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杂志创办初期，我不足三十岁，贾平凹先生不足四十岁。用现在的目光打量过去，完全可以这样说：那时，我们还都算得上年轻。 那几年，贾平凹先生几乎天天来单位上班。他骑着那辆咯吱作响的旧自行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单位的楼下，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拎起那个黑皮包，摇摇晃晃地爬上楼来。步入杂志社，他并不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而是径直推开了我的房门。把皮包搁在窗台上，或慢悠悠地去和别的同事寒暄，或撕一片稿纸，将其揉皱，攥在手心，急慌慌地奔向厕所。消停之后，他便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要么处理手头积压的稿件，要么与我闲聊。中午，我们结伴去街上的餐馆吃饭。饭很简单，十有八九就一碗面，不带菜。偶尔奢华一回，至多每个人一碗羊肉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与贾先生合伙吃饭不下五十次，却从未掏过钱。每进餐馆，他都奋勇向前。传说里的贾先生，堪比葛朗台，异常吝惜钱财。但据我的观察，却并非如此。与我在一起，每遇付账，他既主动又积极，大有冲锋陷阵的劲头。有时候，还颇为霸道与专横。我若抢先一步把钱递给了老板，他并不肯就此罢休，坚决要把我付的钱从老板的手里夺回来，重新还给我。贾先生外表虽略显木讷，但意识异常通彻透亮，堪称明察秋毫。他很善良，深知我的收入远不及他，因此，由我买单，他心里不安。 饭毕，回到我的房间，他躺在沙发上，我躺在床上。或默不作声地各自翻书，或漫无边际地闲扯，或死心塌地地闭目养神。我房间里摆放的那把沙发，是沙发家族里的“老人家”。沙发很年迈了，包装陈旧简陋，内瓤更是糟糕透顶。一根一根翘起的弹簧，有的断裂，有的张牙舞爪，致使沙发平整的表面之下，是千道沟壑万道梁。皮薄的人，一经坐上去，会被那些蓬扎扎的弹簧，戳得根本坐不住。贾先生躺在这样沙发上，无疑很受罪。我屡屡劝他与我互换位置，他睡床，我睡沙发，但他不为所动。夏天酷暑难耐，房间里没有空调，仅有一台电扇，垂吊在屋顶。热得受不了了，贾先生干脆脱个精光，裸露着光溜溜的身子，唯留一件三角裤衩，遮挡住身体的要害部位。 那时候，我孤身一人，办公室里容纳着我全部的生活内容。这间办公室，用途多样，既用来办公，又用来会客，更兼顾睡觉与吃饭。晚上下班之后，办公室很有可能沦落成一间厨房。若厌倦去街上就餐，我就会从床板下，依次拉出一个个的简易灶具，自己动手做起饭来。一个电炉子，一个小案板，一把菜刀，一把炒勺，一只搪瓷碗，一双竹筷子，加上油盐酱醋之类，足以让我凑合着把一顿简餐做熟。 有一天，大约下午五点多钟，尚未下班，我提早溜了出去买烧饼，为晚饭未雨绸缪。拎着买来的烧饼，低着头往回走，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环顾四周，只见贾先生跨在自行车身上，脚踩住地，手捏住自行车的闸，朝我挤眉弄眼。看样子，他正准备回家，与我不期而遇。我走近他，冲着他微笑。他瞄瞄我手中的饼子，明知故问我买饼子干啥？我说我吃晚饭呀！晚上熬点稀饭喝。贾先生于是就叫我去他家里吃饭，宣称要亲自做面条给我吃。我反复推辞，坚决不去。但他不依不饶，除了言语上“走吧走吧”个不休，还掉转车头，尾随在我的身后，一直把我追踪至单位的楼下。经不住他的这般诚恳与盛情，我只好随他而去。 贾先生骑着自行车，我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自行车颠颠簸簸，在混乱的小街上左拐右突。时值三伏天，地面发烫，空气燃烧，一缕缕夕阳，犹如一束束的火焰，灼得人的皮肤疼痛。行至西大街中段，贾先生停下来，跃下自行车，从腰间抽出几毛钱，递给路边的商贩，买了一瓶饮料。他要给我买，被我拒绝。