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意义
工作似乎被认为是一种不愿意做的事情，如在狩猎原始部落中，狩猎作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却不被认为是工作的范畴。研究希腊社会的作家伊迪丝·汉密尔顿在谈到希腊人的生活哲学时指出：“希腊人会将休闲时间用来思考和解惑。对于希腊人来说，将求知和休闲结合在一起是不可避免的。”但希腊人并没有赋予工作高尚的地位，甚至连个专门的动词都没有。在《圣经》中，工作更是成为所谓的对人类的惩罚——“你必汗流满面”。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工作逐渐变成以时间衡量的，包含了长期雇佣关系和收入的综合性概念。雇主分级排版、提供固定的薪水并承诺持续就业机会。我们不仅要“滴下额头的汗水”，还要在一种对雇主最有利的组织化、体系化流程里劳动。从此，“劳作”变为“工作”，并被雇主掌控。于是，我们所熟知的工作，逐渐成形了。和某个阶段从早到晚的密集型劳动不同，人们现在可以在一个班次结束的时候休息一下。第二天，他们可以轮到下一个班次。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生产会刺激需求，需求也会刺激生产，这种情况下，工作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19世纪，大工业在英国得以广泛开展，独立的工匠和商人在工业领域几乎消失殆尽。这个时代的工厂主残酷压榨工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工作条件和薪资状况存在着普遍的恶化状况，因而工会运动逐步兴起。19世纪英国城市工人阶层最贫困的莫过于女性缝纫工，其中有人为了生存下去，会不时地靠出卖肉体来换取食物。对于很多伦敦的穷人而言，他们看不到救赎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未来。在对利润疯狂的追逐下，工人被剥削的程度已经降到了人性的底线之下。
随着工业革命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泰勒制成为科学管理的典范。科学管理彻底改变了制造业的职场风貌。以前，工人需要对全部二十九个零件的安装都很熟悉，但现在每名工人只参与装配线上的一两个步骤。如今，工人们很快就能学会这些简单的工作，并能高效准时地完成。这些工作技术含量越来越低，完成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在整个工业界，科学管理被奉为圣旨。科学管理带走了工作伦理，并将之转化为工厂车间里的“格里高利圣歌”。工业化的重复性在“有意地使人性退化”中，“扭曲了工作伦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人性在追求高效率的过程中消失殆尽。
但对于二战的犯人来说，工作却被当成救命稻草。工作是纳粹的中心观念，给犯人工作就是给他们希望。工作可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长期以来被世俗化了的新教工作伦理，被引用、改造后成为纳粹理性主义的政纲。达豪市的一座集中营，铁门上刻着纳粹的标语：“工作使人自由”。其实这种说法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是一种嘲讽”，而是纳粹自我标榜的救赎之路。它宣称，在人的精神层面，
工作的确可以让人自由；甚至在现实层面，工作偶尔也会让你逃离人犯的身份。这句标语最想传达的是新教工作伦理承诺的个人精神自由。
在现代社会，工作如此无休无止，工作确实严重侵蚀了一般美国人的休闲时间。从工业革命之初，大洋两岸的工会就不断地在为缩短工时而斗争，这种对抗持续了近百年。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我们反对强迫劳动，我们渴望像莫尔的理想社会一样，日常的劳动和工作不应该主宰人们的生活。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一书里，没有阶级社会，也没有怠惰的人，所有人轮流去做不同的工作，每个人每天花六小时完成自己的任务，剩下的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我们都无法摆脱某种心里枷锁，它暗示我们只有努力地长时间工作才能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我们变成了工作的奴隶。我们为自己戴上心理的锁链，用手铐和脚镣将自己困住。卡夫卡在《审判》里曾经写道；“囚禁永远比自由更安全。”但是高强度的工作让我们决心开始动摇。我们的自由开始以能否随意选择或者放弃一份工作来界定了。
圣·保罗曾说：“不工作的人就不该吃饭。”如此看来，工作或者失业之间我们 根本没得选——你必须工作。人们之所以愿意妥协，是因为工作对他们而言很重要。工作不仅提供了收入，还提供了生命的意义。每个人都想成功，我们努力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曾经我们因为同样的原因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当我们从事一项技艺时，它本身就可以让我们觉得自豪。一位土著女性爱丽丝·凯利说：“所有的土著居民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你也有这样的天赋。”在人类不同的历史阶段曾经发展出各种惊人的技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在诺福克开采石矿的时候，开采和挖掘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水平。但在非技能化的工作场所，就像泰勒所说的，行业中的特殊技能和知识都是没必要的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作的乐趣。所以我们继续长时间工作，只是为了追求某种无法实现的目标。然后，慢慢地、莫名其妙地，我们觉得窒息。
伟大的工作不在于办公司设计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也不在于办公室色调的搭配；不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种种细节；也不在于领导力的强弱——至少不在于自上而下的领导风格；更不在于技术的新旧。真正决定它是否伟大的关键，要看它能否点亮人性的光辉，使人们实现自己。有的工作令人的灵魂暗淡无光，不过是人类灵魂的一闪。如果工作无法加强人性的光辉，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应该被我们义务反顾地舍弃。我们应该找回生命中的灵光，并将其用在工作上。工作已经变成独眼怪兽，侵入到我们的梦境之中，但我们可以学着去爱上它。巴菲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商业体系自会完成该做的事。所以，它会投资于那些好好做事的公司。他也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人生的乐趣就在于赚钱，然后合理地把钱花出去，这会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
