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天津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前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在津潜伏组织的重大间谍案，逮捕中外间谍21人。这是对国际敌对势力妄图颠覆我国新生政权阴谋的沉重打击。3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的专题社论，此案作为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美国间谍李普德 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二次大战中从事情报分析和传递活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该组织走向衰落，直至1945年9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解散。1947年，合并成立了中央情报局(C.I.A)，专门负责冷战时期对立国家的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美国间谍在津组织网罗了大批在华长期进行间谍活动的德、日、白俄及无国籍职业特务分子，勾结国民党特务，在各种职业掩护下进行间谍活动，刺探我国东北及朝鲜、苏联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当年在天津最为活跃的间谍特务有亨利・李普德、顾宗范、余宗斌、顾宗德、瓦夫罗米也夫等10数人。 亨利・李普德1910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0年举家来到中国满洲里，就读于哈尔滨中学。30年代来到天津，抗战期间，勾结日本特务，充任天津白俄反共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逃往山西阎锡山处得到庇护，并以阎的同记公司作为掩护，活动于西安、太原、上海等地，广泛搜集解放区的矿井、水利工程、棉纺厂、造纸、动力设备、医院等方面的情报，交给美国上司狄佛兰克，转交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少校杰克森(Jackson)。因“成绩卓著”，曾得到加薪奖励。1947年回津，任英国怡和洋行进口部售货主任。经该行高级职员狄佛兰克介绍，加入了美国间谍组织，化名司铿。天津解放前夕，狄佛兰克逃回德国。行前指示李普德继续在津潜伏，与顾宗范、余宗斌联络搜集情报。李普德将自己的居所――天津十区章德道仪品大楼11号，作为特务组织的秘密办公地点，利用咖啡店、餐厅、酒吧等公共场所进行特务活动，为美国政府搜集关于中国资源、工矿、贸易情报及在津苏联侨民及官员的政治情报。 劳伦斯行动小组 顾宗范，1922年生于江苏吴县，中学毕业后来到天津，住在天津河北律纬路大治里7号。日伪时期，在某海军学校学习潜水艇技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到北平，在扶轮学校任教员。1946年5月，加入美军陆军战略情报处海外观察第44分队，特务代号为“劳瑞”(Lawry)、“罗吉”(Roger)等。同年来津在镇南道(今睦南道)234号的特务机关担任谍报工作，先在机关内受短期训练，后被派出，在北平、锦州、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活动，为各地美国间谍机构担任报务。1947年11月，东北国民党败退后，随东北地区的美国间谍机构撤回北平，住东46，38号。1948年2月，在解放战争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为布置在津潜伏工作，杰克森派顾宗范到天津租房建点，设立秘密电台，前后发给他50瓦收发报机二部，15瓦收发报机二部，手摇发电机一部，密码本三本，其他有关零件三箱。最后交给他一张写有“OPAC杰克森”的名片，并说，以后如有人持相同的名片找你，就是我派来的。 顾宗德，顾宗范的哥哥，国民党中统、军统分子，上海无线电专科学校毕业，1927年起，先后在国民党交通部上海、青岛、天津各电信局当报务员、班长，1941年在英国路透社短暂担任抄写新闻工作，1943年加入国民党党政总队，当年被日本宪兵逮捕。