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明星化"需要更多宽容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曾对媒体透露，在电视上讲课“学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娱乐精神。”这话讲得并不假。因为，电视是“大众”传媒，不是大学课堂，也不是社科院，它的性质要求学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通俗的、大众化的必然形式，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太“学术”的话就没多少人能理解，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对于“学者明星化”现象，要区分两种情况来对待。一种学者本身是有立身之学的，是真学者，为了传播的需要，而采用“平民立场、现代视角”的解读方式。其独特的视角和通俗的表达，能引领大众更好地走向文化的殿堂，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正是我们要去宽容甚至推崇的对象。另一少数人是哗众取宠之辈，钻了当下文化失范的“空子”，为了迎合一些人对文化的功利性需求，而投其所好，这是真正的媚俗。这些以文化为幌子的投机分子，是迟早会被检验出来的。
学者无论是“冷坐书斋”还是“走向大众”，只要能把学问真正做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精神食粮，不管走没走红，都应该得到尊重。笔者以为，最好还是不要把娱乐界的名号加在学者身上
渴求学者“秀”多多专家学者的灵活讲述，加上悬念等电视手段的运用，真切地拉近了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也让明星学者收获了大量的名声和利益。虽然学者像明星一样在电视、平面等媒体频频露面，引来一些“做秀”的非议和责难，但社会需要书斋型的学者，更需要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学者。 过去束之高阁的一些“高谈阔论”走出了象牙之塔，让学者“做秀”大受追捧，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渴求表达。高雅的音乐能被大众所接受，通俗的学术也会被大众所欢迎。某一个学者明星也许只能热几年，但只要“诱惑”在，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就不会绝迹。这种诱惑来自社会，来自大众，因为社会正在走向和谐，人人享受娱乐，人们的感受也在摆脱严肃而需求久违的轻松。 不难发现，专家们如果正儿八经在那儿讲述学术报告，很难吸引这么多听众的兴趣，他们是走了一条“戏说”与“正说”的中间路线而发红，关键是在讲法上的“娱乐性”。从节目形态看，学者明星更像是在表演，他们手舞足蹈，加上故事技巧、悬念设计，在“文化”马甲的包裹下征服了观众。
站在讲坛上，学者们个个都是表演高手。纪连海讲袁崇焕时能够声泪俱下，讲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确实没有第二人能比。刘心武也是个会编故事的人，他做的节目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几分钟就有一个悬念，故事性很强。身为厦门大学中文教授的易中天知识丰富，在他成功主讲的《品三国》中竟涉猎到了文学、
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城市文化学等近10个学术领域的知识，这在学者中实属罕见。像这种表演性的讲史，岂能不吸引人？ 阎崇年在沈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剧“戏说”成风，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他在电视上讲清史受到关注，也正是这种“久旱逢甘霖”的结果。学者明星红火的原因是通过电视把讲学术当成一场“秀”，紧紧抓住妇孺皆知、观众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展开话题，妙语连珠、思维敏捷，还不失学者风度。而且在说法上借鉴艺术表现手法，如易中天的抖包袱、纪连海的评书味、胡小伟的相声风格等颇受观众喜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规则。不过在现代社会，如果仍旧把这句话当做惟一的标准来要求明星学者的话，已不太客观了。学者博学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迎合大众标准， 解惑大众学术何必怕通俗？ 《百家讲坛》是一座桥梁，这个桥梁使专家学者站在了大众面前，走近了百姓。但授业解惑能否大众化？在这点上人们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易中天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品读着历史，但也正是这种极现代化的调侃式语言，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虽然取得很好的收视率，但他的学术观点却遭到许多红学家的强烈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有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才有利于学问的传播，但前提是不能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
中国自古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却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另辟蹊径，提出了“半部《论语》修自身”的观点，并以自己对《论语》的心得真谛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她在讲述《论语》时，还使用了现代科技的表达方法使之古为今用，一路听下来让人在新奇之中欲罢不忍。
在媒体要求“学术通俗化”的同时，学者们已完全可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讲解历史，并将之广泛传播给受众，学者们的通俗学说已被大众所接受。正如有专家指出：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那样的话没几个人能理解，也就等于白说了。 学者“畅销”何妨包装？
