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问题2011

国际贸易问题 2011

在考虑了当地人力资本对能源使用技术的吸收作用以后，我们发现，整个群

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即人力资本对外资先进能源使用技术吸收并不显著，而当考

虑不同教育背景群体的吸收能力时，却发现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人群的吸收能力

比较好，而未受教育和小学教育人群由于知识掌握相对过少，导致其吸收作用不

明显，大专以上教育人群由于学历过高而与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能源使用技术不

匹配也导致吸收效果不明显。按外资来源地分类检验时，对于其他外资人力资本

的吸收作用仍具有上述特征，但因为港澳台外资企业的技术相对更差一些，导致

未受教育和小学教育水平的群体也呈现出良好的技术吸收效果。研发活动作为获

得技术最重要、最主动的方式对提高能源效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目前我

国各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比较低下，而同时研发活动又相对不足，因此通过增加研

发来提高能源效率所受到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显著的。其次能源价格是调节能能源

效率的有效手段，但目前由于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还存在，导致价格效应的调

节机制发挥不是很明显，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有企业降低了能源效率，因此有必

要从体制、机制各方面加大力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另外也必须着手扩大整体

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首先，通过各个模型的因素分析发现以下问题：环境科研费用对于污染密度

的降低作用是不显著的，可能的原因有，科研成果的转化或者实用性存在问题。

同时，我国虽然对于环境越来越重视，规制水平越来越严格，但是，远没有达到

能够切实起到降低污染密度的作用，所以显示出规制水平和污染密度同时上升的

结果。其次，更为重要的是，FDI对于环境的最终影响，即，规模、结构和污染

密度效应，以及直接和间接效应会导致污染更为严重。FDI的进入会增加资本积

累和提高技术水平，资本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污染密集；技术提高同

样会促进技术增长，同时降低污染密度。从三种效应来看，FDI最终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污染的更为密集化，虽然在污染密度上有所降低，但是

不足以抵消前两种的正向作用，最终增加了污染排放总量。值得注意的 ， FDI

的最终效应包含本土企业受到影响之后的反应。所以， FDI的直接效应表明了外资企业的直接污染贡献，间接污染贡 献表明了本土企业的污染贡献。FDI直接的污染效应有正 （工 业COD和工业粉尘）有负 （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废物），具体结

果根据不同的污染物有所不同。FDI对于六种污染物的间接效应结果是比较统一

的，FDI的进入使得本土企业污染排放更多，FDI的进入增加了国内资本累积，

这样扩大了经济规模，且由于本土企业的污染密度较高导致了污染总量的增加。

根据环保总局的统计信息，体现出对于环境意识的逐年上升。现在，国家法

律30余部。另外，还有364条标准，所有这些构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

是，政府规制对于降低污染密度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的重视

程度还是不高。同时，环保技术的投资还远没有起到显著积极作用，环保技术的

研发还应该注意转化的效率与课题的实用性。FDI的进入增加了污染排放总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大部分是由于FDI增加了国内资本累计，也就是

促进了国内本土企业发展，进而对污染产生的影响 （而FDI对于污染的直接影

响有正有负）。所以，对于国内本土企业的监管应该更为严格。实证检验证明，

FDI的进入使得生产和减排技术水平上升，降低了污染密度，因此要扩大国际合

作，提高本土企业生产技术，从而降低本土企业的污染密度。令人欣喜的是，环

境规制没有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负作用，说明了进入我国的外国企业以

寻找“污染天堂”为目的的并不是很多，因此，对于环境规制水平的些许提高对

于外资企业不会有显著逐出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经济制裁手段是可取的，至少在

短期情况下，对于外企不会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在FDI—经济 （产出、结构、技术）—环境 （规制、污染）交互作用

框架下建立联立方程系统，利用中国1988-2007数据对FDI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

了实证研究，并利用产业层面的数据对各种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印证，得到以下

结论:

1.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三个决定因素，环

境规制对环境作用效果尚不明显

2.FDI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引致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

术水平提高减少了污染排放。具体表现为：FDI每增加1%，通过经济规模的扩

大导致环境污染增加0.185%。FDI通过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对环

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别使污染排放减少0.084%和0.028%。总体效应是，FDI

每增加⑤Chai （2002）在对中国1980-1996年的制造业进行研究时，得出的结

果为：结构效应为-30.6%，技术效应为-57.6%，规模效应796.3%，总效应为

708.1%。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其方向一致，但大小不同。我们认为结论的差异在于

考察的时期以及所考察的污染物类型不同。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FDI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高度正相关性，FDI与我

国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呈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而经济发

达、FDI集中的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弹性系数最大。虽然FDI通过结构效应和

技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排效果并不显著，但由于FDI对我国CO2排放规模负效

应大于结构技术正效应，说明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并没有明显优化我

国的制造业结构，外资进入碳关联度较高产业并通过加工贸易将高碳产品返销回

国内，也即外资将产业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转移了相当部分的碳排放。而我国

高碳经济发展模式④是吸引FDI进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主要动因。本文提

出的FDI进入增加与我国CO2排放减少对策建议如下：

（1）按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设计可操

作的FDI进入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领域等低碳行业的激励相容机制，把CO2

排放减少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同时严格追究外资准入制度中实施污染

转移行为的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③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有

超过30%的FDI 流到了污染密集型行业，FDI进入我国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

和技术效应为负，“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④如2009年我国GDP约为

4.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8%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

水泥的53%。参见杜海涛，《利用外资迈入重 “质”时代，外资在华发展空间更

大》，人民日报 2010年6月28日。

（2）设计发达国家与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强制生态补偿制度可以

一定程度上化解CO2排放跨国界、跨区域转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包括国

际间的CDM转移支付制度、国内区域间的上游补偿下游、发达地区补偿落后地

区、污染转出地区补偿污染接受地区等补偿制度安排。

（3）将ISO14064标准纳入外资企业的采购标准和供应商考核标准，在整

体供应链实行低碳制造计划，减少碳足迹。政府可根据不同产业按操作范围确定

CO2排放额，监测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实行产品碳标签。

首先，利用FDI促进了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推动了内资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发展。其次，FDI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受行业因素 影响，另一方面受市场结构、技术差距、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等因素 影响。在市场竞争激烈、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的行业，FDI对内资企业自主

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第三，当前我国内资企业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是 制约FDI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1.确立FDI与推动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引资目标。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 现：一是结合自主创新目标加强对引进项目的选择，提高技术引进的质量和水 平，确保国家产业升级急需的重大关键项目的引进。二是采取鼓励政策，提高软

件引进的比重，支持服务业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与管理手段。三是加强高新 技术产业的引资工作，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优惠政策。

2.加强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对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可在所得税、关 税、信贷、外资持股比例等方面适当倾斜。而对市场集中度较高、有一定国际竞

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如通讯设备、发电设备等，可重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对具备较强竞争优势、国内产能明显过剩的行业，如纺织、轻工、家电等，

应通过取消优惠政策、提高准入门槛等途径，适当限制低技术含量外资进入。

3.加大科技投入政策。设立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和

科研单位合作，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引导和支持大型骨干企业

开展竞争前的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建立技术创新平台。G20

OFDI(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文献综述

1.结论

（1）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升级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这已为OFDI先行者——发达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演进实践所证实。

但是，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作用的大小，受到OFDI规模、投资动

机、产业选择、企业学习能力和各国OFDI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2）OFDI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边际产业”转移、

新兴产业成长、产业市场空间扩张，其作用机制与传导途径主要有：释放沉淀生

产要素，优化配置要素资源，促进知识、管理和制度创新，产业关联、产业竞争

和技术进步效应等.

（3）虽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受OFDI发展阶段、政策约束以及“滞后效应”的影响，目前这一促进作用的

效果尚不明显。相信随着我国OFDI规模的扩大、水平的提升和企业 “干中学”

能力的提高，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明显。

（4）对OFDI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引导企业选择、制定和实施

有针对性的OFDI重点产业和地区策略，对最大化发挥和实现OFDI对投资国产

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性研究

（一）主要结论

1.近90%的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其中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正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三行业的产业集聚对其国际竞争

力的促进作用最大。

2.仅有饮料、医药制造行业的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负相

关关系，其中饮料行业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C4、RCA指标衡量的局限性是导

致部分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可能原因。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和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提升整个中

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

1.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与培育，政府应该出台

切实有效的相关政策，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开放、公正有序的外部环

境。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产业集聚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

2.在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政府应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从而促使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获取更多的竞争

优势。

3.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对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定制造业的产业

集聚培育和扶持；完善产业分工和合作网络，构建符合产业集聚发展所需要的支

持系统；培育和倡导产业集聚文化，营造产业集聚发展的文化环境，推进产业集

聚的发展。

4.企业应加强外部网络的建设，积极吸收和利用外部资源，特别是知识

和科学技术资源。集群内企业应与外部客户和供应商等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产

业集聚发展的动力源泉—市场需求。

5.企业应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注重提高创新能力，树立合作、竞争观念，

发展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出口多样化一定能减弱出口波动吗

通过上述的分析，笔者试图从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政策二维的角度找出出口

波动和出口集中度关系不稳定的内在机理，并对出口波动和出口集中的衡量方法

和影响因素给予说明。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出口集中度呈现“U”型态势、行业

间出口波动的差异、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经济不同发展水平上两者呈现阶

段上的一致性和整体上的非一致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多元化减弱出口波

动的幅度，而发达国家未必如此，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不稳定性是导致实证分

析中两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又对我国出口波动和出口集中度进行分

析，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未来仍将通过多元化减弱出口波动的幅度，同时

找出我国目前两者的特征，并分析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产品的外

延边际、出口结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促使我国出

口保持平稳的增长。

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影响之研究

笔者综合运用计量方法和因素分解法对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作了

分析。首先选取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

检验，在此基础上引入因素分解法，选取1998年、2007年两个时间点对出口贸

易引起的碳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

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碳排放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增长，其弹性值为0.33，

即出口增长1%，则碳排放增长0.33%，这说明我国确实存在“碳排放转移”现

象。我国通过出口商品的形式，为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的碳。从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来看，出口贸易扩大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出口

贸易在为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对我国资源环

境造成不利影响。在因素分解法中，通过比较1998-2007年两个时间点的主要出

口行业数据，发现这10年来，我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碳排放

低的行业在出口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出口商品结构正逐步向清洁化方

向转变，虽然由此带来的结构效应还很小，但我国通过进一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来抑制碳排放增长的潜力很大。从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来看，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

都有了明显的下降，有一半的行业碳排放降低程度都在50%以上，由技术进步效

应带来的碳排放减少量为14330万吨，有效地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势头。但由于

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迅速，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116748万吨，大大超过了结

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之和，出口碳排放的总效应为正。总的来说，在研究的时序内，

规模效应是引起我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减少我国碳排放的关键

因素，结构效应对我国碳减排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还不明显。综上所述，无论

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环境的影响，协调好

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鼓励出口贸易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出台更加有

效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着力提高节能减排技术，对于出口比重迅速上升的部门

要着重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控制部份

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提高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促

使出口商品结构向清洁化方向转型，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的“污染避难

所”。

出口专业化、空间依赖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至2008年期间的样本数据，分析了

出口集中度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无论是采用经典

OLS方法，还是采用控制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均表

明出口集中度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出口集中度越高，出口专

业化程度越高，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则相应越高。这一结果背后的机制，就在

于专业化导致生产活动的集聚，进而通过集聚经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人均产

出的提高。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则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下，促进地区产业的集群

化、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集聚经济，这对于扩大出口规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像江浙地区广泛出现的特色地方化专业集群，即对于当地出口贸

易及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这样的模式值得中西部城市在经济发展

中加以借鉴。相反，求大求全、试图在地区层面建立完备产业体系的做法实际上

并不利于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是不值得提倡的做法。那种“贪大求全”、盲

目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只会产生短期效果，对长期增长并不利，应予以坚决纠

正。

？？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因考虑行业固定效应和生产率随时间提

高的因素而缩小；与此相反，当地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因考虑行业固定效应

而扩大，因生产率随时间的提高而缩小。同时，反向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的负

向影响越来越小，甚至为正，但是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当地服务外包对未来生

产率的影响变化不大。这一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将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外包给外资企

