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卷 第1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1月道德之知到道德之行的困境
吴瑾菁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北京100871)
摘 要: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如何统一是自古以来哲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古代许多思想家们都强调道德上的“知行合一”, 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研究。然而, 这个古老问题至今仍然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从逻辑上说, 知善知恶并不必然导致行善行恶; 从实践中看“, 知”了也并不意味着“行”了。从当前社会现实来看, 一方面, ; , 个体实施道德行为的复杂心理动因, 也会影响人们道德上的“知行”的转化。, 有助于我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解决“知行”关键词:知行转化; 社会困境; 中图分类号:B82-:100022359(2009) 0120028204
作者简介:吴瑾菁) , , 江西玉山人,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后, 。
人们一旦具有了道德认识, 也就具备了道德行为的可能性。道德认识一旦上升到道德良知层面, 成为人的内在德性后, 就更具备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就这个一般逻辑过程而言, 有德性就会有人的德行。然而, 现实中的大量例子表明, 人们“知”与“行”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知”了不能“行”成为当前比较突出的一个现实问题, 德性———德行的这个合理逻辑在现实中遭遇到了尴尬。联系当前社会现实背景, 分析造成这一尴尬的原因, 可以为我们解决道德知行的脱节问题提供所需要的思路
一、道德行为的社会困境
道德行为始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行为, 要实现从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的转化, 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客观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环境, 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当前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 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
收稿日期:2008211220
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 另一方面, 市场导向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那就是, 市场经济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平等权利、高扬了人的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人们追逐利益的利己心, 造成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其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稳步推进。民主与法制历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保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中, 经过多年努力, 公民的民主意识水平普遍提高, 社会主义民主初步实现; 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中, 中国已初步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 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最后, 社会主义道德占主导地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都是多种道德体系并存, 其中有一种道德体系居于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经过多年的道德建设,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28・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 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
可见, 当前我们身处在一个机会与挑战并在、成绩与问题并存的环境中。值得我们肯定的是, 社会环境的主流是好的, 社会秩序能够得以稳固, 正义能够得以伸张, 先进人物不断涌现。但同时, 社会环境中也存在有不少的问题, 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行为的选择与实施。
1. 社会不道德风气对人的心理暗示
的。就以当前社会突出的奢侈浪费之风来说, 官员腐败在其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动辄上十万元一桌的天价豪宴、上万元一盒的天价月饼、超豪华的时尚名表、各式各样的出境旅游等等, 这些时尚消费者真的是普通百姓? 我们的生活水平真的提高到了如此地步? 这些消费者有多少是从自己荷包里掏的钱? 另一个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是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同样会给人们行为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如果说官员代表的是社会的政治权力, 那么司法就是社会正义的象征。如果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都得不到维护的话, 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并对社会失去基本的信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的人们,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就只有靠自己, 就会不择手段。可以设想, 当官员腐败与司法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后, 若想要“良知”变为“良行”, 将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第三, 其表现出来的。其中职业道德最, 某一行业整体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通常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行业不正之风”。在社会行业中, 有一些行业承担着比较重的社会责任, 对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就比较明显, 当这些行业中的道德败坏到了严重程度的话, 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心将会受到严重打击。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 福利院、基金会等慈善部门, 警察、法官等司法部门都可以看做是社会示范行业。当前的行业不正之风现象是严重的, 尤其是上述部门中出现的问题更是拷问着公众的良知。
2. 不道德现象成为社会的顽固势力
不道德的社会环境之所以能够影响人的行为, 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社会中某一部分成员的行为会对另一部分成员的行为起着引导的作用, 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当不道德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之后, 将会对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 那就是, 不讲道德才是明智的。当前社会出现的不道德风气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
