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文化史,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被音乐浸润着的。这种浸润,从宫廷到荒野,无所不及,以至于我们今天读中国文化史,都能强烈地感受它的旋律与节奏。为了这种旋律和节奏,自古就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在那里助阵,不是诗词,就是歌赋。因此,随便从哪个朝代读起,都能够读到诗文与音乐的交相辉映。读这样的诗文,当然是愉快而过瘾的,因为有音乐在下面垫底,有旋律在后面帮衬。但是,在愉快之后,心头就不免隐隐作痛,不禁使人联想到众多文人和音乐人凄切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就如寒夜的洞箫声,空远而凄迷,荒凉而孤寂。这时候,就想到一支幽婉的歌,那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传世之作――《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中国有许多民族乐器,真正让我情有独钟的,还是洞箫。在这样的秋夜,如果用洞箫来演绎弘一大师的《送别》,该是最好不过了。那怅然若失的旋律,那空蒙缈远的节奏,那说不尽更道不完的离愁与别绪,从洞箫里缓缓流淌出来,柳烟一样弥漫在瘦月下的江边,浸入心扉,系着灵魂,叫人欲哭无声,欲叹又还罢休,于是就只好颔首沉默,久久不愿离去……因此,多少年了,一直把洞箫的声音视为大彻大悟后的灵魂在低语。
洞箫,在中国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有了这么一个漫长得让人晕眩的历史,就感到,洞箫的声音,应该这么低回,应该这么清远,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真正地穿透历史,俘获人心。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衬黄河的九曲十八弯。也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伴无数飘荡在中国大地上的欲叹还休的灵魂。
无论怎样聆听,洞箫的声音都是悲凉的,凄婉的,甚至有一种怆然出世,却又在佛俗两界的边沿凄然盘亘的感觉。
因此,就觉得这样的声音,是那些俯仰天地的文人在低吟,在泣诉。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太多的文人流落异乡,他们头顶着寥落的星辰,独守着一弯瘦月,而围着他们生命的,大都是命运之秋的萧萧落木。这样的文人,我们随便扳着指头一数,就多得叫人吃惊。他们或许是穷困潦倒,或许是隐迹市井,或许是独行于天涯。在这样的时候,洞箫,就成了他们生命中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节愁肠。
可以想见,他们中有很多人报国无门,仕途无路,一腔的忧患与热血,只能化作满纸的狂草。在命运多难的时候,洞箫,又成了他们仰天长啸的喉咙。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众多古代的文人,依然泪洒江河、声恸山川,依然在蓄势待发,渴望为脚下的土地付出自己毕生的才情。可是,他们大都又不愿卑躬屈膝,不愿在乱世中苟全一己的性命,他们宁可把一腔才情废于荒野、烂于沼泽、埋于泥土,也不会为了点滴的荣辱而出卖自己高傲的灵魂。在这样的孤傲中,洞箫,那竹节凸现的一管瘦竹,就成了他们人格与精神的象征。
因此,在流放之地,在贬居之处,在隐迹之所,夜阑更深时,他们独自在月下饮酒,石上吹洞箫。面对着烟波浩淼的故国山河,把灵魂吹成飘然于山川大地间的绵绵音韵,甚至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吹成一支啼血的洞箫。
洞箫声,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清远而孤寂的心音。
这心音,异常缥缈,但它拨动灵魂的力量,不亚于绝世的雪崩,千年的海啸。
二
很多年了,一听到洞箫声,立即就会被它清远而低回的旋律所俘获。尤其是在月色朦胧的江边,舒缓而沉郁的洞箫声弥漫在烟波浩淼的江面上,远远地静心聆听,那洞箫声,像是在招魂,又像是在道别,更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在若有若无的禅道间排泄幽怨。在如此的境界里,就不得不使人淡淡地伤感,幽幽地怀古。
历数历代的文人墨客,最值得我落笔的,是弘一大师李叔同。
屈原当然值得抒写,但屈原的人格着实让我怀疑,因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忠君,就是如何成为皇权下的奴才。在无望成为奴才时,他居然痛不欲生,投江自尽,以死来加重成为奴才的声音。辛弃疾也值得抒写,可是他的一生又与屈原极其相似,一心想着的就是归入到体制中去。而遭到体制一再的抛弃后,他就变得异常悲愤,于是,他便在无可奈何中把灵魂隐匿于幽寂。凭心而论,辛弃疾对自己灵魂的隐匿,是十分不心甘的,因为,后来朝廷抛给他一点点恩惠,他立即一路快马向朝廷赶去。屈原和辛弃疾,就人格上来看,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真正逼近自我,更没有完成人的终极意义和使命。与他们二人相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陶渊明算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了,但他的这种清高,依然是遭到体制排挤后的悲愤,绝不是他的本性。在中国,一为文人,如果把人生的理想只是定位在对朝廷和体制的依附上,这就注定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待时机一成熟,这颗种子马上发芽,并迅速铺展成文人们悲剧人生的苍苍荒野。
与这样一些文人相比,李叔同的人生就十分纯粹。在他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依附朝廷,从来就没有要进入到体制中去的打算,他一生都沉浸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和禅经佛学里面。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这就是李叔同一生的缩写,没有半个字涉及他人格的缺陷和进不进入到体制里去的行为。