日本投降后获释，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社抄报工作。后经人举荐进入天津电信局任无线股长。1948年顾宗范接受在津潜伏任务秘密架设谍报电台时，他主动要求将电台架设在他所居住的电信一分局宿舍内，并担任布置、设计、管理、维修电台的工作。11月，狄佛兰克离津后，他们兄弟二人共同负责发报工作，深得杰克森的赏识，月薪遂由100美元增至i50美元。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电信局，顾宗德被留用，在顾宗范的授意下，他因“主动靠拢组织，工作表现积极”而升任报务主任。 余宗斌，1914年出生于大地主家庭，浙江绍兴人，日寇侵占东三省后，财产全部丧失。后结识中共地下党员，成为我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奉命打入美国间谍组织内部。但此后余宗斌反被对方拉下了水，1946年9月经人介绍加入美国间谍组织，代号“HAH”，受卡罗尔领导，以开滦矿务局会计身份做掩护，为美国间谍组织翻译电文，每周与卡罗尔接头一次，报告情报。同年8月因“成绩卓著”而获得140美元的资金，月薪140美元。1948年4月，美国间谍浮士德(Foster)把余宗斌召去上海，介绍他与杰克森相识，共同商定从天津到上海接送情报的联系方法。余宗斌负责专门搜集中共、苏联及中共与苏联关系方面的情报。9月，杰克森亲到天津，布置余宗斌潜伏任务，交给他四份工作计划，指定上海的联络地点，将余的月薪提高到200美元。12月，在皇宫饭店杰克森介绍顾宗范与余宗斌相识，制定了严密的联系方式，指示顾将一部电台交给余。杰克森回到上海后，余又派手下的特务前往东北哈尔滨、佳木斯潜伏活动，搜集有关东北、朝鲜、苏联的军、政、经济情报。 1949年初，国民党大陆统治即将覆灭，平津地区的美国特务机构被迫南撤。撤退前，杰克森下令顾宗范、顾宗德、余宗斌等在天津潜伏下来伺机活动。杰克森对顾氏兄弟及余宗斌的“通力合作、成绩斐然”极为赏识，他将顾宗德处的电台称为“劳伦斯电台”，将他们三人命名为“劳伦斯行动小组”。 猖獗活动 设在顾宗德宿舍的电台解放前夕曾一度损坏，顾宗德设法搞到配件将电台修好。天津解放后仅一周，顾宗范就积极使电台恢复了工作。受上海杰克森的电令，1949年2月初，在威尔逊路(今解放南路)某酒馆接头，与李普德取得了联系，担任李普德与杰克森之间的电讯联络，定期为李普德收发电报。此后，每周三下午5时在起士林西餐厅接头一次，李普德开一辆绿色福特牌轿车，车牌号为303。2月8日，李普德即与美国在上海的间谍机关开始电报联络，通过他的哥哥福瑞慈・李普德与顾宗范每周联系一次。5月，上海解放后，美国间谍逃往国外，电讯中断，李普德更是明目张胆地以公开电报的形式与远在香港、日本东京等地的杰克森联系了3次，通报天津情况“很好”。杰克森回电令他“继续开展工作”，设法派人或亲往青岛、朝鲜、香港联系，但由于“形势紧迫”，李普德未能实施。 但此后，顾宗范利用电台接连向上海发报，未能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系，遂将情况通报了李普德。李普德见到几天来报纸上刊登的天津市公安局连续破获
数起美国间谍案的报道，极为恐惧。他怕顾宗范暴露后牵连自己，遂给顾宗范几两黄金作为路费，安排他暂时停止工作回老家躲避一段时间。顾宗范与余宗斌商定：由余用英文拟写两封信函，一封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一封给香港的一个朋友；由顾持两函亲往香港寻找特务组织。行前，顾将曾工作过的兄弟电器行的李文华、方占群、陈巨川等三名工友吸收进美国间谍组织，李文华负责交通传递，方占群负责机务管理，陈巨川负责日常报务，准备将来他从香港回来后把兄弟电器行当作安装电台的秘密据点。 1950年4月22日，顾宗范起程赴港，5月2日，经深圳抵达香港。他一到港马上将两封信发了出去。然而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仍杳无音讯。正当顾失望而准备动身回津时，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回信，上写：知罗吉(顾宗范代号)先生来港甚喜，罗吉先生能在港住多长时间，回信望告。署名为“武鸿”，顾知道这是杰克森的特务代号。