第一, 造假之风
弄虚作假是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们的心理暗示就在于, 共同选择之后, 风来说, 比较严重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食品造假, 一是学术造假。这两个方面对人的道德良知造成的危害都是相当大的。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 也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 乃至会影响到公民对社会和政府的信心。当人们发现就连食品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之后, 发现弄虚作假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步之后, 人们将“良知”付诸实施的动机就会大打折扣。学术造假比食品造假更为可怕, 因为学术本身是神圣的, 是社会文明与文化的象征, 也是社会的良知。如果连学术都会造假, 而且造假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的话, 这是相当可怕的。
第二, 腐败之风腐败是社会的毒瘤, 毒害着人们的良知, 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能造成腐败的往往是一些权力部门, 而正因为这些部门拥有权力, 对社会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 其行为会对社会成员起着相当大的导向作用。当前百姓反映强烈的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腐败, 一是司法腐败。中国传统思想中历来强调, 一个为官清廉、德性高尚的官员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具有极强的垂范作用, 反之亦然。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将政治清明系于官员一身, 但官员道德对整个社会的示范作用仍然是相当明显
当社会中的不讲道德成为一张普遍的社会风气以后, 不道德就会成为一种顽固的社会势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的人们, 面对着这样一股势力, 其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是无法与这个顽固势力对抗的。对大多人而言, 如果做不到与黑暗势力作斗争, 最起码能做到“洁身自好”, 可以“明哲保身”, 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在每一个时代, 都会有这种情况, 不道德成为一种顽固势力以后, 个人要与其对抗, 将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于生命。在这种情况下, 只会有少数人选择与错误作斗争, 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 这些人, 鲁迅将他们称为“民族的脊梁”。
杭州有一位不屈不挠举报钱塘江海堤豆腐渣工程案的沈柏虎, 成为媒体宣传的“英雄人物”。他本是被选中参与海堤工程建设的施工队长, 只要睁只
・29・
眼闭只眼不去揭发别人, 满可以分一杯羹。可是他的良知不能容忍自己知情不报, 同流合污。一次次举报, 终于使这个“豆腐渣”工程曝光, 将五个党政官员与四个包工头送上了审判台。但自从举报后, 他也便成了另类, 没人敢让他承包工程, 怕他再举报。沈柏虎的案例不是个案, 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建设项目中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的行为已成为这个行业默认的“行规”。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讲“行规”的人, 当然就是一个另类, 是要受到众人的排挤和攻击的。因为良知就是砍向众人的屠刀, 众人当然要结成牢固的同盟, 将有良知的个别人置于死地。当沈柏虎遭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后, 类似于沈柏虎一样, 还有良知的人们, 当身处这种事件之中, 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的安全, 沈柏虎就会越来越少。
二、道德行为的个体动因
社会道德环境是影响德性向德行转化的社会性因素, 除此之外, 影响良知落实的还有个人的原因, 主要就是个人对行为成本的计算。成本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外的所得就是利润, , 产品的成本一般还包括这个产品的风险收入。所以说, 在生产中, 人们生产什么, 怎么生产, 产品成本是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其实不独是在经济生产中人们需要考虑成本, 人们的其他行为同样也会考虑成本因素, 包括道德行为。对道德行为成本的计较, 可以称为“道德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在实际行为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明细账, 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某一行为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时候, 人们就会选择不作为; 当不道德行为收益远远大于道德行为收益的时候, 人们就会选择不道德行为; 只有当道德行为收益远远大于不道德行为收益的时候, 道德行为发生才具有可能性。涉及道德评价的行为成本计算不同于一般的行为成本计算, 这是因为伦理行为的成本计算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计算, 还包括非物质利益方面的计算, 例如心理满足感、荣辱感、自尊心、内疚感等等。这就使得人们的伦理行为成本计较具有复杂的心理动因。在计算行为成本与收益比较时, 人们也总是综合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两个方面的因素。同时, 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这两个方面孰重孰轻, 并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往往是因人而异的。人们进行伦理行为的成本计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30・
1. 行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
经济学上, 当成本大于收益时, 意味着这是一笔赔钱的买卖, 是没有行为价值的。伦理行为也会出现行为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行为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伦理行为分析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行为的成本还是收益都不只是考虑物质方面的利益, 非物质利益也是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一。综合这两方面因素, 伦理行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有以下几种情况:行为的物质成本大于非物质收益, 行为的非物质成本大于物质收益, 行为的物质成本大于物质收益, 行为的非物质成本大于非物质收益。但实际上, 无论是行为中的成本还是收益, 都是既包含了物质因素, 也包含有非物质因素的。需要指出的是, 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是无法等量比较的, 人们在考虑这二者之间大小的时候, 往往是从自己角度出发来认可和考虑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标准。, , 那只。
, 通过行, 选择自认为明智的道德行为, 但这种道德行为选择与自我的道德之知就会产生明显的背离。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明智”就是德性, 当然他所谓的“明智”与自我的道德之知乃至社会的道德准则之间是不相背离的。然而, 当大多数人将自我保存、自我利益视为最高道德时, 选择实现这样一种最高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明智”, 即使这种“明智”与自我的道德之知是有背离的。人们在计较行为成本与收益之间关系时, 还会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作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就使得个体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因更为复杂。
