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
严复译本《天演论》的变异现象
———以功能翻译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梁真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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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尤其是费米尔的目的论为理论依据,系统地探讨了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内容、语言风格、文本功能等方面的变异现象,剖析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及译者的政治思想发展脉络,从而揭示了《天演论》变异的真正原因在于严复的翻译目的,而他的翻译目的是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关键词:《天演论》;变异;翻译目的;功能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07)06-0028-08
DeviationsinTianYanLunTranslatedbyYanFu
———APerspectivefromFunctionalistTranslationTheory
LiangZhenhuiΠChenWeiguo
(ChangjiCollege,Changji,Xinjiang,831100)
Abstract:Thepaper,basedonthefunctionalisttheoryofGermanSchool,inparticular,Hans.J.Vermeer’sSkopostheory,makesanattempttoexploredeviationsinTianYanLunintermsofcontent,languageandstyleaswellastextfunction.Then,ande2tailedanalysisofthehistoricalcontextandofYanFu’spoliticalideasismadetorevealthemotivebehindthesedeviations.Finally,theconclusionisdrawn:thevariousdeviationsinTianYanLunarerootedinYanFu’stranslationpurposewhichreflectshispoliticalideasformedbythehistoricalconditions.
Keywords:TianYanLun;deviation;translationpurpose;functionalisttheory
一、引言
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中,《天演论》是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译作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杰出地位———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而且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启蒙思想家。
《天演论》无论在内容、语言风格,还是在文本功能上都背离了原文。例如,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内容增删改按(加按语)。语言风格
上,原文是一部用现代英语写的社会哲学论著,语言风格严谨平实,而严复的桐城派古文文体则要生动华丽得多。原文以信息功能为主,作者旨在反驳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的“进化伦理”观点。而译文增加了原文所没有的呼唤功能,它唤醒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危亡意识。此外,桐城古文进一步增强了译文的表达功能,使《天演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享有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人们着眼于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天演论》,而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巨
3本文系昌吉学院科研资助项目之一。
),女,四川宜宾人,昌吉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作者简介]梁真惠(1970～
践、英汉语言与文化对比。
),男,江苏泗阳人,昌吉学院外语系讲师,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陈卫国(1969～
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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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大社会影响和启蒙作用,从而使这一译本遭受到众多“不忠”、“不信”的批评与指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一下《天演论》:为什么严复在“译例言”中明确提出翻译原则“信达雅”之后,而在翻译实践时又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尤其是违背了“信”这一点呢?为什么这一“不忠”、“不信”的译本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英文造诣很深的西学大师偏离了原文呢?本文把这一偏离现象称为变异。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严复强烈的文化倾向使然。格、,而其文化。 二、理论依据
在赖斯功能概念的基础上,费米尔于20世
纪70年代提出了翻译目的论。费米尔说“语言学理论对我们不再有帮助。首先,翻译不再仅仅是语言符号转换过程;其次,语言学理论没有提供解决翻译问题的方法。所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别处”(Vermeer:29)。费米尔受行为理论的启发,。人类行为。费米尔强调译文的)而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他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文化价值、期望和交际需求。此外,费米尔赋予译者以专家的角色。译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素质,首先是学术素养,以保证翻译的效果;其次是责任感,即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种种选择负
本文认为,《天演论》变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责,而译者的选择指向一个目标———实现翻译目严复强烈的翻译动机。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大大降低了原文的地位,把原文仅仅尤其是费米尔的目的论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看成是一个“信息源”(offerofinformation)或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内部符号“原材料”(rawmaterial),译者本着自己的目的之间的转换,还与语言外部因素(如社会环境)对原文进行处置(Reiss&Vermeer:76)。总之,有密切的关系,而环境因素甚至是影响文本意义及意义阐释的决定性因素(Baker:29)。功能翻译理论摒弃了传统翻译理论以忠实为核心的“原文中心论”,把目光转向目标文本(targettext)以及产生目标文本的社会环境因素。德国翻译理论家赖斯(Reiss)、费米尔(Vermeer)及曼塔丽(Manttari)都强调译文在译入语文化里的交际功能。
在《翻译批评———潜能与制约》一书中,凯瑟琳娜・赖斯把功能的范畴引入翻译批评领域。赖斯认为,“充分翻译”(adequatetranslation)要把文本类型、语言因素及非语言因素都考虑进来。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如果译本为了实现某个特定功能,这些方面都要让位于翻译目的及译文读者。这种情况下,传统翻译批评的标准和范畴显然不再适用。因此,功能概念应该纳入到翻译批评的领域,“如果翻译是为某一特殊目的服务,旨在实现原文中所没有的特定功能,那么是否实现这个功能就应该成为评价译文的主要依据。这种条件下,选择何种翻译方法及策略完全是由翻译目的而不是文本类型决定的”(Reiss:92～93)。功能理论———翻译批评的新视角———后来成为翻译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
目的论的研究视角从原文作者转向译文读者、从
原文的语言特点转向译文功能,把翻译看成是跨文化交际行为而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
