期杂志的编辑和主题，当洪晃提出让我和Cedric各自写一篇关于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到我们相识的那一刻时的文章时，我们是不确定和犹豫的。我快速想了一下，童年的记忆似乎都还在，但仔细地想捋清它们的线索时，好像又很难抓住它…… 大概是看出了我们的犹疑，洪晃说我们可以不用写流水账，而是选择记忆里最鲜明的场景，用图文把它们表现出来，一个个地串起来，就可以了。 童年时印象很深的场景，似乎都和吃的有关。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资贫匮，小孩子们可以享受的零食也不丰足。我和当时大院里一个很要好的小闺密，特别喜欢上幼儿园，因为看到幼儿园里全托（就是在园里过夜）的小朋友可以在晚餐后享有一杯牛奶和三片饼干，数次一起撺掇双方家长出差下工地，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晚上别的孩子们陆续回家之后享受自由的玩乐时间和美味的饼干了，其实就是特别普通的方饼干，与现在孩子们各种奶油曲奇巧克力什么的不能比。 那时我们住的是北京建院的宿舍楼，俗称“筒子楼”，就是一家一户只有一个房间，水房和厕所都是每层共用的，狭窄的走廊里每家门口放着煤气炉和煤气罐，那就是厨房了。每到下班做饭时间，各家各户蒸炒烹饪，烟雾腾腾且香味扑鼻，是整个楼层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而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回来时，通常走廊里是黑且安静的。有一次我下学回家一进我们楼层的走廊，就闻到一股香甜焦煳的味道，越往家里的方向走越浓，等拐进呈L形走廊的尽头，发现是对门邻居家的小儿子，正一个人在灶台前忙活。他当时也就六七岁吧，自己开了煤气炉，正在往烙饼的平锅里倒果酱，他用小木铲慢慢把果酱摊平，等略微烙干时再翻过来，最后就做成一张像果丹皮一样的果酱饼。我看着他得意而满足地在我的注视下把油淋淋黏糊糊冒着热气的果酱饼拎着送到嘴里，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 再大一些时上小学了，我们就近入学的学校学生，几乎被我们建筑设计院的孩子和二炮大院部队的孩子各占了一半。那时候先进好学生的标志是加入红小兵，而加入红小兵的标准之一就是要做好人好事，天知道当时有多少“路边捡了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千篇一律的交差，所以班里的同学们开始把做好事发展到了打扫教室和学校，每一天大家都比着谁最先到学校，才能抢到班里的大扫帚，到晚了，就不能得到小红旗，就不能成为标兵了。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成为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学生，几乎是唯一能够傲骄的资本。因此，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没能在第一个到校的竞争中夺得头筹的情况下，我在某个夜里痛下决心，清晨不到六点就顶着刺骨的冷风出门了。那时孩子们都是自己步行上学，还好因为一路路过的都是军区大院，有站岗的士兵给我壮胆，所以冬日黑沉静寂的街道才没有特别让我害怕。但拐过街角向北进入普通居民区的一小截路，北风呼号路灯昏黄，我已经开始有些不安，咬着牙让自己尽量隐形一样地飞快飘进寂静漆黑的校园，再一路摸黑从教学楼的旁梯往二楼教室走，就在我觉得快到教室要松口气的时候，在楼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一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伴之而来的是我和另一个惊恐声音的尖叫！那一瞬间真是魂飞魄散！等定下神来借着开始微亮的天色仔细一看，原来是班里另一个女生，比我到得还早，因为听到我的脚步声害怕，缩在楼梯拐角，结果是真的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当然那天我们俩如愿成为标兵，被吓得半死也感觉值了。 大约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没去上学，爸爸也请了假在家陪我。本来我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享受不用去学校的快乐，吃爸爸给我蒸的美味鸡蛋羹，爸爸在旁边桌子上画图。这个安逸的时刻太美好，我的脑瓜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开了个窍，忽然就想到了死亡，想到这样美好的生活不是永远的，而有一天，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自己，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永远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而其他的人因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会继续他们的生活，窗外依然会阳光灿烂、车水马龙，而我们自己，却不再属于这里了……那一瞬间醍醐灌顶，我悲从中来，忽然就开始号啕大哭，边哭边说：“我不要死，我不要你们死，我要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稀记得爸爸过来安慰我，和我说道理，用黄道婆一个很普通的农妇因发明了纺纱织布而被后人世世代代传颂为例子，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时能够做一些为他人而值得纪念的事情，他就不会在去世后完全被这个世界遗忘。再比如爸爸妈妈，因为是建筑师，所以设计建造了很多建筑物，有一些，在他们身后，就像纪念碑，提醒着人们他们曾经的存在。这些道理并没有完全消除我对死亡这个没有余地的结局的抵触，但至少让我感到一点点欣慰，觉得如果长大以后能够从事一个下记忆的工作，那么不能永生这件事，就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了。 之后的初中和高中，我都是在北京八中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有独立的操场和泳池，大门口对面有庭院深锁石狮把门的高大四合院。这期间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考恢复了，因此功课和考分开始重要了。我们幸运的是有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让我至今都对文学充满热爱。还有一位很棒的数学老师，幽默而严厉，让我的学习有趣而通透，所以在初中毕业时得以以高分考入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中学的北京八中高中理科尖子班。 