于是他独自喝了起来，一边喊着太渴了太渴了，一边仰起脖子，将那瓶饮料急不可耐地灌下肚去。接下来，驾驶员与乘客角色互换，我骑车，他坐车。那辆轻便自行车驮着我们，车轮朝西滚动着。 贾先生的家位于夏家十字。一道围墙围起一个小区，但小区里却仅盘踞着一栋居民楼。门房的中年男子上着一件背心，下蹬一双拖鞋，见贾先生推着车子进入了院子，便扯着嗓子问候：平娃，下班了啊？贾先生诺诺着，一副谦卑的姿态。 居民楼共三个单元，贾先生的家，位于最里面那个单元的三层。拿钥匙扭开房门，走进去，发现其住所，为三室一厅。厅不是很大，厅中央立一张桌案。饭时，桌案为餐桌；平时，桌案则是贾先生泼墨习字的平台。来了客人，招呼客人围着桌案落座，冲一壶茶，与客人侃侃而聊。室内装修过，卧室里铺着红地毯；客厅的墙上，悬挂一副镜框，镜框里镶嵌着他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上帝无言。落款“静虚村贾平凹”。静虚村，是他给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 拿毛巾擦了汗渍，给我倒了一杯茶，面对面抽完一根烟。尔后，贾先生就系起围裙，进入灶房，叮叮咣咣地做起饭来。他的情绪非常不错，甚至有点儿高亢，一边做饭，一边自娱自乐地哼起了歌曲。厨房的门敞开着，我不时跑至门前向里观望。一会儿，看到他正把切好的莲花白，倒向吱吱冒烟的油锅里；再一会儿，看到他正在案板上使劲地揉着一团面；再再一会儿，看到面团已经摊开在案板上，他手握一根擀杖，正在弯腰擀面。 擀面快要完成之时，韩俊芳大姐回来了。韩大姐和我是同事，办公室一墙之隔。韩大姐为人之忠厚，待人之真诚，处人之随和，以及对我关照之无微不至，让我一辈子都为之感怀与感动。韩大姐与我打过招呼，往厨房里一瞥，忍不住地朗笑起来，惊讶连连，唏嘘不已，嘴里发出“咦——，咦——”之声，揶揄贾先生莫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想起进厨房做饭了？韩大姐笑着对我说：安黎，还是你面子大呀！我和他结婚一二十年了，他进灶房做饭，这还是头一遭呀！ 贾先生从灶房里出来，憨憨地笑着。他解下围裙，把围裙递给韩大姐。韩大姐系上围裙，步入灶房，接了贾先生的班，继续完成做饭的任务。饭摆上餐桌，令我颇感意外：除了面条，竟然还炒了六碟菜。这些菜，显然不是贾先生的杰作，而是韩大姐劳动的结晶。围着桌子就餐，韩大姐笑容满面地奚落起了贾先生：既然请安黎吃饭，冰箱里有那么多现成的菜，你不拿出来炒，就单单炒了一个莲花白？贾先生一副无辜委屈的模样，嘟囔着说：依我的水平，能把莲花白炒熟，已相当不错了。我赶忙插言：都是自己人，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们对我的这份情谊，深厚得我都有点儿承受不起了。 韩大姐给我盛饭，嫌碗太小，于是将碗弃之，特意挑选了一个偌大的菜盆。盆里的面条，层峦叠嶂。韩大姐站起身，不顾盆里能否装得下，端起一碟碟的菜，不容分说，将菜一股脑儿地扣向我的饭盆里。韩大姐在城市生活许久了，但她的身上，永远储存着山里人特有的淳朴与实在，无丝毫的虚情假意。我后来在她家吃过很多次饭，每一回，她都这样盛饭，这样扣菜，逼迫得我不得不人格分裂：心里默念着“粒粒皆辛苦”，但实际中，却只有把吃不掉的饭菜，剩弃在桌子上。吃饭这样，送人东西也是这样。几乎每一次，我去贾先生家，临离去，韩大姐都要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塞到我手里。常常的情景是，她死死地拽着我的胳膊，拉开冰箱门，把冰箱里的食物水果等等，席卷一空，装入一个食品袋，然后迫使我无论如何都要把那个食品袋拿走——我儿子那时尚在老家。但只要他来西安，韩大姐一旦知晓，总会悄无声息地去街道，给他买回一大堆东西：有水果饮料，有衣服玩具。买了还不过瘾，第二天上班来，韩大姐手里又提着一大兜香蕉柑橘香肠可乐等，给我儿子送来。 吃完饭，参观了贾先生的书房，得到一本他主动为我签名的赠书，看到天色已晚，我随之告辞。出了书房，见韩大姐立于客厅，手里拎着早已准备好的一大袋食品，正在笑眯眯地等候着为我送别。