他像是一下子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按照来信中的秘密地址复函，简单介绍了他来港后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晚7点，顾如约来到了新新酒店415号，但等了近半个小时，也没见到杰克森的踪影。他正琢磨着自己是不是落入陷阱而要赶快离开时，身后一个声音问道，请问您是罗吉先生吗?顾转身看去，却见一个金发女郎正微笑着看着他。来人称，杰克森先生临时有事不能赴约，她是奉命前来接他的。正在顾将信将疑时，女郎递上一张杰克森的名牌，见到名片，顾宗范才长出了一口气。 翌日，按照女郎的安排，顾来到尖沙嘴码头。女郎引他进入了附近一家旅馆，与杰克森的代表威尔逊见了面。威尔逊告诉他在香港多住几天等待消息，并给了他一沓港币。 6月底，顾宗范又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一张九龙影院的电影票。在影院门前接头后，顾宗范随来人一起走进了一家豪华旅社，在客厅他见到了威尔逊和他的助手杜威。威尔逊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些天，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为了配合朝鲜战争，我们现在急需中国大陆、苏联及北朝鲜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重要情报，希望你们尽快搞到手送过来。随后，威尔逊交给他一卷135胶片，是最新的电报密码，共290张，20多个发报机晶体，放大镜和新规定的波长号。布置他回去用新密码、新波长立即与香港取得联系，通知“HAN”马上开展工作。行前，给了顾4000港币和200美元，作为此次来港的奖励；并称天津的特务经费马上就会汇到，通知他今后的收款方式。指令他在恢复通讯前，未得到命令不得与李普德联络；一旦电台不能恢复，可用密写方法将情报寄来，香港方面的指令也用这种方法发出。 回到住处，顾宗范把皮箱底层撕开，将密码胶片剪成一段段，贴在箱底，盖上底板，恢复原样。他又把一瓶发腊抠出来，放进密写粉胶囊，重新把发腊填满。发报机晶体放进一个大蛋糕中心，抹上一层奶油，最后他拿出一个本子，把记有发报频率、呼号的那页撕下来，分别缩写在几页上。 7月4日，顾宗范从香港回来后，先到了北京，将此次带回来的东西部分藏匿于姘妇张善缘家，其余回津后全部交给了余宗斌。顾便紧锣密鼓地在兄弟电器行重新架台，先将存在哥哥宿舍的电台让顾妻分批搬运过来，后由顾宗德改装了50瓦的机器。电台完成安装后，从16日开始，顾宗范就率领李文华、陈巨川、方占群等每天半夜向香港呼叫，但还未及接通，一双双冰冷的手铐就已经铐在了他们手上。 一网打尽 1950年4月，天津市军管会发布8号公报，对全市各单位及私人电台实行登记与管制，通过监控整理出可疑电台信号百余个，因为没有测向器，难以对电台准确位置确定。但顾宗德近期的反常行踪已经纳入市公安局的视线：8月24日，李文华曾将一只黑色提包交给顾宗德，顾家小屋的灯连续亮了几个通宵；一段时间里，兄弟电器行的陈巨川、方占群、李文华等频繁出入顾家……9月10日傍晚，公安人员发现顾宗德的老婆靳香龄提着一只大提包神色紧张地从家里出来，遂上前拦住检查，当即查获了一部收发报机的电源，随即带到公安局。在公安局长许建国、副局长万晓塘的统一部署下，公安人员分三路：一路突击审讯靳香龄，一路赶往兄弟电器行，一路进入顾宗德的宿舍。 11月，顾宗德、李文华、陈巨川、方占群、余宗斌等5名案犯先后被捕，当场缴获美制15瓦收发报机两台，50瓦收发报机一台，英文密码本一册，电报底稿4页，手枪一支，子弹57发。经突击审讯，获悉顾宗范现在北京的姐姐家。公安人员遂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北京，并于13日在北京钱柜胡同南花园3号将顾宗范逮捕。依据顾氏二兄弟和余宗斌的口供，警方掌握了美国间谍李普德的犯罪事实和行踪，经过多日蹲守，终于在1951年2月11日，在李普德的住所将其逮捕，同时还逮捕了交通员罗特凯路、特务经费收发人董盛等10余人。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明朗，此案的一个关键人物瓦夫罗米也夫渐渐地浮出水面。 瓦夫罗米也夫，白俄人，其父是沙俄财政部的科长，1917年十月革命后，全家逃到海参崴，瓦夫罗米也夫毕业于海参崴东方大学。自1937年起与其妻共同为日本侵略军做间谍工作，在哈尔滨时归日本宪兵队队长中村领导，4名成员均为白俄人。