业，尽管目前对生产率具有不利影响，但是未来的不利影响会迅速减少，甚至可

能为正，同时依行业特征选择外资生产性服务企业会降低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

向影响，例如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建筑

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较高，可以选择外资生产性服务企业；另外，一些传统的、

增长率稳定的行业需要的生产性服务较少，比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采矿业，制造业等则选择内资生产性服务企业，从而有利于降低其对生产率的不

利影响。

第二，反向服务外包和当地服务外包变化无论是对当期还是对未来的生产率

变化影响都较小；与当期变化相比较而言，当地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

的影响更小，而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但是绝对值大

小几乎不变；行业固定效应使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显著为

负，而使当地服务外包变化的影响不显著；时间固定效应使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

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使当地服务外包变化的影响显著为负。 第三，分行业来看，与总体影响相比，对生产性服务需求更大、生产率增长较快

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低于总体水平，

而相对传统的、生产率增长稳定的行业，比如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住

宿和餐饮业、卫生和社会保障业，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则高于总体

水平；除个别行业外，反向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包括农林牧渔

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

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反向服务外包对未

来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

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反向服

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影响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除个

别行业外，这些行业具备的总体特点是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较低、生产率增长较快。

至此，笔者回答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国内 （当地）服务外包并没有拉低服务

外包对国内生产率的贡献，同时根据行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与行业生产率的不

同，外包给内资企业与外包给本国的外资企业对国内生产率的贡献有所不同。然

而，关于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仍需解释，以往关于生产外包对我国

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结论都是正向的 （徐毅、张二震，2008；张秋菊、朱钟棣，

2008），然而服务外包的影响却是负向的，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服务

外包正处于发展初期，服务外包的利益还没有渗透到生产率，正如本文研究所发现的，无论是反向服务外包还是当地服务外包，其对未来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都会逐渐减少，甚至反向服务外包的影响可能为正；另一方面，我国服务外包的规模仍然较低，正如前面所计算的，从数据来看，我国反向服务外包规模最高的金融业也仅为1.83%，而本文的结论表明，反向服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因此扩大反向服务外包的规模有助于降低目前的负向影响。

中印贸易关系：竞争或互补——基于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全视角分析

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中国的贸易总额都大于印度。从贸易结构来看，在商品贸易中，中印两国的贸易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中国以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印度仍以出口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贸易结构明显优于印度；在服务贸易中，中国以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产业为主导，而印度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这一新兴产业中已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其贸易结构优于中国。贸易结构显示，中印贸易关系中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实证结果显示，在商品贸易中，就互补性而言，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依赖程度小于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依赖程度，其中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与印度的进口吻合程度最高，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则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吻合程度最高的一类产品；就竞争性而言，两国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上竞争最为激烈，其次为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但两者的竞争激烈程度都有所减弱，相反地，在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性则较弱，但近年来竞争程度有所增强。在服务贸易中，中印贸易的互补性特征较商品贸易更为显著，且中国出口的互补指数大于印度出口的互补指数，并不断上升，但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保险等新兴产业上印度出口的互补指数大大高于中国出口的互补指数，而两国贸易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大传统服务产业上。上述特点是两国要素禀赋、结构调整、贸易政策、发展战略等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和印度贸易关系中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体现在不同的商品类型及服务产业上，作为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对外贸易的发展堪称神速，但贸易结构与其大国地位仍不相符合，从贸易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任道重远，通过加强贸易谈判与合作、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积极开展产业内贸易等举措促进中印

贸易在竞争与互补中共同发展，并带动两国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是两国对外贸

易发展中的必然选择。

对“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升值的悖论”的解释及扩展研究

在上述模型设定中，假定其他汇率不变 （如美日、美韩、美台），而事实上，

在中美贸易过程中，其他汇率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商品价格受到包括人民币

汇率在内的四种汇率的影响，而实际经济中，这四种汇率的变动方向及大小是不

确定的，如果四种汇率变动方向一致，那么就会对价格产生一致的影响，从而可

以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判断商品价格的变动；如果四种汇率的变动方向不一

致，那么就要比较汇率变化的综合效果，如果此效果与人民币变动方向相反，那

么就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反而会促使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的现象；反之则随着人

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逐渐减少。所以，我们只能说人民币汇率是影响美中贸

易逆差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从 （10）式中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相对于汇率弹性来说很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美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美中贸易逆差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由

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的繁荣，导致了美国居民不断扩大自己

的消费，从而减少了国民储蓄，为了弥补储蓄不足，制造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特别是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催生了美国人以财富增长效应为主

要推动的高消费，这对增加美中贸易逆差起到大大的促进作用，从2005年至2010

年美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超过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美国居民过度消费的倾向主导了

美国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从 （11）式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收

入弹性小于汇率弹性，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会提高美国

对中国的出口，因此可以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但实际中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

说明人民币升值对美中贸易的改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因为美国对中国存在过多的产品出口限制，这种限制相当于增加了美国出口商的

出口贸易壁垒，无法通过出口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

由于这种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进口需求难以满足，美国的出口也难以扩

大，所以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改善在实际中是不明显的，如果

要想达到理论预期的效果，那么美国的出口限制就应该取消。自2005年7月以

来，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明显改善，这说明在实

际经济生活中，人民币汇率不是影响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主导因素。美国前美

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2010）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就业市场，也无助

于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美国制造商声称的关于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来提高出

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导致美国失业增加、中美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2010年11月在G20峰会期间指出，美

国贸易逆差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身，美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竞争力；美中经济

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沈丹宁 （2010）直言不讳地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根本

问题在于贸易不平衡，要解决这一平衡，既需要短期政策，也需要长期努力，短

期来看，中国企业应增加在美国投资设厂，雇佣当地员工，长期来看，应降低中

国的储蓄率，中国应致力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造成美国就业机

会流失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政策，美国税收政策、劳工政

策等过于苛刻，对雇主缺乏吸引力，指责中国并不能挽回美国就业，美国应当降

低企业所得税、加征增值税才能解决就业岗位流失的问题，美国劳工成本过高是

迫使美国企业搬迁海外的原因，人民币汇率不是主要原因。温总理 （2010年）

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性问题，中美贸易商品结构具有互

补性和互利性，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美贸易逆差是怎样产生的呢？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经

济全球化进程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全

球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入，许多跨国公司将原先设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

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纷纷迁往不断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中

国，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日益壮大的技术人才力量等优势相

结合，使中国承接了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转移出来的中低端产

业，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商品“加工工厂”。而这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早已将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向依托知识、技术、资本和现代信息网络、以电子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高技术服务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

保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自此，世界贸易商品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从

2005年以来的中国海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额一半以上，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中国加工贸易的

特点是“两头在外”，中国从国外进口原料、材料、零部件、设备，利用中国廉

价的劳动力、设备和技术，加工成成品后销往国外市场。正如施振荣1992年提

出的“微笑曲线”理论，微笑曲线中间是产品制造环节，左边是产品设计、研究

与开发环节，右边是产品营销环节，产品附加值高的在两端——产品设计、研究

与开发环节、营销环节，处于中间环节的产品制造附加值最低，利润也最低。中

国从加工贸易中得到的利益就是由众多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赚

取加工辛苦费。中国在相当多的国际产品产业链条上，其实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

加工环节，贸易额体现出来的就是“大进大出”，而实际获利有限。中美贸易更

是典型。在中美贸易过程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据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加工

贸易方式是主导的贸易方式，厂商从东南亚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大量的原材

料、从日本、韩国等进口机器设备，经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组装，出口美国。从

表面上看，是中国生产的大量商品、资源和服务出口到美国，形成对美国的大量

顺差，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印制的美元和美元国债等美元资产，但实际上从中获利

最大的是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中国对美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与此同时中

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产生巨额贸易逆差，而人民币汇率却被美

国认为是造成美国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世界消费市场，利

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印制大量美元进口世界各地所

需要的商品和自然资源，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廉价商品、资源和服务，在获得了中

国提供的货真价实的物质财富和无形资产的同时，还不忘指责中国所被动持有

的、巨量的、由美国单方面可以决定贬值、损失却由中国承担的美元。其次，我

们知道，贸易差额等于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中美贸易逆差显然是由于中国出口到

美国的商品太多，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太少造成的。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

势原理，美国是发达国家，可出口附加值大、价值量高的技术、资本、知识密集

型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具有后发优势

的一些商品，贸易双方优势互补，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甚至于相对中国产品

来说，美国产品更具有优势。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工生

产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环境补偿型产品 （先

污染后治理），有力满足了美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中美贸易逆差主要

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不到美国的3%

（综合测算的结果），单靠人民币升值显然不能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

市场的竞争力，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为什么现实情况却是

美国对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呢？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商品出口管制是根本原

因。1949年美国政府制定并通过的NSC41号文件就提出 “严格管制对华贸易，

对华任何出口都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至今，美国仍在坚持对中国实行高技术

产品出口限制。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不仅涉及军事敏感产品和一些高科技产品，

而且限制一些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这就大大缩减了美国可以向中国出口的商品

数量，影响了美国贸易的顺利发展，对中美贸易均衡造成了严重后果，是造成中

美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既然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那么美国鼓噪人民币升

值的意图是什么呢？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高达9.6%失业率，对

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再加上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并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

外汇储备 （截至2010年9月，中国持有26483.03亿美元外汇储备），使本就对

中国围追堵截的美国更加忧心忡忡，忧虑万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债券增

加，会使美国经济和金融对中国的外汇依赖程度加深，如果中国突然减持美元资

产便会严重弱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

元，不利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封堵。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增加无疑为美国

逼迫人民币升值找到了极好的借口，就象1985年对付日本一样，逼迫人民币升

值虽然不能改善中美贸易逆差，但至少可以实现：使得中国持有的巨量美元外汇

储备大大缩水；使人民币相对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影响中国的商品出口，迟滞

或减缓中国的经济发展；阻碍人民币成为世界重要国际货币的进程，维护美元世

界主要货币的地位。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逆差的成因比较复杂，但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不是

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

中美贸易差额的重新估算——基于所有权贸易核算体系的改进

笔者以中美贸易为例，具体分析了原产地统计原则对双边贸易统计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所有权贸易模型，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了重新估算。得出如

下结论。

1.原产地贸易统计体系是导致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在于

两方面：一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跨境贸易，1994-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增加，

其中65%是外资企业对美出口导致的，而美国在华独资企业从中国向美国出口实

质上美国国民之间的内部贸易；二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本土的交易，在华

外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需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国之间

的分配状况，并且直接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2.所有权贸易核算体系下中美贸易差额明显缩小。在所有权贸易核算体系

下，通过区分商品所有权的归属来重新核算中美贸易差额，进一步证实了原产地

贸易统计体系下的55%以上的贸易顺差是由在华外资企业造成的。因此，为了弥

补原产地统计的缺陷，需要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作为原产地统

计的补充，同时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只有考虑到国际经济

交往日益密切和国际投资日益增长的趋势，认真分析各方在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

利益，才能消除误解，妥善解决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

3.完善引资政策，继续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政策引导当前必须坚持对外资流入

结构的政策性引导，继续减少外商对华加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降低加工贸易在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使对外贸易最终能反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水平，

降低外商对华加工制造业投资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

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第一，中国与中亚5国的农产品贸易迅速增长。除中哈农产品贸易外，中国

与其他国家农产品贸易结构呈现单一性，主要出口第一大类农产品食物及活动

物，进口第三大类农产品非食用原料中的纺织纤维、未加工动植物原料和生皮及

皮革等农产品，其他两类农产品的贸易额很小，且主要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方面，中亚5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然而农业劳

动力缺乏，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且利用率低，与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成熟

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很强的互补性。

第三，中国与中亚5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互补性与生产要素的互补性相吻

合。中亚在中国稀缺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劳动和技术

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双方开展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利于彼此比较优势的

发挥和比较利益的取得。

针对上述对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互补性分析，提出以下几点促进中国与中

亚5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第一，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积极寻求

与中亚5国在农产品贸易、投资与贸易协定方面的谈判，争取早日签订双边农业

合作、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进而建立持续长效的农业经贸合作机制。第二，积

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潜在的互补性转化为

现实的互利性，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第三，鼓励企业走出去，创新营销技术和

策略，积极开拓潜在市场，促进贸易结构多样化以及农产品贸易市场的多元化；

第四，把开展农产品贸易与农业援助结合起来。参照中非农业合作的成功经

验，对中亚国家中存在粮食安全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展无偿农业援

助，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帮助这些国家开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