《美文》杂志创办初期，我不足三十岁，贾平凹先生不足四十岁。用现在的目光打量过去，完全可以这样说：那时，我们还都算得上年轻。 那几年，贾平凹先生几乎天天来单位上班。他骑着那辆咯吱作响的旧自行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单位的楼下，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拎起那个黑皮包，摇摇晃晃地爬上楼来。步入杂志社，他并不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而是径直推开了我的房门。把皮包搁在窗台上，或慢悠悠地去和别的同事寒暄，或撕一片稿纸，将其揉皱，攥在手心，急慌慌地奔向厕所。消停之后，他便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要么处理手头积压的稿件，要么与我闲聊。中午，我们结伴去街上的餐馆吃饭。饭很简单，十有八九就一碗面，不带菜。偶尔奢华一回，至多每个人一碗羊肉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与贾先生合伙吃饭不下五十次，却从未掏过钱。每进餐馆，他都奋勇向前。传说里的贾先生，堪比葛朗台，异常吝惜钱财。但据我的观察，却并非如此。与我在一起，每遇付账，他既主动又积极，大有冲锋陷阵的劲头。有时候，还颇为霸道与专横。我若抢先一步把钱递给了老板，他并不肯就此罢休，坚决要把我付的钱从老板的手里夺回来，重新还给我。贾先生外表虽略显木讷，但意识异常通彻透亮，堪称明察秋毫。他很善良，深知我的收入远不及他，因此，由我买单，他心里不安。 饭毕，回到我的房间，他躺在沙发上，我躺在床上。或默不作声地各自翻书，或漫无边际地闲扯，或死心塌地地闭目养神。我房间里摆放的那把沙发，是沙发家族里的“老人家”。沙发很年迈了，包装陈旧简陋，内瓤更是糟糕透顶。一根一根翘起的弹簧，有的断裂，有的张牙舞爪，致使沙发平整的表面之下，是千道沟壑万道梁。皮薄的人，一经坐上去，会被那些蓬扎扎的弹簧，戳得根本坐不住。贾先生躺在这样沙发上，无疑很受罪。我屡屡劝他与我互换位置，他睡床，我睡沙发，但他不为所动。夏天酷暑难耐，房间里没有空调，仅有一台电扇，垂吊在屋顶。热得受不了了，贾先生干脆脱个精光，裸露着光溜溜的身子，唯留一件三角裤衩，遮挡住身体的要害部位。 那时候，我孤身一人，办公室里容纳着我全部的生活内容。这间办公室，用途多样，既用来办公，又用来会客，更兼顾睡觉与吃饭。晚上下班之后，办公室很有可能沦落成一间厨房。若厌倦去街上就餐，我就会从床板下，依次拉出一个个的简易灶具，自己动手做起饭来。一个电炉子，一个小案板，一把菜刀，一把炒勺，一只搪瓷碗，一双竹筷子，加上油盐酱醋之类，足以让我凑合着把一顿简餐做熟。 有一天，大约下午五点多钟，尚未下班，我提早溜了出去买烧饼，为晚饭未雨绸缪。拎着买来的烧饼，低着头往回走，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环顾四周，只见贾先生跨在自行车身上，脚踩住地，手捏住自行车的闸，朝我挤眉弄眼。看样子，他正准备回家，与我不期而遇。我走近他，冲着他微笑。他瞄瞄我手中的饼子，明知故问我买饼子干啥？我说我吃晚饭呀！晚上熬点稀饭喝。贾先生于是就叫我去他家里吃饭，宣称要亲自做面条给我吃。我反复推辞，坚决不去。但他不依不饶，除了言语上“走吧走吧”个不休，还掉转车头，尾随在我的身后，一直把我追踪至单位的楼下。经不住他的这般诚恳与盛情，我只好随他而去。 贾先生骑着自行车，我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自行车颠颠簸簸，在混乱的小街上左拐右突。时值三伏天，地面发烫，空气燃烧，一缕缕夕阳，犹如一束束的火焰，灼得人的皮肤疼痛。行至西大街中段，贾先生停下来，跃下自行车，从腰间抽出几毛钱，递给路边的商贩，买了一瓶饮料。他要给我买，被我拒绝。于是他独自喝了起来，一边喊着太渴了太渴了，一边仰起脖子，将那瓶饮料急不可耐地灌下肚去。接下来，驾驶员与乘客角色互换，我骑车，他坐车。