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国家政府，就会破坏社会稳定吗？
文 / 李晨辉
我上一篇文章叫《给胖子刘、瘦子张，还有不胖不瘦的小潘的忠告》，但是文章并没有写完，我还留了一个茬口，关于“小潘”我没有展开说。因为当时文章已经太长，所以留在今天这一篇文章里讲。还是先把小潘的那话引用过来。小潘在他的微博里写道：中国人民的好日子才过上几年，就有一些不安分的异类人士，动不动就对那些看不顺眼，对国家和ＺＦ的公务员说三道四，有的甚至还恣意歪曲事实真相，其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的稳定，破坏部份局势的和谐：尤其是，只要是国家公务员和穿制服的有什么东东发生，他们就像苍蝇蚊子一样，恣意的去评论和攻击，巴不得让更多的人民大众去冲击ＺＦ机关，去围堵政府机关；尤其是一旦警察奉命去执勤时，某些人士更是恣意的攻击警察，所以一旦遇到类似的事例，警察的无奈和无助就不言而喻了。不是你做的，也会扣在你头上！这一段话，貌似义正词严，还尽量想保持客观公正。但稍微一琢磨就可以发现，说出这种话来，往轻了说，是这人有点脑残，拎不清；往重了说，那干脆就有一些邪恶。你一个警察，也算是现代社会的公务员，应该具备起码的素质，不能脑袋像个大鸭蛋似的，一点回路都没有，完全没有现代人的意识，而只有奴隶、奴才的意识。何以这样讲呢？且听我细说分明——
鲁迅有篇小说叫《药》，是以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为背景的。那里头的革命者夏喻有一句很朴实却很深刻的话，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结果被当时的一些愚众，茶馆里的那些昏昏噩噩的人们说成是“疯话”。夏喻的话里，其实就包含着现代社会所说的“主人翁”意识。1949年以后，我们更是成天地给我们的老百姓灌输说，我们已经当家做了主人。既然我们已经当家做了主人，那么，对我们的国家、政府乃至公务员“说三道四”，就是主人的权力乃至责任，不说还不行还不应该。你见过有主人在仆人面前，反而像小媳妇似的，不可错说一句话，不能错一步路的嘛？再想想，一百多年前的夏喻，已经有了那样的意识。一百年之后的老百姓，你一个公务员反而要对他的“说三道四”说三道四，恶意地揣摩引伸，说什么，其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稳定，还说什么，这些人“像苍蝇蚊子一样”。做为公务员，对“主人”说出这种话来，你他妈亏心不亏心呢？
又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故事。鲁国有个老百姓名叫曹刿。当国家有难，“齐师伐我”的时候，他就主动地去找鲁庄公，要说三道四。当时，他身边的人，也有人认为，他这样的老百姓，不应该对国家、政府说三道四，于是劝他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也？而曹刿则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于是就去晋见庄公。这个故事虽然本身有点离奇，算是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但却说明，从古以来，公民、百姓参与政治，对政府、国家说三道四，就一直是受到推崇、正面评价的。所以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句子，又说，位卑未敢忘国忧。
现在的一些左愤，左先生们，自封为极端爱国派。而他们爱国的标志，却居然是，无条件对国家，政府的行为决策，顺情说好话。而谁要对政府说三道四，批评朝政，他们就立刻把不爱国，甚至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给你扣上。而实际上，这种认识，不但极其糊涂、混乱，简直就应该掉过来。既然你们老提爱国，那么，我今天就来好好地和你说说“爱国”。古往今来，最顶级的爱国者，你们知道是谁吗？是屈原。他是我国历史上，被冠以“爱国主义”的第一个人，在他前头，你还能给我再举出“爱国者”的例子来吗？那么，这个顶级的爱国者，他在朝廷、当时的政府里头，是不是一个只知道顺情说好话，成天把爱国的口号挂在嘴边的人呢？当然不是。他既不像倪萍似的“从不给国家添乱”，更不像申纪兰大妈似的“从不投反对票”。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对、阻止着楚王已经成竹在胸的既定国策，和那些只知道顺情说好话的奸臣、邪佞们做顽强斗争。结果，他先是被逼走，继而又被逼疯，最后被逼到河里去了。屈原这个一向都喜欢对朝政、国家说三道四的人，按今天左愤们的理论，他应该是个汉奸、卖国贼，怎么反而偏偏是他，被冠以爱国主义的桂冠，而不把这顶桂冠，扣在那些只知道顺情说好话，只是赞美国王国家、而不批评的那些人头上呢？
