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探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⑤》。结合当时历史考虑，1950年的中苏结盟，不可否认条约是在双方基本利益一致、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不应忽视，两国、两党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彼此互不信任，隔阂甚深。这种状况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关键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结盟 苏联 大国沙文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关于这个条约及协定，以往中苏两过的大多数历史、政治著作都认为条约维护了中苏两国平等友好的关系和两国主权的完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早在1979年4月就已终止，而今随着当时双方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和俄罗斯的解密文件的问世，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看法，在学术界有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不平等的，其中极大程度的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于条约中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做一个全面的认识。
中苏结盟的初衷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多不承认新中国，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建国之初，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经济、军事、文化等十分落后，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新的经济状况，新中国缺乏恢复经济的物力、财力、人才、经验和技术。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和恢复和发展经济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同时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
苏联在当时正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夺，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冷战愈演愈烈，国际局势空前紧张。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对苏联来说，将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辽阔、潜力极大的新中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将从根本上改变它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可见当时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1950年的中苏结盟，正是在双方基本利益一致、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双方的结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从双方对结盟的设想来看，苏联一直是以本国利益出发，甚至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来对待与中国结盟这一问题的，带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
在中苏结盟中，毛泽东希望与苏联建立一个平等互利的同盟关系，而斯大林则更侧重于怎样利用好中国这张牌，在与美国的对抗中处于优势地位，以及如何尽量维护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毛泽东主张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另定新约。然而斯大林主张保留1945年中苏条约，而实际上进行一些修改，即不订新约。“斯大林保留原约、实际上作修改的主张，是为了保持战后美、苏、英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系。他担心中苏一旦废除1945年条约，另订新约，将招致美英的一致反对，极有可能引发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问题。另外，他并不想放弃通过不平等的1945年中苏条约从中国取得的各种特权，对毛泽东也很不放心，没有把握他是否会接受苏联的控制，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铁托。”
《条约》的谈判及内容
从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一共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谈判进行了如此之久，这与两国的利益冲突、斯大林故意拖延时间是分不开的，条约的签定也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而当时由于中苏两国强弱悬殊，中国正处于受援国，显然这种妥协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当天就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然而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正如上所述毛泽东提出另立新约的要求，而斯大林则以1945年的条约是依据雅尔塔协定而定和废除条约可能会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为理由，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④意在表明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对此，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他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又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恩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⑤
此后大约十多天里，由于一开始在订立中苏新约上即意见不合，苏方对毛泽东采取了故意冷落的态度。即使在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也绝口不提订立中苏新约的问题。恰在此时，英国一家通讯社传云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苏方有些着慌。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新中国。与此同时，缅甸和英国也表示了承认新中国的意向。毛泽东故意向苏方透露了这些情况，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签订中苏新约问题上改变态度。此后苏方的立场才出现了明显变化。
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处，主动提出签订中苏新约代替旧约的问题，并表示希望周恩来莫斯科。
1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2 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主要是谈1945年中苏条约和签订中苏新约问题。斯大林一开头就表示他已经改变原先保留1945年中苏条约的主张，要求就签订新的友好条约进行磋商，并说新的中苏条约可以“不管”《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双方很快就签订中苏新约一事达成了协议。 就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中方应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并且要“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周恩来更明确提出中方投资占5l％；“撤消中长铁路的现有理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代之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由中国人担任”。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坚持要“双方对等参与和轮流担任领导职务”，投资比例也要“平等参与”，只是同意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⑥双方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但经过双方的妥协，同意在大连实行“经济合作”。在中长铁路问题上，双方同意继续对该路实行“共同的经营和管理”。这里应该指出，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该铁路本是帝俄侵略中国的产物，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继承这种侵略特权，更不应该将此等特权加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何况苏联早已于1935年将中东铁路卖与日本，苏联对该路已无任何权利可言。毛泽东等在谈判中同意两国对铁路“共同经营管理”．已属格外相让，苏方坚持在投资、管理上都要“对等”，不能不说是一种继承帝俄对华政策传统的扩张主义行为。⑦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等双方人员开始就中苏新约及协定进行具体商谈。在具体谈判中，周恩来等中方代表坚持原则，迫使苏方做出了不少让步。经过斗争和妥协，双方在各项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式签字。签字人是中方外长周恩来和苏方外长维辛斯基。毛泽东和斯大林等参加了签字仪式。与《条约》同时签字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经济贷款的协定》。⑧条约有效期为30年。