因此,我以为,李叔同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人,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尽管他已被世人忽略了很久。
三
一八八�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清同治四年会试中进士,曾做官吏部。后来,他父亲退出了皇权体制,在天津经营盐业,成为一个很有文化修养与文人气节的商人。李叔同才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有异母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夭折,次兄名叫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是天津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在三兄弟中,李叔同排行第三,小字为三郎。
李叔同在家乡读完私塾后,已经十八岁。在这一年,由他母亲包办,他结了婚。婚后,举家迁往上海。
在上海,李叔同结识了大量文化人,比如袁希濂、许幻园等。而这时的袁希濂和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了一个“城南文社”,众人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结识了这些人,随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在这期间,许幻园十分欣赏李叔同的才华,特地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给他居住,而且,许幻园还亲自为这间屋子题了“李庐”二字。在城南草堂这间“李庐”里,李叔同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写作出《李庐印谱》《李庐诗钟》《二十自述诗》等著作。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著作已经失传,只为我们留下几篇薄薄的序文。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李叔同:“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从这诗中,不难看出李叔同的才华与性格,在他的眼里,杜甫只是一个小朋友,而不是诗圣。年纪轻轻的李叔同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这当然不是他的狂妄自大,而是他看不起杜甫一心想挤进体制里去的人格。因此他在诗中这样感叹道:“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在上海期间,李叔同与他同时代的文人们,经历了许多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诸如学生罢课、商业萧条、企业停工之类。这时候的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深感民风不振、世风日下、国运渺茫,他因此深深地悲叹道:“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发出如此深沉的悲叹,是没有被一己的功利思想左右的,完全出于本能意义上的爱国。李叔同的爱国情怀,与屈原被体制抛弃时所吼出的《离骚》与《天问》相比,完全是两条道上的声音。谁高谁低,一眼就能看得分明。
在这样的状态下,李叔同于一九�五年秋东渡日本,希望在那里获得艺术的陶冶与深造,丰满自己的人生。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年,他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成为最先学习西洋绘画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他除了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外,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作曲理论和研究新戏剧的演技。这期间,他与同学曾延年等人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名字叫做“春柳社”。
在国内,“春柳社”共演出了两次。第一次公演是在一九�七年的春节期间,淮北遭遇水灾,为了赈济灾民,“春柳社”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在该剧中,李叔同亲自上阵,并饰演茶花女。这次演出,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第二次是在同年的六月,演的是《黑奴吁天录》。在这次演出中,李叔同依然是亲自上阵,在剧中扮演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李叔同的演技,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高度评价。其实,李叔同等人演外国话剧,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义不在演出本身,而是为垄断中国舞台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敲响丧钟。