2. 行为收益之间的比较
除了对一个行为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比较之外, 人们还会对自己采取不同行为之间的成本与收益关系, 以及行为之间收益与收益的对比来进行权衡(一般后一种比较关系是人们考虑的主要因素) , 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果不道德行为收益大于道德行为收益的话, 不道德行为就会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 反之亦然。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人在实施道德行为的时候, 都会进行行为的成本分析与计较, 因为道德的高尚性不是用行为回报来衡量的, 它恰恰是存在于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牺牲与奉献精神。之所以强调行为的成本分析, 是因为当人们形成了关于道德认识的“良
知”之后, 如果没有将其付诸实践的话, 显然其道德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 是有道德上的瑕疵的。在任何一个社会, 能够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人是极少数的, 就大多数人而言, 他们只能是达到一般的道德境界。对这些人来说, 进行行为的成本分析是指导自己行为的必要条件, 也是我们分析从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转化问题时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三、知行转化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 道德行为的实现受到社会、个体两个因素的影响。为此, 要完成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的转化, 必须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改善社会道德环境。首先, 社会道德是要受到经济基础影响的, 当前的社会道德困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经济增长保持着一个持续、平稳、高速增长的水平, 但是, 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个人收入差异日渐加大, 仍然还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因此, 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道德的困境, , 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 坚实的物质基础, 会公正是有联系的, 人们之所以知道了什么是善恶是非而不采取行动, 就在于德行与德报之间的不对等。也就是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合理逻辑成了对道德行为的讽刺。要实现德、福的一致, 需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才会有德行与德报的相一致, 也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选择道德的行为。惩治腐败,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需要, 更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最后,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 扭转社会的道德风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能浮于表面, 成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 而是应该扎扎实实地落在实处。社会主义道德的主导地位不仅需要经济基础、政治地位的保障, 更需要广大群众的真心接受, 为此,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任重而道远。当前, 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 这必将进一步改善当前社会的道德环境。
另一方面, 养成个体道德行为习惯。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在每一次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 要养成个体道德行为习惯, 就必须让个体真正地实施
道德的行为。个体的计较行为成本的心理动因会影响个体道德行为的实现,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在于阻止个体放弃行为成本计较的心理, 而是要引导个体进行正确的行为成本计算。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是会审慎地采取自己行为的, 人的道德行为就是一种明智(prudence ) 。肯定了这一点, 就要求我们在肯定人具有行为成本计较心理的前提下, 正确对待道德行为中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明智的人就不会短见, 就不会只考虑眼下可见的物质利益, 而是还要考虑长远利益, 考虑非物质利益对于人所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锻炼人的更为明智的理性选择能力。除此之外, 还需要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 锻炼人的意志。情感与意志在人的道德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培养道德情感, 就是要好善恶恶; , 就是要做到“耻不从枉”。中说“:一维绝则倾, 二维绝, , , 危可安, , 。何谓四维? 一曰礼, , , 四曰耻。礼不逾节, 义不自进。廉不蔽恶, 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 不自进则民
(管无巧诈, 不蔽恶则行自全, 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 子・牧民》“耻不从枉”, 就是强调了在面对社会道
德黑暗面的时候, 实施道德行为需要有坚定的道德意志, 需要有坚守道德底线的勇气, 要有“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高风亮节, 不同流合污。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能“邪事不生”, 就会少了更多的不道德现象, 社会道德环境就会更加纯净。
社会道德环境和个体道德行为不是两个独立要素, 互不相关, 而是有机联系, 密切统一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 个体道德行为会影响社会道德环境; 个体又是社会中的个体, 社会道德环境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人的行为。正是由于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这种相关性, 使得社会道德环境与个体道德行为之间往往会陷入循环之中。那就是, 社会道德环境越好, 个体道德行为就会越有保障; 个体道德行为越是坚定, 越是有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这是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反之, 社会道德环境和个体道德行为之间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当然, 后者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责任编辑 张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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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卷 第1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1月道德之知到道德之行的困境