那辆轻便自行车驮着我们，车轮朝西滚动着。 贾先生的家位于夏家十字。一道围墙围起一个小区，但小区里却仅盘踞着一栋居民楼。门房的中年男子上着一件背心，下蹬一双拖鞋，见贾先生推着车子进入了院子，便扯着嗓子问候：平娃，下班了啊？贾先生诺诺着，一副谦卑的姿态。 居民楼共三个单元，贾先生的家，位于最里面那个单元的三层。拿钥匙扭开房门，走进去，发现其住所，为三室一厅。厅不是很大，厅中央立一张桌案。饭时，桌案为餐桌；平时，桌案则是贾先生泼墨习字的平台。来了客人，招呼客人围着桌案落座，冲一壶茶，与客人侃侃而聊。室内装修过，卧室里铺着红地毯；客厅的墙上，悬挂一副镜框，镜框里镶嵌着他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上帝无言。落款“静虚村贾平凹”。静虚村，是他给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 拿毛巾擦了汗渍，给我倒了一杯茶，面对面抽完一根烟。尔后，贾先生就系起围裙，进入灶房，叮叮咣咣地做起饭来。他的情绪非常不错，甚至有点儿高亢，一边做饭，一边自娱自乐地哼起了歌曲。厨房的门敞开着，我不时跑至门前向里观望。一会儿，看到他正把切好的莲花白，倒向吱吱冒烟的油锅里；再一会儿，看到他正在案板上使劲地揉着一团面；再再一会儿，看到面团已经摊开在案板上，他手握一根擀杖，正在弯腰擀面。 擀面快要完成之时，韩俊芳大姐回来了。韩大姐和我是同事，办公室一墙之隔。韩大姐为人之忠厚，待人之真诚，处人之随和，以及对我关照之无微不至，让我一辈子都为之感怀与感动。韩大姐与我打过招呼，往厨房里一瞥，忍不住地朗笑起来，惊讶连连，唏嘘不已，嘴里发出“咦——，咦——”之声，揶揄贾先生莫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想起进厨房做饭了？韩大姐笑着对我说：安黎，还是你面子大呀！我和他结婚一二十年了，他进灶房做饭，这还是头一遭呀！ 贾先生从灶房里出来，憨憨地笑着。他解下围裙，把围裙递给韩大姐。韩大姐系上围裙，步入灶房，接了贾先生的班，继续完成做饭的任务。饭摆上餐桌，令我颇感意外：除了面条，竟然还炒了六碟菜。这些菜，显然不是贾先生的杰作，而是韩大姐劳动的结晶。围着桌子就餐，韩大姐笑容满面地奚落起了贾先生：既然请安黎吃饭，冰箱里有那么多现成的菜，你不拿出来炒，就单单炒了一个莲花白？贾先生一副无辜委屈的模样，嘟囔着说：依我的水平，能把莲花白炒熟，已相当不错了。我赶忙插言：都是自己人，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们对我的这份情谊，深厚得我都有点儿承受不起了。 韩大姐给我盛饭，嫌碗太小，于是将碗弃之，特意挑选了一个偌大的菜盆。盆里的面条，层峦叠嶂。韩大姐站起身，不顾盆里能否装得下，端起一碟碟的菜，不容分说，将菜一股脑儿地扣向我的饭盆里。韩大姐在城市生活许久了，但她的身上，永远储存着山里人特有的淳朴与实在，无丝毫的虚情假意。我后来在她家吃过很多次饭，每一回，她都这样盛饭，这样扣菜，逼迫得我不得不人格分裂：心里默念着“粒粒皆辛苦”，但实际中，却只有把吃不掉的饭菜，剩弃在桌子上。吃饭这样，送人东西也是这样。几乎每一次，我去贾先生家，临离去，韩大姐都要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塞到我手里。常常的情景是，她死死地拽着我的胳膊，拉开冰箱门，把冰箱里的食物水果等等，席卷一空，装入一个食品袋，然后迫使我无论如何都要把那个食品袋拿走——我儿子那时尚在老家。但只要他来西安，韩大姐一旦知晓，总会悄无声息地去街道，给他买回一大堆东西：有水果饮料，有衣服玩具。买了还不过瘾，第二天上班来，韩大姐手里又提着一大兜香蕉柑橘香肠可乐等，给我儿子送来。 吃完饭，参观了贾先生的书房，得到一本他主动为我签名的赠书，看到天色已晚，我随之告辞。出了书房，见韩大姐立于客厅，手里拎着早已准备好的一大袋食品，正在笑眯眯地等候着为我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