学者通过电视媒介的传播，让沉寂的历史和自己都变得“畅销”起来。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学者明星化的潮流中，学者成名有了捷径，造就一个明星学者也变得轻而易举。这其中，到底是电视捧红了学者明星，还是学者提升了电视的收视率？今天，一个学术传播的过程，也能是商业性经营的过程，一个传道授业的过程，也可与包装炒作密不可分。请看炒红“学者明星”的这几个程序：《百家讲坛》为了从严肃变为轻松，首先做的是“全国选秀”，在各地寻找合适的人选，最后将遴选出的既有特点又有深厚知识基础的教授请到北京进行试讲；然后就是“引发争议”，对这些学者进行包装，让他们以与众不同的讲述方式、生动的内
容，与传统学术、学说有所区别，来引发专家的不满和争论甚至是“讨伐”。当这种争论被媒体所关注迅速蔓延后，一位学者明星便产生了；第三“网络恶搞”：在网上建立各种论坛、贴吧，将学者的讲座放在网上播放，与反对者们进行辩论甚至对骂、恶搞，网络的疯狂传播让主讲人产生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达到学者明星人气的不断飙升；第四“出书获利”，当学者明星为世人所大大关注后，为之推出的书籍、音像制品等都能获得丰厚的利益。最终，优秀的学者让沉寂的历史变为“畅销”，电视节目对大众的需求找到了一个爽快的切入点，无论对谁都是双赢。
学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像康德一样静坐书斋，潜心向学。而我们的习惯思维是：教授一定是很有学问的，一定是耐得住寂寞的，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易中天“品三国”等的走红，并不在于学术的前沿性，恐怕更多在于表述方式的切近观众和央视在传播上的巨大影响力。我们的文化传播，总是喜欢把文化、学术、启蒙、道德教化、娱乐、经济糅在一起，非要一鱼多吃，这自然就生出无数定位的偏差。 文化交流是多元多层次的，有娱乐的，当然也有学术的，关键是定位准确，把事情做好。
易中天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与此同时，古往今来的这些先知硕儒、名士方家也不乏追随者。从这层意义上说，学者明星并非今天才有。 与过去相比，现在只不过是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广播电视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思想传播得更迅速，寓教于乐，也更容易产生明星般的效应。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图书馆的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
当然，学者在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文化普及的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更不能讲述未经学术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作为电视媒体，不能只注重满足观众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迷信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正如科技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一样，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当学者不再寂寞，当学术著作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当粗通文墨的观众也可以从妙趣横生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时，文化或许才能真正与天不老。
广州日报记者：您现在已经踏入公众领域，学者明星化您是怎么看的？
蒙曼：学者是学术领域对你的认可，但是明星可能是大众传媒中的叫法，人们觉得你是公众人物，人们就称你叫明星，这是两个领域。这些身份的转换并不困难，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当你走出校园，也许你会成为公众人物。记者：《百家讲坛》走红以来，学者明星化、学术娱乐化、电视讲座对知识的稀释常常引发争议，你怎么看？
蒙曼：学者和明星是两个领域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同样，我也不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历史会导致学术娱乐化以及对知识的稀释。因为我们讲课关键看受众，给一般观众讲课就要考虑他本身的知识积累和理解能力。在大学里，如果有人用给博士生讲课的方式和内容给本科生讲课，恐怕也会遭到批评吧。
学者明星化。学者如果要实现自己的影响最大化，不妨也像明星那样，善于表演，精于包装，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找好平台，以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易中天就是这么做的，而且颇成功。平心而论，从社会效益来说，学者明星化应该是利大于弊，我们人
文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那么，至少有一部分学者有这个义务，把人文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我们人类幸福的知识，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传播出去，造福社会。这也是学者的一种自我表达。应该说，学者比影视演员更值得明星化。
意中天：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他总是如此回应那些批评他“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的声音。并举例说，孔孟、朱熹、二陈„„他们开办书院，甚至到市井中讲学，那就是当年的《百家讲坛》。记者：像现在这种明星一样的生活方式，你是否习惯？ 易中天：习惯也得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上了“贼船”了嘛。说不上什么是最大的改变，但是生活肯定是受打扰了，然后，就是得罪人了。 记者：这种生活是你想要的吗？易中天：不是我想要的。这种传播效果是我想要的，但带来的副作用不是我想要的。包括你不自由，没有隐私，不断被打搅，不断上当受骗。学者没有明星化，明星更不会学者化。学术界也不需要明星。