吴瑾菁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北京100871)
摘 要: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如何统一是自古以来哲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古代许多思想家们都强调道德上的“知行合一”, 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研究。然而, 这个古老问题至今仍然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从逻辑上说, 知善知恶并不必然导致行善行恶; 从实践中看“, 知”了也并不意味着“行”了。从当前社会现实来看, 一方面, ; , 个体实施道德行为的复杂心理动因, 也会影响人们道德上的“知行”的转化。, 有助于我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解决“知行”关键词:知行转化; 社会困境; 中图分类号:B82-:100022359(2009) 0120028204
作者简介:吴瑾菁) , , 江西玉山人,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后, 。
人们一旦具有了道德认识, 也就具备了道德行为的可能性。道德认识一旦上升到道德良知层面, 成为人的内在德性后, 就更具备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就这个一般逻辑过程而言, 有德性就会有人的德行。然而, 现实中的大量例子表明, 人们“知”与“行”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知”了不能“行”成为当前比较突出的一个现实问题, 德性———德行的这个合理逻辑在现实中遭遇到了尴尬。联系当前社会现实背景, 分析造成这一尴尬的原因, 可以为我们解决道德知行的脱节问题提供所需要的思路
一、道德行为的社会困境
道德行为始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行为, 要实现从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的转化, 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客观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环境, 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当前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 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
收稿日期:2008211220
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 另一方面, 市场导向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那就是, 市场经济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平等权利、高扬了人的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人们追逐利益的利己心, 造成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其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稳步推进。民主与法制历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保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中, 经过多年努力, 公民的民主意识水平普遍提高, 社会主义民主初步实现; 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中, 中国已初步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 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最后, 社会主义道德占主导地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都是多种道德体系并存, 其中有一种道德体系居于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经过多年的道德建设,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28・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 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
可见, 当前我们身处在一个机会与挑战并在、成绩与问题并存的环境中。值得我们肯定的是, 社会环境的主流是好的, 社会秩序能够得以稳固, 正义能够得以伸张, 先进人物不断涌现。但同时, 社会环境中也存在有不少的问题, 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行为的选择与实施。
1. 社会不道德风气对人的心理暗示
的。就以当前社会突出的奢侈浪费之风来说, 官员腐败在其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动辄上十万元一桌的天价豪宴、上万元一盒的天价月饼、超豪华的时尚名表、各式各样的出境旅游等等, 这些时尚消费者真的是普通百姓? 我们的生活水平真的提高到了如此地步? 这些消费者有多少是从自己荷包里掏的钱? 另一个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是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同样会给人们行为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如果说官员代表的是社会的政治权力, 那么司法就是社会正义的象征。如果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都得不到维护的话, 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并对社会失去基本的信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的人们,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就只有靠自己, 就会不择手段。可以设想, 当官员腐败与司法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后, 若想要“良知”变为“良行”, 将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第三, 其表现出来的。其中职业道德最, 某一行业整体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通常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行业不正之风”。在社会行业中, 有一些行业承担着比较重的社会责任, 对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就比较明显, 当这些行业中的道德败坏到了严重程度的话, 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心将会受到严重打击。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 福利院、基金会等慈善部门, 警察、法官等司法部门都可以看做是社会示范行业。当前的行业不正之风现象是严重的, 尤其是上述部门中出现的问题更是拷问着公众的良知。
2. 不道德现象成为社会的顽固势力
不道德的社会环境之所以能够影响人的行为, 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社会中某一部分成员的行为会对另一部分成员的行为起着引导的作用, 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当不道德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之后, 将会对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 那就是, 不讲道德才是明智的。当前社会出现的不道德风气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
