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我以桃_报之以李_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_陈冬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

□陈

冬

孔墨奇

王红建

摘要：本文研究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以我国2003~2013年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第一，在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减少避税程度，呈现显著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而且，这一支持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显著强于中央国有企业。第二，国企经营业绩的上升、地方国企纳税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比重、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地区税收任务的提高均会强化国企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但是，税收征管效率未对“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经济下行期国企的避税程度越少，在未来1~2年获得的财政补贴和税费返还越多。这些发现表明，经济周期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需要关注国有企业“支持之手”对逆周期宏观调控效果产生的重要影响，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平衡增长。

关键词：经济周期

避税

国有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实体经济受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随之进入增速下降期。虽然有研究表明，企业根据宏观经济变化调整分配政策（包括税收支出），以抵御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ChayandSuh，2009），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自2008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我国的税收收入，包括企业所得税收入，却呈现逆经

①

济周期的稳定增长（图1）。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我国GDP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4.2%下

降到2014年的7.4%，而我国的税收收入从2007年的19252亿增长到2013年的53890亿，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从2007年的3132亿增长到2014年的7983亿。显然，我们有必要从我国企业与政府的独特关系的视角来探寻中国税收收入逆周期变化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从经济周期这一宏观因素拓展对国企税负的理解，也为理解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关系提供企业层面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证据。

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我们将分析对象集聚于国有企业：第一，经济周期可从对立的方向对国有企业税负产生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现有研究文献发现，在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由于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较大，企业重新调整和分配经营

图1

中国GDP增长率与税收收入

（71102159）、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团队发展计划的资助。衷心感谢第四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讨会、

首届金融经济周期论坛与会者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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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中税收、股利、留存收益所占的比例，即企业的分配政策（包括税收支出）受到现金流不确定性的影响（ChayandSuh，2009）。而且，政府对国有企业经常提供支持和援助，在经济下行期，为帮助国有企业维持经营和财务弹性，政府可能默许、或是给予优惠政策，实现国有企业少交税。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避税可能存在“顺经济周期的防御效应”。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肩负有帮助政府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责任，多缴税收以履行责任是实现途径之一。郑红霞和韩梅芳（2008）发现国有企业倾向于保守的税收筹划行为，表现出高于民营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吴联生（2009）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越高，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越重。在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不仅仍然承担了大部分地方公共产品支出，而且需要增加支出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此时，增加税收收入成为弥补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巨大缺口的选择，国有企业需要多缴税收帮助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达成财政支出、社会稳定等目标。因此，国有企业避税可能存在“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所以，经济周期对国有企业避税的影响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第二，关于国有企业税负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通过游说从政府手中获得税收优惠和宽松的税收征管，因此，国有企业税收负担较轻（刘骏、刘峰，2014）。而且，地方政府通过各种税收减免活动帮助国有企业达到资本市场对上市资格、配股、增发等的要求（陈晓、李静，2001），因此，国有企业不仅不会背负沉重的税负，反而成为“税收所有制歧视”中的受益者。但是，另一方面，不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承受了较多的税收负担（Bradshawetal.，2012）。例如，曹书军等（2009）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税负较重。Chan等（2013）发现国有企业避税更少。王跃堂等（2010，2012）发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少利用债务税盾和就业税盾进行避税。所以，引致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变化的影响因素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企业避税问题一直是实务界、政府监管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关注的热点问题。企业避税受到一系列因素的互动和相互影响（HanlonandHeitzman，2010），企业避税计划应考虑“所有参与方”（Scho⁃lesetal.，1992）。因此，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关注企业微观层面的因素，诸如公司经营特征（KlassenandLaplante，2012；Martinietal.，2012）、高管个人避税偏好（Chyz，2013）、高管薪酬契约、高管背景等（Armstrongetal.，2012；Dyrengetal.，2010；DesaiandDharmapala，2006；李维安、徐业冲，（McGuireetal.，2014；Badertscheretal.，2013；Chen2013；吴文锋等，2009）、公司治理和所有权结构

etal.，2010；Desaietal.，2007；王跃堂等，2012；王跃堂等，2010；吴联生，2009），逐渐演进到关注宏观经济环境等层面的影响因素。之所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研究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周期波动对国有企业经营和财务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还在于，国有企业是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创造税收和维护社会稳定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载体。经济周期因此成为理解国有企业避税程度的一个重要视角。

具体而言，我们分析以下3个问题：第一，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是“顺经济周期的防御效应”还是“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经济周期与国有企业避税的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哪些因素促成经济周期与国有企业避税关系的产生。在国有企业层面，我们分析经营业绩、企业纳税贡献程度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外部，我们分析地区政府干预、税收征管效率、税收任务的影响；第三，作为进一步的分析，从财政补贴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随经济周期变化而调整避税程度的经济后果，换言之，国有企业随经济周期变化调整避税程度是否在未来获得更少（更多）的财政补贴。