1940年，曾被日本特务机关派往天津，以新安洋行秘书为掩护，受和田少将特务系统领导，专搞苏联与中国情报。抗战胜利后，加入美国情报机关，归杰克森领导，代号“WEI”，月薪400美元。他一方面是因为仇视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是为了从美国人手里得到实惠。1940年来津，任日本新安洋行秘书、丽都饭店经理等职。1948年开始，在苏联领事馆及商务代办处当翻译，天津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兼职教授俄文。余宗斌就是以学习俄文为掩护与之接头联系，接收情报。瓦夫罗米也夫极有特务经验，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传递情报时历来都是口述，由余宗斌记录，再由顾宗范译成密码电文发出去。瓦夫罗米也夫只与余宗斌单线联系，李普德、顾宗范等从未见过他。 他似乎闻到了风声，尽管余宗斌多次找他要情报，但他却一直不肯提供情报。公安人员经过分析认为，逮捕行动均在秘密中进行，而瓦夫罗米也夫又只与余宗斌联系，他的抵触情绪不是因为获悉同伙被捕，而是因为美国方面已经连续数月没有给他提供特务经费了。于是，警方安排余宗斌将一笔钱交给瓦夫罗米也夫后，他二人再次在皇宫饭店见面时。瓦夫罗米也夫终于又开始用英语口述情报了!“获悉共军工作人员化装成国民党军人，手持一束鲜花，送到苏联驻津领事馆。鲜花内藏有林彪致齐多福领事的一封密函”，“苏联三号的履历我已弄清，并获悉英国特512801已被苏联人秘密逮捕……” 他哪里知道，公安人员早已将他二人的谈话做了录音。有了充分的证据，瓦夫罗米也夫迅速被警方逮捕。但他一口咬定他与余宗斌是师生关系，绝没有特务活动。而当录音机里传出他与余宗斌的谈话声时，瓦夫罗米也夫立刻吓得面如死灰，他万没料到，这些穿着粗布军装的共产党公安人员能有如此高超的侦察本领!瓦夫罗米也夫不得不低下了头。 至此，这起重大美国间谍案的21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捕，等待他们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严惩。
1951年初，天津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前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在津潜伏组织的重大间谍案，逮捕中外间谍21人。这是对国际敌对势力妄图颠覆我国新生政权阴谋的沉重打击。3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的专题社论，此案作为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美国间谍李普德 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二次大战中从事情报分析和传递活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该组织走向衰落，直至1945年9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解散。1947年，合并成立了中央情报局(C.I.A)，专门负责冷战时期对立国家的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美国间谍在津组织网罗了大批在华长期进行间谍活动的德、日、白俄及无国籍职业特务分子，勾结国民党特务，在各种职业掩护下进行间谍活动，刺探我国东北及朝鲜、苏联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当年在天津最为活跃的间谍特务有亨利・李普德、顾宗范、余宗斌、顾宗德、瓦夫罗米也夫等10数人。 亨利・李普德1910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0年举家来到中国满洲里，就读于哈尔滨中学。30年代来到天津，抗战期间，勾结日本特务，充任天津白俄反共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逃往山西阎锡山处得到庇护，并以阎的同记公司作为掩护，活动于西安、太原、上海等地，广泛搜集解放区的矿井、水利工程、棉纺厂、造纸、动力设备、医院等方面的情报，交给美国上司狄佛兰克，转交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少校杰克森(Jackson)。