一九一�年,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李叔同毕业后回国。在当时的时代,像李叔同这样的留洋学子,回国后,许多人一门心思想着的是怎样挤进体制里去。但是,李叔同没有这样,他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一条清苦而寂寞的人生道路。在教师的岗位上,李叔同教授音乐和绘画,其间他写出了《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系统介绍西方文艺。他教过的学生有很多,有作为的也不少,如后来成名的丰子恺、刘质平。对于李叔同的学问与才华,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对于李叔同的为师,据他的好友夏�尊先生说:“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针对这一点,丰子恺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李叔同的学生回忆道:“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袍子,黑布马褂,然而因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风度翩然。”而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到杭州师范参观时,就这样评价说:“其专修科的成绩范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尤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也。”从这些评述中不难看出,李叔同不仅做人认真,做学问认真,就是当一个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可言的老师,他依然是非常认真的。他并没有因为自身地位的卑下而得过且过,更没有因为自己是体制外的人士而有什么失落与悲愤。相反的是,他用手中的黑板刷子,一点一点地刷去屈原的悲哀和辛弃疾的愤怒。他用手中的教鞭,一次次向自己的学生指出新文化和新艺术的方向。在这样的人生观下,李叔同就彻底进入了文人的心灵世界,真正丰满了自己的人格。因此,他就成为“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了,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体制内的奴才。
除了教书育人外,李叔同还做过报纸副刊的主编,其间又组织金石篆刻研究会,并出任“乐石社”的社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研究金石篆刻。虽然李叔同的兴趣与追求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离开文化,没有离开他发自心灵深处的所爱。
李叔同这一系列爱好和追求,是本能的,完全不像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人,因为被体制抛弃了才转向文学与艺术。李叔同本能的文化追求,与那些人相比,就不知要高贵和伟大多少倍。
四
一九一八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工作,到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师从了悟和尚。他的正式名为演音,法号为弘一。
其实,李叔同不出家,继续当他的老师,做他的学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毅然放下了这一切,静静地皈依了佛门。李叔同的出家,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文化艺术界,人们在发出惊呼的同时,深深地为他和他的才华惋惜。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对他的出家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
从一九一八到二��四年,在这漫长的八十余年中,人们对于李叔同的出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说他不得志,有的说他受到打击,有的说他性格孤僻,还有的说他仕途不济,不一而足。前不久,我读了国内一位著名理论家分析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后所得出的结论,大为吃惊。他的结论说:“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无可置疑的是,这位理论大家的结论实在是太幼稚了,他用当下歌迷们评论那些歌星的语言来评论弘一法师。
在众多的分析和言论中,我比较倾向于丰子恺,他说:人“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丰子恺的分析与推论,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了,但是,在我看来,他依然没有看透彻。虽然他是李叔同的学生,在李叔同出家这个问题上,丰子恺这种字面上的推论,还是没有触及到本质。
我以为,李叔同出家,是到佛法中去寻找自己。在几十年的红尘生涯中,他感到自己迷失得太多,活得越来越不是自己了。因此,他在《月夜》一诗中感叹道:“声相酬应,是孤雁寒砧并,想此时此际,幽人应独醒,倚栏风冷。”正是渴望“幽人应独醒”,他才四处寻找着这种“独醒”。于是,他在他的诗歌、音乐和绘画中苦苦寻找,但是,到头来,依然没有找到,因此他再次在诗歌《月》中哀叹:“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一再无望的寻找中,他对尘世失去了寻找的激情和梦想,就一步步走向了佛门。这样的举动,俗人们自然是不理解的。不理解倒也罢了,真正让人悲哀的是,有无数人对于他的出家,大肆嘲讽。