以我国2003~2013年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在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减少了避税程度，呈现显著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而且，这一支持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显著强于中央国有企业；第二，国企经营业绩的上升、地方国企纳税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比重、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地区税收任务的提高均会强化地方国企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但是，税收征管效率并未对“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国企的避税程度越少，在未来1~2年获得的财政补贴和税费返还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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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发现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国企避税的经济周期效应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宏观经济层面因素和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也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研究。在企业避税研究方面，现有从宏观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企业避税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法律、金融发展、政治关联、产权等。法律角度的具体研究发现包括：提高税法执行效率，公司避税程度出现下降（Desaietal.，2007；曾亚敏、张俊生，2009）；税法偏离会计准则的程度越大，公司避税程度越大（Atwoodetal.，2012；Chanetal.，2010）；国家和地区间税法差异引致跨国公司转移收入、费用和利润（Johannesen，2014；KlassenandLaplante，2012；Martinietal.，2012）；税法改革通过改变公司税负和流动性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万华林等，2012；聂辉华等，2009；SmartandBird，2009）。少数研究关注了制度因素对公司税负的作用。刘行和叶康涛（2014）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所得税支付水平；企业实际控制人、高管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联系能够为企业获取更多税收优惠，降低税收负担（李维安、徐业冲，2013；吴文锋等，2009）。从产权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对比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差异，目前存在相互对立的结论（Chanetal.，2013；Bradshawetal.，2012；刘骏、刘峰，2014；王跃堂等2010、2012；吴联生，2009）。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企业通过调整分配方案（包括现金持有量、股利、税收支出政策等）提高财务弹性（ChayandSuh，2009），但是，这一研究实质上是分析经济鲜有文献直接针对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行为展开研究。从中国主要经济学与管理学杂志发表的关于公司税负的研究文献来看，从经济周期视角解释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税负水平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问题。本文发现的国企避税“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国企税负水平的特点、变化及成因。在企业对经济周期的反应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发现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随经济周期变化（Linsetal.，2010；Batesetal.，2009；Sufi，2009），还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关注了企业投资（Bloometal.，2007；王义中、宋敏，2014）、企业融资选择（苏冬环境不确定性与现金持有的防御动机之间的关系，

蔚、曾海舰，2011）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本文从国企避税的视角拓展和丰富经济周期与企业行为的研究。

第二，丰富和拓展了国有企业向政府提供“支持之手”的相关研究，拓深我们对国企与政府之间投桃报李、相互扶持的关系的理解。一方面，在转型经济国家，政府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政府成为企业财务行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诸多文献从银行信贷、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角度分析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支持和庇护（潘红波、余明桂，2011；叶康涛、祝继高，2009）。另一方面，相对于政府“支持之手”的研究文献，国有企业为政府提供“支持之手”的研究明显偏少，研究文献主要涉及国企超额雇员（曾庆生、陈信元，2006）、国企负担更高税负等（吴联生，2009）。经济周期的变化为我们理解国有企业对政府的支持提持效应”揭示了国有企业支持政府的直接证据。

第三，为理解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提供了企业层面的视角和研究证据。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方红生和张军（2013）、周黎安等（2011）认为，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导致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本文发现国企避税“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意味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期反而上缴更多所得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国家税收收入逆经济周期的平稳增长。

本文后续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分析样本选择、实证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第四部分进行回归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启示。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发现的“逆经济周期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

经济周期变化造成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因此，企业需要维持或加大财务弹性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风险。关于企业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研究文献发现，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公司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剧了公司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流动性不足，管理层更加谨慎地持有更多的现金（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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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l.，2007）。为了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未

中国式财政分权实质上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相匹配。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和决断权，激励其发展地区经济，也要求其承担较大比例的财政支出责任。实际的财政支出安排权力由地方掌管后，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追求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重新集中部分财权，为缓解日趋加重的支出压力，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激励对地区经济从“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王文剑、覃成林，2008）。“税收攫取”成为政府倚重的保障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手段（方红生、张军，2013）。因此，行政力量对税收征管的介入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李文，2012）。

虽然从税收公平原则来看，企业税负与其产权性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因素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税收导向的影响。在经济下行期，政府的税收压力和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对税收的行政介入导致这种压力有可能被转嫁到国有企业头上。政府可以约谈国有企业完成缴税任务，或是国企把在经济状况好的以前年度隐藏的应税收入释放出来以增加税收收入。至少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促使国企税负服从于政府的安排。第一，国有企业肩负的多重目标之一是多缴纳税收以协助政府政策目标的达成（吴联生，2009）。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归属政府，在产权上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企改制而来，政府机构或国有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占据绝对或相对的控股地位。这些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由于产权的天然连接，往往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严重干预，在税收行为上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第二，在国企的管理层层面，能够进行公司税收决策的国企高管通常由上级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或委派，而且具有与政府官员通用的行政级别，这种紧密的政治联系，使得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和财务决策（包括纳税行为）具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和说服能力。而且，由于国企高管由政府任命，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小，利于政府说服工作的达成；第三，官员身份以及与政府官员的私密联系也促使国有企业的高管容易被说服，他们希望通过多缴税收来显示业绩以谋求政绩，从而倾向于迎

来突发事件的可能，公司为平衡当前投资与未来支出，保留了更多的现金（Almeidaetal.，2004）。因此，企业根据宏观经济变化调整分配政策（包括税收支出），以抵御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ChayandSuh，2009），因为避税帮助企业将一部分税收支出留存在企业内部，企业留存收益和内部资金增多，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财务弹性和再生产的正常运转。实际上，已经有文献发现企业将避税作为获取资金的一种途径（Becketal.，2014；刘行、叶康涛，2014）。Cai和Liu（2009）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进行投资，从而确保竞争优势，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会较大程度的进行税收规避。Edwards等（2013）采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避税程度越大。所以，在经济下行期，国企可能进行更多避税，降低税收负担，以利于增加财务弹性，增强应对经营不确定性的防御能力。