再说点现代的吧。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老人家祸乱中华，硬搞那个旷古未闻违反进化与自然规律的大跃进，结果造成上千万人被饿死。在那灾难深重的时刻，确实有太多的“爱国者”，只知顺情说好话，毛老人家无论说什么，都极力追捧，而绝不说三道四。不过，当时也有一些人或者说是极少数人，敢于站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写下“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练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谁为人民鼓与呼”这一著名诗句的彭老总。按照今天一些人的观点看来，彭老总，也是那种对国家、政府”说三道四“的人，而且，当时不但说他“目的就是破坏国家稳定”（小潘语），更直接就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扣在彭总的脑袋上。还有那前后的林昭、张志新，他们都是小潘所说的那种“不安分的异类分子”。而现如今，几十年，半个多世纪过去，历史证明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哪些人，对这个民族、国家，更有益处呢？
论证了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批评甚至说三道四，对这个国家，是有益处，甚至是必须的。还记得那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吗？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证明，当一个社会充斥着批评、异见乃至说三道四的时候，不但不说明这个社会很可怕很危险，反而说明这个社会很清明很稳定很大气。相反，一个社会，如果真是万众一心，众口一词，干什么都一边倒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斥着危机、危险的社会。
再放眼一下世界来看。先看跟前的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台湾的老百姓，可不可以议论、批评朝政、批评马英九呢？我看何止是批评，如果逮着机会，你上去煽马英九几个大耳光，我看你也未必会怎么样。而上上下下，对马英九，对朝政的指责与批评，更实在是铺天盖地，不绝如缕。可马英九如果敢说，那些人，就是不安分的异类分子，就是想破坏社会的稳定，请问，马英九会得到什么反应？再看看那些西方国家，他们的百姓，反对派，还有报刊杂志，对政府的批评，实在可以是甚嚣尘上，批评的量度与广度，恐怕比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要超过几十倍，然而，第一，这些批评和指责，谁敢给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大帽子？实际上也不会破坏社会稳定。你看国外的那些领导甚至领袖，他们不但不一定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小布什在公共场合有可能被扔鞋，萨科齐走在大街上有可能被人家打。还有那个意大利还是德国的前总理贝鲁斯科尼，有一次在马路上，居然被一个不喜欢他的人，给搞得鼻青脸肿，假牙都被打飞。可是，这些人，有哪一个被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帽子？其实他们也真的没有破坏社会的稳定。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批评乃至指责，正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没有了这种东西，社会反而可能会不稳定。
那些把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栽赃于批评社会，说三道四的人，就如同“扁鹊之于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为一开始，听不进扁鹊的“说三道四”，结果病入膏肓。按照小潘及当下社会千千万万个小潘的逻辑，好象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倒是因为扁鹊的说三道四。殊不知，正是因为没有人说三道四，或者，你听不尽说三道四，才会病入膏肓。就如同一个人得了重病，医生之所以会对你说三道四，是因为你得了重病，而那些小潘，却正好把这个逻辑给掉过来，把得了重病的原因，给归结为，医生的说三道四。岂不谬哉！
好了，文章又已经很长，该结束了。我知道那些自封为“爱国者”的小潘，左左们，多半都是毛老人家的忠实信徒，别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一定能听得进去，甚至还以谩骂，所以结尾，我想和他们一起学习、重温毛老人家的几段话。毛老人家在他的非常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里头，一开头就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毛老人家，又在他的另外的文章里，总结古人的话，叫做，言则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看看你看看，在你们的永远的导师毛那里，不但没有把敢于说三道四的人，说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反而明确地说，言者无罪，而且，还说，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而且还说什么，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既然如此，那么，那小潘 的论调，还有以小潘为代表的潜伏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千千万万的小潘，你们是不是应该深思、反省一番呢？