李叔同皈依佛门,只是为了去寻找自己而获得的一种形式和载体,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佛法里看看李叔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看看自己的人生轨迹究竟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看看自己的人格到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他不是去学宗教,不是去搞迷信,也不是去弄哲学,更不是去避难,而是在《四分律》的经文中,一次次印证自己灵魂的真实性。因此,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开始,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隐居,历时四载,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著作的写作。晚年,他又完成了《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一书。这两部著作的完成,不仅使他成为一代大法师,更重要的是,他的整个生命得到了回归与升华。正如他在《清凉歌》一诗中所咏:“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严重缺乏的自我“涤荡诸污秽”的精神,我终于在李叔同先生这里找到了。
有人曾经这样说:“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了。”照此看来,李叔同出家,绝不是激流勇退,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精进,更深一层地逼近灵魂的真实。
五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距六十三岁的生日还有十天,就在这一天,李叔同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在弥留之际,他给人间留下的最后话语,是这样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确,“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就是他做了一辈子人最终的禅悟,也是他一生不息的追求。现在,他实现了,可以安详地闭上眼睛,去到另一个世界。
在李叔同弥留的时候,他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四个苍劲的大字:悲喜交集。是的,悲喜交集,这是四个沉甸甸的字,它囊括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更总结出了所有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没有谁永远在悲,也没有谁永远在喜,唯有悲喜交集才能走完或高贵或卑贱的一生。这四个字,我不知道李叔同思量了多久才得出,也许这是他看尽了天下人和事后的总结,又也许是他临终前的猛然顿悟。
据说,在他圆寂那天,天空中回荡着洞箫的声音,袅袅渺渺,似乎是缭绕在云端,又似乎是回旋于山水间。还据说,那洞箫吹奏的曲子,正是他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当然,这样的“据说”是没有依据的。但是,我宁可去相信,也不愿抹去那淡淡伤感的旋律。因为我确信,李叔同的一生,就是一管竹节凸现的洞箫,他给我们留下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财富,就是飘然于大地间的箫声。
一
中国的文化史,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被音乐浸润着的。这种浸润,从宫廷到荒野,无所不及,以至于我们今天读中国文化史,都能强烈地感受它的旋律与节奏。为了这种旋律和节奏,自古就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在那里助阵,不是诗词,就是歌赋。因此,随便从哪个朝代读起,都能够读到诗文与音乐的交相辉映。读这样的诗文,当然是愉快而过瘾的,因为有音乐在下面垫底,有旋律在后面帮衬。但是,在愉快之后,心头就不免隐隐作痛,不禁使人联想到众多文人和音乐人凄切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就如寒夜的洞箫声,空远而凄迷,荒凉而孤寂。这时候,就想到一支幽婉的歌,那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传世之作――《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中国有许多民族乐器,真正让我情有独钟的,还是洞箫。在这样的秋夜,如果用洞箫来演绎弘一大师的《送别》,该是最好不过了。那怅然若失的旋律,那空蒙缈远的节奏,那说不尽更道不完的离愁与别绪,从洞箫里缓缓流淌出来,柳烟一样弥漫在瘦月下的江边,浸入心扉,系着灵魂,叫人欲哭无声,欲叹又还罢休,于是就只好颔首沉默,久久不愿离去……因此,多少年了,一直把洞箫的声音视为大彻大悟后的灵魂在低语。
洞箫,在中国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有了这么一个漫长得让人晕眩的历史,就感到,洞箫的声音,应该这么低回,应该这么清远,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真正地穿透历史,俘获人心。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衬黄河的九曲十八弯。也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伴无数飘荡在中国大地上的欲叹还休的灵魂。
无论怎样聆听,洞箫的声音都是悲凉的,凄婉的,甚至有一种怆然出世,却又在佛俗两界的边沿凄然盘亘的感觉。
因此,就觉得这样的声音,是那些俯仰天地的文人在低吟,在泣诉。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太多的文人流落异乡,他们头顶着寥落的星辰,独守着一弯瘦月,而围着他们生命的,大都是命运之秋的萧萧落木。这样的文人,我们随便扳着指头一数,就多得叫人吃惊。他们或许是穷困潦倒,或许是隐迹市井,或许是独行于天涯。在这样的时候,洞箫,就成了他们生命中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节愁肠。