自从2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利用工具改善自己的生活以来，我们在那条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不管是《圣经》的上帝造人说，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每一次创造的出现，都有工作参与其中。上帝也可以是休息的，但人类似乎已经放弃了休息的时间。我们社会总是奖励勤奋的人，而且还会继续这么做下去；但努力工作已无法为员工和雇主带来满足感。最重要的是，工作要有价值，本身就应该具有意义。不值得做的工作应尽早抛弃。
我们人为地将工作与休闲分开太久了。工作和休闲本是同根相连的，不可能完全分开。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减轻工作的负担，也会带来艺术和娱乐的新机会。只要雇主和员工能抛弃那种把他们困在旧体系的、根深蒂固的工作心态。在未来的新型工作方式里，工作和休闲依然可以再次融合在一起。在世俗化新教工作伦理的影响下，在社会和家庭的耳濡目染下，我们的工作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在我们的观念中，工作的重要性应该被稀释一下。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工作和休闲应该结合在一起，以一种更平衡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的争论并不集中在工作的必要性上，而更多地聚焦于对个体工作的质量的要求。如果说现代组织需要什么作为驱动力的话，就应该是这种目的性——一个让所有参与成员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共同目标。斯科特在《提升企业人力效能》一书中揭开了十九世纪血汗工厂的面纱。书中谈到了对企业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他认为工作本身就应该让人觉得重要而且有价值。他指出个人应该热爱工作，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他还指出，雇主也有义务提供富有意义的工作内容。
已经有很多新的想法启发着我们对人和工作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工作不应该和意义、目的分隔开。强制劳动和失业现象依然存在，同样，工业活动和各种非法的歧视也还存在。但工作本身，不应该只被当做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获得自我发展的方式。如果工作就是谋生，那人们就是为了工作而活。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工作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是人生的一种激励。自然并未赐予人类生命和快乐所需的一切，要想得到这些，我们就必须工作。合理的劳动必须以满足这些要求为目标，否则，那些劳动就是荒谬、愚蠢、罪恶、弱智和浪费生命的。我们社会不可能回到伊甸园时代。但工作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工作的意义
工作似乎被认为是一种不愿意做的事情，如在狩猎原始部落中，狩猎作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却不被认为是工作的范畴。研究希腊社会的作家伊迪丝·汉密尔顿在谈到希腊人的生活哲学时指出：“希腊人会将休闲时间用来思考和解惑。对于希腊人来说，将求知和休闲结合在一起是不可避免的。”但希腊人并没有赋予工作高尚的地位，甚至连个专门的动词都没有。在《圣经》中，工作更是成为所谓的对人类的惩罚——“你必汗流满面”。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工作逐渐变成以时间衡量的，包含了长期雇佣关系和收入的综合性概念。雇主分级排版、提供固定的薪水并承诺持续就业机会。我们不仅要“滴下额头的汗水”，还要在一种对雇主最有利的组织化、体系化流程里劳动。从此，“劳作”变为“工作”，并被雇主掌控。于是，我们所熟知的工作，逐渐成形了。和某个阶段从早到晚的密集型劳动不同，人们现在可以在一个班次结束的时候休息一下。第二天，他们可以轮到下一个班次。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生产会刺激需求，需求也会刺激生产，这种情况下，工作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19世纪，大工业在英国得以广泛开展，独立的工匠和商人在工业领域几乎消失殆尽。这个时代的工厂主残酷压榨工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工作条件和薪资状况存在着普遍的恶化状况，因而工会运动逐步兴起。19世纪英国城市工人阶层最贫困的莫过于女性缝纫工，其中有人为了生存下去，会不时地靠出卖肉体来换取食物。对于很多伦敦的穷人而言，他们看不到救赎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未来。在对利润疯狂的追逐下，工人被剥削的程度已经降到了人性的底线之下。
随着工业革命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泰勒制成为科学管理的典范。科学管理彻底改变了制造业的职场风貌。以前，工人需要对全部二十九个零件的安装都很熟悉，但现在每名工人只参与装配线上的一两个步骤。如今，工人们很快就能学会这些简单的工作，并能高效准时地完成。这些工作技术含量越来越低，完成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在整个工业界，科学管理被奉为圣旨。科学管理带走了工作伦理，并将之转化为工厂车间里的“格里高利圣歌”。工业化的重复性在“有意地使人性退化”中，“扭曲了工作伦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人性在追求高效率的过程中消失殆尽。
但对于二战的犯人来说，工作却被当成救命稻草。工作是纳粹的中心观念，给犯人工作就是给他们希望。工作可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长期以来被世俗化了的新教工作伦理，被引用、改造后成为纳粹理性主义的政纲。达豪市的一座集中营，铁门上刻着纳粹的标语：“工作使人自由”。其实这种说法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是一种嘲讽”，而是纳粹自我标榜的救赎之路。它宣称，在人的精神层面，
工作的确可以让人自由；甚至在现实层面，工作偶尔也会让你逃离人犯的身份。这句标语最想传达的是新教工作伦理承诺的个人精神自由。