在此基础上费米尔提出了目的论三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是最高原则,决定着翻译策略和方法。后两项原则隶属于它。根据目的原则,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文功能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目的和功能决定的。译文的使用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需求决定了译文的目的。连贯原则指原文和译文之间有某种连贯性,译文读者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能凭借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理解译文,即译文对目标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忠实原则要求译文在实现翻译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忠实于原文。译文应该忠实还是偏离于原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忠实或偏离于原文是由翻译目的决定。费米尔指出正是译文的功能,即翻译目的决定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策略和方法。费米尔的目的论摒弃了“以等值为基础、原文为中心”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更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这个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们能够客观评价那些不忠实于原文而又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翻译作品。严复的《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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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论》就是一个例子。
三、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历史背景既然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那行为必然与其发生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来回顾一下严复所处的历史背景。严复(1854-1921)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1840年,推销阿芙蓉的炮声,震碎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延续了2000从此,80,,被,被割去了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偿付近10亿两白银赔款;失去了许多重要商埠、租界以及一系列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控制等国家主权,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些爱国志士奋起救国救亡,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世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陈越光:18),他和魏源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官方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力挽大清王朝的衰势。他们设立同文馆,培养自己的译才,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在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总之,在船坚炮利的功利主义指导思想下,甲午战争之前的西学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造炮技术。中日甲午海战,中华帝国败于东方岛夷,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幡然醒悟:救国家必须得先改革国家,这个僵化腐朽的社会制度不变革,无论买多少枪炮,建多少船舰,盖多少工厂都无济于事。甲午惨败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从而使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迅猛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严复写了数篇政论文章,全面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康梁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此外,他还一口气翻译了近10部西方社会哲学和科学名著,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可以说,以严复为代表的甲午之后的西学已经从形而下的器物转向形而上的理论,转向寻求西方富强的根源。纵观当时的历史背景,可30
以看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题就是救亡图存。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大任务就是提供中国社会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思想武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四、严复翻译《天演论》前的政治思想概述,那译者的目,还必。。
6岁起就读四书五经,这为他深厚的古文功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3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马尾造船厂———我国第一所造船厂,成为洋务运动早期培养的人才之一。严复就读的学堂以英语教育为蓝本,这与当时一般人所受的教育不同。4年后,严复毕业并到新加坡、日本、台湾等地游历和实习,这些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1877年,严复登上了去欧洲的轮船,在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度过了两年的留学生涯。这段留学生涯不仅为他的英文功底更添一瓦,而且让他受到了全面的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洗礼。严复在英国学习的两年中,可以说“不务正业”,从未上过军舰实习,却曾到过英国的法庭。他没有用心来学船政之务,却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文明、教育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的英国,刚刚经过产业革命,处于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严复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著作,倾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学说。他甚至去过欧洲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故乡———法国。他尤其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激励和鼓舞。流学期间,正是达尔文学说风行英国之时,这一使英国和世界为之震惊的学说,让严复在16年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用它唤醒了一代中国人,从而决定了其一生对历史的最高贡献和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启蒙思想家。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但他的所学并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处处受到官场的排挤。他想凭借个人的能力创办煤矿,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和当时的民族资本企业一样最终宣告失败。而恰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堂堂中华帝国败于小小的日本,当时“天下震动”、“举国廷洋,都人惶骇”(转引自陈越光:40),严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也被深深地刺痛了,国恨终于使他爆发,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严复之子严璩在描述他的这一心迹转变时说,“1895年,马关议和始成,府君大受刺激,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转引自马勇:52)。可以说,正是甲午战败,使严复认识到中国必须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变革。他利用自己的西学背景,转向西方寻求“治国明民之道”,向国人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统社会制度,。,,开篇即大声疾呼“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和“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焕然有不终日之虑”(王宪明:3)。在严复看来,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学习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全面改革。《论世变之亟》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震动。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另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原强》。严复写道:“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王宪明:8～9)。可以说这是严复译《天演论》之前宣扬进化论尤其是社会有机论的一篇代表作。在文章中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理念,指出智德力三者为富国之根本,这也是他“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政治主张的由来。以智德力为本,以“格致新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为标,中国才能摆脱灭种亡国的命运。正如严复所说,“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险危”(