可以想见,他们中有很多人报国无门,仕途无路,一腔的忧患与热血,只能化作满纸的狂草。在命运多难的时候,洞箫,又成了他们仰天长啸的喉咙。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众多古代的文人,依然泪洒江河、声恸山川,依然在蓄势待发,渴望为脚下的土地付出自己毕生的才情。可是,他们大都又不愿卑躬屈膝,不愿在乱世中苟全一己的性命,他们宁可把一腔才情废于荒野、烂于沼泽、埋于泥土,也不会为了点滴的荣辱而出卖自己高傲的灵魂。在这样的孤傲中,洞箫,那竹节凸现的一管瘦竹,就成了他们人格与精神的象征。
因此,在流放之地,在贬居之处,在隐迹之所,夜阑更深时,他们独自在月下饮酒,石上吹洞箫。面对着烟波浩淼的故国山河,把灵魂吹成飘然于山川大地间的绵绵音韵,甚至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吹成一支啼血的洞箫。
洞箫声,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清远而孤寂的心音。
这心音,异常缥缈,但它拨动灵魂的力量,不亚于绝世的雪崩,千年的海啸。
二
很多年了,一听到洞箫声,立即就会被它清远而低回的旋律所俘获。尤其是在月色朦胧的江边,舒缓而沉郁的洞箫声弥漫在烟波浩淼的江面上,远远地静心聆听,那洞箫声,像是在招魂,又像是在道别,更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在若有若无的禅道间排泄幽怨。在如此的境界里,就不得不使人淡淡地伤感,幽幽地怀古。
历数历代的文人墨客,最值得我落笔的,是弘一大师李叔同。
屈原当然值得抒写,但屈原的人格着实让我怀疑,因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忠君,就是如何成为皇权下的奴才。在无望成为奴才时,他居然痛不欲生,投江自尽,以死来加重成为奴才的声音。辛弃疾也值得抒写,可是他的一生又与屈原极其相似,一心想着的就是归入到体制中去。而遭到体制一再的抛弃后,他就变得异常悲愤,于是,他便在无可奈何中把灵魂隐匿于幽寂。凭心而论,辛弃疾对自己灵魂的隐匿,是十分不心甘的,因为,后来朝廷抛给他一点点恩惠,他立即一路快马向朝廷赶去。屈原和辛弃疾,就人格上来看,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真正逼近自我,更没有完成人的终极意义和使命。与他们二人相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陶渊明算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了,但他的这种清高,依然是遭到体制排挤后的悲愤,绝不是他的本性。在中国,一为文人,如果把人生的理想只是定位在对朝廷和体制的依附上,这就注定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待时机一成熟,这颗种子马上发芽,并迅速铺展成文人们悲剧人生的苍苍荒野。
与这样一些文人相比,李叔同的人生就十分纯粹。在他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依附朝廷,从来就没有要进入到体制中去的打算,他一生都沉浸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和禅经佛学里面。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这就是李叔同一生的缩写,没有半个字涉及他人格的缺陷和进不进入到体制里去的行为。
因此,我以为,李叔同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人,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尽管他已被世人忽略了很久。
三
一八八�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清同治四年会试中进士,曾做官吏部。后来,他父亲退出了皇权体制,在天津经营盐业,成为一个很有文化修养与文人气节的商人。李叔同才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有异母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夭折,次兄名叫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是天津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在三兄弟中,李叔同排行第三,小字为三郎。
李叔同在家乡读完私塾后,已经十八岁。在这一年,由他母亲包办,他结了婚。婚后,举家迁往上海。
在上海,李叔同结识了大量文化人,比如袁希濂、许幻园等。而这时的袁希濂和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了一个“城南文社”,众人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结识了这些人,随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在这期间,许幻园十分欣赏李叔同的才华,特地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给他居住,而且,许幻园还亲自为这间屋子题了“李庐”二字。在城南草堂这间“李庐”里,李叔同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写作出《李庐印谱》《李庐诗钟》《二十自述诗》等著作。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著作已经失传,只为我们留下几篇薄薄的序文。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李叔同:“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从这诗中,不难看出李叔同的才华与性格,在他的眼里,杜甫只是一个小朋友,而不是诗圣。年纪轻轻的李叔同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这当然不是他的狂妄自大,而是他看不起杜甫一心想挤进体制里去的人格。因此他在诗中这样感叹道:“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在上海期间,李叔同与他同时代的文人们,经历了许多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诸如学生罢课、商业萧条、企业停工之类。这时候的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深感民风不振、世风日下、国运渺茫,他因此深深地悲叹道:“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发出如此深沉的悲叹,是没有被一己的功利思想左右的,完全出于本能意义上的爱国。李叔同的爱国情怀,与屈原被体制抛弃时所吼出的《离骚》与《天问》相比,完全是两条道上的声音。谁高谁低,一眼就能看得分明。
