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黑夜闪出五条黑影◆ 1928年11月11日晚上8时许，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行人寥寥。突然，一辆汽车在路边戛然而止，从车上闪出五条黑影，疾步走到40号庭院前。领头的一个大汉挥拳急敲大门，冲着前来开门的，说是要见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开门的是张家的佣人，刚要答话，这伙人便蜂拥而入，一把手枪已顶住他的胸口，将他推进屋里，其余几个人迅速穿越院子，噔噔噔地飞快上楼。此时，张元济先生正在同夫人、侄子张树源等家人一起吃晚饭，猛见到几条大汉持枪闯入，惊得目瞪口呆，来不及起身问话，一人已抢上一步拉住他的侄儿，并用枪顶住他的头。一个头目模样的人用手指着正站起来发问的张元济厉声说：“不是那个，是这个！”于是，这伙人不由分说地架起张元济就匆匆下楼，将其塞进一辆汽车，然后迅速捆绑他的双手，用一块黑布蒙上他的眼睛。汽车加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夜色中…… 汽车行驶了好长时间，才在一间破旧的农屋前停下。绑匪们将张元济架下车，推推搡搡地把他推入那间破屋里，才解下蒙在他眼上的黑布。张元济定了定神，借着桌子上微微抖动着的蜡烛光，看出这是一所农家小屋，窗户似乎被什么东西严严实实封堵着。 “请把我的手解开。”张元济朝围着他的绑匪说。“不行！你会逃的。”一个年轻的绑匪大声呵斥。张坦然一笑说：“我已是61岁的老人了，能逃得了吗？”听了这话，那伙人慢慢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慈祥、瘦弱的老人，觉得老人的话有点道理。只见一个头目示意，一个绑匪上前为张元济松了绑。 看守张元济的共有三个人，他们让他睡在一张用绳子绑着腿的破床上，自己则席地和衣而卧。半夜，寒风从墙缝钻入，冻得地下那三个人瑟瑟发抖。张元济见状心想，我是阶下囚，想不到他们对我还挺照应，便开口问道：“难为各位挨冻，你们何苦呢？”“唉，为了铜钿，养家口啊……”一个年轻的看守苦着脸答道，话未说完，就咳嗽起来。“别跟他讲。”那个年轻气盛的粗着嗓门说。张元济对此并不介意，相反，他在摇曳的烛光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看守眼中透出来的恐惧和疑虑。看得出来，他们大多是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无法养家活口才铤而走险的。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怜悯之情。他看着这些抱着臂、屈着腿拥挤在一起相互以体温取暖的绑匪，沉默了好久。突然，一阵大风袭入屋内，把蜡烛台吹倒了，火星溅到了什么引火物上，一下子火苗四窜，惊得看守们忙不迭地起身扑打。张元济也赶紧下床，帮助扑救才未酿成大祸。否则，这破屋里的人还真成了“熏穴之鼠”呢。一场虚惊后，小屋子又开始了难熬的静默。这一夜，张元济通宵未眠，睁着双眼想了许多许多，好不容易熬到鸡啼鸟鸣、天色微明的时候。 ◆赎票金开价三十万◆ 第二天上午，两个头目走进小屋，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是来与张元济开议赎金数目的。 “张先生，直说吧。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只不过九牛一毛罢了。”“大老板？”张元济哑然失笑，说，“敝馆是股份有限公司，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你不是董事长吗？”姓叶的大惑不解道。“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张元济淡然回答。“不管是不是，像你这样的名人，不会没有钱。去年你嫁女嫁妆就值30万元呢。”姓李的目露凶光地说道。张元济抚掌大笑说：“你们搞错了，我是有个女儿，但至今还未出嫁，哪来30万元嫁妆之说？”“别把我们当小孩。鬼才信你！”两个头目觉得自己的智慧受到羞辱，于是脸红脖子粗地吼道。“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嘛。”张元济非常平和地说。两个头目对视一下，然后走到小屋外面，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只听见一人说：“看他这个老实的样子，不会骗我们的。”另一个人说：“我也觉得他讲的是真话。我看要他拿20万就算了。你看呢？”“俗话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开口太大，反而一无所得。就要他20万算了。”一会儿，两人进来了。姓李的说：“算便宜你，20万，快写信回去。听着，20万！一文不能少。”头目们丢下纸笔匆匆走了。 张元济面对纸和笔，思绪万千。当年他中进士，点翰林，做了个每月仅几两俸银的小京官。戊戌变法中，他办学堂，兴西学，试图施展自己救亡图存的爱国抱负，哪知戊戌变法，他被“革职永不叙用”。靠了同乡大官徐用仪的帮助，他才能够移家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力图通过文化出版事业，实现他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理想。