王:514)。之后,严复在《原强》修改稿中提出他那著名的救国纲领,“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转引自陈越光:43)。鼓民力就是严禁鸦片和女子缠足,从而使中国人有一个强壮的身体素质。开民智则要讲西学,废除八股等科举考试;新民德即是用西方的思想文化概念来改造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即用自由平等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来改造中国社会。而这三者又以“开民智”为最急,是富强之源。后来,严复又发表《辟韩》一文,对韩愈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
臣民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文中所发挥的“非君论”及人民本位论的西方民主思想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我们看到,这些在一年(1895)时间内写出的有感于国难人危的政论文章,让严复充分阐发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并为它提供了一个 五、内容的删减改按、呼唤功能的增加体现了严复救国保种的目的
《天演论》在内容上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严复对原文的增加(加按语)、删减和改动。严复的大多数翻译都是同他的按语交织在一起,这些按语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复的《天演论》就是一部对早年文章精心阐述过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的详细而深刻的解释。我们先来看看原文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
原著作者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捍卫者及宣扬者。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界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在不断地进化。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斯宾塞为代表)却把这个自然规律引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中,主张人类社会也应该按照这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律进行发展。他们试图建立“进化伦理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放任主义的观点遭到赫胥黎的坚决拒绝。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全不同。自然界中,强者通过消灭弱者得以保存自己。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社会的进步不是要消灭弱者,而恰恰体现在保护弱者方面。因此,人类的发展进步和自然界的进化方向是相反的。《进化与伦理》一书的中心论题就是:“社会进步意味着对宇宙发展过程的每一步进行检验,换句话说,它可以被称之为伦理进程……社会的伦理进步并不依赖于对宇宙进程的模仿,更谈不上脱离宇宙进程,而是与它抗争”。(Paradis:139～141)
由此可见,赫胥黎旨在批判斯宾塞的“任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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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治”思想,反对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史华慈也指出赫胥黎的书“决不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说,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对社会达尔文的抨击”,赫胥黎的主旨要“捍卫人类的伦理价值,反对创造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伦理’方面的努力”(Schwartz:100)。
在《天演论》译文中,严复增加了大量的按语。据统计,35节中有28节都加了按语,这些念的产物领:。,他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痒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严复:130)
此外,译文增加的一个明显部分是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明(参看《天演论》的42、43、58、60、104、194、303等页)。译文一开始,严复就增加了一段介绍斯宾塞的按语,“斯宾塞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严复:42)。可以说,《天演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赫胥黎原文的意译,二是对斯宾塞观点的说明。严复在按语中极力宣扬和推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显然与赫胥黎的意旨相背离。
严复为什么对斯宾塞如此感兴趣?这与他的翻译目的有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正是他需要用来唤醒民众的理论武器。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他宣称中国在德、智、力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再不奋发争存,根据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就要灭亡。在严复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改变世界,更确切地说,改变中国的良方。这些进化原则不仅描述社会,而且提供变革社会的药方,即提供达到富强目标的药方。正是斯宾塞解释了支配着社会进化的规律,即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一样,遵循“优胜劣败”规律。这一理论满足32
了中国当时的需要,唤醒了中国人“争存”的意识。对于众多年轻人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构成了该书的中心意义。那严复为什么要翻译赫胥黎而不是斯宾塞的书呢?史华慈认为这本书“隐藏着关于达尔文主义主要宗旨的简短、生动和几乎是诗一般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赫胥黎反对斯宾塞的基本态度,会,,借此将,以激(Schwartz,1983:101～)。
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严复将赫胥黎的标题《进化与伦理》(EvolutionandEthics)改译成《天演论》,删去伦理部分,强调进化部分。此外,他删除了原著中着重介绍的生物学方面的进化原理,同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的按语发挥书中的论点,极力推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此唤醒中国人自强保种,与天争胜,变法图存的政治意识。由此可见,《天演论》的翻译完全转移了原书的主旨,加入了严复本身追求富强的关怀(黄克武:90)。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常常扭曲赫胥黎的意图,对原文进行改动。如赫胥黎反对把“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发展,否则“不能治愈的病者、体弱的老者、弱者、身体和智力残障者、超生的婴儿就会像园丁把多余的杂草拔除或像饲养者把不想要的牲口杀死一样”(Para2dis:79)。而“适者生存”却变成了严复的理论武器来警告国人灭种的危险,故严复把这段译成:
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严复:76)原文中有一个段落意在阐释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中:
Sofarasthatlimitedrevelationofthenatureofthings,whichwecallscientificknowledge,hasyetgone,ittends,withconstantlyincreasingemphasis,to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thebeliefthat,notmerelytheworldofplants,butthatofanimals,notmerelylivingthings,butthewholefabricoftheearth;notmerelyourplanet,butthewholesolarsystem;notmerelyourstaranditssatel2lites,butthemillionsofsimilarbodieswhichbearwit2nesstotheorderwhichpervadesboundlessspace,andhasenduredthroughboundlesstime,areallworkingouttheirpredestinedcoursesofevolution(Paradis:65).