中国—非洲农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与潜力

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潜力存在地区差异

根据中国与非洲农产品实际贸易额与模拟贸易额的比值可以看出，中国与非

洲农产品贸易潜力存在着地区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潜力巨大型，

即实际额与模拟额的比值小于或等于0.80，主要包括安哥拉、刚果、冈比亚、几

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尼日利亚、突尼斯。

事实上，这类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比较稳定，农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

似，而与中国在农产品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上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农业在国民

经济和对外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同这类伙伴的贸易潜力非常大，是未来扩

大双边农产品贸易的重点。二是潜力开拓型，即实际额与模拟额的比值在1.20

到0.80之间，主要包括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和多哥。这几个国家虽然

在经济结构上与中国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但是这些国家的环境限制了与中国农产

品双边贸易的发展。三是潜力再造型，即实际额与模拟额的比值大于或等于1.20，

主要包括贝宁、科特迪瓦、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

哥和南非。埃及虽然在农业，特别是在谷物、畜牧业等方面发展水平较高，但是

由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后政策调整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影响了与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毛里塔尼亚也存在类似问题。

主要结论

中国与非洲虽然相距遥远，但是作为农业经济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很

多相似性，都具备农业的基本特征，双方农产品贸易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产品

的互补性、经济规模、人口、需求相似等特征都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农产品进出口

的发展。虽然，距离等地理因素不利于中国与非洲农产品贸易的扩大，但是与此

同时，中非贸易合作论坛则大大有利于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考虑到有中非农

业合作50年的合作历史作为中非农产品贸易的良好基础，非洲优越的农业自然

条件和改善的投资环境，中国农业对非洲的适应性等因素，中非农产品贸易在互

赢互利的合作模式下将有着美好的前景。目前要建立起关于非洲农业发展和中非

农业合作理论知识的积累机制，注意项目的典型性，把先期项目的经验教训应用

在后期项目中，合作项目要注重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努力实现中非双方所期望

的合作形态，把中国发展农业特别是在宏观上管理农业的经验进行成功的移植，

以促进非洲农业的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FDI的影响效应

结果和结论

1.总体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从总体上对于扩大中国在东盟

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实施 “走出去”战略很有帮助。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全面建成，中国对东盟成员的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大。另外，从表4可看到，还

存在一些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诸如，投资国与引资国GDP规模与直

接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以及地理距离与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等

2.转移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增加了区域内成员的投资创造效

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投资转移效应，中国原本在非成员间的投资项目，由

于区域一体化协议的签订，而转向成员国进行投资，产生了巨大的投资转移效应。

我们引进与东盟有竞争力的国家LDC虚拟变量后，计量结果显示，LDC符号为

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中国减少了在与东盟有引资竞争力国家

的直接投资。

3.个体效应。更具体地来看，同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由于各国经

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吸引中国FDI方面的力度也不

同，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各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转移效应。但应当注意的

是，即使区域内成员国整体吸引直接投资能力增加，也并不表明吸引的投资在各

成员国之间均衡分配，只有那些拥有较大区位优势的东道国，才会吸引更多的投

资。见表6，我们引进10个代表东盟成员国家的虚拟变量，探讨国家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经济水平较高、引资环境较好的国

家，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首选国。

4.贸易替代效应。我们通过实证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验证了在某

些情况下，中国与东盟间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对东盟贸易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对策建议

（一）针对东盟不同国家，选取不同的投资策略。东盟10国经济发展水平

参差不齐，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有新加坡、文莱；二是正在向新兴

工业化国家迈进的国家，有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三是正在改革中的

国家，有越南；四是按部就班发展的国家，有柬埔寨、老挝、缅甸，这三个国家

仍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各国有关投资环境、市场结构、贸易法规、文

化习俗等都不尽相同。具体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工业化程度对外直接投

资的影响 （贸易替代效应）高，目前两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本国的新兴产业和高

技术产业，因此，可采用技术合作投资方式进入两国市场。对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印尼4国而言，其工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似，可采取合作经营方式进入

4国市场。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优于东盟第三四层次的

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中国有实力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可以采用直接

投资和出口贸易方式进入以上国家市场。

（二）加强对投资东盟的政策性指导。首先，政府应提供东盟市场供求信

息，向企业介绍东盟的投资环境和可以合作的项目、促进企业间的交流和沟通、

提供财政优惠政策。其次，加强研究东盟各国的经营环境，包括对东盟共同市场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等经营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和掌握，确保企业

在东盟市场投资的安全，保障在东盟发展的中国企业的利益，增强企业投资东盟

的信心。最后，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资源，为企业在当地投资扩展融资渠道、提供

投资信息，使企业更好更快投资当地市场，降低交易成本。

（三）积极利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条件，加快投资东盟步伐东盟是一个

人口众多且处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中国具有与东盟相邻的地缘优势、资源和产

业互补的经济优势、双方高层关系密切的政治优势，为中国企业实施以东南亚为

优先的“走出去”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开展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不断借鉴

投资于东盟的各大跨国公司的先进经验，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调整对东盟的贸易、投资结构合理调整对东盟的贸易和投资结构，减

少对东盟的商品贸易与在东盟直接投资生产的商品的结构性重复。这样，我们便

可利用对东盟的贸易和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两架马车，促进我国外向经济的繁荣、

发展。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地区间影响FDI流入因素的分析，笔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提

高促进FDI流入规模扩大，经济规模小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更加

明显；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利于FDI规模扩大，劳动力成本对中西部地区FDI

流入的作用大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要注意利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吸引FDI；

基础设施与FDI流入规模正相关，公路、铁路等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影响，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公路设施对FDI流入作用显著，而中部地区铁路设施作用

显著；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流入有正影响，中部为负影响，西部并不显著；

是否是沿海地区对FDI流入起着重要的影响，在同等条件下，沿海地区FDI流

入高于非沿海地区。结合上文的分析结果，笔者主要对中、西部扩大FDI流入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是促进我国FDI流入区域平衡

分布的主要手段；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吸引FDI流入的重要筹码，

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吸引FDI有显著的负影响，因此，中、西

部地区要尽快利用好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FDI流入，缓减中、西部地区资金的

缺口；对外开放度影响中部地区的FDI流入，且为负影响，中部地区需要调整

出口商品结构，转变以资源性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降低出口对FDI流入的替代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是中、西部吸引FDI的重要条件，中部基础设施应该侧重铁路设施的建设，西部地区应更多着力于公路设施的建设。

我国超额外汇储备规模的成因

本文主要从FDI、贸易方式角度来解释我国超额外汇储备的累积。通过对2001年1月至2008年12月月度数据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VECM检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额、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外汇储备增加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货物贸易净出口额、一般贸易净出口额、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设备额、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额与FDI和外汇储备增加值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FDI实际投资额是外汇储备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2）FDI是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的Granger原因，而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又是外汇储备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这证实了两种最主要的加工贸易方式在FDI和外汇储备增加值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JJ协整检验所得的协整方程进一步证明了FDI、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与外汇储备增加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且较显著。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反映出变量波动之间的短期作用关系，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两种加工贸易净出口额的滞后一期变化对外汇储备当期变化的正向作用。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一阶滞后对外汇储备当期变化有负效应，但这可能与时间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如何管理超额外汇储备也是国内众多学者、政府官员经常讨论的议题。但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存量外汇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上。提出的应对策略都是针对存量资产的分流或组合投资，鲜见从源头上提出应对方案。此外，由对美欧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引起的各种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数量也在不断攀升，这些都需要从根源上去提出应对策略。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引进外资的战略。引进FDI一直以来都是各级政府工作的中心，这对解决当地就业和增加税收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些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就是加工贸易，且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应该把引进外资工作的重心从数量转向质量上，注重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研

发中心、地区总部、业务基地，促进FDI企业更多融入国内市场，增加内销比例，实现技术的外溢、转移和扩散效应。

第二，FDI流入所形成的来料和进料加工贸易虽然采取“大进大出”战略，但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的价值和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比起来，差距还很大，这也是加工贸易保持较大顺差的来源。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资源稀缺性的特征日益突出，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所需的原材料、稀缺性资源制造的零部件、辅件可以要求全部或大部分从国外进口，这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内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FDI加工贸易顺差，在经常项目上减少盈余，从流量上控制外汇储备入口。

第三，在我国已经积累了约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的基础上，可以允许一些企业或机构实行意愿性结售汇，鼓励持有较多外汇资产的大型企业或机构对外直接投资 （FDI outflow），带动国内过剩的零部件或资本品出口，以减少FDI inflow所形成的净金融项目顺差，这样既可以从流量上控制外汇储备的另一个入口，也可以在存量上逐步把外汇储备分散为企业或机构海外净资产，把集中管理风险化为企业个体外汇资产头寸风险。

美国大豆倾销中国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结论

（1）美国大豆的生产成本 （特别是单位面积生产成本）无论是与进口国中国相比，还是和主产国巴西相比，都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美国大豆的生产者价格远低于中国和巴西，致使美国大豆的单位净收益常年为负，成本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

（2）美国大豆海湾出口价格 （以墨西哥湾为例）一般情况下都高于其国内中部地区 （以产地伊利诺州为例）的现货价格，但价差却明显低于正常的运输费用；与巴西大豆出口离岸价格相比，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大豆出口离岸价格要高一些，但是平均价差低于按照市场运费推算的价差；两国大豆至中国港口的到岸价格比较显示，美国大豆价格大多时间高于巴西大豆价格，不过平均价差仍然低于按照市场运费推算的合理价差。

（3）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其国内大豆的补贴总额远远超过中国和

巴西，其间尤其以1998-2001年间的巨额补贴最为突出，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大豆的生产和对外 （华）出口的增长。不过，通过比较考虑补贴后的平均成本利润率，发现美国大豆生产者并没有因为补贴而实质性地改变当年的盈亏局面，这说明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国大豆是巨额补贴导致国内生产过剩而寻求出口海外市场。

（4）随着美国大豆不断地销往中国，中国大豆产业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大豆播种面积减少、大豆产量徘徊不前、大豆加工业被外资逐步垄断。根据研究结论，可以合理推断：美国大豆以“非正常价值”向中国市场倾销了大豆，这种倾销给中国大豆产业造成了伤害，由于随着美国大豆出口量的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出现上涨趋势，美国大豆生产者的成本利润率显著增加，美国大豆加工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这种倾销方式更倾向于掠夺性倾销。

（二）政策启示

（1）为稳定国内大豆市场，维护相对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根据世贸组织 《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200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向美国大豆征收反倾销税。

（2）扶持国有或民营大豆企业，引导其向规模化、产加销一体化以及产品相关多元化发展。而对于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应提高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门槛，譬如适当增加税负或减少税收优惠程度。

（3）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农业科研投入，以降低可变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提高生产者对市场价格的承受能力，从而提高国产大豆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

（4）从大豆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政府宜采取前瞻性和系统性的一系列政策，以防玉米等其他农产品如大豆一样陷入被动局面。

商业FDI对本土制造业：溢出还是挤出

全国样本的总体分析显示，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并没有从外资商业中获益，相反地，外资商业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市场势力和渠道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对本土制造商的挤出。分地区检验的结果显示 ，外资商业通过对本土商业企业

的竞争示范效应促进了东、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对西部地区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则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实现的。东部地区本地企业的吸收、学习能力较强，当前与外资商业企业的技术差距也比较小，因而有利于外资商业的外溢；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研发投入不足等导致当地企业吸收能力较差，与外资商业企业的技术差距也不利于当地企业的模仿与吸收，因而不利于外资商业的溢出；中部地区的情况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当地企业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吸收能力，但是与外资企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至少包含以下几点：1.对外资商业的评价不应是非零即一、非此即彼。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外资商业进入后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就整体经济而言，外资商业一枝独秀、垄断流通渠道的局面必然会压迫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对外资商业进入和我国产业安全的担忧不无道理。同时，也应看到外资商业通过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效应对各地区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溢出效应。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在对待商贸流通业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上要审慎，谨防市场主导权旁落。另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在改善市场投资环境、提高监管力度、加强本土商业自身经营能力提升的同时，应引导外资商业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其积极作用，为我国经济服务。2.对外引入优质商贸流通外资企业资源，对内提高企业吸收能力，促使我国制造业效率提升。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外资商业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此，政府应着力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提高行业集聚度，从而增强行业吸收能力，最大程度地接收到外资商贸流通企业溢出的有关知识与技能。3.我国内资商业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努力缩小与外资商业企业的技术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商业企业，要加快掌握现代商业经营技术，从而有力带动本土⑥实证结果的全国样本和分地区样本的不一致性，可能是由于外资商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 （汪旭辉， 2008）造成的，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之大。