因“成绩卓著”，曾得到加薪奖励。1947年回津，任英国怡和洋行进口部售货主任。经该行高级职员狄佛兰克介绍，加入了美国间谍组织，化名司铿。天津解放前夕，狄佛兰克逃回德国。行前指示李普德继续在津潜伏，与顾宗范、余宗斌联络搜集情报。李普德将自己的居所――天津十区章德道仪品大楼11号，作为特务组织的秘密办公地点，利用咖啡店、餐厅、酒吧等公共场所进行特务活动，为美国政府搜集关于中国资源、工矿、贸易情报及在津苏联侨民及官员的政治情报。 劳伦斯行动小组 顾宗范，1922年生于江苏吴县，中学毕业后来到天津，住在天津河北律纬路大治里7号。日伪时期，在某海军学校学习潜水艇技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到北平，在扶轮学校任教员。1946年5月，加入美军陆军战略情报处海外观察第44分队，特务代号为“劳瑞”(Lawry)、“罗吉”(Roger)等。同年来津在镇南道(今睦南道)234号的特务机关担任谍报工作，先在机关内受短期训练，后被派出，在北平、锦州、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活动，为各地美国间谍机构担任报务。1947年11月，东北国民党败退后，随东北地区的美国间谍机构撤回北平，住东46，38号。1948年2月，在解放战争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为布置在津潜伏工作，杰克森派顾宗范到天津租房建点，设立秘密电台，前后发给他50瓦收发报机二部，15瓦收发报机二部，手摇发电机一部，密码本三本，其他有关零件三箱。最后交给他一张写有“OPAC杰克森”的名片，并说，以后如有人持相同的名片找你，就是我派来的。 顾宗德，顾宗范的哥哥，国民党中统、军统分子，上海无线电专科学校毕业，1927年起，先后在国民党交通部上海、青岛、天津各电信局当报务员、班长，1941年在英国路透社短暂担任抄写新闻工作，1943年加入国民党党政总队，当年被日本宪兵逮捕。日本投降后获释，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社抄报工作。后经人举荐进入天津电信局任无线股长。1948年顾宗范接受在津潜伏任务秘密架设谍报电台时，他主动要求将电台架设在他所居住的电信一分局宿舍内，并担任布置、设计、管理、维修电台的工作。11月，狄佛兰克离津后，他们兄弟二人共同负责发报工作，深得杰克森的赏识，月薪遂由100美元增至i50美元。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电信局，顾宗德被留用，在顾宗范的授意下，他因“主动靠拢组织，工作表现积极”而升任报务主任。 余宗斌，1914年出生于大地主家庭，浙江绍兴人，日寇侵占东三省后，财产全部丧失。后结识中共地下党员，成为我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奉命打入美国间谍组织内部。但此后余宗斌反被对方拉下了水，1946年9月经人介绍加入美国间谍组织，代号“HAH”，受卡罗尔领导，以开滦矿务局会计身份做掩护，为美国间谍组织翻译电文，每周与卡罗尔接头一次，报告情报。同年8月因“成绩卓著”而获得140美元的资金，月薪140美元。1948年4月，美国间谍浮士德(Foster)把余宗斌召去上海，介绍他与杰克森相识，共同商定从天津到上海接送情报的联系方法。余宗斌负责专门搜集中共、苏联及中共与苏联关系方面的情报。9月，杰克森亲到天津，布置余宗斌潜伏任务，交给他四份工作计划，指定上海的联络地点，将余的月薪提高到200美元。12月，在皇宫饭店杰克森介绍顾宗范与余宗斌相识，制定了严密的联系方式，指示顾将一部电台交给余。杰克森回到上海后，余又派手下的特务前往东北哈尔滨、佳木斯潜伏活动，搜集有关东北、朝鲜、苏联的军、政、经济情报。 1949年初，国民党大陆统治即将覆灭，平津地区的美国特务机构被迫南撤。撤退前，杰克森下令顾宗范、顾宗德、余宗斌等在天津潜伏下来伺机活动。杰克森对顾氏兄弟及余宗斌的“通力合作、成绩斐然”极为赏识，他将顾宗德处的电台称为“劳伦斯电台”，将他们三人命名为“劳伦斯行动小组”。 猖獗活动 设在顾宗德宿舍的电台解放前夕曾一度损坏，顾宗德设法搞到配件将电台修好。