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反过来,顺应自由定律,有助于执政者得到民众的拥戴。图为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国庆游行队伍中,学生打出横幅“小平您好!”CFP/图
■延伸阅读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杜润生著,人民出版社,2005
定律内容:违反第一定律,政权就不稳定
□吴思
1.第一定律与政权兴亡
1992年,田纪云在中央党校讲话,总结了苏联东欧执政党垮台的教训。他说:“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2002年,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文中,田纪云又引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99年12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的说法。普京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什么是死胡同,什么是康庄大道?田纪云写道: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引我们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死胡同,迈向了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随后,田纪云又将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与亡党亡国相提并论。(第42-44页)
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用中国经验说明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违反第一定律,政权就不稳定,难免亡党亡国,这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是执政者兴亡定律。对抗或偏离第一定律,即使有毛泽东那样的大才,即使是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最终也难逃衰亡的命运。
第二定律断言逆者亡,却不断言顺者昌。用邓小平的话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反过来,顺应自由定律,有助于执政者得到民众的拥戴。但民众拥戴一个政党的原因很多,搞好经济只是必要条件之一。
第二定律的肯定性表达是:遵循自由定律与执政者的兴旺发达正相关。假如其他条件相同,遵循第一定律,对执政集团必有正面作用。
关于这条定律,孟子早有更加一般化的表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古人的另一种说法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历史实践一再表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关于“道”的共识形成了,人心所向就确定了。人心的主流是追求利益,遵循第一定律,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也可以更多地赢得人心。同时,财富增加,税基扩大,政府也有更多的税收。于是,遵循第一定律,政权人财两得。反之则反是。
2.偏离度
普京说,苏联偏离人类的康庄大道将近70年。显然,偏离第一定律,不至于立刻导致政权垮台。
在民主制度下,选民可能左右摇摆,在某个时期投票赞成某种程度的偏离。即使不赞成,只要不太过分,也要等到下一次选举纠偏。于是,一届任期的偏离,就可以看作常规的偏离时间。如果领导人实行终身制,偏离就可能持续数十年。如果实行世袭制,偏离时间甚至可能持续数代。
从空间方面看,偏离角度也有很大差别。30度是偏,90度也是偏,还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执政,从互助组开始左偏,经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直至大跃进,偏离度越来越高,灾难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持续。
偏离的主要原因,是执政者拥有自身利益或独特信仰。老子所谓的“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起来,或者需要圣人一般的人格力量,或者需要百姓说了算的民主制度。
总之,偏离因执政者的利益而生,偏离度是偏离空间与时间的乘积,偏离度受到授权制度限制,偏离度与政权的不稳定程度成正比。
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偏离度还受到一些更基本因素的限制。例如历史上新制度的出现、对正道的新认识、纠偏的内部成本和外部力量等等。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顺着这种思路追问下去,可以发现纠偏者考虑的基本因素。
首先,为什么会有问题?问题来自偏离。周边国家的经济自由度高,经济发展快,按照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发展快的道路就是正道。如果全人类仍在摸索之中,天下都是自耕农或封建庄园,自然经济就是正道,当然不存在偏离问题,基本经济模式可以千年不变。如果外部有了效率更高的制度,偏离正道的问题出现,但没有比较,闭关锁国,实行愚民政策,封杀或扭曲对自身不利的外部信息,内部问题也不大。
其次,有什么问题?外部问题是,封闭的大门可能被撞开,信息封锁可能有漏洞,维持封闭的成本可能高到得不偿失的地步。最后,偏离者还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被强者淘汰。
内部问题是:对比之下产生的不满。民众追求更多的利益,对偏离正道不满。执政集团里也会有人追求民众的拥戴,追求更多的税收,同样对偏离正道不满。偏离度越高,不满越严重。严重之至,“亲戚畔之”。如果纠偏的收益可以惠及全社会,那么,纠偏将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要求,执政集团内部也有分裂的危险。如果改革收益主要惠及民众,对执政集团不利,这种偏离仍可能持续,改革就可能拖延,但官民矛盾将逐步激化,直至最后爆发。
反过来说,偏离有危险,纠偏也是有成本的。纠偏力量的聚集和发动,难免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发展到血流成河的地步。由秦汉到民国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无论纠偏的力量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其成本的标高之下,都是偏离的存在空间。在此范围内,决策者不仅拥有巨大的选择余地,还能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用这套价值观教化民众,扩展偏离空间。
3.偏离度的必增必减
在《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田纪云回顾道:“过去发生的那些错误,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原因是复杂的,我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主与法制,人治还是法治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就出现不了这种情况,即使出现了,也不可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第450页)
什么叫人治?田纪云的解释是:“皇帝是天下的至尊,他可以以言代法,以言废法。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就是人治的表现。”换句话说,人治社会就是个人专制社会。
关于人治社会,田纪云也提出了两条规律性的看法。
第一,“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掌握权力的人就往往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第二,“摈弃人治,实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人民的要求,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昌盛、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为什么掌握权力的往往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任何人都有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获取最高收益的倾向,投资如此,劳动如此,使用权力也如此。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不受制约,权力扩张便无止境,无论大权小权,高层基层。大势所趋,偏离正道是必然的,而且是递增的,愈演愈烈的。
为什么走向民主法治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缺乏民主法治,自由得不到保障,权力随时可能偏离正道,造成摇摆动荡,最终落后于时代。这时候,第二定律显示作用,执政者衰亡。最后,活下来的,长期繁荣的,都是政府服从选民,保护公民自由,偏离度比较低的国家。