投资促进在 FDI 中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是否签署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投资促进的代理变量，在传统FDI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下，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投资促进在中国同43个样本国家之间双向FDI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中国

的国际直接投资促进虽然已起到一定作用，但还不成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促进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需要政府在相关政策与管理方面做出必要调整。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成果及其他一些规范研究成果，建议如下：

1.关于促进中国同OECD国家双向FDI的建议

（1）转变发展模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新形势，为把中国从“重出口、重投资、重增长”的模式转变为“重消费、重环境、重质量”的模式，投资促进战略需要依据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智能电网、洁净煤等新兴能源产业适时调整。《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对欧美投资较上年成倍增长。相对利用发达国家FDI而言，中国应加强对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扩大OFDI，从而有利于技术获取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地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2）突出投资促进的公共产品特性，把投资促进作为将来政府主要职责之

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OECD国家，投资促进有效，并注重技术、效率、市场等因素。这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逐步形成的 “引进来”“走出去”等投资促进战略、政策、措施有密切关系。随着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同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投资促进逐渐深入到区域和地方层级，投资促进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将逐渐成为未来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

（3）完善国际投资协议体系，强化投资便利化建设。作为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一种，双向投资促进谅解备忘录能够有效补充双边投资协议的功能，并配合WTO等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发挥作用。为在新时期更均衡更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应该通过国家领导人高访及签署相关投资协定、投资促进谅解备忘录等外交及商务方式，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的双边投资合作。

（4）完善投资促进机构体系，明确结合投资和贸易职能，发挥双向促进作用。相对内向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体系，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尚不完善，今后应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均形成完整的双向投资促进机构，并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兼顾贸易和投资促进功能，提高效率，简化审批，加强服务，更好实施国家战略。

（5）服务企业，加强高端投资者识别。配合经济外交等手段，吸引高层次

企业和投资者群体，服务中国企业，顺应精确投资定位的发展趋势，更好地开展投资定位工作。

2.关于促进中国与非OECD国家双向FDI的建议

（1）发挥国家整体优势，利用经济外交、援助等手段开展OFDI投资促进。随着投资促进日益引起国家的重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投资促进方式应更加重视结合地缘政治及国家战略，建议加强援助以及高访等经济外交方式和手段。

（2）多层次，多方式系统有效地促进科学投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配合政府为主的投资促进工作，充分调动非赢利组织和民间商会等非官方商务促进机构的积极性，多层次开展投资促进工作。同时适应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发展趋势，从绿地直接投资向并购模式等多种方式逐渐转变。

（3）遵循市场规律，培育规模经济，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逐渐由以前不考虑经济和市场因素，逐渐转变为发挥我国在规模经济、技术、外汇储备、贸易体系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科学促进对外投资。

金融发展制约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1.结论 （1）在长期内，FDI和金融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有效吸收外资投入和积极实现技术转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2）信贷市场仍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放大”作用十分显著。④根据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东部地区包括样本中的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和海南共11个，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龙江共8个，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共10个。

（3）金融发展对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FDI。

（4）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基本尚未显现，这表明金融发展的程度直接制约着我国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

2.启示

（1）在现阶段，着力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提高我国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对于促进我国FDI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发挥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应当基于国内金融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制定规范的、长期性的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对东中西部地区实施有差异的金融改革措施，逐步将国家金融支持的重心向相对落后的区域进行转移，给予各地区平衡的金融发展条件和发展机会，避免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应当注意完善和优化现有的金融结构，通过市场自发的内生性调节形成规范有序、良性竞争的金融结构；中部地区优化金融结构的战略重点是加强金融资源总量基础上的调节，逐步形成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结合中部建立大型能源、装备和基础设施建造中心及全国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占有的金融资源总量；西部地区需要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完善的金融服务机制，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目的，形成政府推动型的金融结构，把握西部大开发和东部省市对口援建的契机，将西部地区金融服务的品牌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产品等一起打入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从地方政府层面而言，东部地区各省市地方政府应当努力维系公正公平公开的金融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各种金融主体良性有序地开展市场竞争，提供更加优化的金融服务，尽量避免政府的政策干预影响到金融市场正常效率的发挥；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则应密切把握国家大力支持的良好机会，努力构建有利于地方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全面提升。同时，为了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各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不同级别政府之间也应当积极建立有效的金融协调合作平台。

（2）着力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融资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要加快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改革，实现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的有效倾斜；提升股票市场的规范管理和市场效率，尽快完善大企业发行企业债融资的机制和渠道，顺畅企业自主融资渠道，有效实现企业融资渠道的分流，避免银行信贷配给和大企业融资便利对中小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构建以富有个人投资者、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企业融资路径，以便早日实现金融发展作为人力资本外溢和FDI技术溢出助推器的作用。

（3）招商引资过程中要注重地区差异。应当切实加强政府的调控作用，加强技术引进的力度，从立法、制度以及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改革等角度确立并保证

对先进技术的使用。我国政府决定于2010年12月开始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中国境内所有内资和外资企业统一了全部税制，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这就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提高认识，切实从地区实际情况和国家政策需求出发，制定符合地方特色和区域特征的招商引资政策，并加强贯彻、落实和监督制度。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应注重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加快外资高端科技向国内的转移，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注意对于外资先进技术的要求；中部地区应加强科技发展能力建设，引资过程中应注重对先进技术的利用和学习；西部地区当前应更加注重承接国内技术转移，从内部联系中获取国内贸易带来的机遇。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美国贸易政策具有最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意义。尽管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甚至有学者主张美国势力已经衰落，实际上，金融危机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目前，虽然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但美国仍然没有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开放，这是今后一段时间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基本前提。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新秩序构建时期，美国政治家们仍会继续将贸易政策与美国的外交目标统筹考虑，商务外交的色彩也将更加浓重。在制度层面，尽管美国的 “公平贸易”对全球贸易开放和世界经济复苏都是一种极大的阻碍，但美国将继续推行以“公平贸易”为核心的制度性贸易保护。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今后最棘手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何以实现。在国际上，奥巴马不得不面对来自崛起的中国和印度的挑战；在国内，他还要面对复杂的国内政治和利益博弈。因此，在贸易政策层面，美国将继续全力推动国家出口战略的实施，加大促进出口带动就业增长的政策激励。在货币政策层面，美国政府会倾向于通过美元的适度贬值提升出口竞争力，除了分阶段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也有可能让美元在一定范围内贬值，从而拉动出口，抑制进口，缩小美国贸易赤字。此外，美元贬值也有减少美国外债负担的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能源贸易的扭曲仍然存在，国际局势动荡导致的石油价格波动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贸易的环境有可能进一步恶

化。如果美国仍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继续通过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全球多边自由贸易的推进将会更加困难，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在更大规模上侵蚀已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汇 率 变 化 与 贸 易 平 衡

首先，人民币升值 （贬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增加）我国的净出口，进而恶化 （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其次，贸易伙伴国真实收入的提高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从我国的进口，进而改善我国的贸易平衡。第三，从实证检验的估计结果来看，汇率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贸易伙伴国真实GDP变化的影响，换言之，如果贸易伙伴国贸易平衡出现恶化，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其国内需求的增长，而非人民币汇率所致。第四，我国GDP增长主要还是由于出口、投资拉动，消费的作用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程度有限，因此对经济增长导致进口增加有限，进而未必会对贸易平衡产生实质影响。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也是直接的，在针对汇率问题的国际政治博弈中，我们必须把握基本原则、必须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根本来制定汇率政策，不能够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急促对人民币做较大幅度的升值，而且，这样的升值对于相关国家贸易平衡的改善并不会起到预想中的作用。当然，从我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长期的贸易盈余也并非全然有益，这样必然会导致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的加剧，甚至会影响到国际政治环境的稳定，这对国内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要逐步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情况，使其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要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扩大国内需求，同时，还应积极推动发达国家调整其出口政策，取消其对华出口的限制，使其对华出口能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结构调整而同比例的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1.结论

（1）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进出口贸

易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水平的重要手段。但是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特别是进出口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

（2）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影响的传导机制主要有四个。首先，是经济危机引发我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市场如欧美等国际市场急剧萎缩，其次，引发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大幅贬值，再次，引发企业收缩银根，企业周转资金缺乏，最后，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因素最终都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

（3）多参数平滑方法的定量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较深。显示全球经济危机使我国2009年和2010年对外出口规模减少额超过10000亿美元，进口规模减少额超过6000亿美元，影响十分巨大，危机开始时对一般贸易的影响超过对进出口的整体影响。随着我国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世界经济逐步回暖，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少。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危机使得我国对欧盟进出口的影响超过了对美国进出口的影响；对欧美地区出口的影响超过进口的影响；对我国不同地区进出口的影响是从东到西影响强度逐步减弱，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越显著，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行业受到全球经济危机负面影响的程度较小。

2.政策含义

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之深远要求我国必须改变对进出口的过度依赖，但必须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有所区别对待。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长期依靠外贸立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我国贸易顺差过大，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稳定与安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真正发挥调节作用等诸多问题。因此从整体上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由外贸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型，逐步减少对国际市场和投资的依赖性。

但是，这种调整不是一刀切的，必须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有所区别。我国各地区因为外贸依存度的差异导致其进出口产生金融危机影响强度的差异。因此对外贸易依存高的地区必须加大转型力度，加大本国消费和投资对本地区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对外开放水平低的地区必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逐步提高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于我国的资源禀赋，我国不同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不同的，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强度也不同。因此能够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行业应该继续加大进出口的支持力度，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则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大对国内市场的重视程度，提高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后危机背景下基于预防动机的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的增长，我国外汇储备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外汇储备规模本身及其波动性都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外汇储备的波动性模型及外汇储备需求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形式的联立方程系统，分别得出了外汇储备的非对称波动性及外汇储备需求的协整方程。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具有屏蔽、缓冲危机的功能。并且，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开放度的提高都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而吸引外资、促进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外汇储备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这意味着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累积实际上体现了我国作为转型的新兴经济体为维持外向型增长模式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需求。源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冲击效应直至2010年还未完全消退，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开始出现新一轮的国家信用危机，欧元也因此走弱。这都反映出我国外汇储备在此次金融危机对稳定汇率体系、强化国家信用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但考虑到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逐步增加以及其他负向效应，本文建议央行在短期内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逐步释放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而在长期内，政府应致力于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其他政策工具缓冲外部危机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降低对外汇储备的需求。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各地区出口均带来了显

著冲击，但各地区的出口在危机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变动特征，东部地区最早受到危机的冲击，但比中西部地区的恢复速度更快，这与各地区贸易方式和贸易主体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从出口市场的情况来看，各地区出口多元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利于分散外部经济环境变动的风险。虽然近期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但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仍然面临着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为确保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结合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帮助我国各地区更好应对当前危机的同时，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

1.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的区域布局作为占据我国出口90%以上份额的东部地区，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加强自主品牌的建设，提升出口价值链。同时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向东部省份的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转移，把转移加工贸易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一是进一步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同时建设国家级大型物流集散中心，提高国际贸易通关效率，降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本；二是继续实行地区差异政策，在出口退税、加工贸易产业目录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方面给于中西部地区更多倾斜性政策，适当放宽准入条件，增强出口贸易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三是要把产业转移同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结合起来，避免中西部地区走粗放型贸易增长的老路，实现跨越式承接。

2.通过实施“FTA”战略，建设国际大通道，大力发展同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贸易在形成国内各地区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同时，减少对于欧美市场的依赖，进一步优化出口市场结构。一是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利用自贸区建设带来的有利条件，加快广西、云南等西部省份的外贸发展；二是进一步整合海峡两岸和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三是建设东北亚经济圈，进一步密切我国东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与日本、韩国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联系；四是加大对边境口岸和国际通道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制定完善有关边境小额贸易的优惠政策，提升新疆、内蒙古等地与邻国的经贸发展水平。

3.加快部分地区外向型民营经济的发展，实施贸易主体多元化战略各地区要广泛培育各类出口主体，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外资，不断优化外资结构，提高质量

和效益，并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相关立法和服务，加强外资引进的区域平衡，大力引导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民营企业加快转型步伐，鼓励产业集群化发展，引导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国际贸易问题 2011