(同上:90)
强烈的呼唤功能不仅唤醒了严复的同时代人,而且启蒙了年轻一代。李厚泽认为严复“是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所走到的崭新阶段,他带,起到了空(李泽厚:58)。从那儿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先进人物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者胡汉民、章太炎,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胡适等都拿起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反对敌人。此外,胡适、蔡元培、鲁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受过严复的影响。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相提并论,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转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们中,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是代表人物”(转引自陈越光:149～150)。曹聚仁声称“近20年中他读过的回忆录有五百多种,没有几个作者没有提到《天演论》对他们的影响”(353)。
六、语言风格的变异及文化负载词汇的归化译法体现了严复的交际目的
为达到“救亡保种”的目的,怎样让甚为保守、盲目仇外的封建士大夫们愿意读西方的“进化论”呢?这是严复需要考虑的。严复使用了汉以前文字及桐城古文风格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译文的“雅”吸引了士大夫们———严复的目标读者———的目光,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严复的老师吴汝纶对他的译笔赞赏有加,深为折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又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严复:2)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他(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的读者,很读得下去。”(转引自黎难秋:656)鲁迅也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都留心。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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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能
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知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严复,1998:57)。
原文谈论的只是自然界的进化现象,但译文中严复却谈到人类社会。类似这样对原文内容的改动在译文中随处可见。
此外,呼唤功能的增加直接体现了严复救亡图存的目的。正如吴汝纶所说: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沭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严复:2～3)。译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感叹词和感叹句,把严复的忧愤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
吾闽、粤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严复:122)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草木者,其为道岂异也哉?(同上:130)
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同上:76)
嗟呼!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而伯林海之甘穆斯葛加,前土民数十万,晚近乃仅数万,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亲为余言,且谓过是恐益少也。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鲁迅:307)《天演论》语言风格的变异以及严复对文化负载词汇的归化译法体现了他的交际目的,即达到读者接受的目的。而交际目的是为警世救国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连贯原则要求尽可能让目标读者凭借已有的背景知识理解译文。那么,《天演论》译文的成功还取决于中国读者能否读懂译文。1890～1900年间,即严复从事翻译的10年间,:文,,、李伯元、。严复选择了桐城古文。一方面,严复本人古文功底深厚,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达到交际目的。我们知道严复的目标读者是当时晚清社会的精英阶层———士大夫们。在知识界的精华,能够开始担负起唤醒民众的艰巨任务之前,它必须首先唤醒自己,而严复在这里正是扮演着知识界精华的教育者的角色(Shwartz:89)。他认为先启迪了这一阶层,让他们获得新思想和新观点,然后才能去影响普通民众。严复对普通百姓能马上阅读他的译文不抱幻想,他想做的就是采用一种能够吸引这一精英阶层的语言风格。正如胡适所言“……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的话,便没有人读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适用。所以严复译书的文体,是当日不得已的办法……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故能使
当日的古文大家认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转引自沈苏儒:67)。费米尔认为,目标读者是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是衡量译本成功的要素之一。面对梁启超的批评“……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幡殆难索解”(转引自黄克武,2000:73)。严复回答说:“……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王:516～517)结果,严复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社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固然,译文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符合当时“以人持天、自强保种”的人心所求,但如果不是严复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文学修养,《天演论》也不可能那么风行34
一时,更谈不上对近代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启蒙作用了。换句话说,当时的知识界是从它的文学价值来认识它的学术价值的。王佐良指出严复的翻译策略是成功的“严复有意用古文翻译,而没有追求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形式对应,比如在翻译《天演论》时,他常常把原文的长句译成汉语的排比短句,,更有甚者,、辞藻华,因而增强了读者的历史使命王佐良:1)。严复正是用古雅的文辞把西方科学的丰富内容向读者“达旨”,以达到警世俗、开民智的目的。
此外,对于文化负载意义的词语,严复采用了归化译法,也是为了交际的目的。维钮提(Venuti)认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表达习惯,翻译时有时需要采用归化手段让译文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由交际行为的目的决定的(Schaffner:21)。严复时代的对外交流几乎是一片空白,国人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凡遇到西方文化典故严复均用中国文化典故来替代。如原文提到“鸽子不可能变成它的主人SirJohnSe2bright(SirJohnSebright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养鸽人)”。严复把此句译成“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汗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上林”曾是位于陕西的一个牧场,“卜式”曾是西汉的一个牧羊人。“汗”和“渭”指黄河的“汗水”和“渭水”,而“伯翳”是帮助舜帝管理畜牧的官员。这样一来,译文既达到和原文同样的效果,又让熟读古文的士大夫们容易理解和接受。 七、结语
严复救亡图存的目的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天演论》中。他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作为一个有着留洋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严复忧国忧民,但腐朽的晚清政府没有给他机会去施展一腔政治抱负。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把自己投注于笔端。尤其在甲午战败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由于严复精通英文,又亲自接受过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洗礼,翻译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借以阐发自己政治思想的锐器。他的译作处处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主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和态度。《天演论》是严复的第一部译作,又正值甲午战败,其对原文内容和文本功能的增删改案体现了他警世救国的目的,而译文语言风格的变异以及严复对文化负载词汇的归化译法体现了他的交际目的,即达到读者接受的目的。而交际目的是为其警世救国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
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环境下发生的,要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译者往往出于某种目的而偏离原文。我们在评价一部译作时,不应况。,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天演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虽然在诸多方面背离了原文,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功能翻译理论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价历史上那些尘封的译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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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
严复译本《天演论》的变异现象
———以功能翻译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梁真惠 )
3
摘 要:,尤其是费米尔的目的论为理论依据,系统地探讨了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内容、语言风格、文本功能等方面的变异现象,剖析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及译者的政治思想发展脉络,从而揭示了《天演论》变异的真正原因在于严复的翻译目的,而他的翻译目的是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关键词:《天演论》;变异;翻译目的;功能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07)06-0028-08
DeviationsinTianYanLunTranslatedbyYanFu
———APerspectivefromFunctionalistTranslationTheory
LiangZhenhuiΠChenWeiguo
(ChangjiCollege,Changji,Xinjiang,831100)
Abstract:Thepaper,basedonthefunctionalisttheoryofGermanSchool,inparticular,Hans.J.Vermeer’sSkopostheory,makesanattempttoexploredeviationsinTianYanLunintermsofcontent,languageandstyleaswellastextfunction.Then,ande2tailedanalysisofthehistoricalcontextandofYanFu’spoliticalideasismadetorevealthemotivebehindthesedeviations.Finally,theconclusionisdrawn:thevariousdeviationsinTianYanLunarerootedinYanFu’stranslationpurposewhichreflectshispoliticalideasformedbythehistoricalconditions.