批评国家政府，就会破坏社会稳定吗？
文 / 李晨辉
我上一篇文章叫《给胖子刘、瘦子张，还有不胖不瘦的小潘的忠告》，但是文章并没有写完，我还留了一个茬口，关于“小潘”我没有展开说。因为当时文章已经太长，所以留在今天这一篇文章里讲。还是先把小潘的那话引用过来。小潘在他的微博里写道：中国人民的好日子才过上几年，就有一些不安分的异类人士，动不动就对那些看不顺眼，对国家和ＺＦ的公务员说三道四，有的甚至还恣意歪曲事实真相，其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的稳定，破坏部份局势的和谐：尤其是，只要是国家公务员和穿制服的有什么东东发生，他们就像苍蝇蚊子一样，恣意的去评论和攻击，巴不得让更多的人民大众去冲击ＺＦ机关，去围堵政府机关；尤其是一旦警察奉命去执勤时，某些人士更是恣意的攻击警察，所以一旦遇到类似的事例，警察的无奈和无助就不言而喻了。不是你做的，也会扣在你头上！这一段话，貌似义正词严，还尽量想保持客观公正。但稍微一琢磨就可以发现，说出这种话来，往轻了说，是这人有点脑残，拎不清；往重了说，那干脆就有一些邪恶。你一个警察，也算是现代社会的公务员，应该具备起码的素质，不能脑袋像个大鸭蛋似的，一点回路都没有，完全没有现代人的意识，而只有奴隶、奴才的意识。何以这样讲呢？且听我细说分明——
鲁迅有篇小说叫《药》，是以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为背景的。那里头的革命者夏喻有一句很朴实却很深刻的话，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结果被当时的一些愚众，茶馆里的那些昏昏噩噩的人们说成是“疯话”。夏喻的话里，其实就包含着现代社会所说的“主人翁”意识。1949年以后，我们更是成天地给我们的老百姓灌输说，我们已经当家做了主人。既然我们已经当家做了主人，那么，对我们的国家、政府乃至公务员“说三道四”，就是主人的权力乃至责任，不说还不行还不应该。你见过有主人在仆人面前，反而像小媳妇似的，不可错说一句话，不能错一步路的嘛？再想想，一百多年前的夏喻，已经有了那样的意识。一百年之后的老百姓，你一个公务员反而要对他的“说三道四”说三道四，恶意地揣摩引伸，说什么，其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稳定，还说什么，这些人“像苍蝇蚊子一样”。做为公务员，对“主人”说出这种话来，你他妈亏心不亏心呢？
又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故事。鲁国有个老百姓名叫曹刿。当国家有难，“齐师伐我”的时候，他就主动地去找鲁庄公，要说三道四。当时，他身边的人，也有人认为，他这样的老百姓，不应该对国家、政府说三道四，于是劝他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也？而曹刿则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于是就去晋见庄公。这个故事虽然本身有点离奇，算是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但却说明，从古以来，公民、百姓参与政治，对政府、国家说三道四，就一直是受到推崇、正面评价的。所以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句子，又说，位卑未敢忘国忧。
现在的一些左愤，左先生们，自封为极端爱国派。而他们爱国的标志，却居然是，无条件对国家，政府的行为决策，顺情说好话。而谁要对政府说三道四，批评朝政，他们就立刻把不爱国，甚至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给你扣上。而实际上，这种认识，不但极其糊涂、混乱，简直就应该掉过来。既然你们老提爱国，那么，我今天就来好好地和你说说“爱国”。古往今来，最顶级的爱国者，你们知道是谁吗？是屈原。他是我国历史上，被冠以“爱国主义”的第一个人，在他前头，你还能给我再举出“爱国者”的例子来吗？那么，这个顶级的爱国者，他在朝廷、当时的政府里头，是不是一个只知道顺情说好话，成天把爱国的口号挂在嘴边的人呢？当然不是。他既不像倪萍似的“从不给国家添乱”，更不像申纪兰大妈似的“从不投反对票”。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对、阻止着楚王已经成竹在胸的既定国策，和那些只知道顺情说好话的奸臣、邪佞们做顽强斗争。结果，他先是被逼走，继而又被逼疯，最后被逼到河里去了。屈原这个一向都喜欢对朝政、国家说三道四的人，按今天左愤们的理论，他应该是个汉奸、卖国贼，怎么反而偏偏是他，被冠以爱国主义的桂冠，而不把这顶桂冠，扣在那些只知道顺情说好话，只是赞美国王国家、而不批评的那些人头上呢？
再说点现代的吧。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老人家祸乱中华，硬搞那个旷古未闻违反进化与自然规律的大跃进，结果造成上千万人被饿死。在那灾难深重的时刻，确实有太多的“爱国者”，只知顺情说好话，毛老人家无论说什么，都极力追捧，而绝不说三道四。不过，当时也有一些人或者说是极少数人，敢于站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写下“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练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谁为人民鼓与呼”这一著名诗句的彭老总。按照今天一些人的观点看来，彭老总，也是那种对国家、政府”说三道四“的人，而且，当时不但说他“目的就是破坏国家稳定”（小潘语），更直接就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扣在彭总的脑袋上。还有那前后的林昭、张志新，他们都是小潘所说的那种“不安分的异类分子”。而现如今，几十年，半个多世纪过去，历史证明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哪些人，对这个民族、国家，更有益处呢？