在考虑了当地人力资本对能源使用技术的吸收作用以后，我们发现，整个群

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即人力资本对外资先进能源使用技术吸收并不显著，而当考

虑不同教育背景群体的吸收能力时，却发现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人群的吸收能力

比较好，而未受教育和小学教育人群由于知识掌握相对过少，导致其吸收作用不

明显，大专以上教育人群由于学历过高而与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能源使用技术不

匹配也导致吸收效果不明显。按外资来源地分类检验时，对于其他外资人力资本

的吸收作用仍具有上述特征，但因为港澳台外资企业的技术相对更差一些，导致

未受教育和小学教育水平的群体也呈现出良好的技术吸收效果。研发活动作为获

得技术最重要、最主动的方式对提高能源效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目前我

国各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比较低下，而同时研发活动又相对不足，因此通过增加研

发来提高能源效率所受到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显著的。其次能源价格是调节能能源

效率的有效手段，但目前由于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还存在，导致价格效应的调

节机制发挥不是很明显，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有企业降低了能源效率，因此有必

要从体制、机制各方面加大力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另外也必须着手扩大整体

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首先，通过各个模型的因素分析发现以下问题：环境科研费用对于污染密度

的降低作用是不显著的，可能的原因有，科研成果的转化或者实用性存在问题。

同时，我国虽然对于环境越来越重视，规制水平越来越严格，但是，远没有达到

能够切实起到降低污染密度的作用，所以显示出规制水平和污染密度同时上升的

结果。其次，更为重要的是，FDI对于环境的最终影响，即，规模、结构和污染

密度效应，以及直接和间接效应会导致污染更为严重。FDI的进入会增加资本积

累和提高技术水平，资本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污染密集；技术提高同

样会促进技术增长，同时降低污染密度。从三种效应来看，FDI最终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污染的更为密集化，虽然在污染密度上有所降低，但是

不足以抵消前两种的正向作用，最终增加了污染排放总量。值得注意的 ， FDI

的最终效应包含本土企业受到影响之后的反应。所以， FDI的直接效应表明了外资企业的直接污染贡献，间接污染贡 献表明了本土企业的污染贡献。FDI直接的污染效应有正 （工 业COD和工业粉尘）有负 （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废物），具体结

果根据不同的污染物有所不同。FDI对于六种污染物的间接效应结果是比较统一

的，FDI的进入使得本土企业污染排放更多，FDI的进入增加了国内资本累积，

这样扩大了经济规模，且由于本土企业的污染密度较高导致了污染总量的增加。

根据环保总局的统计信息，体现出对于环境意识的逐年上升。现在，国家法

律30余部。另外，还有364条标准，所有这些构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

是，政府规制对于降低污染密度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的重视

程度还是不高。同时，环保技术的投资还远没有起到显著积极作用，环保技术的

研发还应该注意转化的效率与课题的实用性。FDI的进入增加了污染排放总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大部分是由于FDI增加了国内资本累计，也就是

促进了国内本土企业发展，进而对污染产生的影响 （而FDI对于污染的直接影

响有正有负）。所以，对于国内本土企业的监管应该更为严格。实证检验证明，

FDI的进入使得生产和减排技术水平上升，降低了污染密度，因此要扩大国际合

作，提高本土企业生产技术，从而降低本土企业的污染密度。令人欣喜的是，环

境规制没有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负作用，说明了进入我国的外国企业以

寻找“污染天堂”为目的的并不是很多，因此，对于环境规制水平的些许提高对

于外资企业不会有显著逐出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经济制裁手段是可取的，至少在

短期情况下，对于外企不会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在FDI—经济 （产出、结构、技术）—环境 （规制、污染）交互作用

框架下建立联立方程系统，利用中国1988-2007数据对FDI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

了实证研究，并利用产业层面的数据对各种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印证，得到以下

结论:

1.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三个决定因素，环

境规制对环境作用效果尚不明显

2.FDI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引致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

术水平提高减少了污染排放。具体表现为：FDI每增加1%，通过经济规模的扩

大导致环境污染增加0.185%。FDI通过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对环

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别使污染排放减少0.084%和0.028%。总体效应是，FDI

每增加⑤Chai （2002）在对中国1980-1996年的制造业进行研究时，得出的结

果为：结构效应为-30.6%，技术效应为-57.6%，规模效应796.3%，总效应为

708.1%。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其方向一致，但大小不同。我们认为结论的差异在于

考察的时期以及所考察的污染物类型不同。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FDI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高度正相关性，FDI与我

国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呈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而经济发

达、FDI集中的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弹性系数最大。虽然FDI通过结构效应和

技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排效果并不显著，但由于FDI对我国CO2排放规模负效

应大于结构技术正效应，说明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并没有明显优化我

国的制造业结构，外资进入碳关联度较高产业并通过加工贸易将高碳产品返销回

国内，也即外资将产业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转移了相当部分的碳排放。而我国

高碳经济发展模式④是吸引FDI进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主要动因。本文提

出的FDI进入增加与我国CO2排放减少对策建议如下：

（1）按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设计可操

作的FDI进入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领域等低碳行业的激励相容机制，把CO2

排放减少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同时严格追究外资准入制度中实施污染

转移行为的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③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有

超过30%的FDI 流到了污染密集型行业，FDI进入我国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

和技术效应为负，“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④如2009年我国GDP约为

4.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8%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

水泥的53%。参见杜海涛，《利用外资迈入重 “质”时代，外资在华发展空间更

大》，人民日报 2010年6月28日。

（2）设计发达国家与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强制生态补偿制度可以

一定程度上化解CO2排放跨国界、跨区域转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包括国

际间的CDM转移支付制度、国内区域间的上游补偿下游、发达地区补偿落后地

区、污染转出地区补偿污染接受地区等补偿制度安排。

（3）将ISO14064标准纳入外资企业的采购标准和供应商考核标准，在整

体供应链实行低碳制造计划，减少碳足迹。政府可根据不同产业按操作范围确定

CO2排放额，监测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实行产品碳标签。

首先，利用FDI促进了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推动了内资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发展。其次，FDI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受行业因素 影响，另一方面受市场结构、技术差距、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等因素 影响。在市场竞争激烈、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的行业，FDI对内资企业自主

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第三，当前我国内资企业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是 制约FDI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1.确立FDI与推动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引资目标。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 现：一是结合自主创新目标加强对引进项目的选择，提高技术引进的质量和水 平，确保国家产业升级急需的重大关键项目的引进。二是采取鼓励政策，提高软

件引进的比重，支持服务业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与管理手段。三是加强高新 技术产业的引资工作，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优惠政策。

2.加强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对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可在所得税、关 税、信贷、外资持股比例等方面适当倾斜。而对市场集中度较高、有一定国际竞

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如通讯设备、发电设备等，可重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对具备较强竞争优势、国内产能明显过剩的行业，如纺织、轻工、家电等，

应通过取消优惠政策、提高准入门槛等途径，适当限制低技术含量外资进入。

3.加大科技投入政策。设立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和

科研单位合作，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引导和支持大型骨干企业

开展竞争前的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建立技术创新平台。G20

OFDI(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文献综述

1.结论

（1）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升级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这已为OFDI先行者——发达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演进实践所证实。

但是，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作用的大小，受到OFDI规模、投资动

机、产业选择、企业学习能力和各国OFDI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2）OFDI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边际产业”转移、

新兴产业成长、产业市场空间扩张，其作用机制与传导途径主要有：释放沉淀生

产要素，优化配置要素资源，促进知识、管理和制度创新，产业关联、产业竞争

和技术进步效应等.

（3）虽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受OFDI发展阶段、政策约束以及“滞后效应”的影响，目前这一促进作用的

效果尚不明显。相信随着我国OFDI规模的扩大、水平的提升和企业 “干中学”

能力的提高，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明显。

（4）对OFDI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引导企业选择、制定和实施

有针对性的OFDI重点产业和地区策略，对最大化发挥和实现OFDI对投资国产

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性研究

（一）主要结论

1.近90%的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其中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正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三行业的产业集聚对其国际竞争

力的促进作用最大。

2.仅有饮料、医药制造行业的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负相

关关系，其中饮料行业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C4、RCA指标衡量的局限性是导

致部分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可能原因。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和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提升整个中

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

1.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与培育，政府应该出台

切实有效的相关政策，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开放、公正有序的外部环

境。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产业集聚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

2.在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政府应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从而促使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获取更多的竞争

优势。

3.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对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定制造业的产业

集聚培育和扶持；完善产业分工和合作网络，构建符合产业集聚发展所需要的支

持系统；培育和倡导产业集聚文化，营造产业集聚发展的文化环境，推进产业集

聚的发展。

4.企业应加强外部网络的建设，积极吸收和利用外部资源，特别是知识

和科学技术资源。集群内企业应与外部客户和供应商等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产

业集聚发展的动力源泉—市场需求。

5.企业应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注重提高创新能力，树立合作、竞争观念，

发展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出口多样化一定能减弱出口波动吗

通过上述的分析，笔者试图从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政策二维的角度找出出口

波动和出口集中度关系不稳定的内在机理，并对出口波动和出口集中的衡量方法

和影响因素给予说明。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出口集中度呈现“U”型态势、行业

间出口波动的差异、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经济不同发展水平上两者呈现阶

段上的一致性和整体上的非一致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多元化减弱出口波

动的幅度，而发达国家未必如此，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不稳定性是导致实证分

析中两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又对我国出口波动和出口集中度进行分

析，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未来仍将通过多元化减弱出口波动的幅度，同时

找出我国目前两者的特征，并分析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产品的外

延边际、出口结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促使我国出

口保持平稳的增长。

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影响之研究

笔者综合运用计量方法和因素分解法对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作了

分析。首先选取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

检验，在此基础上引入因素分解法，选取1998年、2007年两个时间点对出口贸

易引起的碳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

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碳排放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增长，其弹性值为0.33，

即出口增长1%，则碳排放增长0.33%，这说明我国确实存在“碳排放转移”现

象。我国通过出口商品的形式，为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的碳。从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来看，出口贸易扩大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出口

贸易在为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对我国资源环

境造成不利影响。在因素分解法中，通过比较1998-2007年两个时间点的主要出

口行业数据，发现这10年来，我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碳排放

低的行业在出口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出口商品结构正逐步向清洁化方

向转变，虽然由此带来的结构效应还很小，但我国通过进一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来抑制碳排放增长的潜力很大。从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来看，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

都有了明显的下降，有一半的行业碳排放降低程度都在50%以上，由技术进步效

应带来的碳排放减少量为14330万吨，有效地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势头。但由于

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迅速，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116748万吨，大大超过了结

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之和，出口碳排放的总效应为正。总的来说，在研究的时序内，

规模效应是引起我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减少我国碳排放的关键

因素，结构效应对我国碳减排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还不明显。综上所述，无论

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环境的影响，协调好

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鼓励出口贸易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出台更加有

效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着力提高节能减排技术，对于出口比重迅速上升的部门

要着重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控制部份

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提高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促

使出口商品结构向清洁化方向转型，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的“污染避难

所”。

出口专业化、空间依赖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至2008年期间的样本数据，分析了

出口集中度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无论是采用经典

OLS方法，还是采用控制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均表

明出口集中度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出口集中度越高，出口专

业化程度越高，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则相应越高。这一结果背后的机制，就在

于专业化导致生产活动的集聚，进而通过集聚经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人均产

出的提高。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则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下，促进地区产业的集群

化、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集聚经济，这对于扩大出口规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像江浙地区广泛出现的特色地方化专业集群，即对于当地出口贸

易及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这样的模式值得中西部城市在经济发展

中加以借鉴。相反，求大求全、试图在地区层面建立完备产业体系的做法实际上

并不利于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是不值得提倡的做法。那种“贪大求全”、盲

目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只会产生短期效果，对长期增长并不利，应予以坚决纠

正。

？？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因考虑行业固定效应和生产率随时间提

高的因素而缩小；与此相反，当地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因考虑行业固定效应

而扩大，因生产率随时间的提高而缩小。同时，反向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的负

向影响越来越小，甚至为正，但是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当地服务外包对未来生

产率的影响变化不大。这一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将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外包给外资企