Keywords:TianYanLun;deviation;translationpurpose;functionalisttheory
一、引言
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中,《天演论》是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译作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杰出地位———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而且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启蒙思想家。
《天演论》无论在内容、语言风格,还是在文本功能上都背离了原文。例如,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内容增删改按(加按语)。语言风格
上,原文是一部用现代英语写的社会哲学论著,语言风格严谨平实,而严复的桐城派古文文体则要生动华丽得多。原文以信息功能为主,作者旨在反驳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的“进化伦理”观点。而译文增加了原文所没有的呼唤功能,它唤醒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危亡意识。此外,桐城古文进一步增强了译文的表达功能,使《天演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享有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人们着眼于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天演论》,而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巨
3本文系昌吉学院科研资助项目之一。
),女,四川宜宾人,昌吉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作者简介]梁真惠(1970～
践、英汉语言与文化对比。
),男,江苏泗阳人,昌吉学院外语系讲师,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陈卫国(1969～
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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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大社会影响和启蒙作用,从而使这一译本遭受到众多“不忠”、“不信”的批评与指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一下《天演论》:为什么严复在“译例言”中明确提出翻译原则“信达雅”之后,而在翻译实践时又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尤其是违背了“信”这一点呢?为什么这一“不忠”、“不信”的译本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英文造诣很深的西学大师偏离了原文呢?本文把这一偏离现象称为变异。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严复强烈的文化倾向使然。格、,而其文化。 二、理论依据
在赖斯功能概念的基础上,费米尔于20世
纪70年代提出了翻译目的论。费米尔说“语言学理论对我们不再有帮助。首先,翻译不再仅仅是语言符号转换过程;其次,语言学理论没有提供解决翻译问题的方法。所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别处”(Vermeer:29)。费米尔受行为理论的启发,。人类行为。费米尔强调译文的)而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他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文化价值、期望和交际需求。此外,费米尔赋予译者以专家的角色。译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素质,首先是学术素养,以保证翻译的效果;其次是责任感,即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种种选择负
本文认为,《天演论》变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责,而译者的选择指向一个目标———实现翻译目严复强烈的翻译动机。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大大降低了原文的地位,把原文仅仅尤其是费米尔的目的论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看成是一个“信息源”(offerofinformation)或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内部符号“原材料”(rawmaterial),译者本着自己的目的之间的转换,还与语言外部因素(如社会环境)对原文进行处置(Reiss&Vermeer:76)。总之,有密切的关系,而环境因素甚至是影响文本意义及意义阐释的决定性因素(Baker:29)。功能翻译理论摒弃了传统翻译理论以忠实为核心的“原文中心论”,把目光转向目标文本(targettext)以及产生目标文本的社会环境因素。德国翻译理论家赖斯(Reiss)、费米尔(Vermeer)及曼塔丽(Manttari)都强调译文在译入语文化里的交际功能。
在《翻译批评———潜能与制约》一书中,凯瑟琳娜・赖斯把功能的范畴引入翻译批评领域。赖斯认为,“充分翻译”(adequatetranslation)要把文本类型、语言因素及非语言因素都考虑进来。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如果译本为了实现某个特定功能,这些方面都要让位于翻译目的及译文读者。这种情况下,传统翻译批评的标准和范畴显然不再适用。因此,功能概念应该纳入到翻译批评的领域,“如果翻译是为某一特殊目的服务,旨在实现原文中所没有的特定功能,那么是否实现这个功能就应该成为评价译文的主要依据。这种条件下,选择何种翻译方法及策略完全是由翻译目的而不是文本类型决定的”(Reiss:92～93)。功能理论———翻译批评的新视角———后来成为翻译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
目的论的研究视角从原文作者转向译文读者、从
原文的语言特点转向译文功能,把翻译看成是跨文化交际行为而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
在此基础上费米尔提出了目的论三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是最高原则,决定着翻译策略和方法。后两项原则隶属于它。根据目的原则,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文功能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目的和功能决定的。译文的使用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需求决定了译文的目的。连贯原则指原文和译文之间有某种连贯性,译文读者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能凭借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理解译文,即译文对目标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忠实原则要求译文在实现翻译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忠实于原文。译文应该忠实还是偏离于原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忠实或偏离于原文是由翻译目的决定。费米尔指出正是译文的功能,即翻译目的决定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策略和方法。费米尔的目的论摒弃了“以等值为基础、原文为中心”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更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这个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们能够客观评价那些不忠实于原文而又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翻译作品。严复的《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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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论》就是一个例子。