此外，国有企业较易获得政府在降低税收负担方面的支持，利于在经济下行期降低税负。第一，“父爱主义”、“政府的支持之手”和“政治庇护”理论的研究均一致发现，作为大股东或出资人，政府偏爱国有企业②。经济不景气时期，如果避税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财务弹性，有利于企业经营运作，这也是地方政府所乐见的。否则，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及可能产生的失业、社会不安定威胁有可能成为当地政府需要承担的巨大成本。第二，虽然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地区优惠和行业优惠等多种形式，但是否适用优惠政策，适用哪一些条款，最终的认定和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除了税收优惠政府之外，政府的税收征管力度存在弹性，甚至在不少时候税收征管力度较为宽松（茅于轼，2003）。因此，政府有能力降低国有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税收负担。

所以，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避税存在“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即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更大。

但是，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对经济周期变化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方向相反的反应，即“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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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府随经济周期变动而调整纳税任务；第四，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度较弱（陈冬华等，2005；方军雄，2009），因为国有企业肩负的社会性负担弱化了以业绩作为考核标准的评价机制的信息含量。因此，国有企业的高管并不过于担心由于多缴税收而对会计业绩产生的不利影响。因而，国有企业通过多交税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支持政府，其实施避税的动机和程度可能相对较小。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避税存在“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即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更小。

（二）经济周期、国有产权归属与国企避税经济周期对国有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可能在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中存在差异。

从“顺周期的防御效应”来看，央企多处于垄断行业，定价和盈利能力强，收益波动性较小。相比于地方国有企业，央企能够获得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更为雄厚，因此，央企抗风险能力强。更为重要的是，央企规模巨大，职工人数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以致于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地方国有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相对弱于央企。因此，国有企业避税程度的“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强。

从“逆周期的支持效应”来看，地方政府对当地国企能够实施的税收征管行政介入程度更大，地方国有企业更易受到当地政府影响。我国税收采用公司注册地管辖原则，上市公司的税负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分税制改变了地方国企和央企的税收收入权属。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不同的税种分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形成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体系。2002年以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按企业所有权属划分，中央企业归国税系统征管，其余归地税系统征管。2002年后，虽然企业所得税变为共享税，但是，2002年之前成立的老企业仍由地税局负责征管。只有2002年1月1日起新成立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全部由国税局负责征管。因此，虽然理论上企业所得税多由垂直管理的国税系统负责制定征收，但在税收实务中，对大部分上市公

司所得税而言，地税系统仍是主要的征管机构③。由于上市公司一般在当地影响较大，所以易受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干预（曹书军等，2009）。就央企而言，经过申请，央企可实施总部汇算清缴，这拉大了与驻地政府的距离。未实施汇算清缴的央企，与所在地区政府的关系也相对较为松散，它们的政治级别大多较高，地方政府与其对话和讨价还价的话语权不足，因而，地方政府要求驻地央企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提供税收支持的说服难度较大④。

虽然企业所得税属于共享税，但是，至少存在以下4方面的原因促使地方国企通过多交税在经济下行期支持地方政府。第一，税收任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具有任务刚性。中国官员担负一系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的任务和考核。这些目标可分为3个层次（Green，2013）：第一个层次是否决指标（“ve⁃to”targets），包括维稳和人口出生率。第二个层次是硬指标（“hard”targets），包括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第三层次是软指标（“soft”targets），包括文教、健康和养老覆盖率。在这3个层次的指标中，硬指标完成情况是否突出决定着官员政治生涯是否成功（Landry，2012；LiandZhou，2005；Chenetal.，2005）。为完成刚性的财政税收任务，有研究发现，中国税收征管存在“派任务”的现象。税务局给每个税收征管官员派发一个税收上交任务，下一年会再按照一个相似的速度递增来确定纳税任务。税收征管官员也会将这样的纳税任务进一步压给企业。导致税收任务和税收征管呈现非常明显的路径依赖（马光荣、李力行，2012）。完成税收任务是当地税务部门绩效评价的关键指标。不可否认，地方国企也通过投资等方式支持政府，不少研究发现地方国企存在过度投资（程仲鸣等，200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它渠道的支持可以代替完成政府的税收刚性任务。

第二，共享税制下，企业所得税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共享税制下，所有的企业所得税先上交中央国库，地方政府分享的部分由中央返回地方财政局。所以，在共享税制下，企业所得税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Chenetal.，2015）。而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构成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征收得多，按比例分成部分相应的绝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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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例如，2000~2012年，工商税收占到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83%，17%的工商税收收入来自于企业所得税⑤。

第三，企业所得税征管的弹性和选择性征管为地方政府完成税收任务提供了条件，也为当地国企税收的平滑提供了空间。与其它税收相比，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和纳税报告更为复杂。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所得，应税所得的确认非常复杂，而且受企业组织结构、经营活动、财务报告、税法给予优惠等多种因素影响（HanlonandHeitzman，2010）。这一定程度上为税收征管的主观判断和选择性执法、税收平滑提供了基础。在中国，地方政府虽然没有税收立法权，但是地方政府在税收征管和税法执行效率方面具有弹性和选择性（范子英、田彬彬，2013）。地方税收征管部门通过择时征收税收实现税收平滑，以更好地达到税收任务目标。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预期可能无法完成财政预算目标，会向企业征收超过税法规定的税收，称为“过头税”，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实务界、媒体和学术机构的广泛关注。