业，尽管目前对生产率具有不利影响，但是未来的不利影响会迅速减少，甚至可

能为正，同时依行业特征选择外资生产性服务企业会降低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

向影响，例如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建筑

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较高，可以选择外资生产性服务企业；另外，一些传统的、

增长率稳定的行业需要的生产性服务较少，比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采矿业，制造业等则选择内资生产性服务企业，从而有利于降低其对生产率的不

利影响。

第二，反向服务外包和当地服务外包变化无论是对当期还是对未来的生产率

变化影响都较小；与当期变化相比较而言，当地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

的影响更小，而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但是绝对值大

小几乎不变；行业固定效应使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显著为

负，而使当地服务外包变化的影响不显著；时间固定效应使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

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使当地服务外包变化的影响显著为负。 第三，分行业来看，与总体影响相比，对生产性服务需求更大、生产率增长较快

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低于总体水平，

而相对传统的、生产率增长稳定的行业，比如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住

宿和餐饮业、卫生和社会保障业，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则高于总体

水平；除个别行业外，反向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包括农林牧渔

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

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反向服务外包对未

来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

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反向服

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影响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除个

别行业外，这些行业具备的总体特点是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较低、生产率增长较快。

至此，笔者回答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国内 （当地）服务外包并没有拉低服务

外包对国内生产率的贡献，同时根据行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与行业生产率的不

同，外包给内资企业与外包给本国的外资企业对国内生产率的贡献有所不同。然

而，关于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仍需解释，以往关于生产外包对我国

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结论都是正向的 （徐毅、张二震，2008；张秋菊、朱钟棣，

2008），然而服务外包的影响却是负向的，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服务

外包正处于发展初期，服务外包的利益还没有渗透到生产率，正如本文研究所发现的，无论是反向服务外包还是当地服务外包，其对未来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都会逐渐减少，甚至反向服务外包的影响可能为正；另一方面，我国服务外包的规模仍然较低，正如前面所计算的，从数据来看，我国反向服务外包规模最高的金融业也仅为1.83%，而本文的结论表明，反向服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因此扩大反向服务外包的规模有助于降低目前的负向影响。

中印贸易关系：竞争或互补——基于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全视角分析

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中国的贸易总额都大于印度。从贸易结构来看，在商品贸易中，中印两国的贸易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中国以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印度仍以出口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贸易结构明显优于印度；在服务贸易中，中国以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产业为主导，而印度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这一新兴产业中已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其贸易结构优于中国。贸易结构显示，中印贸易关系中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实证结果显示，在商品贸易中，就互补性而言，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依赖程度小于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依赖程度，其中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与印度的进口吻合程度最高，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则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吻合程度最高的一类产品；就竞争性而言，两国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上竞争最为激烈，其次为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但两者的竞争激烈程度都有所减弱，相反地，在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性则较弱，但近年来竞争程度有所增强。在服务贸易中，中印贸易的互补性特征较商品贸易更为显著，且中国出口的互补指数大于印度出口的互补指数，并不断上升，但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保险等新兴产业上印度出口的互补指数大大高于中国出口的互补指数，而两国贸易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大传统服务产业上。上述特点是两国要素禀赋、结构调整、贸易政策、发展战略等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和印度贸易关系中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体现在不同的商品类型及服务产业上，作为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对外贸易的发展堪称神速，但贸易结构与其大国地位仍不相符合，从贸易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任道重远，通过加强贸易谈判与合作、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积极开展产业内贸易等举措促进中印

贸易在竞争与互补中共同发展，并带动两国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是两国对外贸

易发展中的必然选择。

对“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升值的悖论”的解释及扩展研究

在上述模型设定中，假定其他汇率不变 （如美日、美韩、美台），而事实上，

在中美贸易过程中，其他汇率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商品价格受到包括人民币

汇率在内的四种汇率的影响，而实际经济中，这四种汇率的变动方向及大小是不

确定的，如果四种汇率变动方向一致，那么就会对价格产生一致的影响，从而可

以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判断商品价格的变动；如果四种汇率的变动方向不一

致，那么就要比较汇率变化的综合效果，如果此效果与人民币变动方向相反，那

么就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反而会促使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的现象；反之则随着人

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逐渐减少。所以，我们只能说人民币汇率是影响美中贸

易逆差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从 （10）式中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相对于汇率弹性来说很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美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美中贸易逆差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由

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的繁荣，导致了美国居民不断扩大自己

的消费，从而减少了国民储蓄，为了弥补储蓄不足，制造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特别是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催生了美国人以财富增长效应为主

要推动的高消费，这对增加美中贸易逆差起到大大的促进作用，从2005年至2010

年美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超过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美国居民过度消费的倾向主导了

美国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从 （11）式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收

入弹性小于汇率弹性，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会提高美国

对中国的出口，因此可以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但实际中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

说明人民币升值对美中贸易的改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因为美国对中国存在过多的产品出口限制，这种限制相当于增加了美国出口商的

出口贸易壁垒，无法通过出口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

由于这种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进口需求难以满足，美国的出口也难以扩

大，所以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改善在实际中是不明显的，如果

要想达到理论预期的效果，那么美国的出口限制就应该取消。自2005年7月以

来，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明显改善，这说明在实

际经济生活中，人民币汇率不是影响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主导因素。美国前美

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2010）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就业市场，也无助

于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美国制造商声称的关于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来提高出

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导致美国失业增加、中美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2010年11月在G20峰会期间指出，美

国贸易逆差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身，美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竞争力；美中经济

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沈丹宁 （2010）直言不讳地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根本

问题在于贸易不平衡，要解决这一平衡，既需要短期政策，也需要长期努力，短

期来看，中国企业应增加在美国投资设厂，雇佣当地员工，长期来看，应降低中

国的储蓄率，中国应致力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造成美国就业机

会流失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政策，美国税收政策、劳工政

策等过于苛刻，对雇主缺乏吸引力，指责中国并不能挽回美国就业，美国应当降

低企业所得税、加征增值税才能解决就业岗位流失的问题，美国劳工成本过高是

迫使美国企业搬迁海外的原因，人民币汇率不是主要原因。温总理 （2010年）

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性问题，中美贸易商品结构具有互

补性和互利性，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美贸易逆差是怎样产生的呢？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经

济全球化进程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全

球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入，许多跨国公司将原先设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

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纷纷迁往不断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中

国，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日益壮大的技术人才力量等优势相

结合，使中国承接了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转移出来的中低端产

业，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商品“加工工厂”。而这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早已将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向依托知识、技术、资本和现代信息网络、以电子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高技术服务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

保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自此，世界贸易商品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从

2005年以来的中国海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额一半以上，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中国加工贸易的

特点是“两头在外”，中国从国外进口原料、材料、零部件、设备，利用中国廉

价的劳动力、设备和技术，加工成成品后销往国外市场。正如施振荣1992年提

出的“微笑曲线”理论，微笑曲线中间是产品制造环节，左边是产品设计、研究

与开发环节，右边是产品营销环节，产品附加值高的在两端——产品设计、研究

与开发环节、营销环节，处于中间环节的产品制造附加值最低，利润也最低。中

国从加工贸易中得到的利益就是由众多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赚

取加工辛苦费。中国在相当多的国际产品产业链条上，其实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

加工环节，贸易额体现出来的就是“大进大出”，而实际获利有限。中美贸易更

是典型。在中美贸易过程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据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加工

贸易方式是主导的贸易方式，厂商从东南亚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大量的原材

料、从日本、韩国等进口机器设备，经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组装，出口美国。从

表面上看，是中国生产的大量商品、资源和服务出口到美国，形成对美国的大量

顺差，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印制的美元和美元国债等美元资产，但实际上从中获利

最大的是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中国对美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与此同时中

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产生巨额贸易逆差，而人民币汇率却被美

国认为是造成美国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世界消费市场，利

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印制大量美元进口世界各地所

需要的商品和自然资源，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廉价商品、资源和服务，在获得了中

国提供的货真价实的物质财富和无形资产的同时，还不忘指责中国所被动持有

的、巨量的、由美国单方面可以决定贬值、损失却由中国承担的美元。其次，我

们知道，贸易差额等于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中美贸易逆差显然是由于中国出口到

美国的商品太多，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太少造成的。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

势原理，美国是发达国家，可出口附加值大、价值量高的技术、资本、知识密集

型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具有后发优势

的一些商品，贸易双方优势互补，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甚至于相对中国产品

来说，美国产品更具有优势。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工生

产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环境补偿型产品 （先

污染后治理），有力满足了美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中美贸易逆差主要

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不到美国的3%

（综合测算的结果），单靠人民币升值显然不能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

市场的竞争力，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为什么现实情况却是

美国对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呢？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商品出口管制是根本原

因。1949年美国政府制定并通过的NSC41号文件就提出 “严格管制对华贸易，

对华任何出口都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至今，美国仍在坚持对中国实行高技术

产品出口限制。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不仅涉及军事敏感产品和一些高科技产品，

而且限制一些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这就大大缩减了美国可以向中国出口的商品

数量，影响了美国贸易的顺利发展，对中美贸易均衡造成了严重后果，是造成中

美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既然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那么美国鼓噪人民币升

值的意图是什么呢？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高达9.6%失业率，对

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再加上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并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

外汇储备 （截至2010年9月，中国持有26483.03亿美元外汇储备），使本就对

中国围追堵截的美国更加忧心忡忡，忧虑万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债券增

加，会使美国经济和金融对中国的外汇依赖程度加深，如果中国突然减持美元资

产便会严重弱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

元，不利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封堵。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增加无疑为美国

逼迫人民币升值找到了极好的借口，就象1985年对付日本一样，逼迫人民币升

值虽然不能改善中美贸易逆差，但至少可以实现：使得中国持有的巨量美元外汇

储备大大缩水；使人民币相对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影响中国的商品出口，迟滞

或减缓中国的经济发展；阻碍人民币成为世界重要国际货币的进程，维护美元世

界主要货币的地位。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逆差的成因比较复杂，但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不是

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

中美贸易差额的重新估算——基于所有权贸易核算体系的改进

笔者以中美贸易为例，具体分析了原产地统计原则对双边贸易统计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所有权贸易模型，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了重新估算。得出如

下结论。

1.原产地贸易统计体系是导致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在于

两方面：一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跨境贸易，1994-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增加，

其中65%是外资企业对美出口导致的，而美国在华独资企业从中国向美国出口实

质上美国国民之间的内部贸易；二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本土的交易，在华

外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需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国之间

的分配状况，并且直接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2.所有权贸易核算体系下中美贸易差额明显缩小。在所有权贸易核算体系

下，通过区分商品所有权的归属来重新核算中美贸易差额，进一步证实了原产地

贸易统计体系下的55%以上的贸易顺差是由在华外资企业造成的。因此，为了弥

补原产地统计的缺陷，需要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作为原产地统

计的补充，同时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只有考虑到国际经济

交往日益密切和国际投资日益增长的趋势，认真分析各方在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

利益，才能消除误解，妥善解决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

3.完善引资政策，继续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政策引导当前必须坚持对外资流入

结构的政策性引导，继续减少外商对华加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降低加工贸易在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使对外贸易最终能反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水平，

降低外商对华加工制造业投资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

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第一，中国与中亚5国的农产品贸易迅速增长。除中哈农产品贸易外，中国

与其他国家农产品贸易结构呈现单一性，主要出口第一大类农产品食物及活动

物，进口第三大类农产品非食用原料中的纺织纤维、未加工动植物原料和生皮及

皮革等农产品，其他两类农产品的贸易额很小，且主要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方面，中亚5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然而农业劳

动力缺乏，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且利用率低，与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成熟

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很强的互补性。

第三，中国与中亚5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互补性与生产要素的互补性相吻

合。中亚在中国稀缺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劳动和技术

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双方开展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利于彼此比较优势的

发挥和比较利益的取得。

针对上述对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互补性分析，提出以下几点促进中国与中

亚5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第一，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积极寻求

与中亚5国在农产品贸易、投资与贸易协定方面的谈判，争取早日签订双边农业

合作、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进而建立持续长效的农业经贸合作机制。第二，积

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潜在的互补性转化为

现实的互利性，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第三，鼓励企业走出去，创新营销技术和

策略，积极开拓潜在市场，促进贸易结构多样化以及农产品贸易市场的多元化；

第四，把开展农产品贸易与农业援助结合起来。参照中非农业合作的成功经

验，对中亚国家中存在粮食安全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展无偿农业援

助，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帮助这些国家开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