第一, 造假之风
弄虚作假是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们的心理暗示就在于, 共同选择之后, 风来说, 比较严重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食品造假, 一是学术造假。这两个方面对人的道德良知造成的危害都是相当大的。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 也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 乃至会影响到公民对社会和政府的信心。当人们发现就连食品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之后, 发现弄虚作假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步之后, 人们将“良知”付诸实施的动机就会大打折扣。学术造假比食品造假更为可怕, 因为学术本身是神圣的, 是社会文明与文化的象征, 也是社会的良知。如果连学术都会造假, 而且造假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的话, 这是相当可怕的。
第二, 腐败之风腐败是社会的毒瘤, 毒害着人们的良知, 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能造成腐败的往往是一些权力部门, 而正因为这些部门拥有权力, 对社会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 其行为会对社会成员起着相当大的导向作用。当前百姓反映强烈的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腐败, 一是司法腐败。中国传统思想中历来强调, 一个为官清廉、德性高尚的官员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具有极强的垂范作用, 反之亦然。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将政治清明系于官员一身, 但官员道德对整个社会的示范作用仍然是相当明显
当社会中的不讲道德成为一张普遍的社会风气以后, 不道德就会成为一种顽固的社会势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的人们, 面对着这样一股势力, 其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是无法与这个顽固势力对抗的。对大多人而言, 如果做不到与黑暗势力作斗争, 最起码能做到“洁身自好”, 可以“明哲保身”, 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在每一个时代, 都会有这种情况, 不道德成为一种顽固势力以后, 个人要与其对抗, 将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于生命。在这种情况下, 只会有少数人选择与错误作斗争, 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 这些人, 鲁迅将他们称为“民族的脊梁”。
杭州有一位不屈不挠举报钱塘江海堤豆腐渣工程案的沈柏虎, 成为媒体宣传的“英雄人物”。他本是被选中参与海堤工程建设的施工队长, 只要睁只
・29・
眼闭只眼不去揭发别人, 满可以分一杯羹。可是他的良知不能容忍自己知情不报, 同流合污。一次次举报, 终于使这个“豆腐渣”工程曝光, 将五个党政官员与四个包工头送上了审判台。但自从举报后, 他也便成了另类, 没人敢让他承包工程, 怕他再举报。沈柏虎的案例不是个案, 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建设项目中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的行为已成为这个行业默认的“行规”。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讲“行规”的人, 当然就是一个另类, 是要受到众人的排挤和攻击的。因为良知就是砍向众人的屠刀, 众人当然要结成牢固的同盟, 将有良知的个别人置于死地。当沈柏虎遭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后, 类似于沈柏虎一样, 还有良知的人们, 当身处这种事件之中, 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的安全, 沈柏虎就会越来越少。
二、道德行为的个体动因
社会道德环境是影响德性向德行转化的社会性因素, 除此之外, 影响良知落实的还有个人的原因, 主要就是个人对行为成本的计算。成本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外的所得就是利润, , 产品的成本一般还包括这个产品的风险收入。所以说, 在生产中, 人们生产什么, 怎么生产, 产品成本是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其实不独是在经济生产中人们需要考虑成本, 人们的其他行为同样也会考虑成本因素, 包括道德行为。对道德行为成本的计较, 可以称为“道德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在实际行为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明细账, 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某一行为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时候, 人们就会选择不作为; 当不道德行为收益远远大于道德行为收益的时候, 人们就会选择不道德行为; 只有当道德行为收益远远大于不道德行为收益的时候, 道德行为发生才具有可能性。涉及道德评价的行为成本计算不同于一般的行为成本计算, 这是因为伦理行为的成本计算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计算, 还包括非物质利益方面的计算, 例如心理满足感、荣辱感、自尊心、内疚感等等。这就使得人们的伦理行为成本计较具有复杂的心理动因。在计算行为成本与收益比较时, 人们也总是综合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两个方面的因素。同时, 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这两个方面孰重孰轻, 并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往往是因人而异的。人们进行伦理行为的成本计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30・
1. 行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
经济学上, 当成本大于收益时, 意味着这是一笔赔钱的买卖, 是没有行为价值的。伦理行为也会出现行为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行为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伦理行为分析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行为的成本还是收益都不只是考虑物质方面的利益, 非物质利益也是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一。综合这两方面因素, 伦理行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有以下几种情况:行为的物质成本大于非物质收益, 行为的非物质成本大于物质收益, 行为的物质成本大于物质收益, 行为的非物质成本大于非物质收益。但实际上, 无论是行为中的成本还是收益, 都是既包含了物质因素, 也包含有非物质因素的。需要指出的是, 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是无法等量比较的, 人们在考虑这二者之间大小的时候, 往往是从自己角度出发来认可和考虑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标准。, , 那只。
, 通过行, 选择自认为明智的道德行为, 但这种道德行为选择与自我的道德之知就会产生明显的背离。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明智”就是德性, 当然他所谓的“明智”与自我的道德之知乃至社会的道德准则之间是不相背离的。然而, 当大多数人将自我保存、自我利益视为最高道德时, 选择实现这样一种最高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明智”, 即使这种“明智”与自我的道德之知是有背离的。人们在计较行为成本与收益之间关系时, 还会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作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就使得个体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因更为复杂。