第四，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分配仍具有显著的渐进特征（汪冲，2015），为地方政府完成税收任务提供了激励。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的设计，近50%是为了维持地方既得利益（JinandZou，2005）。2002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至今，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增量分配原则，总体表现为基数加上与地方财政收支挂钩的边际性增长的渐进预算模式。尽管在一些财政收入低的县市，由于主要依靠转移支付获得财政收入，导致出现地方政府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对地方自主筹资产生负面激励。但是，转移支付对于地方自主筹资的负面激励存在一定的自我矫正和回归。综合来看，占据核心位置的仍然是渐进式分配（汪冲，2015），为地方政府完成税收任务提供了激励。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国有企业避税程度的“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强于中央国有企业。

研究假设2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国有企业避税程度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强于中付与地方财政收支之间表现出一种简单的、稳定的

央国有企业。

（三）影响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关系的因素在经济下行期，经营业绩差的公司不得不更加注重应付财务弹性存在的潜在风险，因此，这些企业需要维持和增加现金流以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而非多缴税收减少留存现金。因此，经营业绩下降将增强国企避税的“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经营业绩越好的国企，越有能力提供纳税方面的支持。因此，经营业绩上升将增强“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

如果国有企业属于纳税大户，在经济下行期，它们将成为地方政府重点干预和游说的对象。因此，属于纳税大户将削弱“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或是增强“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

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大表明政府的税收攫取更加难以受到约束。我们预期，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国有企业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越强。

不少研究一致认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可以抑制企业避税程度（Desaietal.，2007；范子英、田彬彬，2013），原因在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会加大企业避税被发现和受处罚的可能性（AllinghamandSandmo，1972），进而增加了企业避税的边际成本。在中国，税收征管效率也被视为是导致税收收入超GDP增长的重要原因（方红生、张军，2013；周黎安济下行期，如果政府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将会获得更多税收收入。从顺周期的防御效应来看，政府也有可能放松税收征管力度，配合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期通过避税实现防御的需求。所以，税收征管效率对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程度的关系有两个方向的影响。税收征管效率越高，国有企业税负水平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越强，或是国有企业税负水平的“顺经济周期的防御效应”越弱。

税收任务也可能产生影响。为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都将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看成了“头等大事”。对政府和税务机关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税收任务完成情况。在中国，税收任务的制定方法较为简单，基本是采用基数法即在上年实际税收数额的基础上，根据人为确定的增长率制定本年的税收任务⑥。税收任务的制定虽然对经济状况及税制变化也加以了一定程度的考虑，但是，政府支出对税

等，2011）。因此，从逆周期的支持效应来看，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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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收入的需求是影响税收任务制定的最主要因素（李文，2012）。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要求越高，地方政府财政创收的压力就会越大，由此将强化“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或是弱化“顺经济周期的防御效应”。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经营业绩的上升、纳税贡献程度的增加、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增强、税收任务的增长增强国有企业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或是削弱“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四）经济周期、国企税负与财政补贴

从“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来看，提高避税程度实施防御的国有企业大多数可能经营业绩较差，它们可能游说政府给予补贴支持。在转型经济中，补贴是政府帮扶企业最直接的手段（FryeandShleif⁃er，1997）。而且，有研究发现，企业的盈余如果较等，2014）。

从“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来看，如果政府干预迫使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多交税，降低了国有企业的避税程度，那么，这一税收攫取的实施路径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换言之，国有企业为什么愿意在经济萧条期支持政府，它们是否在支持政府之后，在未来获得某种形式的“酬谢”，从而使得支持行为变得有利可图？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和财政支出的支配权。除了个别支出项目以外，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制度规范约束和限制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支出，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在决定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时具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权（余明桂等，2010）。这为政府官员说服国有企业多交税支持政府应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提供了可信的筹码。政府官员能够许诺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向政府提供税收支持后，未来可获得财政补贴作为补偿。因此，我们预期，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降低避税程度，能够在未来年度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4a：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越大，在未来年度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顺经济周期的防御效应”）。

研究假设4b：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差，在经济萧条期后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王红建

越小，在未来年度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之所以选择2003年作为研究期间的起点，是因为需要识别实际控制人性质，从而筛选出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这一数据从2003年开始可以从数据库中获取和识别。2003~2013年，共有10523个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年度观测值。然后，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年度观测值按以下条件做进一步筛选：（1）剔除样本期内计算公司实际税率公式分母为负的公司，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剔除实际税率大于1或小于0的公司，还剔除了所得税费用为负的观测值、以及名义税率缺失的观测值。（2）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不全和注册地缺失的公司。（4）名义税率是影响企业实际税负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无法获取子公司所得税费用等数据，因此无法准确推算出合并公司的平均名义税率。如果直接使用母公司名义税率代替合并公司名义税率，这可能导致偏差。因此，借鉴王亮亮（2014）的做法，保留母子公司名义税率一致的上市公司、没有子公司的上市公司、以及母公司利润总额大于或等于合并报表利润总额80%的公司年度观测值，然后使用母公司名义税率替代合并公司名义税率。最后得到423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文中构造变量所用到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母公司名义税率数据和GDP增长率、实际GDP、地区税收收入、地区财政收入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二）模型和变量定义1.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我们建立实证研究模型（1），分析经济周期对公司避税的影响：

Diffetrit=Constant+β1×GDPdit+β2×Ecycledit

+β3×GDPdit×local-soeit+β4×Ecycledit×local-soeit+β10×ppeit+β11×mbit+β12×local-soeit+εit