中国—非洲农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与潜力

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潜力存在地区差异

根据中国与非洲农产品实际贸易额与模拟贸易额的比值可以看出，中国与非

洲农产品贸易潜力存在着地区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潜力巨大型，

即实际额与模拟额的比值小于或等于0.80，主要包括安哥拉、刚果、冈比亚、几

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尼日利亚、突尼斯。

事实上，这类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比较稳定，农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

似，而与中国在农产品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上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农业在国民

经济和对外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同这类伙伴的贸易潜力非常大，是未来扩

大双边农产品贸易的重点。二是潜力开拓型，即实际额与模拟额的比值在1.20

到0.80之间，主要包括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和多哥。这几个国家虽然

在经济结构上与中国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但是这些国家的环境限制了与中国农产

品双边贸易的发展。三是潜力再造型，即实际额与模拟额的比值大于或等于1.20，

主要包括贝宁、科特迪瓦、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

哥和南非。埃及虽然在农业，特别是在谷物、畜牧业等方面发展水平较高，但是

由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后政策调整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影响了与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毛里塔尼亚也存在类似问题。

主要结论

中国与非洲虽然相距遥远，但是作为农业经济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很

多相似性，都具备农业的基本特征，双方农产品贸易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产品

的互补性、经济规模、人口、需求相似等特征都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农产品进出口

的发展。虽然，距离等地理因素不利于中国与非洲农产品贸易的扩大，但是与此

同时，中非贸易合作论坛则大大有利于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考虑到有中非农

业合作50年的合作历史作为中非农产品贸易的良好基础，非洲优越的农业自然

条件和改善的投资环境，中国农业对非洲的适应性等因素，中非农产品贸易在互

赢互利的合作模式下将有着美好的前景。目前要建立起关于非洲农业发展和中非

农业合作理论知识的积累机制，注意项目的典型性，把先期项目的经验教训应用

在后期项目中，合作项目要注重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努力实现中非双方所期望

的合作形态，把中国发展农业特别是在宏观上管理农业的经验进行成功的移植，

以促进非洲农业的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FDI的影响效应

结果和结论

1.总体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从总体上对于扩大中国在东盟

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实施 “走出去”战略很有帮助。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全面建成，中国对东盟成员的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大。另外，从表4可看到，还

存在一些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诸如，投资国与引资国GDP规模与直

接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以及地理距离与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等

2.转移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增加了区域内成员的投资创造效

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投资转移效应，中国原本在非成员间的投资项目，由

于区域一体化协议的签订，而转向成员国进行投资，产生了巨大的投资转移效应。

我们引进与东盟有竞争力的国家LDC虚拟变量后，计量结果显示，LDC符号为

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中国减少了在与东盟有引资竞争力国家

的直接投资。

3.个体效应。更具体地来看，同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由于各国经

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吸引中国FDI方面的力度也不

同，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各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转移效应。但应当注意的

是，即使区域内成员国整体吸引直接投资能力增加，也并不表明吸引的投资在各

成员国之间均衡分配，只有那些拥有较大区位优势的东道国，才会吸引更多的投

资。见表6，我们引进10个代表东盟成员国家的虚拟变量，探讨国家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经济水平较高、引资环境较好的国

家，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首选国。

4.贸易替代效应。我们通过实证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验证了在某

些情况下，中国与东盟间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对东盟贸易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对策建议

（一）针对东盟不同国家，选取不同的投资策略。东盟10国经济发展水平

参差不齐，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有新加坡、文莱；二是正在向新兴

工业化国家迈进的国家，有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三是正在改革中的

国家，有越南；四是按部就班发展的国家，有柬埔寨、老挝、缅甸，这三个国家

仍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各国有关投资环境、市场结构、贸易法规、文

化习俗等都不尽相同。具体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工业化程度对外直接投

资的影响 （贸易替代效应）高，目前两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本国的新兴产业和高

技术产业，因此，可采用技术合作投资方式进入两国市场。对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印尼4国而言，其工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似，可采取合作经营方式进入

4国市场。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优于东盟第三四层次的

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中国有实力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可以采用直接

投资和出口贸易方式进入以上国家市场。

（二）加强对投资东盟的政策性指导。首先，政府应提供东盟市场供求信

息，向企业介绍东盟的投资环境和可以合作的项目、促进企业间的交流和沟通、

提供财政优惠政策。其次，加强研究东盟各国的经营环境，包括对东盟共同市场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等经营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和掌握，确保企业

在东盟市场投资的安全，保障在东盟发展的中国企业的利益，增强企业投资东盟

的信心。最后，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资源，为企业在当地投资扩展融资渠道、提供

投资信息，使企业更好更快投资当地市场，降低交易成本。

（三）积极利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条件，加快投资东盟步伐东盟是一个

人口众多且处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中国具有与东盟相邻的地缘优势、资源和产

业互补的经济优势、双方高层关系密切的政治优势，为中国企业实施以东南亚为

优先的“走出去”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开展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不断借鉴

投资于东盟的各大跨国公司的先进经验，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调整对东盟的贸易、投资结构合理调整对东盟的贸易和投资结构，减

少对东盟的商品贸易与在东盟直接投资生产的商品的结构性重复。这样，我们便

可利用对东盟的贸易和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两架马车，促进我国外向经济的繁荣、

发展。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地区间影响FDI流入因素的分析，笔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提

高促进FDI流入规模扩大，经济规模小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更加

明显；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利于FDI规模扩大，劳动力成本对中西部地区FDI

流入的作用大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要注意利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吸引FDI；

基础设施与FDI流入规模正相关，公路、铁路等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影响，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公路设施对FDI流入作用显著，而中部地区铁路设施作用

显著；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流入有正影响，中部为负影响，西部并不显著；

是否是沿海地区对FDI流入起着重要的影响，在同等条件下，沿海地区FDI流

入高于非沿海地区。结合上文的分析结果，笔者主要对中、西部扩大FDI流入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是促进我国FDI流入区域平衡

分布的主要手段；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吸引FDI流入的重要筹码，

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吸引FDI有显著的负影响，因此，中、西

部地区要尽快利用好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FDI流入，缓减中、西部地区资金的

缺口；对外开放度影响中部地区的FDI流入，且为负影响，中部地区需要调整

出口商品结构，转变以资源性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降低出口对FDI流入的替代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是中、西部吸引FDI的重要条件，中部基础设施应该侧重铁路设施的建设，西部地区应更多着力于公路设施的建设。

我国超额外汇储备规模的成因

本文主要从FDI、贸易方式角度来解释我国超额外汇储备的累积。通过对2001年1月至2008年12月月度数据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VECM检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额、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外汇储备增加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货物贸易净出口额、一般贸易净出口额、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设备额、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额与FDI和外汇储备增加值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FDI实际投资额是外汇储备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2）FDI是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的Granger原因，而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又是外汇储备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这证实了两种最主要的加工贸易方式在FDI和外汇储备增加值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JJ协整检验所得的协整方程进一步证明了FDI、来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进料加工贸易净出口额与外汇储备增加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且较显著。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反映出变量波动之间的短期作用关系，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两种加工贸易净出口额的滞后一期变化对外汇储备当期变化的正向作用。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一阶滞后对外汇储备当期变化有负效应，但这可能与时间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如何管理超额外汇储备也是国内众多学者、政府官员经常讨论的议题。但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存量外汇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上。提出的应对策略都是针对存量资产的分流或组合投资，鲜见从源头上提出应对方案。此外，由对美欧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引起的各种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数量也在不断攀升，这些都需要从根源上去提出应对策略。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引进外资的战略。引进FDI一直以来都是各级政府工作的中心，这对解决当地就业和增加税收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些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就是加工贸易，且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应该把引进外资工作的重心从数量转向质量上，注重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研

发中心、地区总部、业务基地，促进FDI企业更多融入国内市场，增加内销比例，实现技术的外溢、转移和扩散效应。

第二，FDI流入所形成的来料和进料加工贸易虽然采取“大进大出”战略，但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的价值和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比起来，差距还很大，这也是加工贸易保持较大顺差的来源。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资源稀缺性的特征日益突出，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所需的原材料、稀缺性资源制造的零部件、辅件可以要求全部或大部分从国外进口，这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内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FDI加工贸易顺差，在经常项目上减少盈余，从流量上控制外汇储备入口。

第三，在我国已经积累了约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的基础上，可以允许一些企业或机构实行意愿性结售汇，鼓励持有较多外汇资产的大型企业或机构对外直接投资 （FDI outflow），带动国内过剩的零部件或资本品出口，以减少FDI inflow所形成的净金融项目顺差，这样既可以从流量上控制外汇储备的另一个入口，也可以在存量上逐步把外汇储备分散为企业或机构海外净资产，把集中管理风险化为企业个体外汇资产头寸风险。

美国大豆倾销中国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结论

（1）美国大豆的生产成本 （特别是单位面积生产成本）无论是与进口国中国相比，还是和主产国巴西相比，都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美国大豆的生产者价格远低于中国和巴西，致使美国大豆的单位净收益常年为负，成本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

（2）美国大豆海湾出口价格 （以墨西哥湾为例）一般情况下都高于其国内中部地区 （以产地伊利诺州为例）的现货价格，但价差却明显低于正常的运输费用；与巴西大豆出口离岸价格相比，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大豆出口离岸价格要高一些，但是平均价差低于按照市场运费推算的价差；两国大豆至中国港口的到岸价格比较显示，美国大豆价格大多时间高于巴西大豆价格，不过平均价差仍然低于按照市场运费推算的合理价差。

（3）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其国内大豆的补贴总额远远超过中国和

巴西，其间尤其以1998-2001年间的巨额补贴最为突出，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大豆的生产和对外 （华）出口的增长。不过，通过比较考虑补贴后的平均成本利润率，发现美国大豆生产者并没有因为补贴而实质性地改变当年的盈亏局面，这说明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国大豆是巨额补贴导致国内生产过剩而寻求出口海外市场。

（4）随着美国大豆不断地销往中国，中国大豆产业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大豆播种面积减少、大豆产量徘徊不前、大豆加工业被外资逐步垄断。根据研究结论，可以合理推断：美国大豆以“非正常价值”向中国市场倾销了大豆，这种倾销给中国大豆产业造成了伤害，由于随着美国大豆出口量的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出现上涨趋势，美国大豆生产者的成本利润率显著增加，美国大豆加工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这种倾销方式更倾向于掠夺性倾销。

（二）政策启示

（1）为稳定国内大豆市场，维护相对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根据世贸组织 《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200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向美国大豆征收反倾销税。

（2）扶持国有或民营大豆企业，引导其向规模化、产加销一体化以及产品相关多元化发展。而对于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应提高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门槛，譬如适当增加税负或减少税收优惠程度。

（3）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农业科研投入，以降低可变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提高生产者对市场价格的承受能力，从而提高国产大豆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

（4）从大豆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政府宜采取前瞻性和系统性的一系列政策，以防玉米等其他农产品如大豆一样陷入被动局面。

商业FDI对本土制造业：溢出还是挤出

全国样本的总体分析显示，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并没有从外资商业中获益，相反地，外资商业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市场势力和渠道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对本土制造商的挤出。分地区检验的结果显示 ，外资商业通过对本土商业企业

的竞争示范效应促进了东、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对西部地区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则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实现的。东部地区本地企业的吸收、学习能力较强，当前与外资商业企业的技术差距也比较小，因而有利于外资商业的外溢；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研发投入不足等导致当地企业吸收能力较差，与外资商业企业的技术差距也不利于当地企业的模仿与吸收，因而不利于外资商业的溢出；中部地区的情况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当地企业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吸收能力，但是与外资企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至少包含以下几点：1.对外资商业的评价不应是非零即一、非此即彼。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外资商业进入后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就整体经济而言，外资商业一枝独秀、垄断流通渠道的局面必然会压迫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对外资商业进入和我国产业安全的担忧不无道理。同时，也应看到外资商业通过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效应对各地区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溢出效应。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在对待商贸流通业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上要审慎，谨防市场主导权旁落。另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在改善市场投资环境、提高监管力度、加强本土商业自身经营能力提升的同时，应引导外资商业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其积极作用，为我国经济服务。2.对外引入优质商贸流通外资企业资源，对内提高企业吸收能力，促使我国制造业效率提升。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外资商业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此，政府应着力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提高行业集聚度，从而增强行业吸收能力，最大程度地接收到外资商贸流通企业溢出的有关知识与技能。3.我国内资商业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努力缩小与外资商业企业的技术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商业企业，要加快掌握现代商业经营技术，从而有力带动本土⑥实证结果的全国样本和分地区样本的不一致性，可能是由于外资商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 （汪旭辉， 2008）造成的，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之大。