就在这一切看起来要顺着好学生好大学如父母一样一路走下去的道路上，也许日后被我们称之为命运或缘分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悄悄地开始改变我的生活轨迹。不知是因为童年那场病中对死亡的思考太彻底，因而很深地留在了潜意识里，还是因为同班的学霸们用力过猛的学习劲头从反方向警醒了我，又或者真是命运之手从中拨拉了一下，想把我往日后的生活道路上略微推一推，反正，我忽然就在做高分好学生的路上掉了链！我忽然就不再想日夜寒窗苦读，更加迷恋本来就热爱的文学和电影，想放弃理科去考文科的艺术院校。 说到这里，不得不叙一叙家谱。我的外公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两所名校，读的教育学双学位，是著名的“上中”（上海中学）的创始人。现在还有他的雕像立在校园里。我的祖父早年留学东瀛，编注了多本中英日辞典，同时是一名体育健将，曾在20世纪20年代就带领过一支业余足球队征战日本，打败日本冠军队。后来又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子速滑世界冠军。国家授予祖父“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的称号和奖章。之后父母那一辈，爸爸妈妈一个在北国一个在南方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先生。爸爸不仅是建筑系学生会主席，还是清华交响乐团的指挥和田径队队长，是名副其实的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到了我们这一辈，弟弟也很争气地学了建筑，开了公司，并在十年前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巴黎-达喀尔越野车赛的中国车手，完成艰巨的地狱般的赛事，将五星红旗插在达喀尔玫瑰海滩上。 说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16岁之前也一直是所有学科全优的好学生，却突然在高考前最紧张的两三年里，开始拧巴和叛逆，心里的压力和痛苦是巨大的。当年高考我们班就我一个人没有考进清华北大科技大等好大学，顶着妈妈极大的失望和眼泪，我非要第二年考艺校。那时的我，内心是不服的，一直觉得一定有不止一种的更为激情、更为浪漫的生活方式。只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并说服老师和家长的。我没有办法告诉大人们曾经在一个朋友家看到当时轰动全世界的摇滚明星援助非洲饥荒的音乐会录像，虽然画面和音色都不好，但那些我尚不知姓名的摇滚歌星不羁而洒脱的感觉，那些音乐骤起让人热血沸腾的节奏，唤醒了本来就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激情。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的数理题和周围认真刻苦学习的同学们，我感到的是生错地方、年代的格格不入和违和感……老天助我，后来居然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也没有任何后门和关系的情况下真的考入了中戏，师从梁伯龙老师，与吴秀波、王志飞、傅彪和张秋芳等同学在一个班学习。可是后来很快发现，其实自己并不适合娱乐这一行，于是一年后决定退学出国。 如果我想感谢命运，留学法国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应该算是我的一个大幸运吧！因为这里自由浪漫的环境和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闲散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太适合我了！ 我在Sorbonne大学学习公众传媒，没有念完学位就跑去给一个意大利摄影师当助手拍时装秀，从米兰、伦敦到纽约再到巴塞罗那，跑遍世界各大时尚都市；给电视台报道中国的纪录片当翻译，与大鼻子情圣德帕迪厄和张曼玉拍电影，在赢得过好几座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法国电影制片公司做助理……我如同终于摆脱羁绊的困兽，尽情地享受自由的奔跑。我试着尝试所有想尝试做的事情，而当时的法国男友觉得这太正常了！ 唯一的愧疚，是对父母的交代，我一直觉得他们在等着我收回心好好地读书。但我的想法是：如果一个人在他一直向前努力的道路上，有时发现一些岔道和小路，那里有缤纷的花，有小溪和湖水，他很想离开大路去看一看、耍一耍，但因为告诫自己不要偏离主路而要向着目标继续努力向前，结果一路走到尽头，发现到达的地方和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而这个旅程是没有回头路的，那时候他的心里，该有多深的悔恨和遗憾啊！因为这样的想法，我一路看到有意思的人和地方就想去探索、去认识……我知道有比我更刻苦积极的人生，而我的Hedonist的想法和做法，也只能是适用于自己而不应影响他人的。与同龄人相比，我在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晚了一步，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但其实，难道不是殊途同归吗？我试着把我的后悔和遗憾减少到最小，把每一天都当作快要结束的时刻生活。 也许就是因为30岁之前我任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因为带着一些荒废学业的愧疚，在29岁那年，我终于决定重返学校，为自己，也为父母，好好上一回学！ 那一年暑假，在巴黎与张曼玉一起拍电影，因为年龄很近（我们生日只差一个月），在化妆间自然地聊起了未来的生活。我们一起安慰自己，还不到三十呢，也许再过几年遇到合适的人，也还可以要宝宝的……就在那之后不到一个月，我就在开学当天在巴黎艺术学院门口的马路上，遇到了戴着眼睛还是一脸青春痘的Cedric。他说他一直是个很shy的人，从未主动与女生打招呼，不知为何那一天，他看到我，想都没想就过来问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如果我没有选择在将近30岁时重返校园，如果他选择跟随父母去纽约而不是独自一人留在巴黎，我们彼此的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啊！ 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十年，我们依然每一天都感谢上天让我们彼此相遇！希望女儿们也能够有一天遇到对的人，拥有各自精彩、自由快乐的生活。 不是一切都完美，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也一起熬过很多不易的时候，但是在一起， 就是最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