在现代社会，工作如此无休无止，工作确实严重侵蚀了一般美国人的休闲时间。从工业革命之初，大洋两岸的工会就不断地在为缩短工时而斗争，这种对抗持续了近百年。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我们反对强迫劳动，我们渴望像莫尔的理想社会一样，日常的劳动和工作不应该主宰人们的生活。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一书里，没有阶级社会，也没有怠惰的人，所有人轮流去做不同的工作，每个人每天花六小时完成自己的任务，剩下的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我们都无法摆脱某种心里枷锁，它暗示我们只有努力地长时间工作才能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我们变成了工作的奴隶。我们为自己戴上心理的锁链，用手铐和脚镣将自己困住。卡夫卡在《审判》里曾经写道；“囚禁永远比自由更安全。”但是高强度的工作让我们决心开始动摇。我们的自由开始以能否随意选择或者放弃一份工作来界定了。
圣·保罗曾说：“不工作的人就不该吃饭。”如此看来，工作或者失业之间我们 根本没得选——你必须工作。人们之所以愿意妥协，是因为工作对他们而言很重要。工作不仅提供了收入，还提供了生命的意义。每个人都想成功，我们努力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曾经我们因为同样的原因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当我们从事一项技艺时，它本身就可以让我们觉得自豪。一位土著女性爱丽丝·凯利说：“所有的土著居民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你也有这样的天赋。”在人类不同的历史阶段曾经发展出各种惊人的技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在诺福克开采石矿的时候，开采和挖掘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水平。但在非技能化的工作场所，就像泰勒所说的，行业中的特殊技能和知识都是没必要的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作的乐趣。所以我们继续长时间工作，只是为了追求某种无法实现的目标。然后，慢慢地、莫名其妙地，我们觉得窒息。
伟大的工作不在于办公司设计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也不在于办公室色调的搭配；不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种种细节；也不在于领导力的强弱——至少不在于自上而下的领导风格；更不在于技术的新旧。真正决定它是否伟大的关键，要看它能否点亮人性的光辉，使人们实现自己。有的工作令人的灵魂暗淡无光，不过是人类灵魂的一闪。如果工作无法加强人性的光辉，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应该被我们义务反顾地舍弃。我们应该找回生命中的灵光，并将其用在工作上。工作已经变成独眼怪兽，侵入到我们的梦境之中，但我们可以学着去爱上它。巴菲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商业体系自会完成该做的事。所以，它会投资于那些好好做事的公司。他也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人生的乐趣就在于赚钱，然后合理地把钱花出去，这会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
自从2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利用工具改善自己的生活以来，我们在那条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不管是《圣经》的上帝造人说，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每一次创造的出现，都有工作参与其中。上帝也可以是休息的，但人类似乎已经放弃了休息的时间。我们社会总是奖励勤奋的人，而且还会继续这么做下去；但努力工作已无法为员工和雇主带来满足感。最重要的是，工作要有价值，本身就应该具有意义。不值得做的工作应尽早抛弃。
我们人为地将工作与休闲分开太久了。工作和休闲本是同根相连的，不可能完全分开。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减轻工作的负担，也会带来艺术和娱乐的新机会。只要雇主和员工能抛弃那种把他们困在旧体系的、根深蒂固的工作心态。在未来的新型工作方式里，工作和休闲依然可以再次融合在一起。在世俗化新教工作伦理的影响下，在社会和家庭的耳濡目染下，我们的工作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在我们的观念中，工作的重要性应该被稀释一下。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工作和休闲应该结合在一起，以一种更平衡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的争论并不集中在工作的必要性上，而更多地聚焦于对个体工作的质量的要求。如果说现代组织需要什么作为驱动力的话，就应该是这种目的性——一个让所有参与成员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共同目标。斯科特在《提升企业人力效能》一书中揭开了十九世纪血汗工厂的面纱。书中谈到了对企业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他认为工作本身就应该让人觉得重要而且有价值。他指出个人应该热爱工作，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他还指出，雇主也有义务提供富有意义的工作内容。
已经有很多新的想法启发着我们对人和工作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工作不应该和意义、目的分隔开。强制劳动和失业现象依然存在，同样，工业活动和各种非法的歧视也还存在。但工作本身，不应该只被当做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获得自我发展的方式。如果工作就是谋生，那人们就是为了工作而活。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工作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是人生的一种激励。自然并未赐予人类生命和快乐所需的一切，要想得到这些，我们就必须工作。合理的劳动必须以满足这些要求为目标，否则，那些劳动就是荒谬、愚蠢、罪恶、弱智和浪费生命的。我们社会不可能回到伊甸园时代。但工作可以成为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