投资促进在 FDI 中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是否签署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投资促进的代理变量，在传统FDI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下，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投资促进在中国同43个样本国家之间双向FDI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中国

的国际直接投资促进虽然已起到一定作用，但还不成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促进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需要政府在相关政策与管理方面做出必要调整。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成果及其他一些规范研究成果，建议如下：

1.关于促进中国同OECD国家双向FDI的建议

（1）转变发展模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新形势，为把中国从“重出口、重投资、重增长”的模式转变为“重消费、重环境、重质量”的模式，投资促进战略需要依据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智能电网、洁净煤等新兴能源产业适时调整。《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对欧美投资较上年成倍增长。相对利用发达国家FDI而言，中国应加强对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扩大OFDI，从而有利于技术获取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地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2）突出投资促进的公共产品特性，把投资促进作为将来政府主要职责之

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OECD国家，投资促进有效，并注重技术、效率、市场等因素。这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逐步形成的 “引进来”“走出去”等投资促进战略、政策、措施有密切关系。随着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同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投资促进逐渐深入到区域和地方层级，投资促进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将逐渐成为未来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

（3）完善国际投资协议体系，强化投资便利化建设。作为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一种，双向投资促进谅解备忘录能够有效补充双边投资协议的功能，并配合WTO等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发挥作用。为在新时期更均衡更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应该通过国家领导人高访及签署相关投资协定、投资促进谅解备忘录等外交及商务方式，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的双边投资合作。

（4）完善投资促进机构体系，明确结合投资和贸易职能，发挥双向促进作用。相对内向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体系，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尚不完善，今后应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均形成完整的双向投资促进机构，并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兼顾贸易和投资促进功能，提高效率，简化审批，加强服务，更好实施国家战略。

（5）服务企业，加强高端投资者识别。配合经济外交等手段，吸引高层次

企业和投资者群体，服务中国企业，顺应精确投资定位的发展趋势，更好地开展投资定位工作。

2.关于促进中国与非OECD国家双向FDI的建议

（1）发挥国家整体优势，利用经济外交、援助等手段开展OFDI投资促进。随着投资促进日益引起国家的重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投资促进方式应更加重视结合地缘政治及国家战略，建议加强援助以及高访等经济外交方式和手段。

（2）多层次，多方式系统有效地促进科学投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配合政府为主的投资促进工作，充分调动非赢利组织和民间商会等非官方商务促进机构的积极性，多层次开展投资促进工作。同时适应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发展趋势，从绿地直接投资向并购模式等多种方式逐渐转变。

（3）遵循市场规律，培育规模经济，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逐渐由以前不考虑经济和市场因素，逐渐转变为发挥我国在规模经济、技术、外汇储备、贸易体系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科学促进对外投资。

金融发展制约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1.结论 （1）在长期内，FDI和金融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有效吸收外资投入和积极实现技术转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2）信贷市场仍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放大”作用十分显著。④根据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东部地区包括样本中的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和海南共11个，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龙江共8个，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共10个。

（3）金融发展对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FDI。

（4）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基本尚未显现，这表明金融发展的程度直接制约着我国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

2.启示

（1）在现阶段，着力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提高我国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对于促进我国FDI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发挥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应当基于国内金融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制定规范的、长期性的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对东中西部地区实施有差异的金融改革措施，逐步将国家金融支持的重心向相对落后的区域进行转移，给予各地区平衡的金融发展条件和发展机会，避免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应当注意完善和优化现有的金融结构，通过市场自发的内生性调节形成规范有序、良性竞争的金融结构；中部地区优化金融结构的战略重点是加强金融资源总量基础上的调节，逐步形成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结合中部建立大型能源、装备和基础设施建造中心及全国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占有的金融资源总量；西部地区需要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完善的金融服务机制，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目的，形成政府推动型的金融结构，把握西部大开发和东部省市对口援建的契机，将西部地区金融服务的品牌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产品等一起打入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从地方政府层面而言，东部地区各省市地方政府应当努力维系公正公平公开的金融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各种金融主体良性有序地开展市场竞争，提供更加优化的金融服务，尽量避免政府的政策干预影响到金融市场正常效率的发挥；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则应密切把握国家大力支持的良好机会，努力构建有利于地方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全面提升。同时，为了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各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不同级别政府之间也应当积极建立有效的金融协调合作平台。

（2）着力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融资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要加快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改革，实现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的有效倾斜；提升股票市场的规范管理和市场效率，尽快完善大企业发行企业债融资的机制和渠道，顺畅企业自主融资渠道，有效实现企业融资渠道的分流，避免银行信贷配给和大企业融资便利对中小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构建以富有个人投资者、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企业融资路径，以便早日实现金融发展作为人力资本外溢和FDI技术溢出助推器的作用。

（3）招商引资过程中要注重地区差异。应当切实加强政府的调控作用，加强技术引进的力度，从立法、制度以及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改革等角度确立并保证

对先进技术的使用。我国政府决定于2010年12月开始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中国境内所有内资和外资企业统一了全部税制，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这就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提高认识，切实从地区实际情况和国家政策需求出发，制定符合地方特色和区域特征的招商引资政策，并加强贯彻、落实和监督制度。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应注重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加快外资高端科技向国内的转移，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注意对于外资先进技术的要求；中部地区应加强科技发展能力建设，引资过程中应注重对先进技术的利用和学习；西部地区当前应更加注重承接国内技术转移，从内部联系中获取国内贸易带来的机遇。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美国贸易政策具有最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意义。尽管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甚至有学者主张美国势力已经衰落，实际上，金融危机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目前，虽然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但美国仍然没有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开放，这是今后一段时间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基本前提。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新秩序构建时期，美国政治家们仍会继续将贸易政策与美国的外交目标统筹考虑，商务外交的色彩也将更加浓重。在制度层面，尽管美国的 “公平贸易”对全球贸易开放和世界经济复苏都是一种极大的阻碍，但美国将继续推行以“公平贸易”为核心的制度性贸易保护。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今后最棘手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何以实现。在国际上，奥巴马不得不面对来自崛起的中国和印度的挑战；在国内，他还要面对复杂的国内政治和利益博弈。因此，在贸易政策层面，美国将继续全力推动国家出口战略的实施，加大促进出口带动就业增长的政策激励。在货币政策层面，美国政府会倾向于通过美元的适度贬值提升出口竞争力，除了分阶段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也有可能让美元在一定范围内贬值，从而拉动出口，抑制进口，缩小美国贸易赤字。此外，美元贬值也有减少美国外债负担的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能源贸易的扭曲仍然存在，国际局势动荡导致的石油价格波动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贸易的环境有可能进一步恶

化。如果美国仍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继续通过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全球多边自由贸易的推进将会更加困难，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在更大规模上侵蚀已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汇 率 变 化 与 贸 易 平 衡

首先，人民币升值 （贬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增加）我国的净出口，进而恶化 （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其次，贸易伙伴国真实收入的提高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从我国的进口，进而改善我国的贸易平衡。第三，从实证检验的估计结果来看，汇率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贸易伙伴国真实GDP变化的影响，换言之，如果贸易伙伴国贸易平衡出现恶化，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其国内需求的增长，而非人民币汇率所致。第四，我国GDP增长主要还是由于出口、投资拉动，消费的作用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程度有限，因此对经济增长导致进口增加有限，进而未必会对贸易平衡产生实质影响。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也是直接的，在针对汇率问题的国际政治博弈中，我们必须把握基本原则、必须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根本来制定汇率政策，不能够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急促对人民币做较大幅度的升值，而且，这样的升值对于相关国家贸易平衡的改善并不会起到预想中的作用。当然，从我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长期的贸易盈余也并非全然有益，这样必然会导致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的加剧，甚至会影响到国际政治环境的稳定，这对国内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要逐步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情况，使其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要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扩大国内需求，同时，还应积极推动发达国家调整其出口政策，取消其对华出口的限制，使其对华出口能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结构调整而同比例的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1.结论

（1）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进出口贸

易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水平的重要手段。但是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特别是进出口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

（2）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影响的传导机制主要有四个。首先，是经济危机引发我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市场如欧美等国际市场急剧萎缩，其次，引发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大幅贬值，再次，引发企业收缩银根，企业周转资金缺乏，最后，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因素最终都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

（3）多参数平滑方法的定量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较深。显示全球经济危机使我国2009年和2010年对外出口规模减少额超过10000亿美元，进口规模减少额超过6000亿美元，影响十分巨大，危机开始时对一般贸易的影响超过对进出口的整体影响。随着我国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世界经济逐步回暖，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少。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危机使得我国对欧盟进出口的影响超过了对美国进出口的影响；对欧美地区出口的影响超过进口的影响；对我国不同地区进出口的影响是从东到西影响强度逐步减弱，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越显著，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行业受到全球经济危机负面影响的程度较小。

2.政策含义

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之深远要求我国必须改变对进出口的过度依赖，但必须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有所区别对待。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长期依靠外贸立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我国贸易顺差过大，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稳定与安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真正发挥调节作用等诸多问题。因此从整体上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由外贸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型，逐步减少对国际市场和投资的依赖性。

但是，这种调整不是一刀切的，必须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有所区别。我国各地区因为外贸依存度的差异导致其进出口产生金融危机影响强度的差异。因此对外贸易依存高的地区必须加大转型力度，加大本国消费和投资对本地区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对外开放水平低的地区必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逐步提高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于我国的资源禀赋，我国不同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不同的，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强度也不同。因此能够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行业应该继续加大进出口的支持力度，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则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大对国内市场的重视程度，提高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后危机背景下基于预防动机的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的增长，我国外汇储备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外汇储备规模本身及其波动性都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外汇储备的波动性模型及外汇储备需求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形式的联立方程系统，分别得出了外汇储备的非对称波动性及外汇储备需求的协整方程。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具有屏蔽、缓冲危机的功能。并且，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开放度的提高都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而吸引外资、促进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外汇储备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这意味着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累积实际上体现了我国作为转型的新兴经济体为维持外向型增长模式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需求。源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冲击效应直至2010年还未完全消退，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开始出现新一轮的国家信用危机，欧元也因此走弱。这都反映出我国外汇储备在此次金融危机对稳定汇率体系、强化国家信用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但考虑到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逐步增加以及其他负向效应，本文建议央行在短期内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逐步释放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而在长期内，政府应致力于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其他政策工具缓冲外部危机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降低对外汇储备的需求。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各地区出口均带来了显

著冲击，但各地区的出口在危机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变动特征，东部地区最早受到危机的冲击，但比中西部地区的恢复速度更快，这与各地区贸易方式和贸易主体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从出口市场的情况来看，各地区出口多元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利于分散外部经济环境变动的风险。虽然近期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但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仍然面临着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为确保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结合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帮助我国各地区更好应对当前危机的同时，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

1.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的区域布局作为占据我国出口90%以上份额的东部地区，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加强自主品牌的建设，提升出口价值链。同时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向东部省份的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转移，把转移加工贸易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一是进一步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同时建设国家级大型物流集散中心，提高国际贸易通关效率，降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本；二是继续实行地区差异政策，在出口退税、加工贸易产业目录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方面给于中西部地区更多倾斜性政策，适当放宽准入条件，增强出口贸易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三是要把产业转移同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结合起来，避免中西部地区走粗放型贸易增长的老路，实现跨越式承接。

2.通过实施“FTA”战略，建设国际大通道，大力发展同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贸易在形成国内各地区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同时，减少对于欧美市场的依赖，进一步优化出口市场结构。一是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利用自贸区建设带来的有利条件，加快广西、云南等西部省份的外贸发展；二是进一步整合海峡两岸和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三是建设东北亚经济圈，进一步密切我国东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与日本、韩国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联系；四是加大对边境口岸和国际通道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制定完善有关边境小额贸易的优惠政策，提升新疆、内蒙古等地与邻国的经贸发展水平。

3.加快部分地区外向型民营经济的发展，实施贸易主体多元化战略各地区要广泛培育各类出口主体，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外资，不断优化外资结构，提高质量

和效益，并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相关立法和服务，加强外资引进的区域平衡，大力引导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民营企业加快转型步伐，鼓励产业集群化发展，引导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