条约的最后签订，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虽然做出了极大努力，但中苏两国强弱悬殊和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中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例如，1、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2、苏联坚持在帮助中国建立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实行合营，为此，中方以当年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苏联讨论的协议草案为基础%，与苏方商定了成立上述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种合作方式事实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3、苏联坚持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⑨从中，明显可见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
当时对《条约》的评价及苏联的所作所为
中苏结盟对新中国来说的确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是中国外交上的一种成功。“毛泽东曾公开讲，签订了中苏条约，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目前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朋友，并且帝国主义还虎视耽耽如今我们请好了一个帮手可以放开手脚地进行国内建设了。”⑽的确中苏结盟的攻击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从当时上方领导人的言论及评价，我们同样能看出苏联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其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是显而易见的。
从当时苏联方面的议论来看大多数人认为，条约的签定是尊重了平等互利、自愿主动的原则的。认为苏联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都归还给了中国。前苏联外交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列多夫斯基写道，通过1950年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自愿地，甚至主动地把根据1945年8月14日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所得到的一切归还了中国”⑾。另外两位中苏关系史作者奥·鲍里索夫和鲍·科洛斯科夫甚至说，1950年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体现了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民族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最高关系的典范”⑿。事实是否是以上学者所说那样呢？我觉得不是。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知道，斯大林本来是主张保留1945年中苏条约有关协定的，因和毛泽东意见相左，曾打破国际外交礼仪和惯例，将他冷落了半个月之久。1950年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的签订，是中方斗争以及互相妥协的结果。毛泽东说，“我们总算从虎口里夺得了一点食物”⒀，可见并不是自愿、平等的。既然是双方的妥协，也可说明是双方当时面对各种复杂情形下的迫不得已。
中苏联的所作所为中更是看不到完全的平等，相反更多的是强加。苏联外交部后来在评估与新中国最初年的外交关系时认为，中苏关系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消极因素⒁。这主要是指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那些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某些条约和协定第一、苏联对中长铁路本已无任何权利可言，苏方却强要股额与中方平等，并反对中方关于该铁路局长由中方担任的建议，强要实行定期轮换制，以求“对等”，最后迫使中方接受。第二、谈判中苏方提出苏军及军需品可由满洲里及绥芬河之间往返运送。周恩来提出只有在远东发生反对苏联的战争的情况才可同意。为此双方签订了一项秘密议定书。其规定对中国不是对等的。第三、苏方要求中方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规定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及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不给予外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第三国资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
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鉴于他国不可能在苏联远东与中亚获得租让权利和进行活动，故此协定是专对中国的，实际上无异是将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变成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最初不同意签订该补充协定，但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只好让步，如此等等。 就连俄国中苏关系史专家谢尔盖·冈察罗夫也说，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和对中国不利的性质”⒂。
苏联对《条约》的践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确立，从此，两国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时期。但自苏共二十大起，中苏分歧产生并不断加剧，使两国走向对抗，导致同盟名存实亡。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就已发生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禁止外国人进入新疆和满洲（1950年2 月14日）；建立中苏合资的股份公司，（不合理地）确定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1950年6月1日）(16)；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这些情况，严重地损害了中苏关系在完全平等、自愿和互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是不平等的因素侵蚀着同盟的基础。
1964年11 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谈到，在中苏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之所以发生争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⒄。可见，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同盟脆弱的命运。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
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
众所周知，苏联的沙文主义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从沙皇时代，俄罗斯就坚持侵略扩张的原则，对其它国家进行掠夺、奴役，被侵略国家带来了深痛灾难也包括对中国的侵略。鸦片战争中，俄罗斯对中国领土蚕食鲸吞，成为侵略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1891年沙皇俄国同英美法等国家与中国签定《辛丑条约》，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土地革命时期，苏联一再将其意志强加于中国，导致中国革命出现几次危机，最后不得不进行长征。“二战”后期，苏美英背着中国达成苏联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公然将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等等，都是俄国和苏联向中国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无疑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同样影响着1950年的中苏结盟。其重要表现就是外蒙古问题。
自沙皇时代起，帝俄即一直觊觎我国外蒙古，企图变该地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一手导演了外蒙古的“自治”。1921年，苏俄以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帮助蒙古人民革命为名，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后来经过谈判，中苏于1924年5月签订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方“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此后，苏联自食其言，将外蒙古作为它的卫星国和缓冲国，使其继续沿着脱离中国的道路发展。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在《雅尔塔协定》中擅自规