"学者明星化"需要更多宽容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曾对媒体透露，在电视上讲课“学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娱乐精神。”这话讲得并不假。因为，电视是“大众”传媒，不是大学课堂，也不是社科院，它的性质要求学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通俗的、大众化的必然形式，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太“学术”的话就没多少人能理解，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对于“学者明星化”现象，要区分两种情况来对待。一种学者本身是有立身之学的，是真学者，为了传播的需要，而采用“平民立场、现代视角”的解读方式。其独特的视角和通俗的表达，能引领大众更好地走向文化的殿堂，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正是我们要去宽容甚至推崇的对象。另一少数人是哗众取宠之辈，钻了当下文化失范的“空子”，为了迎合一些人对文化的功利性需求，而投其所好，这是真正的媚俗。这些以文化为幌子的投机分子，是迟早会被检验出来的。
学者无论是“冷坐书斋”还是“走向大众”，只要能把学问真正做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精神食粮，不管走没走红，都应该得到尊重。笔者以为，最好还是不要把娱乐界的名号加在学者身上
渴求学者“秀”多多专家学者的灵活讲述，加上悬念等电视手段的运用，真切地拉近了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也让明星学者收获了大量的名声和利益。虽然学者像明星一样在电视、平面等媒体频频露面，引来一些“做秀”的非议和责难，但社会需要书斋型的学者，更需要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学者。 过去束之高阁的一些“高谈阔论”走出了象牙之塔，让学者“做秀”大受追捧，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渴求表达。高雅的音乐能被大众所接受，通俗的学术也会被大众所欢迎。某一个学者明星也许只能热几年，但只要“诱惑”在，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就不会绝迹。这种诱惑来自社会，来自大众，因为社会正在走向和谐，人人享受娱乐，人们的感受也在摆脱严肃而需求久违的轻松。 不难发现，专家们如果正儿八经在那儿讲述学术报告，很难吸引这么多听众的兴趣，他们是走了一条“戏说”与“正说”的中间路线而发红，关键是在讲法上的“娱乐性”。从节目形态看，学者明星更像是在表演，他们手舞足蹈，加上故事技巧、悬念设计，在“文化”马甲的包裹下征服了观众。
站在讲坛上，学者们个个都是表演高手。纪连海讲袁崇焕时能够声泪俱下，讲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确实没有第二人能比。刘心武也是个会编故事的人，他做的节目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几分钟就有一个悬念，故事性很强。身为厦门大学中文教授的易中天知识丰富，在他成功主讲的《品三国》中竟涉猎到了文学、
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城市文化学等近10个学术领域的知识，这在学者中实属罕见。像这种表演性的讲史，岂能不吸引人？ 阎崇年在沈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剧“戏说”成风，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他在电视上讲清史受到关注，也正是这种“久旱逢甘霖”的结果。学者明星红火的原因是通过电视把讲学术当成一场“秀”，紧紧抓住妇孺皆知、观众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展开话题，妙语连珠、思维敏捷，还不失学者风度。而且在说法上借鉴艺术表现手法，如易中天的抖包袱、纪连海的评书味、胡小伟的相声风格等颇受观众喜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规则。不过在现代社会，如果仍旧把这句话当做惟一的标准来要求明星学者的话，已不太客观了。学者博学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迎合大众标准， 解惑大众学术何必怕通俗？ 《百家讲坛》是一座桥梁，这个桥梁使专家学者站在了大众面前，走近了百姓。但授业解惑能否大众化？在这点上人们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易中天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品读着历史，但也正是这种极现代化的调侃式语言，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虽然取得很好的收视率，但他的学术观点却遭到许多红学家的强烈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有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才有利于学问的传播，但前提是不能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
中国自古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却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另辟蹊径，提出了“半部《论语》修自身”的观点，并以自己对《论语》的心得真谛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她在讲述《论语》时，还使用了现代科技的表达方法使之古为今用，一路听下来让人在新奇之中欲罢不忍。
在媒体要求“学术通俗化”的同时，学者们已完全可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讲解历史，并将之广泛传播给受众，学者们的通俗学说已被大众所接受。正如有专家指出：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那样的话没几个人能理解，也就等于白说了。 学者“畅销”何妨包装？