2. 行为收益之间的比较
除了对一个行为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比较之外, 人们还会对自己采取不同行为之间的成本与收益关系, 以及行为之间收益与收益的对比来进行权衡(一般后一种比较关系是人们考虑的主要因素) , 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果不道德行为收益大于道德行为收益的话, 不道德行为就会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 反之亦然。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人在实施道德行为的时候, 都会进行行为的成本分析与计较, 因为道德的高尚性不是用行为回报来衡量的, 它恰恰是存在于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牺牲与奉献精神。之所以强调行为的成本分析, 是因为当人们形成了关于道德认识的“良
知”之后, 如果没有将其付诸实践的话, 显然其道德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 是有道德上的瑕疵的。在任何一个社会, 能够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人是极少数的, 就大多数人而言, 他们只能是达到一般的道德境界。对这些人来说, 进行行为的成本分析是指导自己行为的必要条件, 也是我们分析从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转化问题时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三、知行转化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 道德行为的实现受到社会、个体两个因素的影响。为此, 要完成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的转化, 必须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改善社会道德环境。首先, 社会道德是要受到经济基础影响的, 当前的社会道德困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经济增长保持着一个持续、平稳、高速增长的水平, 但是, 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个人收入差异日渐加大, 仍然还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因此, 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道德的困境, , 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 坚实的物质基础, 会公正是有联系的, 人们之所以知道了什么是善恶是非而不采取行动, 就在于德行与德报之间的不对等。也就是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合理逻辑成了对道德行为的讽刺。要实现德、福的一致, 需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才会有德行与德报的相一致, 也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选择道德的行为。惩治腐败,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需要, 更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最后,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 扭转社会的道德风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能浮于表面, 成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 而是应该扎扎实实地落在实处。社会主义道德的主导地位不仅需要经济基础、政治地位的保障, 更需要广大群众的真心接受, 为此,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任重而道远。当前, 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 这必将进一步改善当前社会的道德环境。
另一方面, 养成个体道德行为习惯。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在每一次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 要养成个体道德行为习惯, 就必须让个体真正地实施
道德的行为。个体的计较行为成本的心理动因会影响个体道德行为的实现,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在于阻止个体放弃行为成本计较的心理, 而是要引导个体进行正确的行为成本计算。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是会审慎地采取自己行为的, 人的道德行为就是一种明智(prudence ) 。肯定了这一点, 就要求我们在肯定人具有行为成本计较心理的前提下, 正确对待道德行为中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明智的人就不会短见, 就不会只考虑眼下可见的物质利益, 而是还要考虑长远利益, 考虑非物质利益对于人所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锻炼人的更为明智的理性选择能力。除此之外, 还需要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 锻炼人的意志。情感与意志在人的道德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培养道德情感, 就是要好善恶恶; , 就是要做到“耻不从枉”。中说“:一维绝则倾, 二维绝, , , 危可安, , 。何谓四维? 一曰礼, , , 四曰耻。礼不逾节, 义不自进。廉不蔽恶, 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 不自进则民
(管无巧诈, 不蔽恶则行自全, 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 子・牧民》“耻不从枉”, 就是强调了在面对社会道
德黑暗面的时候, 实施道德行为需要有坚定的道德意志, 需要有坚守道德底线的勇气, 要有“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高风亮节, 不同流合污。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能“邪事不生”, 就会少了更多的不道德现象, 社会道德环境就会更加纯净。
社会道德环境和个体道德行为不是两个独立要素, 互不相关, 而是有机联系, 密切统一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 个体道德行为会影响社会道德环境; 个体又是社会中的个体, 社会道德环境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人的行为。正是由于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这种相关性, 使得社会道德环境与个体道德行为之间往往会陷入循环之中。那就是, 社会道德环境越好, 个体道德行为就会越有保障; 个体道德行为越是坚定, 越是有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这是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反之, 社会道德环境和个体道德行为之间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当然, 后者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责任编辑 张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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