2003~2013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构成初始样

+β5×DAit+β6×itsizeit+β7×levit+β8×roait+β9×ch_tait

（1）

因变量Diffetr为公司避税程度，使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effectivetaxrate）的差额进行衡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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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主流会计研究文献中，实际税率从实际税负角度来衡量税收筹划程度（Chenetal，2010；HanlonandHeitzman，2010）。实际税率越低反映企业税收筹划相同的实际税率可能并不能准确捕捉企业避税程度。由于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可通过企业适用不同的名义税率反映出来，因此，我们使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额衡量上市公司避税程度。出于结果稳健性的考虑，使用两个实际税率计算方法。实际税率1=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实际税率2=（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吴联生，2009）。上市公司适用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1、实际税率2的差额分别表示为Diffetr1、Diffetr2，即是本文使用的公司避税程度变量。

经济周期分别使用GDPd、Ecycled衡量。第一，如果GDP增长速度小于样本期间中位数，则GDPd取值为1，否则为0；第二，考虑到GDP具有较强的时间趋势且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大，我们借鉴苏冬蔚和曾海舰（2011）的做法，使用消费物价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调整名义GDP，然后分别以实际GDP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将年度使用1、2、3等序数代替，作为自变量，回归得到的ols残差即为剔除时间趋势的实际GDP。为便于回归结果的解释，如果回归残差小于样本中位数，则Ecycled取值为1，否则为0。

模型（1）控制了影响公司避税的变量（DyrengandLindsey，2009；吴联生，2009；吴联生、李辰，（2010）对公司避税程度衡量指标进行综述时指出，会计应计和盈余管理程度可能对实际税率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控制了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DA），使用Dechow等（1995）的模型计算DA，不取绝对值。size（总资产的自然地数）为企业规模，关于实际税率与企业规模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一方面，大公司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政治成本”将导致实际税率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大公司可以运用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与政治游说，其实际税率较低。负债具有税盾作用，亦对资本结构（lev，资产负债率）进行控制。企业投资模式和获利能力影响实际税率，roa（税前利润/总资产）是企业盈利能力，mb（年2007）：DA（盈余管理程度），Heizman和Hanlon程度越大。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很多，

末股票市场收盘价乘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再除以年末所有者权益）衡量公司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资产特性影响企业实际税率，ppe（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和ch_ta（存货/总资产）分别表示资本密集度和存货密集度。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在避税防御效应、避税支持效应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而且，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央国有企业在避税动机和避税程度方面也可能存在差异。中央政府既是央企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央企上缴所得税的所有者，央企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小。相比之下，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利润分享。所以，对是否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控制（local-soe，如果实际控制人是地方政府，则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控制了所属行业（ind）、观测年度（year）。

2.影响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的因素

我们建立实证研究模型（2），分析国企经营业绩、税收贡献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税收征管效率、税收任务对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关系的增量影响：

Diffetrit=Constant+β1×GDPdit+β2×Ecycledit+β3×GDPdit×adjroait+β4×Ecycledit×adjroait+β5×GDPdit×Taxpayit+β6×Ecycledit×Taxpayit

+β7×GDPdit×TBit+β8×Ecycledit×TBit+β9×GDPdit+β12×Ecycledit×TAXGROWit+β13×DAit+β14×sizeit+β15×levit+β16×roait+β17×ch_tait+β18×ppeit+β19×mbit+β20×local-soeit+εit

×TEit+β10×Ecycledit×TEit+β11×GDPdit×TAXGROWit

（2）

经营业绩adjroa使用行业调整的roa衡量。借鉴姜付秀等（2015）的做法，使用公司roa减去年度行业roa均值后的差额即为adjroa。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经营业绩越好。

国企的税收贡献程度Taxpay使用企业所得税费用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比重衡量。该比重越大，表明该国有企业越是纳税大户⑦。

TB表示政府干预程度，使用樊纲等（2010）发布的中国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减少政府干预”衡量，这一指数越小，表示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程度越大。

TE表示地区税收征管效率。使用税收努力指标来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努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使税收能力转化为实际税收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程度，它等于实际税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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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担比率与估计的税收负担比率之差。我们借鉴Mertens（2003）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以获得税收负担比率的估计值：Tit/Yit=α+β1GDPit+β2IND_1it+β3IND_2it+εit；其中，Tit表示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税收收

小，可用来提供给当地国有上市公司的财政资源越多；是否地方国有企业（local-soe），如果实际控制人是地方政府，则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行业虚拟变量（ind）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

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同时，为避免可能存在的聚类效应，我们在回归中进行了公司维度的cluster处理。

入，Yit表示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D_1和IND_2分别表示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然后，用实际税收负担比率Tit/Yit与模型估计出的税收负担比率之差来度量税收征管力度（TE）。

TAXGROW表示税收任务压力。使用地区上年财政收入增长率衡量，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要求越高，地方政府财政创收的压力就越大（刘慧龙、吴联生，2014）。

其余变量定义同模型（1）。3.经济周期、公司避税与财政补贴

我们建立实证研究模型（3），分析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国企避税行为是否影响企业在未来获得财政补贴。

Subsidy（it+1，=Constant+β1×Diffetrit+β2×sizeitit+2）+β3×levit+β4×inddit+β5×deficitit+β6×local-soeit+εit

（3）

四、回归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描述统计。公司避税程度（Diffetr1、Diffetr2）的平均值分别为0.05、0.04，中位数分别为0.04、0.03，最小值分别为-0.79、-0.83，这表明有的公司实际税率远超过名义税率，最大值均为0.33，公司避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公司获得的t+1、t+2年财政补贴（Subsidy）平均分别是净利润的1.19倍和1.32倍，最大值分别达到24.03倍和27.09倍。53%的公司处于经济下行期（Ecycled）、以及处于GDP增速较慢的时期（GPDd）。公司规模（size）的平大值达到1，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在财务杠杆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存货密集度（ch_ta）和公司的资本密集度（ppe）平均值分别为0.16和0.31，它们的最小值均近乎0，而最大值分别为0.75、0.76；公司盈利能力（roa）也存在较大差异，最小值为-0.37，而最大值为0.22；上市公司投资机会（mb）的差异更大，最小值为0.20，而最大值则达到9.55；69%的国有上市公司为地方政府控股（local-soe）。减轻政府干预指数（TB）平均值为5.92。税收征管力度（TE）平均值为