三、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历史背景既然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那行为必然与其发生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来回顾一下严复所处的历史背景。严复(1854-1921)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1840年,推销阿芙蓉的炮声,震碎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延续了2000从此,80,,被,被割去了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偿付近10亿两白银赔款;失去了许多重要商埠、租界以及一系列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控制等国家主权,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些爱国志士奋起救国救亡,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世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陈越光:18),他和魏源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官方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力挽大清王朝的衰势。他们设立同文馆,培养自己的译才,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在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总之,在船坚炮利的功利主义指导思想下,甲午战争之前的西学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造炮技术。中日甲午海战,中华帝国败于东方岛夷,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幡然醒悟:救国家必须得先改革国家,这个僵化腐朽的社会制度不变革,无论买多少枪炮,建多少船舰,盖多少工厂都无济于事。甲午惨败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从而使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迅猛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严复写了数篇政论文章,全面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康梁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此外,他还一口气翻译了近10部西方社会哲学和科学名著,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可以说,以严复为代表的甲午之后的西学已经从形而下的器物转向形而上的理论,转向寻求西方富强的根源。纵观当时的历史背景,可30
以看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题就是救亡图存。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大任务就是提供中国社会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思想武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四、严复翻译《天演论》前的政治思想概述,那译者的目,还必。。
6岁起就读四书五经,这为他深厚的古文功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3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马尾造船厂———我国第一所造船厂,成为洋务运动早期培养的人才之一。严复就读的学堂以英语教育为蓝本,这与当时一般人所受的教育不同。4年后,严复毕业并到新加坡、日本、台湾等地游历和实习,这些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1877年,严复登上了去欧洲的轮船,在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度过了两年的留学生涯。这段留学生涯不仅为他的英文功底更添一瓦,而且让他受到了全面的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洗礼。严复在英国学习的两年中,可以说“不务正业”,从未上过军舰实习,却曾到过英国的法庭。他没有用心来学船政之务,却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文明、教育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的英国,刚刚经过产业革命,处于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严复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著作,倾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学说。他甚至去过欧洲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故乡———法国。他尤其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激励和鼓舞。流学期间,正是达尔文学说风行英国之时,这一使英国和世界为之震惊的学说,让严复在16年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用它唤醒了一代中国人,从而决定了其一生对历史的最高贡献和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启蒙思想家。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但他的所学并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处处受到官场的排挤。他想凭借个人的能力创办煤矿,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和当时的民族资本企业一样最终宣告失败。而恰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堂堂中华帝国败于小小的日本,当时“天下震动”、“举国廷洋,都人惶骇”(转引自陈越光:40),严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也被深深地刺痛了,国恨终于使他爆发,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严复之子严璩在描述他的这一心迹转变时说,“1895年,马关议和始成,府君大受刺激,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转引自马勇:52)。可以说,正是甲午战败,使严复认识到中国必须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变革。他利用自己的西学背景,转向西方寻求“治国明民之道”,向国人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统社会制度,。,,开篇即大声疾呼“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和“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焕然有不终日之虑”(王宪明:3)。在严复看来,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学习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全面改革。《论世变之亟》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震动。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另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原强》。严复写道:“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王宪明:8～9)。可以说这是严复译《天演论》之前宣扬进化论尤其是社会有机论的一篇代表作。在文章中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理念,指出智德力三者为富国之根本,这也是他“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政治主张的由来。以智德力为本,以“格致新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为标,中国才能摆脱灭种亡国的命运。正如严复所说,“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险危”(