在这样的状态下,李叔同于一九�五年秋东渡日本,希望在那里获得艺术的陶冶与深造,丰满自己的人生。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年,他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成为最先学习西洋绘画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他除了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外,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作曲理论和研究新戏剧的演技。这期间,他与同学曾延年等人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名字叫做“春柳社”。
在国内,“春柳社”共演出了两次。第一次公演是在一九�七年的春节期间,淮北遭遇水灾,为了赈济灾民,“春柳社”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在该剧中,李叔同亲自上阵,并饰演茶花女。这次演出,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第二次是在同年的六月,演的是《黑奴吁天录》。在这次演出中,李叔同依然是亲自上阵,在剧中扮演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李叔同的演技,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高度评价。其实,李叔同等人演外国话剧,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义不在演出本身,而是为垄断中国舞台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敲响丧钟。
一九一�年,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李叔同毕业后回国。在当时的时代,像李叔同这样的留洋学子,回国后,许多人一门心思想着的是怎样挤进体制里去。但是,李叔同没有这样,他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一条清苦而寂寞的人生道路。在教师的岗位上,李叔同教授音乐和绘画,其间他写出了《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系统介绍西方文艺。他教过的学生有很多,有作为的也不少,如后来成名的丰子恺、刘质平。对于李叔同的学问与才华,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对于李叔同的为师,据他的好友夏�尊先生说:“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针对这一点,丰子恺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李叔同的学生回忆道:“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袍子,黑布马褂,然而因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风度翩然。”而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到杭州师范参观时,就这样评价说:“其专修科的成绩范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尤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也。”从这些评述中不难看出,李叔同不仅做人认真,做学问认真,就是当一个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可言的老师,他依然是非常认真的。他并没有因为自身地位的卑下而得过且过,更没有因为自己是体制外的人士而有什么失落与悲愤。相反的是,他用手中的黑板刷子,一点一点地刷去屈原的悲哀和辛弃疾的愤怒。他用手中的教鞭,一次次向自己的学生指出新文化和新艺术的方向。在这样的人生观下,李叔同就彻底进入了文人的心灵世界,真正丰满了自己的人格。因此,他就成为“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了,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体制内的奴才。
除了教书育人外,李叔同还做过报纸副刊的主编,其间又组织金石篆刻研究会,并出任“乐石社”的社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研究金石篆刻。虽然李叔同的兴趣与追求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离开文化,没有离开他发自心灵深处的所爱。
李叔同这一系列爱好和追求,是本能的,完全不像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人,因为被体制抛弃了才转向文学与艺术。李叔同本能的文化追求,与那些人相比,就不知要高贵和伟大多少倍。
四
一九一八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工作,到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师从了悟和尚。他的正式名为演音,法号为弘一。