变量

Diffetr1Diffetr2Subsidyit+1Subsidyit+2sizelevch_tapperoamblocal-soeTETAXGROWindddeficit

均值均值为21.96；财务杠杆（lev）的最小值为0.03，而最

其中，Subsidy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上市公司在t+1（或t+2）年得到的财政补贴收入。上市公司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收入反映在“营业外收入”的附注中，包括财政补贴、税费返还等。我们定义Subsi⁃dy为补贴收入除以净利润。

公司避税程度Diffetr同模型（1）。为分析经济周期对公司避税程度与未来获得的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我们根据GDPd、Ecycled划分样本组，对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已往的文献（王红建等，2014；余明桂等，2010）和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考虑以下影响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的因素：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A）；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负债率（lev），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例；是否垄断行业（indd），如果企业处于垄断性行业、国家重点支持行业或高度管制行业（包括电力、电信、石油、开采、农业、土木工程建筑业、房地产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地区的财政赤字（deficit），定义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越

表1简单描述性统计

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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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1.06，25分位数、中位数、75分位数和最大值分别为

0.026，中位数分别为0.037、0.026。均值检验和中

1.03、1.05、1.08、1.27，最小值为0.98，也接近1，这表明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差异不大，而且税收征管力度并不偏于宽松。经营业绩（adjroa）平均值为-0.01。纳税贡献程度（Taxpay）平均值为0。19%的行业是垄断行为（indd）。财政赤字（deficit）平均值0.83，最小值为0.07，最大值为3.98，表明各省财政赤字存在差异。

表2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经济下行期（GDPd、Ecycled）与公司避税程度显著负相关。盈余管理程度（DA）与公司避税程度负相关。负债水平（lev）与公司避税程度正相关。存货密集度（ch_ta）和公司的资本密集度分别与公司避税程度显著负相关、正相关。盈利能力（roa）、上市公司投资机会（mb）均与公司避税程度显著负相关。地方国有企业（lo⁃cal-soe）与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表明地方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大于中央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程度（TB）与公司避税程度负相关，由于政府干预程度是反向指标，这表明政府干预程度小，上市公司的避税程度越少。负债水平（lev）与财政补贴显著正相关。

表3的A部分和B部分分别报告了按经济周期变量（GPDd、Ecycled）划分样本组后，检验分析公司避税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在A部分，经济增速较快的年份（GDPd=0），公司避税程度（Diffetr1、Diffetr2）的平均值分别为0.060、0.048，中位数分别为0.047、0.040，而在经济增速较慢的年份（GDPd=1），公司避

表2

Diffetr1Diffetr2Subsidyt+1Subsidyt+2EcycledGDPdDAsizeDiffetr2t+1Subsidyt+2DAlevppembtaxpayTEindd注：*、**、***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

lev

位数检验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速不同的年份，上市公司避税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增速慢的年份，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更小。在B部分，非经济下行期（Ecycled=0），公司避税程度（Diffetr1、Diffetr2）的平均值分别为0.063、0.045，中位数分别为0.05、（Diffetr1、Diffetr2）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分别为0.04，而在经济下行期（Ecycled=1），公司避税程度0.040、0.028，中位数分别为0.035、0.026。均值检验上市公司避税程度更小。（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的回归结果。因变量公司避税程度（Diffetr1、Diffetr2），Ecycled的估计系数为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国有上市公司的避税程度越少；同样的，GDPd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说明当处于经济下行期，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更少。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假说。另外，回归结果中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也较为合理。公司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规模大的公司受到更广泛的关

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检验中位数检验

均值检验中位数检验

注：*、**、***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

ch_ta

ppe

roa

local-soeadjroataxpay

TAXGROW

indddeficit

和中位数检验的结果显示，处于经济下行期，国有

表3差异分析

税程度（Diffetr1、Diffetr2）的平均值分别为0.043、

相关。FC×adjroa

第四，使用“大洗澡”哑变量作为FC×taxpay

盈余管理程度的替代变量，如果公司FC×TB

连续两年亏损，则亏损的第二年“大FC×TE

洗澡”哑变量（bigbath）取值为1，否则adjroa

为0。表12重新进行经济周期与国企TB

避税的回归分析，回归结论维持TE

不变。

第五，考虑官员变更对经济周期size

与公司避税的影响。官员晋升的锦lev

标赛理论认为，好的经济业绩显示官ch_ta

员具有好的政绩，有利于官员的职位ppe

晋升（周黎安，2007）。官员变更如果mb

恰逢经济不景气，可能需要当地国有roa企业多交税，以美化政绩。因此，官local-soe员变更有可能成为本文的一个替代性假说。我们分析了官员变更（PROM）对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关系注：1.表中括号内为P值。*、**、***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双尾检验。的影响，官员变更年度取值为1，否则2.金融危机与税收任务的交互项不显著，因此，表10没有报告这一结果。