王:514)。之后,严复在《原强》修改稿中提出他那著名的救国纲领,“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转引自陈越光:43)。鼓民力就是严禁鸦片和女子缠足,从而使中国人有一个强壮的身体素质。开民智则要讲西学,废除八股等科举考试;新民德即是用西方的思想文化概念来改造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即用自由平等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来改造中国社会。而这三者又以“开民智”为最急,是富强之源。后来,严复又发表《辟韩》一文,对韩愈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
臣民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文中所发挥的“非君论”及人民本位论的西方民主思想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我们看到,这些在一年(1895)时间内写出的有感于国难人危的政论文章,让严复充分阐发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并为它提供了一个 五、内容的删减改按、呼唤功能的增加体现了严复救国保种的目的
《天演论》在内容上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严复对原文的增加(加按语)、删减和改动。严复的大多数翻译都是同他的按语交织在一起,这些按语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复的《天演论》就是一部对早年文章精心阐述过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的详细而深刻的解释。我们先来看看原文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
原著作者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捍卫者及宣扬者。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界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在不断地进化。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斯宾塞为代表)却把这个自然规律引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中,主张人类社会也应该按照这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律进行发展。他们试图建立“进化伦理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放任主义的观点遭到赫胥黎的坚决拒绝。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全不同。自然界中,强者通过消灭弱者得以保存自己。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社会的进步不是要消灭弱者,而恰恰体现在保护弱者方面。因此,人类的发展进步和自然界的进化方向是相反的。《进化与伦理》一书的中心论题就是:“社会进步意味着对宇宙发展过程的每一步进行检验,换句话说,它可以被称之为伦理进程……社会的伦理进步并不依赖于对宇宙进程的模仿,更谈不上脱离宇宙进程,而是与它抗争”。(Paradis:139～141)
由此可见,赫胥黎旨在批判斯宾塞的“任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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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治”思想,反对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史华慈也指出赫胥黎的书“决不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说,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对社会达尔文的抨击”,赫胥黎的主旨要“捍卫人类的伦理价值,反对创造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伦理’方面的努力”(Schwartz:100)。
在《天演论》译文中,严复增加了大量的按语。据统计,35节中有28节都加了按语,这些念的产物领:。,他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痒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严复:130)
此外,译文增加的一个明显部分是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明(参看《天演论》的42、43、58、60、104、194、303等页)。译文一开始,严复就增加了一段介绍斯宾塞的按语,“斯宾塞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严复:42)。可以说,《天演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赫胥黎原文的意译,二是对斯宾塞观点的说明。严复在按语中极力宣扬和推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显然与赫胥黎的意旨相背离。
严复为什么对斯宾塞如此感兴趣?这与他的翻译目的有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正是他需要用来唤醒民众的理论武器。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他宣称中国在德、智、力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再不奋发争存,根据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就要灭亡。在严复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改变世界,更确切地说,改变中国的良方。这些进化原则不仅描述社会,而且提供变革社会的药方,即提供达到富强目标的药方。正是斯宾塞解释了支配着社会进化的规律,即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一样,遵循“优胜劣败”规律。这一理论满足32
了中国当时的需要,唤醒了中国人“争存”的意识。对于众多年轻人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构成了该书的中心意义。那严复为什么要翻译赫胥黎而不是斯宾塞的书呢?史华慈认为这本书“隐藏着关于达尔文主义主要宗旨的简短、生动和几乎是诗一般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赫胥黎反对斯宾塞的基本态度,会,,借此将,以激(Schwartz,1983:101～)。
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严复将赫胥黎的标题《进化与伦理》(EvolutionandEthics)改译成《天演论》,删去伦理部分,强调进化部分。此外,他删除了原著中着重介绍的生物学方面的进化原理,同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的按语发挥书中的论点,极力推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此唤醒中国人自强保种,与天争胜,变法图存的政治意识。由此可见,《天演论》的翻译完全转移了原书的主旨,加入了严复本身追求富强的关怀(黄克武:90)。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常常扭曲赫胥黎的意图,对原文进行改动。如赫胥黎反对把“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发展,否则“不能治愈的病者、体弱的老者、弱者、身体和智力残障者、超生的婴儿就会像园丁把多余的杂草拔除或像饲养者把不想要的牲口杀死一样”(Para2dis:79)。而“适者生存”却变成了严复的理论武器来警告国人灭种的危险,故严复把这段译成:
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严复:76)原文中有一个段落意在阐释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中:
Sofarasthatlimitedrevelationofthenatureofthings,whichwecallscientificknowledge,hasyetgone,ittends,withconstantlyincreasingemphasis,to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thebeliefthat,notmerelytheworldofplants,butthatofanimals,notmerelylivingthings,butthewholefabricoftheearth;notmerelyourplanet,butthewholesolarsystem;notmerelyourstaranditssatel2lites,butthemillionsofsimilarbodieswhichbearwit2nesstotheorderwhichpervadesboundlessspace,andhasenduredthroughboundlesstime,areallworkingouttheirpredestinedcoursesofevolution(Paradis:65).