学者通过电视媒介的传播，让沉寂的历史和自己都变得“畅销”起来。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学者明星化的潮流中，学者成名有了捷径，造就一个明星学者也变得轻而易举。这其中，到底是电视捧红了学者明星，还是学者提升了电视的收视率？今天，一个学术传播的过程，也能是商业性经营的过程，一个传道授业的过程，也可与包装炒作密不可分。请看炒红“学者明星”的这几个程序：《百家讲坛》为了从严肃变为轻松，首先做的是“全国选秀”，在各地寻找合适的人选，最后将遴选出的既有特点又有深厚知识基础的教授请到北京进行试讲；然后就是“引发争议”，对这些学者进行包装，让他们以与众不同的讲述方式、生动的内
容，与传统学术、学说有所区别，来引发专家的不满和争论甚至是“讨伐”。当这种争论被媒体所关注迅速蔓延后，一位学者明星便产生了；第三“网络恶搞”：在网上建立各种论坛、贴吧，将学者的讲座放在网上播放，与反对者们进行辩论甚至对骂、恶搞，网络的疯狂传播让主讲人产生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达到学者明星人气的不断飙升；第四“出书获利”，当学者明星为世人所大大关注后，为之推出的书籍、音像制品等都能获得丰厚的利益。最终，优秀的学者让沉寂的历史变为“畅销”，电视节目对大众的需求找到了一个爽快的切入点，无论对谁都是双赢。
学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像康德一样静坐书斋，潜心向学。而我们的习惯思维是：教授一定是很有学问的，一定是耐得住寂寞的，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易中天“品三国”等的走红，并不在于学术的前沿性，恐怕更多在于表述方式的切近观众和央视在传播上的巨大影响力。我们的文化传播，总是喜欢把文化、学术、启蒙、道德教化、娱乐、经济糅在一起，非要一鱼多吃，这自然就生出无数定位的偏差。 文化交流是多元多层次的，有娱乐的，当然也有学术的，关键是定位准确，把事情做好。
易中天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与此同时，古往今来的这些先知硕儒、名士方家也不乏追随者。从这层意义上说，学者明星并非今天才有。 与过去相比，现在只不过是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广播电视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思想传播得更迅速，寓教于乐，也更容易产生明星般的效应。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图书馆的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
当然，学者在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文化普及的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更不能讲述未经学术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作为电视媒体，不能只注重满足观众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迷信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正如科技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一样，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当学者不再寂寞，当学术著作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当粗通文墨的观众也可以从妙趣横生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时，文化或许才能真正与天不老。
广州日报记者：您现在已经踏入公众领域，学者明星化您是怎么看的？
蒙曼：学者是学术领域对你的认可，但是明星可能是大众传媒中的叫法，人们觉得你是公众人物，人们就称你叫明星，这是两个领域。这些身份的转换并不困难，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当你走出校园，也许你会成为公众人物。记者：《百家讲坛》走红以来，学者明星化、学术娱乐化、电视讲座对知识的稀释常常引发争议，你怎么看？
蒙曼：学者和明星是两个领域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同样，我也不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历史会导致学术娱乐化以及对知识的稀释。因为我们讲课关键看受众，给一般观众讲课就要考虑他本身的知识积累和理解能力。在大学里，如果有人用给博士生讲课的方式和内容给本科生讲课，恐怕也会遭到批评吧。
学者明星化。学者如果要实现自己的影响最大化，不妨也像明星那样，善于表演，精于包装，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找好平台，以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易中天就是这么做的，而且颇成功。平心而论，从社会效益来说，学者明星化应该是利大于弊，我们人
文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那么，至少有一部分学者有这个义务，把人文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我们人类幸福的知识，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传播出去，造福社会。这也是学者的一种自我表达。应该说，学者比影视演员更值得明星化。
意中天：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他总是如此回应那些批评他“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的声音。并举例说，孔孟、朱熹、二陈„„他们开办书院，甚至到市井中讲学，那就是当年的《百家讲坛》。记者：像现在这种明星一样的生活方式，你是否习惯？ 易中天：习惯也得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上了“贼船”了嘛。说不上什么是最大的改变，但是生活肯定是受打扰了，然后，就是得罪人了。 记者：这种生活是你想要的吗？易中天：不是我想要的。这种传播效果是我想要的，但带来的副作用不是我想要的。包括你不自由，没有隐私，不断被打搅，不断上当受骗。学者没有明星化，明星更不会学者化。学术界也不需要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