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是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及知识转型分不开的。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学为政本”的理念,晚清及民国学人借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现代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按照西方学科分类体系进行了重组。在现代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实力的冲击之下,辅之以弱势文化的自我心理认同,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移植现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以理性的态度、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去检验引进的西方知识体系。 1949年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使得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脱离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谱系,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割断了联系；1978年后人文社会科学虽得以重建,但相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依然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也陷入长期的模糊不清。 学科体系是一种知识制度,是一种对知识加以分类的“学科分类制度”。近年来,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如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调整、学科基金资助、重点学科点设置、学科发展不平衡、学术评价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缺乏国际影响等等,追根溯源均可归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新的历史转型期,亟需建立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历史深度,指导中国现实发展,并具有世界学术视野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与独立研究。因此,重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真正本土化,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而要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构无疑是出发点和先决条件。 本文采用语境分析方法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变迁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剖析,从“民国学制改革”和“近代文献分类法演化”2个途径对近代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并试图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这3个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是如何产生以及被混淆的； 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国内现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比国外主要的学科分类体系的设置情况,提出重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出发点应由政府、政治导向转变为以学科、知识为导向,同时建立起开放的、多元化的学科准入模式,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 本文所提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包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应用性软科学这三大领域,并设计通过“通识”和“桥梁”教育把上述三大学科领域,在学科交叉或跨学科层面重新聚合起来,使之既保持与国外主流学科体系如CIP、ISCED、JACS基本一致,又兼顾到与台湾的学科分类体系以及文献分类法的衔接,以期体现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后,从微观的角度,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一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具体学科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 本文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 (1)在西方语境中去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及话语体系。 (2)在中国语境中对西方学术体系进行剖析和反思,而后提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问题； (3)通过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形成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与西方学术对应交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框架。 相比于20世纪初的激烈的学术转型,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虽已不再有救亡图存的危险,但寻求发展和创新的紧迫感,以及世界的多元变化较之20世纪初更为剧烈。在新的环境下,对历史的梳理正是反思的前提,也是理论得以重新建构的先决条件。 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各个具体学科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对于学科体系整体性的陈述却比较欠缺,而整体性陈述恰恰是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和现实的框架性工具。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2个方面： 首先,本文提出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应用性软科学三分法,而后通过“通识”和“桥梁”教育,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层面聚合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通用框架。在理论层面,为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洞悉其构成,明晰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其研究范围,并预测学科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上,可以引领和指导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学科管理、学术评价和文献分类,乃至学术出版和学术知识的传播,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其次,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究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理路；在研究方法上,摒弃了将学术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而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问题同经济、政治、社会背景相关联,从而能更清楚的认识学术发展的脉络,获得更为全面和宏观的把握。
【摘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是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及知识转型分不开的。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学为政本”的理念,晚清及民国学人借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现代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按照西方学科分类体系进行了重组。在现代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实力的冲击之下,辅之以弱势文化的自我心理认同,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移植现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以理性的态度、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去检验引进的西方知识体系。 1949年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使得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脱离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谱系,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割断了联系；1978年后人文社会科学虽得以重建,但相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依然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也陷入长期的模糊不清。 学科体系是一种知识制度,是一种对知识加以分类的“学科分类制度”。近年来,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如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调整、学科基金资助、重点学科点设置、学科发展不平衡、学术评价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缺乏国际影响等等,追根溯源均可归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新的历史转型期,亟需建立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历史深度,指导中国现实发展,并具有世界学术视野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与独立研究。因此,重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真正本土化,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而要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构无疑是出发点和先决条件。 本文采用语境分析方法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变迁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剖析,从“民国学制改革”和“近代文献分类法演化”2个途径对近代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并试图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这3个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是如何产生以及被混淆的； 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国内现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比国外主要的学科分类体系的设置情况,提出重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出发点应由政府、政治导向转变为以学科、知识为导向,同时建立起开放的、多元化的学科准入模式,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 本文所提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包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应用性软科学这三大领域,并设计通过“通识”和“桥梁”教育把上述三大学科领域,在学科交叉或跨学科层面重新聚合起来,使之既保持与国外主流学科体系如CIP、ISCED、JACS基本一致,又兼顾到与台湾的学科分类体系以及文献分类法的衔接,以期体现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后,从微观的角度,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一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具体学科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 本文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 (1)在西方语境中去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及话语体系。 (2)在中国语境中对西方学术体系进行剖析和反思,而后提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问题； (3)通过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形成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与西方学术对应交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框架。 相比于20世纪初的激烈的学术转型,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虽已不再有救亡图存的危险,但寻求发展和创新的紧迫感,以及世界的多元变化较之20世纪初更为剧烈。在新的环境下,对历史的梳理正是反思的前提,也是理论得以重新建构的先决条件。 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各个具体学科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对于学科体系整体性的陈述却比较欠缺,而整体性陈述恰恰是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和现实的框架性工具。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2个方面： 首先,本文提出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应用性软科学三分法,而后通过“通识”和“桥梁”教育,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层面聚合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通用框架。在理论层面,为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洞悉其构成,明晰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其研究范围,并预测学科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上,可以引领和指导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学科管理、学术评价和文献分类,乃至学术出版和学术知识的传播,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其次,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究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理路；在研究方法上,摒弃了将学术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而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问题同经济、政治、社会背景相关联,从而能更清楚的认识学术发展的脉络,获得更为全面和宏观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