天津解放后仅一周，顾宗范就积极使电台恢复了工作。受上海杰克森的电令，1949年2月初，在威尔逊路(今解放南路)某酒馆接头，与李普德取得了联系，担任李普德与杰克森之间的电讯联络，定期为李普德收发电报。此后，每周三下午5时在起士林西餐厅接头一次，李普德开一辆绿色福特牌轿车，车牌号为303。2月8日，李普德即与美国在上海的间谍机关开始电报联络，通过他的哥哥福瑞慈・李普德与顾宗范每周联系一次。5月，上海解放后，美国间谍逃往国外，电讯中断，李普德更是明目张胆地以公开电报的形式与远在香港、日本东京等地的杰克森联系了3次，通报天津情况“很好”。杰克森回电令他“继续开展工作”，设法派人或亲往青岛、朝鲜、香港联系，但由于“形势紧迫”，李普德未能实施。 但此后，顾宗范利用电台接连向上海发报，未能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系，遂将情况通报了李普德。李普德见到几天来报纸上刊登的天津市公安局连续破获
数起美国间谍案的报道，极为恐惧。他怕顾宗范暴露后牵连自己，遂给顾宗范几两黄金作为路费，安排他暂时停止工作回老家躲避一段时间。顾宗范与余宗斌商定：由余用英文拟写两封信函，一封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一封给香港的一个朋友；由顾持两函亲往香港寻找特务组织。行前，顾将曾工作过的兄弟电器行的李文华、方占群、陈巨川等三名工友吸收进美国间谍组织，李文华负责交通传递，方占群负责机务管理，陈巨川负责日常报务，准备将来他从香港回来后把兄弟电器行当作安装电台的秘密据点。 1950年4月22日，顾宗范起程赴港，5月2日，经深圳抵达香港。他一到港马上将两封信发了出去。然而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仍杳无音讯。正当顾失望而准备动身回津时，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回信，上写：知罗吉(顾宗范代号)先生来港甚喜，罗吉先生能在港住多长时间，回信望告。署名为“武鸿”，顾知道这是杰克森的特务代号。他像是一下子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按照来信中的秘密地址复函，简单介绍了他来港后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晚7点，顾如约来到了新新酒店415号，但等了近半个小时，也没见到杰克森的踪影。他正琢磨着自己是不是落入陷阱而要赶快离开时，身后一个声音问道，请问您是罗吉先生吗?顾转身看去，却见一个金发女郎正微笑着看着他。来人称，杰克森先生临时有事不能赴约，她是奉命前来接他的。正在顾将信将疑时，女郎递上一张杰克森的名牌，见到名片，顾宗范才长出了一口气。 翌日，按照女郎的安排，顾来到尖沙嘴码头。女郎引他进入了附近一家旅馆，与杰克森的代表威尔逊见了面。威尔逊告诉他在香港多住几天等待消息，并给了他一沓港币。 6月底，顾宗范又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一张九龙影院的电影票。在影院门前接头后，顾宗范随来人一起走进了一家豪华旅社，在客厅他见到了威尔逊和他的助手杜威。威尔逊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些天，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为了配合朝鲜战争，我们现在急需中国大陆、苏联及北朝鲜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重要情报，希望你们尽快搞到手送过来。随后，威尔逊交给他一卷135胶片，是最新的电报密码，共290张，20多个发报机晶体，放大镜和新规定的波长号。布置他回去用新密码、新波长立即与香港取得联系，通知“HAN”马上开展工作。行前，给了顾4000港币和200美元，作为此次来港的奖励；并称天津的特务经费马上就会汇到，通知他今后的收款方式。指令他在恢复通讯前，未得到命令不得与李普德联络；一旦电台不能恢复，可用密写方法将情报寄来，香港方面的指令也用这种方法发出。 回到住处，顾宗范把皮箱底层撕开，将密码胶片剪成一段段，贴在箱底，盖上底板，恢复原样。他又把一瓶发腊抠出来，放进密写粉胶囊，重新把发腊填满。发报机晶体放进一个大蛋糕中心，抹上一层奶油，最后他拿出一个本子，把记有发报频率、呼号的那页撕下来，分别缩写在几页上。 