2006）。重新回归分析经济周期与公

表10使用GMM模型分析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的关系

L.Diffetr1

L.Diffetr2

Ecycled

GDPd

size

lev

ch_ta

ppe

roa

local-soe

Constant

10%、5%、1%，双尾检验。2.由于需要控制滞后一期的避税程度，回归分析的公司年度观测值下降到3432个。表11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BTDTS）

因变量BTDTSBTDTSBTDTSConstant

Ecycled

GDPd

size

lev

ch_ta

ppe

roa

local-soe

注：表中括号内为P值。*、**、***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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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表12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

Constant

Ecycled

GDPd

bigbath

size

lev

ch_ta

ppe

roa

local-soe

注：表中括号内为P值。*、**、***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双尾检验。为0。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官员变更（PROM）均值为0.26。表13显示，经济周期与官员变更的交互项GDPd×PROM、FC×PROM回归系数不显著，经济周期GDPd、FC仍然与避税程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官员变更并不改变国有企业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前文的研究发现仍然成立。

第六，控制了国有上市公司成立日期哑变量（be⁃fore02），如果国企成立于2002年以前，则取值1，否则为0。重新进行前述的回归分析，研究结论维持不变。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国有上市公司大多成立于2002年以前，但限于数据的获得，我们无法分析地方国企、地方政府与国税系统在税收征管方面的博弈与利益冲突，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另文探究的问题。我们从国有上市公司成立时间做一些补充的分析。国有企业成立时间早晚的不同，可能使它们与当地地税系统、国税系统的关系存在差异。为控

制国有企业成立时间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控制上市公司成立日期哑变量（be⁃fore02）。表14显示，对于因变量公司避税程度（Diffetr1、Diffetr2），Ecycle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国有上市公司的避税程度越少；同样的，GDPd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说明当公司处于经济下行期，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更少。所以，控制国有企业成立时间后，这一结果仍然支持了本文“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假说。经济周期与地方国有企业的交互项Eecycled×local-soe、GDPD×local-so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了避税程度，表现出更强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我们也注意到国有上市公司成立日期哑变量（before02）与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范子英与田彬彬（2013）曾就2002年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权属的改革进行过研究，发现中央上收征税权提高了税收征收效率，抑制企业的避税程度。我们的这一发现与这

表13经济周期、政府干预、税收压力、官员变更与公司避税

Constant

Ecycled

GDPd

Ecycled×PROMEcycled×TB

Ecycled×TAXGROWGDPd×PROMGDPd×TB

GDPd×TAXGROWTB

TAXGROW

PROM

size

lev

ch_ta

ppe

roa

local-soe

注：表中括号内为P值。*、**、***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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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一逻辑是一致的。这也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可能存在某种串谋。

第七，我们还使用“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指数衡量政府对国有企业税收行为的影响程度，作为政府干预（TB）的替代指标。经济周期与避税程度仍显著负相关，意味着在税费负担重的地区，国有企业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表现得更强。前文的研究结论仍成立。

期支持效应”。但是，税收征管效率并未对“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国企的避税程度越少，在未来1~2年获得的财政补贴和税费返还越多。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在企业微观层面，经济周期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国外研究文献发现，公司通过调整税收支出形成防御，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利变化。而我国国企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意味着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存在截然不同的反应行为。因此，对企业税收行为的监管应当考虑产权性质差异和经济周期变化；对分析企业避税行为时，产权性质、经济周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在宏观经济调控层面，国有企业以逆经济周期的税收支持行为回报政府的“支持之手”，因此，需要关注国有企业“支持之手”对逆周期宏观调控效果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的背景下，政府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逆周期纳税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叠加效果，准确把握逆周期的调控力度和调节的灵活性，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平

衡增长。

本文的研究不足在于：国有上市公司大多成立于2002年以前，这虽然纯化了我们的研究样本，但同时也可能使得研究结论的普遍性需要更进一步的验证。限于数据的获得，我们无法分析地方国企、地方政府与国税系统在税收征管方面的博弈与利益冲突，这有待另文探究。

（作者单位：陈冬、孔墨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红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图1对各年税收收入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取自然对数。我们也对税收收入和企业所得税收入消除时间趋势影响，重新做图，不改变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的图形关系。

②诸多的文献已从经营决策、绩效、投资、融资、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多个角度对政府与国企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③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93%的国有上市公司成立于2002年以前。

五、研究结论

以我国2003~2013年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并考察了地方政府控制、国企经营业绩、国企纳税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比重、政府干预、税收征管效率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在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减少了避税程度，呈现显著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而且，这一支持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显著强于中央国有企业。第二，国企经营业绩的上升、地方国企纳税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比重、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地区税收任务的提高均会强化地方国企避税的“逆经济周

表14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控制上市公司成立日期哑变量before02）

因变量

Diffetr1Diffetr2Diffetr1Diffetr2Diffetr1Diffetr2Diffetr1Diffetr2Constant

Ecycled

GDPd

Ecycled×local

GDPd×local

size

lev

ch_ta

ppe

roa

local-soe

before02

注：表中括号内为P值。*、**、***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双尾检验。-61-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④虽然为了避免激化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实行汇算清缴的央企，也会向驻地国税局预缴少部分税款。但具体数据无法获取。

⑤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⑥例如，根据作者的调研，部分地区将税收任务增长率确定为15%。