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在同年夏天举行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强要中国国民政府履行《雅尔塔协定》，承认外蒙古独立。在他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同意了外蒙古的独立。在1950年的中苏新约谈判中，苏联又成功地促使中国与它互换照会：“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⒅这无疑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延续。而中国为了收回东北利权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牺牲，中国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吞下这个不平等的苦果。
结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早已停止，但是对它的认识我们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它。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历史功绩，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消极的一面。现在的中国无疑在世界上已算一个大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在倒向世界各国的任何一边。作为一个大国的形象，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与义务，做一个对世界负责的大国。因此，再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系，我们应看到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们不能对其他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要紧防他国向我们施加大国沙文主义。
注释：
1、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
2、章其真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4
3、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
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8期.296页
5、《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俄总统馆，全宗４５，目录１，案宗２３９，第９～１７页
6、
45.目录1．案卷324．第29～38页。译文见t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3期
7、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
8、郭大钧、耿向东《中国当代史》（1949—200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9.1 第16页.
9、章其真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4
10、章其真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4
12、奥·鲍里索夫和鲍·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
11、孙泽学，唐年新 《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5期
1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91页
14、16许剑波译.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外交部对中苏关系的评价［j］" .党史研究资料1997.（7）
15、1989年10月苏联：
16许剑波译.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外交部对中苏关系的评价［j］" .党史研究资料1997.（7）
17、孙泽学，唐年新 《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5期
18、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
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探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⑤》。结合当时历史考虑，1950年的中苏结盟，不可否认条约是在双方基本利益一致、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不应忽视，两国、两党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彼此互不信任，隔阂甚深。这种状况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关键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结盟 苏联 大国沙文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关于这个条约及协定，以往中苏两过的大多数历史、政治著作都认为条约维护了中苏两国平等友好的关系和两国主权的完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早在1979年4月就已终止，而今随着当时双方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和俄罗斯的解密文件的问世，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看法，在学术界有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不平等的，其中极大程度的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于条约中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做一个全面的认识。
中苏结盟的初衷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多不承认新中国，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建国之初，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经济、军事、文化等十分落后，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新的经济状况，新中国缺乏恢复经济的物力、财力、人才、经验和技术。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和恢复和发展经济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同时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
苏联在当时正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夺，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冷战愈演愈烈，国际局势空前紧张。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对苏联来说，将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辽阔、潜力极大的新中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将从根本上改变它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可见当时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1950年的中苏结盟，正是在双方基本利益一致、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双方的结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从双方对结盟的设想来看，苏联一直是以本国利益出发，甚至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来对待与中国结盟这一问题的，带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
在中苏结盟中，毛泽东希望与苏联建立一个平等互利的同盟关系，而斯大林则更侧重于怎样利用好中国这张牌，在与美国的对抗中处于优势地位，以及如何尽量维护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毛泽东主张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另定新约。然而斯大林主张保留1945年中苏条约，而实际上进行一些修改，即不订新约。“斯大林保留原约、实际上作修改的主张，是为了保持战后美、苏、英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系。他担心中苏一旦废除1945年条约，另订新约，将招致美英的一致反对，极有可能引发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问题。另外，他并不想放弃通过不平等的1945年中苏条约从中国取得的各种特权，对毛泽东也很不放心，没有把握他是否会接受苏联的控制，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铁托。”