论证了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批评甚至说三道四，对这个国家，是有益处，甚至是必须的。还记得那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吗？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证明，当一个社会充斥着批评、异见乃至说三道四的时候，不但不说明这个社会很可怕很危险，反而说明这个社会很清明很稳定很大气。相反，一个社会，如果真是万众一心，众口一词，干什么都一边倒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斥着危机、危险的社会。
再放眼一下世界来看。先看跟前的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台湾的老百姓，可不可以议论、批评朝政、批评马英九呢？我看何止是批评，如果逮着机会，你上去煽马英九几个大耳光，我看你也未必会怎么样。而上上下下，对马英九，对朝政的指责与批评，更实在是铺天盖地，不绝如缕。可马英九如果敢说，那些人，就是不安分的异类分子，就是想破坏社会的稳定，请问，马英九会得到什么反应？再看看那些西方国家，他们的百姓，反对派，还有报刊杂志，对政府的批评，实在可以是甚嚣尘上，批评的量度与广度，恐怕比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要超过几十倍，然而，第一，这些批评和指责，谁敢给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大帽子？实际上也不会破坏社会稳定。你看国外的那些领导甚至领袖，他们不但不一定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小布什在公共场合有可能被扔鞋，萨科齐走在大街上有可能被人家打。还有那个意大利还是德国的前总理贝鲁斯科尼，有一次在马路上，居然被一个不喜欢他的人，给搞得鼻青脸肿，假牙都被打飞。可是，这些人，有哪一个被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帽子？其实他们也真的没有破坏社会的稳定。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批评乃至指责，正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没有了这种东西，社会反而可能会不稳定。
那些把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栽赃于批评社会，说三道四的人，就如同“扁鹊之于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为一开始，听不进扁鹊的“说三道四”，结果病入膏肓。按照小潘及当下社会千千万万个小潘的逻辑，好象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倒是因为扁鹊的说三道四。殊不知，正是因为没有人说三道四，或者，你听不尽说三道四，才会病入膏肓。就如同一个人得了重病，医生之所以会对你说三道四，是因为你得了重病，而那些小潘，却正好把这个逻辑给掉过来，把得了重病的原因，给归结为，医生的说三道四。岂不谬哉！
好了，文章又已经很长，该结束了。我知道那些自封为“爱国者”的小潘，左左们，多半都是毛老人家的忠实信徒，别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一定能听得进去，甚至还以谩骂，所以结尾，我想和他们一起学习、重温毛老人家的几段话。毛老人家在他的非常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里头，一开头就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毛老人家，又在他的另外的文章里，总结古人的话，叫做，言则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看看你看看，在你们的永远的导师毛那里，不但没有把敢于说三道四的人，说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反而明确地说，言者无罪，而且，还说，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而且还说什么，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既然如此，那么，那小潘 的论调，还有以小潘为代表的潜伏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千千万万的小潘，你们是不是应该深思、反省一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