7月4日，顾宗范从香港回来后，先到了北京，将此次带回来的东西部分藏匿于姘妇张善缘家，其余回津后全部交给了余宗斌。顾便紧锣密鼓地在兄弟电器行重新架台，先将存在哥哥宿舍的电台让顾妻分批搬运过来，后由顾宗德改装了50瓦的机器。电台完成安装后，从16日开始，顾宗范就率领李文华、陈巨川、方占群等每天半夜向香港呼叫，但还未及接通，一双双冰冷的手铐就已经铐在了他们手上。 一网打尽 1950年4月，天津市军管会发布8号公报，对全市各单位及私人电台实行登记与管制，通过监控整理出可疑电台信号百余个，因为没有测向器，难以对电台准确位置确定。但顾宗德近期的反常行踪已经纳入市公安局的视线：8月24日，李文华曾将一只黑色提包交给顾宗德，顾家小屋的灯连续亮了几个通宵；一段时间里，兄弟电器行的陈巨川、方占群、李文华等频繁出入顾家……9月10日傍晚，公安人员发现顾宗德的老婆靳香龄提着一只大提包神色紧张地从家里出来，遂上前拦住检查，当即查获了一部收发报机的电源，随即带到公安局。在公安局长许建国、副局长万晓塘的统一部署下，公安人员分三路：一路突击审讯靳香龄，一路赶往兄弟电器行，一路进入顾宗德的宿舍。 11月，顾宗德、李文华、陈巨川、方占群、余宗斌等5名案犯先后被捕，当场缴获美制15瓦收发报机两台，50瓦收发报机一台，英文密码本一册，电报底稿4页，手枪一支，子弹57发。经突击审讯，获悉顾宗范现在北京的姐姐家。公安人员遂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北京，并于13日在北京钱柜胡同南花园3号将顾宗范逮捕。依据顾氏二兄弟和余宗斌的口供，警方掌握了美国间谍李普德的犯罪事实和行踪，经过多日蹲守，终于在1951年2月11日，在李普德的住所将其逮捕，同时还逮捕了交通员罗特凯路、特务经费收发人董盛等10余人。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明朗，此案的一个关键人物瓦夫罗米也夫渐渐地浮出水面。 瓦夫罗米也夫，白俄人，其父是沙俄财政部的科长，1917年十月革命后，全家逃到海参崴，瓦夫罗米也夫毕业于海参崴东方大学。自1937年起与其妻共同为日本侵略军做间谍工作，在哈尔滨时归日本宪兵队队长中村领导，4名成员均为白俄人。1940年，曾被日本特务机关派往天津，以新安洋行秘书为掩护，受和田少将特务系统领导，专搞苏联与中国情报。抗战胜利后，加入美国情报机关，归杰克森领导，代号“WEI”，月薪400美元。他一方面是因为仇视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是为了从美国人手里得到实惠。1940年来津，任日本新安洋行秘书、丽都饭店经理等职。1948年开始，在苏联领事馆及商务代办处当翻译，天津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兼职教授俄文。余宗斌就是以学习俄文为掩护与之接头联系，接收情报。瓦夫罗米也夫极有特务经验，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传递情报时历来都是口述，由余宗斌记录，再由顾宗范译成密码电文发出去。瓦夫罗米也夫只与余宗斌单线联系，李普德、顾宗范等从未见过他。 他似乎闻到了风声，尽管余宗斌多次找他要情报，但他却一直不肯提供情报。公安人员经过分析认为，逮捕行动均在秘密中进行，而瓦夫罗米也夫又只与余宗斌联系，他的抵触情绪不是因为获悉同伙被捕，而是因为美国方面已经连续数月没有给他提供特务经费了。于是，警方安排余宗斌将一笔钱交给瓦夫罗米也夫后，他二人再次在皇宫饭店见面时。瓦夫罗米也夫终于又开始用英语口述情报了!“获悉共军工作人员化装成国民党军人，手持一束鲜花，送到苏联驻津领事馆。鲜花内藏有林彪致齐多福领事的一封密函”，“苏联三号的履历我已弄清，并获悉英国特512801已被苏联人秘密逮捕……” 他哪里知道，公安人员早已将他二人的谈话做了录音。有了充分的证据，瓦夫罗米也夫迅速被警方逮捕。但他一口咬定他与余宗斌是师生关系，绝没有特务活动。而当录音机里传出他与余宗斌的谈话声时，瓦夫罗米也夫立刻吓得面如死灰，他万没料到，这些穿着粗布军装的共产党公安人员能有如此高超的侦察本领!瓦夫罗米也夫不得不低下了头。 至此，这起重大美国间谍案的21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捕，等待他们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