《条约》的谈判及内容
从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一共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谈判进行了如此之久，这与两国的利益冲突、斯大林故意拖延时间是分不开的，条约的签定也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而当时由于中苏两国强弱悬殊，中国正处于受援国，显然这种妥协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当天就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然而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正如上所述毛泽东提出另立新约的要求，而斯大林则以1945年的条约是依据雅尔塔协定而定和废除条约可能会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为理由，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④意在表明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对此，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他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又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恩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⑤
此后大约十多天里，由于一开始在订立中苏新约上即意见不合，苏方对毛泽东采取了故意冷落的态度。即使在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也绝口不提订立中苏新约的问题。恰在此时，英国一家通讯社传云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苏方有些着慌。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新中国。与此同时，缅甸和英国也表示了承认新中国的意向。毛泽东故意向苏方透露了这些情况，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签订中苏新约问题上改变态度。此后苏方的立场才出现了明显变化。
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处，主动提出签订中苏新约代替旧约的问题，并表示希望周恩来莫斯科。
1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2 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主要是谈1945年中苏条约和签订中苏新约问题。斯大林一开头就表示他已经改变原先保留1945年中苏条约的主张，要求就签订新的友好条约进行磋商，并说新的中苏条约可以“不管”《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双方很快就签订中苏新约一事达成了协议。 就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中方应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并且要“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周恩来更明确提出中方投资占5l％；“撤消中长铁路的现有理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代之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由中国人担任”。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坚持要“双方对等参与和轮流担任领导职务”，投资比例也要“平等参与”，只是同意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⑥双方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但经过双方的妥协，同意在大连实行“经济合作”。在中长铁路问题上，双方同意继续对该路实行“共同的经营和管理”。这里应该指出，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该铁路本是帝俄侵略中国的产物，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继承这种侵略特权，更不应该将此等特权加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何况苏联早已于1935年将中东铁路卖与日本，苏联对该路已无任何权利可言。毛泽东等在谈判中同意两国对铁路“共同经营管理”．已属格外相让，苏方坚持在投资、管理上都要“对等”，不能不说是一种继承帝俄对华政策传统的扩张主义行为。⑦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等双方人员开始就中苏新约及协定进行具体商谈。在具体谈判中，周恩来等中方代表坚持原则，迫使苏方做出了不少让步。经过斗争和妥协，双方在各项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式签字。签字人是中方外长周恩来和苏方外长维辛斯基。毛泽东和斯大林等参加了签字仪式。与《条约》同时签字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经济贷款的协定》。⑧条约有效期为30年。
条约的最后签订，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虽然做出了极大努力，但中苏两国强弱悬殊和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中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例如，1、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2、苏联坚持在帮助中国建立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实行合营，为此，中方以当年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苏联讨论的协议草案为基础%，与苏方商定了成立上述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种合作方式事实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3、苏联坚持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⑨从中，明显可见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
当时对《条约》的评价及苏联的所作所为
中苏结盟对新中国来说的确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是中国外交上的一种成功。“毛泽东曾公开讲，签订了中苏条约，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目前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朋友，并且帝国主义还虎视耽耽如今我们请好了一个帮手可以放开手脚地进行国内建设了。”⑽的确中苏结盟的攻击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从当时上方领导人的言论及评价，我们同样能看出苏联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其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是显而易见的。
从当时苏联方面的议论来看大多数人认为，条约的签定是尊重了平等互利、自愿主动的原则的。认为苏联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都归还给了中国。前苏联外交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列多夫斯基写道，通过1950年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自愿地，甚至主动地把根据1945年8月14日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所得到的一切归还了中国”⑾。另外两位中苏关系史作者奥·鲍里索夫和鲍·科洛斯科夫甚至说，1950年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体现了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民族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最高关系的典范”⑿。事实是否是以上学者所说那样呢？我觉得不是。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知道，斯大林本来是主张保留1945年中苏条约有关协定的，因和毛泽东意见相左，曾打破国际外交礼仪和惯例，将他冷落了半个月之久。1950年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的签订，是中方斗争以及互相妥协的结果。毛泽东说，“我们总算从虎口里夺得了一点食物”⒀，可见并不是自愿、平等的。既然是双方的妥协，也可说明是双方当时面对各种复杂情形下的迫不得已。