(同上:90)
强烈的呼唤功能不仅唤醒了严复的同时代人,而且启蒙了年轻一代。李厚泽认为严复“是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所走到的崭新阶段,他带,起到了空(李泽厚:58)。从那儿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先进人物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者胡汉民、章太炎,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胡适等都拿起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反对敌人。此外,胡适、蔡元培、鲁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受过严复的影响。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相提并论,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转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们中,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是代表人物”(转引自陈越光:149～150)。曹聚仁声称“近20年中他读过的回忆录有五百多种,没有几个作者没有提到《天演论》对他们的影响”(353)。
六、语言风格的变异及文化负载词汇的归化译法体现了严复的交际目的
为达到“救亡保种”的目的,怎样让甚为保守、盲目仇外的封建士大夫们愿意读西方的“进化论”呢?这是严复需要考虑的。严复使用了汉以前文字及桐城古文风格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译文的“雅”吸引了士大夫们———严复的目标读者———的目光,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严复的老师吴汝纶对他的译笔赞赏有加,深为折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又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严复:2)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他(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的读者,很读得下去。”(转引自黎难秋:656)鲁迅也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都留心。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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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能
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知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严复,1998:57)。
原文谈论的只是自然界的进化现象,但译文中严复却谈到人类社会。类似这样对原文内容的改动在译文中随处可见。
此外,呼唤功能的增加直接体现了严复救亡图存的目的。正如吴汝纶所说: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沭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严复:2～3)。译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感叹词和感叹句,把严复的忧愤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
吾闽、粤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严复:122)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草木者,其为道岂异也哉?(同上:130)
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同上:76)
嗟呼!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而伯林海之甘穆斯葛加,前土民数十万,晚近乃仅数万,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亲为余言,且谓过是恐益少也。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鲁迅:307)《天演论》语言风格的变异以及严复对文化负载词汇的归化译法体现了他的交际目的,即达到读者接受的目的。而交际目的是为警世救国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连贯原则要求尽可能让目标读者凭借已有的背景知识理解译文。那么,《天演论》译文的成功还取决于中国读者能否读懂译文。1890～1900年间,即严复从事翻译的10年间,:文,,、李伯元、。严复选择了桐城古文。一方面,严复本人古文功底深厚,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达到交际目的。我们知道严复的目标读者是当时晚清社会的精英阶层———士大夫们。在知识界的精华,能够开始担负起唤醒民众的艰巨任务之前,它必须首先唤醒自己,而严复在这里正是扮演着知识界精华的教育者的角色(Shwartz:89)。他认为先启迪了这一阶层,让他们获得新思想和新观点,然后才能去影响普通民众。严复对普通百姓能马上阅读他的译文不抱幻想,他想做的就是采用一种能够吸引这一精英阶层的语言风格。正如胡适所言“……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的话,便没有人读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适用。所以严复译书的文体,是当日不得已的办法……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故能使
当日的古文大家认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转引自沈苏儒:67)。费米尔认为,目标读者是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是衡量译本成功的要素之一。面对梁启超的批评“……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幡殆难索解”(转引自黄克武,2000:73)。严复回答说:“……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王:516～517)结果,严复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社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固然,译文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符合当时“以人持天、自强保种”的人心所求,但如果不是严复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文学修养,《天演论》也不可能那么风行34
一时,更谈不上对近代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启蒙作用了。换句话说,当时的知识界是从它的文学价值来认识它的学术价值的。王佐良指出严复的翻译策略是成功的“严复有意用古文翻译,而没有追求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形式对应,比如在翻译《天演论》时,他常常把原文的长句译成汉语的排比短句,,更有甚者,、辞藻华,因而增强了读者的历史使命王佐良:1)。严复正是用古雅的文辞把西方科学的丰富内容向读者“达旨”,以达到警世俗、开民智的目的。
此外,对于文化负载意义的词语,严复采用了归化译法,也是为了交际的目的。维钮提(Venuti)认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表达习惯,翻译时有时需要采用归化手段让译文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由交际行为的目的决定的(Schaffner:21)。严复时代的对外交流几乎是一片空白,国人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凡遇到西方文化典故严复均用中国文化典故来替代。如原文提到“鸽子不可能变成它的主人SirJohnSe2bright(SirJohnSebright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养鸽人)”。严复把此句译成“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汗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上林”曾是位于陕西的一个牧场,“卜式”曾是西汉的一个牧羊人。“汗”和“渭”指黄河的“汗水”和“渭水”,而“伯翳”是帮助舜帝管理畜牧的官员。这样一来,译文既达到和原文同样的效果,又让熟读古文的士大夫们容易理解和接受。 七、结语
严复救亡图存的目的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天演论》中。他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作为一个有着留洋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严复忧国忧民,但腐朽的晚清政府没有给他机会去施展一腔政治抱负。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把自己投注于笔端。尤其在甲午战败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由于严复精通英文,又亲自接受过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洗礼,翻译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借以阐发自己政治思想的锐器。他的译作处处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主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7年第6期 (总第146期)和态度。《天演论》是严复的第一部译作,又正值甲午战败,其对原文内容和文本功能的增删改案体现了他警世救国的目的,而译文语言风格的变异以及严复对文化负载词汇的归化译法体现了他的交际目的,即达到读者接受的目的。而交际目的是为其警世救国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
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环境下发生的,要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译者往往出于某种目的而偏离原文。我们在评价一部译作时,不应况。,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天演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虽然在诸多方面背离了原文,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功能翻译理论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价历史上那些尘封的译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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