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反过来,顺应自由定律,有助于执政者得到民众的拥戴。图为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国庆游行队伍中,学生打出横幅“小平您好!”CFP/图
■延伸阅读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杜润生著,人民出版社,2005
定律内容:违反第一定律,政权就不稳定
□吴思
1.第一定律与政权兴亡
1992年,田纪云在中央党校讲话,总结了苏联东欧执政党垮台的教训。他说:“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2002年,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文中,田纪云又引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99年12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的说法。普京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什么是死胡同,什么是康庄大道?田纪云写道: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引我们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死胡同,迈向了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随后,田纪云又将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与亡党亡国相提并论。(第42-44页)
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用中国经验说明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违反第一定律,政权就不稳定,难免亡党亡国,这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是执政者兴亡定律。对抗或偏离第一定律,即使有毛泽东那样的大才,即使是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最终也难逃衰亡的命运。
第二定律断言逆者亡,却不断言顺者昌。用邓小平的话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反过来,顺应自由定律,有助于执政者得到民众的拥戴。但民众拥戴一个政党的原因很多,搞好经济只是必要条件之一。
第二定律的肯定性表达是:遵循自由定律与执政者的兴旺发达正相关。假如其他条件相同,遵循第一定律,对执政集团必有正面作用。
关于这条定律,孟子早有更加一般化的表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古人的另一种说法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历史实践一再表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关于“道”的共识形成了,人心所向就确定了。人心的主流是追求利益,遵循第一定律,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也可以更多地赢得人心。同时,财富增加,税基扩大,政府也有更多的税收。于是,遵循第一定律,政权人财两得。反之则反是。
2.偏离度
普京说,苏联偏离人类的康庄大道将近70年。显然,偏离第一定律,不至于立刻导致政权垮台。
在民主制度下,选民可能左右摇摆,在某个时期投票赞成某种程度的偏离。即使不赞成,只要不太过分,也要等到下一次选举纠偏。于是,一届任期的偏离,就可以看作常规的偏离时间。如果领导人实行终身制,偏离就可能持续数十年。如果实行世袭制,偏离时间甚至可能持续数代。
从空间方面看,偏离角度也有很大差别。30度是偏,90度也是偏,还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执政,从互助组开始左偏,经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直至大跃进,偏离度越来越高,灾难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持续。
偏离的主要原因,是执政者拥有自身利益或独特信仰。老子所谓的“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起来,或者需要圣人一般的人格力量,或者需要百姓说了算的民主制度。
总之,偏离因执政者的利益而生,偏离度是偏离空间与时间的乘积,偏离度受到授权制度限制,偏离度与政权的不稳定程度成正比。
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偏离度还受到一些更基本因素的限制。例如历史上新制度的出现、对正道的新认识、纠偏的内部成本和外部力量等等。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顺着这种思路追问下去,可以发现纠偏者考虑的基本因素。
首先,为什么会有问题?问题来自偏离。周边国家的经济自由度高,经济发展快,按照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发展快的道路就是正道。如果全人类仍在摸索之中,天下都是自耕农或封建庄园,自然经济就是正道,当然不存在偏离问题,基本经济模式可以千年不变。如果外部有了效率更高的制度,偏离正道的问题出现,但没有比较,闭关锁国,实行愚民政策,封杀或扭曲对自身不利的外部信息,内部问题也不大。
其次,有什么问题?外部问题是,封闭的大门可能被撞开,信息封锁可能有漏洞,维持封闭的成本可能高到得不偿失的地步。最后,偏离者还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被强者淘汰。
内部问题是:对比之下产生的不满。民众追求更多的利益,对偏离正道不满。执政集团里也会有人追求民众的拥戴,追求更多的税收,同样对偏离正道不满。偏离度越高,不满越严重。严重之至,“亲戚畔之”。如果纠偏的收益可以惠及全社会,那么,纠偏将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要求,执政集团内部也有分裂的危险。如果改革收益主要惠及民众,对执政集团不利,这种偏离仍可能持续,改革就可能拖延,但官民矛盾将逐步激化,直至最后爆发。
反过来说,偏离有危险,纠偏也是有成本的。纠偏力量的聚集和发动,难免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发展到血流成河的地步。由秦汉到民国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无论纠偏的力量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其成本的标高之下,都是偏离的存在空间。在此范围内,决策者不仅拥有巨大的选择余地,还能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用这套价值观教化民众,扩展偏离空间。
3.偏离度的必增必减
在《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田纪云回顾道:“过去发生的那些错误,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原因是复杂的,我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主与法制,人治还是法治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就出现不了这种情况,即使出现了,也不可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第450页)
什么叫人治?田纪云的解释是:“皇帝是天下的至尊,他可以以言代法,以言废法。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就是人治的表现。”换句话说,人治社会就是个人专制社会。
关于人治社会,田纪云也提出了两条规律性的看法。
第一,“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掌握权力的人就往往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第二,“摈弃人治,实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人民的要求,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昌盛、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为什么掌握权力的往往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任何人都有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获取最高收益的倾向,投资如此,劳动如此,使用权力也如此。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不受制约,权力扩张便无止境,无论大权小权,高层基层。大势所趋,偏离正道是必然的,而且是递增的,愈演愈烈的。
为什么走向民主法治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缺乏民主法治,自由得不到保障,权力随时可能偏离正道,造成摇摆动荡,最终落后于时代。这时候,第二定律显示作用,执政者衰亡。最后,活下来的,长期繁荣的,都是政府服从选民,保护公民自由,偏离度比较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