中苏联的所作所为中更是看不到完全的平等，相反更多的是强加。苏联外交部后来在评估与新中国最初年的外交关系时认为，中苏关系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消极因素⒁。这主要是指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那些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某些条约和协定第一、苏联对中长铁路本已无任何权利可言，苏方却强要股额与中方平等，并反对中方关于该铁路局长由中方担任的建议，强要实行定期轮换制，以求“对等”，最后迫使中方接受。第二、谈判中苏方提出苏军及军需品可由满洲里及绥芬河之间往返运送。周恩来提出只有在远东发生反对苏联的战争的情况才可同意。为此双方签订了一项秘密议定书。其规定对中国不是对等的。第三、苏方要求中方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规定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及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不给予外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第三国资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
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鉴于他国不可能在苏联远东与中亚获得租让权利和进行活动，故此协定是专对中国的，实际上无异是将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变成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最初不同意签订该补充协定，但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只好让步，如此等等。 就连俄国中苏关系史专家谢尔盖·冈察罗夫也说，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和对中国不利的性质”⒂。
苏联对《条约》的践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确立，从此，两国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时期。但自苏共二十大起，中苏分歧产生并不断加剧，使两国走向对抗，导致同盟名存实亡。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就已发生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禁止外国人进入新疆和满洲（1950年2 月14日）；建立中苏合资的股份公司，（不合理地）确定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1950年6月1日）(16)；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这些情况，严重地损害了中苏关系在完全平等、自愿和互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是不平等的因素侵蚀着同盟的基础。
1964年11 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谈到，在中苏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之所以发生争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⒄。可见，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同盟脆弱的命运。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
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
众所周知，苏联的沙文主义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从沙皇时代，俄罗斯就坚持侵略扩张的原则，对其它国家进行掠夺、奴役，被侵略国家带来了深痛灾难也包括对中国的侵略。鸦片战争中，俄罗斯对中国领土蚕食鲸吞，成为侵略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1891年沙皇俄国同英美法等国家与中国签定《辛丑条约》，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土地革命时期，苏联一再将其意志强加于中国，导致中国革命出现几次危机，最后不得不进行长征。“二战”后期，苏美英背着中国达成苏联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公然将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等等，都是俄国和苏联向中国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无疑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同样影响着1950年的中苏结盟。其重要表现就是外蒙古问题。
自沙皇时代起，帝俄即一直觊觎我国外蒙古，企图变该地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一手导演了外蒙古的“自治”。1921年，苏俄以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帮助蒙古人民革命为名，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后来经过谈判，中苏于1924年5月签订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方“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此后，苏联自食其言，将外蒙古作为它的卫星国和缓冲国，使其继续沿着脱离中国的道路发展。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在《雅尔塔协定》中擅自规
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在同年夏天举行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强要中国国民政府履行《雅尔塔协定》，承认外蒙古独立。在他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同意了外蒙古的独立。在1950年的中苏新约谈判中，苏联又成功地促使中国与它互换照会：“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⒅这无疑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延续。而中国为了收回东北利权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牺牲，中国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吞下这个不平等的苦果。
结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早已停止，但是对它的认识我们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它。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历史功绩，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消极的一面。现在的中国无疑在世界上已算一个大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在倒向世界各国的任何一边。作为一个大国的形象，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与义务，做一个对世界负责的大国。因此，再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系，我们应看到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们不能对其他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要紧防他国向我们施加大国沙文主义。
注释：
1、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
2、章其真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4
3、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
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8期.296页
5、《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俄总统馆，全宗４５，目录１，案宗２３９，第９～１７页
6、
45.目录1．案卷324．第29～38页。译文见t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3期
7、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
8、郭大钧、耿向东《中国当代史》（1949—200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9.1 第16页.
9、章其真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4
10、章其真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4
12、奥·鲍里索夫和鲍·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
11、孙泽学，唐年新 《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5期
1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91页
14、16许剑波译.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外交部对中苏关系的评价［j］" .党史研究资料1997.（7）
15、1989年10月苏联：
16许剑波译.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外交部对中苏关系的评价［j］" .党史研究资料1997.（7）
17、孙泽学，唐年新 《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5期
18、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 2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