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之前二百多年，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为常人所知。其人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故学者在系统的专著中无不提及。但是，评价尚嫌不足。
此人是西周末年的王朝太史伯阳父，亦称史伯。西周太史，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
史伯的言论见于《国语》，主要是《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两篇文字。《史记·周本纪》《史记·郑世家》亦有所载，显然是参考《国语》而记。文献资料简略，是后人对史伯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
史伯是洞悉天下形势的巨子。
周幽王当政，王朝衰败，有识之士无不考虑退路，郑伯即是其一。郑伯名友，周宣王庶弟（即周幽王之叔），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爵位伯，称郑伯友;谥号桓，为后来的郑国开国之君，称郑桓公。周幽王命郑伯友为王朝司徒，主管教化。郑伯友考虑自己家庭和郑地子民的安全，想作大规模的搬迁，而找史伯商量，讨教办法。史伯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伯友指明了落脚之地。
史伯指出，“戎、狄必昌，不可偪也”。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一定强盛起来，不能靠近他们。郑伯友对南方抱有幻想，而史伯告诉他：季纟川（《史记》作徇）为楚君，合于民臣之心，功德超过他的先王，十代也废不了。“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不可以靠近他们。接着，史伯纵论虞、夏、商、周的历史发展，说明祝融（黄帝之后，楚人之祖）后代八个姓的演变，再次强调只有芈姓的荆国（长江中游大片地区）会兴盛。
如此，只有东方可以考虑，但也要作具体分析。史伯指出，以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南北各有九国，西东各有八国，这三十四个国家不是周王次子、庶子以及母弟甥舅一类的亲戚，就是蛮、荆、戎、狄之人，“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中，只有一块地方，“唯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黄河、济水、洛水、颍水之间，都是子爵男爵的小国，虢国（今河南荥阳东北）、郐国（今河南密县东南）稍大一些。史伯告诉郑伯友，把子民、财物寄放到那里，他们不敢不答应;即便他们将来背叛，只要说是奉天子之命去讨伐，没有不成功的。
郑伯友本人虽然死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国难，但郑地人民东迁虢、郐之地，而保存下来，后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除了荆国以外，郑伯友曾问史伯还有哪些国家会兴盛，史伯回答说是晋、秦、齐三国。后来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四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十分明显，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儒效》）以及后代各王所封诸侯国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史伯是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史伯是阐述阴阳五行的智者。
阴阳、五行的观念产生得很早，大概商代甚至更早已有。今人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战国及秦汉之际成书的，如《左传》《易传》《老子》及《黄帝内经》等。古人在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中，观察到了自然的阴与阳，以及水、火、木、金、土五种现象或五种材料。慢慢地，衍生出了两类相反相成、五类杂合相济的“类名”。这说明人们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中已经萌生二元对立、多元统一的观念，显露原始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苗头。从西周开始，逐步开始对阴阳、五行的自觉归纳和理性阐述，而史伯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史伯是最早提出“和实生物”的哲人。
“和”的观念同样产生很早，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而第一个对“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的人，是史伯。史伯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家。
以上引史伯哲理性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
史伯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根本法则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统一。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也就是“和”的不断展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这既是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又是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动过程。二百多年后，齐国思想家、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与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见，晏婴是在看到相关记载之后接受了史伯的思想和观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而孔子之孙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的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今之众多学者认为，“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非虚言也。
在孔子之前二百多年，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为常人所知。其人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故学者在系统的专著中无不提及。但是，评价尚嫌不足。
此人是西周末年的王朝太史伯阳父，亦称史伯。西周太史，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
史伯的言论见于《国语》，主要是《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两篇文字。《史记·周本纪》《史记·郑世家》亦有所载，显然是参考《国语》而记。文献资料简略，是后人对史伯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
史伯是洞悉天下形势的巨子。
周幽王当政，王朝衰败，有识之士无不考虑退路，郑伯即是其一。郑伯名友，周宣王庶弟（即周幽王之叔），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爵位伯，称郑伯友;谥号桓，为后来的郑国开国之君，称郑桓公。周幽王命郑伯友为王朝司徒，主管教化。郑伯友考虑自己家庭和郑地子民的安全，想作大规模的搬迁，而找史伯商量，讨教办法。史伯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伯友指明了落脚之地。
史伯指出，“戎、狄必昌，不可偪也”。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一定强盛起来，不能靠近他们。郑伯友对南方抱有幻想，而史伯告诉他：季纟川（《史记》作徇）为楚君，合于民臣之心，功德超过他的先王，十代也废不了。“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不可以靠近他们。接着，史伯纵论虞、夏、商、周的历史发展，说明祝融（黄帝之后，楚人之祖）后代八个姓的演变，再次强调只有芈姓的荆国（长江中游大片地区）会兴盛。
如此，只有东方可以考虑，但也要作具体分析。史伯指出，以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南北各有九国，西东各有八国，这三十四个国家不是周王次子、庶子以及母弟甥舅一类的亲戚，就是蛮、荆、戎、狄之人，“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中，只有一块地方，“唯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黄河、济水、洛水、颍水之间，都是子爵男爵的小国，虢国（今河南荥阳东北）、郐国（今河南密县东南）稍大一些。史伯告诉郑伯友，把子民、财物寄放到那里，他们不敢不答应;即便他们将来背叛，只要说是奉天子之命去讨伐，没有不成功的。
郑伯友本人虽然死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国难，但郑地人民东迁虢、郐之地，而保存下来，后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除了荆国以外，郑伯友曾问史伯还有哪些国家会兴盛，史伯回答说是晋、秦、齐三国。后来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四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十分明显，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儒效》）以及后代各王所封诸侯国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史伯是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史伯是阐述阴阳五行的智者。
阴阳、五行的观念产生得很早，大概商代甚至更早已有。今人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战国及秦汉之际成书的，如《左传》《易传》《老子》及《黄帝内经》等。古人在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中，观察到了自然的阴与阳，以及水、火、木、金、土五种现象或五种材料。慢慢地，衍生出了两类相反相成、五类杂合相济的“类名”。这说明人们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中已经萌生二元对立、多元统一的观念，显露原始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苗头。从西周开始，逐步开始对阴阳、五行的自觉归纳和理性阐述，而史伯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史伯是最早提出“和实生物”的哲人。
“和”的观念同样产生很早，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而第一个对“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的人，是史伯。史伯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家。
以上引史伯哲理性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
史伯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根本法则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统一。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也就是“和”的不断展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这既是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又是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动过程。二百多年后，齐国思想家、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与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见，晏婴是在看到相关记载之后接受了史伯的思想和观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而孔子之孙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的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今之众多学者认为，“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非虚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