其实,李叔同不出家,继续当他的老师,做他的学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毅然放下了这一切,静静地皈依了佛门。李叔同的出家,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文化艺术界,人们在发出惊呼的同时,深深地为他和他的才华惋惜。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对他的出家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
从一九一八到二��四年,在这漫长的八十余年中,人们对于李叔同的出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说他不得志,有的说他受到打击,有的说他性格孤僻,还有的说他仕途不济,不一而足。前不久,我读了国内一位著名理论家分析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后所得出的结论,大为吃惊。他的结论说:“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无可置疑的是,这位理论大家的结论实在是太幼稚了,他用当下歌迷们评论那些歌星的语言来评论弘一法师。
在众多的分析和言论中,我比较倾向于丰子恺,他说:人“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丰子恺的分析与推论,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了,但是,在我看来,他依然没有看透彻。虽然他是李叔同的学生,在李叔同出家这个问题上,丰子恺这种字面上的推论,还是没有触及到本质。
我以为,李叔同出家,是到佛法中去寻找自己。在几十年的红尘生涯中,他感到自己迷失得太多,活得越来越不是自己了。因此,他在《月夜》一诗中感叹道:“声相酬应,是孤雁寒砧并,想此时此际,幽人应独醒,倚栏风冷。”正是渴望“幽人应独醒”,他才四处寻找着这种“独醒”。于是,他在他的诗歌、音乐和绘画中苦苦寻找,但是,到头来,依然没有找到,因此他再次在诗歌《月》中哀叹:“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一再无望的寻找中,他对尘世失去了寻找的激情和梦想,就一步步走向了佛门。这样的举动,俗人们自然是不理解的。不理解倒也罢了,真正让人悲哀的是,有无数人对于他的出家,大肆嘲讽。
李叔同皈依佛门,只是为了去寻找自己而获得的一种形式和载体,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佛法里看看李叔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看看自己的人生轨迹究竟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看看自己的人格到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他不是去学宗教,不是去搞迷信,也不是去弄哲学,更不是去避难,而是在《四分律》的经文中,一次次印证自己灵魂的真实性。因此,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开始,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隐居,历时四载,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著作的写作。晚年,他又完成了《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一书。这两部著作的完成,不仅使他成为一代大法师,更重要的是,他的整个生命得到了回归与升华。正如他在《清凉歌》一诗中所咏:“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严重缺乏的自我“涤荡诸污秽”的精神,我终于在李叔同先生这里找到了。
有人曾经这样说:“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了。”照此看来,李叔同出家,绝不是激流勇退,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精进,更深一层地逼近灵魂的真实。
五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距六十三岁的生日还有十天,就在这一天,李叔同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在弥留之际,他给人间留下的最后话语,是这样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确,“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就是他做了一辈子人最终的禅悟,也是他一生不息的追求。现在,他实现了,可以安详地闭上眼睛,去到另一个世界。
在李叔同弥留的时候,他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四个苍劲的大字:悲喜交集。是的,悲喜交集,这是四个沉甸甸的字,它囊括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更总结出了所有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没有谁永远在悲,也没有谁永远在喜,唯有悲喜交集才能走完或高贵或卑贱的一生。这四个字,我不知道李叔同思量了多久才得出,也许这是他看尽了天下人和事后的总结,又也许是他临终前的猛然顿悟。
据说,在他圆寂那天,天空中回荡着洞箫的声音,袅袅渺渺,似乎是缭绕在云端,又似乎是回旋于山水间。还据说,那洞箫吹奏的曲子,正是他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当然,这样的“据说”是没有依据的。但是,我宁可去相信,也不愿抹去那淡淡伤感的旋律。因为我确信,李叔同的一生,就是一管竹节凸现的洞箫,他给我们留下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财富,就是飘然于大地间的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