⑦上市公司在当地具有很大的影响，它们贡献的税收也是可观的，因而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偏爱。所以，使用上市公司交纳的所得税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比重衡量国有上市公司的税收贡献程度，具有合理性。我们使用企业所得税费用衡量上市公司交纳的所得税，原因在于：第一，上市公司实际缴纳了多少企业所得税，这一数据是保密的，外人很难获取。虽然现金流量表提供了缴纳税收支付的现金，但是没有单独列示出现金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支出。第二，企业所得税费用是根据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之后计算出来的，考虑了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反映企业要交纳的所得税。此外，我们还使用企业所得税费用占地区税收收入的比重衡量国企的税收贡献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⑧分析国企纳税贡献程度的影响时，由于无法准确获取央企是否汇总纳税，抑或在驻地国税局纳税，因此只保留了地方国有企业的292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分析样本。我们加入央企的观测值后，分析结论仍然成果。

⑨分析政府干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税收任务的影响时，由于无法准确获取央企是否汇总纳税，抑或在驻地国税局纳税，因此只保留了地方国有企业的292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分析样本。我们加入央企的观测值后，分析结论仍然成果。

⑩限于篇幅，未报告金融危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差异分析结果、以及国企避税与财政补贴的结果。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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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

□陈

冬

孔墨奇

王红建

关键词：经济周期

避税

国有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①

济周期的稳定增长（图1）。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我国GDP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4.2%下

图1

中国GDP增长率与税收收入

首届金融经济周期论坛与会者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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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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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蔚、曾海舰，2011）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本文从国企避税的视角拓展和丰富经济周期与企业行为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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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etal.，2007）。为了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未

所以，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避税存在“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即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更大。

但是，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对经济周期变化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方向相反的反应，即“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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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避税存在“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即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更小。

（二）经济周期、国有产权归属与国企避税经济周期对国有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可能在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中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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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也大。例如，2000~2012年，工商税收占到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83%，17%的工商税收收入来自于企业所得税⑤。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国有企业避税程度的“顺经济周期防御效应”强于中央国有企业。

研究假设2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国有企业避税程度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强于中付与地方财政收支之间表现出一种简单的、稳定的

央国有企业。

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大表明政府的税收攫取更加难以受到约束。我们预期，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国有企业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越强。

等，2011）。因此，从逆周期的支持效应来看，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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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4a：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越大，在未来年度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顺经济周期的防御效应”）。

研究假设4b：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差，在经济萧条期后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王红建

越小，在未来年度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逆经济周期的支持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文中构造变量所用到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母公司名义税率数据和GDP增长率、实际GDP、地区税收收入、地区财政收入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二）模型和变量定义1.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我们建立实证研究模型（1），分析经济周期对公司避税的影响：

Diffetrit=Constant+β1×GDPdit+β2×Ecycledit

+β3×GDPdit×local-soeit+β4×Ecycledit×local-soeit+β10×ppeit+β11×mbit+β12×local-soeit+εit

2003~2013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构成初始样

+β5×DAit+β6×itsizeit+β7×levit+β8×roait+β9×ch_tait

（1）

因变量Diffetr为公司避税程度，使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effectivetaxrate）的差额进行衡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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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影响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的因素

我们建立实证研究模型（2），分析国企经营业绩、税收贡献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税收征管效率、税收任务对经济周期与公司避税关系的增量影响：

Diffetrit=Constant+β1×GDPdit+β2×Ecycledit+β3×GDPdit×adjroait+β4×Ecycledit×adjroait+β5×GDPdit×Taxpayit+β6×Ecycledit×Taxpayit

+β7×GDPdit×TBit+β8×Ecycledit×TBit+β9×GDPdit+β12×Ecycledit×TAXGROWit+β13×DAit+β14×sizeit+β15×levit+β16×roait+β17×ch_tait+β18×ppeit+β19×mbit+β20×local-soeit+εit

×TEit+β10×Ecycledit×TEit+β11×GDPdit×TAXGROWit

（2）

国企的税收贡献程度Taxpay使用企业所得税费用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比重衡量。该比重越大，表明该国有企业越是纳税大户⑦。

TB表示政府干预程度，使用樊纲等（2010）发布的中国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减少政府干预”衡量，这一指数越小，表示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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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同时，为避免可能存在的聚类效应，我们在回归中进行了公司维度的cluster处理。

TAXGROW表示税收任务压力。使用地区上年财政收入增长率衡量，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要求越高，地方政府财政创收的压力就越大（刘慧龙、吴联生，2014）。

其余变量定义同模型（1）。3.经济周期、公司避税与财政补贴

我们建立实证研究模型（3），分析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国企避税行为是否影响企业在未来获得财政补贴。

Subsidy（it+1，=Constant+β1×Diffetrit+β2×sizeitit+2）+β3×levit+β4×inddit+β5×deficitit+β6×local-soeit+εit

（3）

四、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Diffetr1Diffetr2Subsidyit+1Subsidyit+2sizelevch_tapperoamblocal-soeTETAXGROWindddeficit

均值均值为21.96；财务杠杆（lev）的最小值为0.03，而最

表1简单描述性统计

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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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1.06，25分位数、中位数、75分位数和最大值分别为

0.026，中位数分别为0.037、0.026。均值检验和中

表2

Diffetr1Diffetr2Subsidyt+1Subsidyt+2EcycledGDPdDAsizeDiffetr2t+1Subsidyt+2DAlevppembtaxpayTEindd注：*、**、***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

lev

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检验中位数检验

均值检验中位数检验

注：*、**、***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0%、5%、1%。

ch_ta

ppe

roa

local-soeadjroataxpay

TAXGROW

indddeficit

和中位数检验的结果显示，处于经济下行期，国有

表3差异分析

税程度（Diffetr1、Diffetr2）的平均值分别为0.043、

投我以桃_报之以李_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_陈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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