在商务印书馆，他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收入仅靠工资、红利和少量股息。家庭的开销、支持亲友的教育费用，花费已经很大，且又常慷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家里除了一些藏书外，实在无甚积蓄。名望大，别人视为“财神”，真是可笑。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提笔给商务编译所的好友高梦旦写信：我已被人绑票，票价20万。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款，愈速愈妙……。写毕，他不无感慨地长叹一声。 张元济被绑架后，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小报抢先登出此宗绑架案新闻。后来各大报纸，包括日本报纸也刊登了有关消息。亲友们纷纷来信来电，探询张元济的下落。张元济的儿子此时身患重病，住在医院。一切交涉事宜落到侄儿树源身上。绑架的那天晚上，他立刻赶到巡捕房报了案，但租界当局其时正被一连串绑架案弄得手忙脚乱，哪有心思再揽此案。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们也急得团团转，他们聚在一起，议论着营救张元济的事。一位叫张世鎏的年轻编辑，为人豪爽仗义，非常敬重张元济，得悉张元济出事后，气愤填膺，一个人冒冒失失独闯匪窟，营救张老。他携带一把匕首，按照匪徒提供的地址，去找姓叶和姓李的匪徒头目。刚入匪窟，就被两个匪徒拦住，问他带了赎金没有，他说带了。“先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两匪徒说。“我要见了你们的头目才拿出来。”他就杀气腾腾地说。一匪徒看他样子就知道来者不善，就用眼睛向另一匪徒瞟一眼。该匪徒心领神会。两匪徒突然冲上去，将张世鎏扭住，把他身上的匕首搜了出来，还将他打得鼻青脸肿。 高梦旦收到张元济的信后，马上到张宅洽谈。这时张家也接到绑匪打来的两次电话，问钱备齐了没有，可又不说接洽的地点，弄得家人坐卧不安。两天来，家人虽然卖了股票、首饰，也只凑了5千元。高梦旦也是一介寒士，在钱财上也是无计可施。突然，电话铃响，树源拿起话筒，听到绑匪提出要与家属于次日到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爵禄饭店“议价”。 第二天，为了安全起见，高梦旦叫馆里张行和刘军明两个年轻人为张树源“保驾”，前往谈判。由于上次张世鎏的缘故，匪徒先将三人搜身才让他们进门。绑匪方面出场的还是叶、李两头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互不让步，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张树源最后苦苦哀求，讲得动情时，眼泪也哗哗直流。也许叶、李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他们经过调查，发现目标的确不是富翁，就再次将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张家仍然无力承担。后来，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绑匪们有点不耐烦了，“票价”虽然一减再减，终因张家承受不起，还是无法达成协议。谈判陷入了僵局。 ◆陷匪窟张老谈心赋诗◆ “幽居”生活，对张元济来说，倒是别有一番情趣。屋外不断传来附近农家的谈笑声，甚至还能听到远处池塘里的鸭子的“呷呷”叫唤声。几天来，张元济同几个看守彼此熟悉了。他从心底里同情他们的遭遇，便常常与他们攀谈。那个年长的看守告诉张，做绑票勾当是见不得人的，回到家里在爹娘妻儿面前都不敢说，只能谎称在外做生意……话未说完，又“吭、吭、吭”地咳嗽起来。张元济不无怜悯地说：“你咳嗽是病了，应当去看医生。”“哪有钱去看医生呢？穷人有病能捱则捱吧。唉！”“你们干绑票应该能挣大钱呀。”“我们只是伙计，分不了多少钱。”年长的看守气喘吁吁地说。张元济瞧着那人因咳嗽而涨红的脸，缓缓地说：“我粗通些医道，现在给你开个药方，马上去买药。有病不能拖，时间拖长了会损坏身体的。”说罢，他提起笔来在一张纸上一挥而就。那人起身用颤巍巍的双手接过方子，眼中泛着一丝泪光，嘴唇颤动了好一会，才说出“谢谢，谢谢！” 张元济的举动，也感动了另外两个看守，那个曾经粗声粗气呵斥张老的年轻看守也轻声对张老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从小讨饭，一无所能，如今只好混一天算一天。第三个看守接着也说：“我本来在一家商店当伙计，失业已经好几年，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才入伙的。”张元济听后问他们：“做这没有本钱的买卖，大概总可以发财吧？”“哪有这样好的事，入了伙，每月分点进账勉强够吃。入伙的人多，运气好的，每年不过轮着两三次，每次也不过分到一二百元钱。”看守面露苦色说道。“你们若能得些钱，就赶紧洗手改行，免受危险。”张元济关心地劝道。一席肺腑之言，说得看守点头称是，那个年长的还感动得淌下热泪，表示今后一定要改邪归正。 白天，闲着没事，张元济请看守借点书来消遣。有人弄了两本《新约・马太福音》塞到张老手里。他慢慢翻阅一过，所获甚微。不过读到一则“骆驼穿针孔”的典故，原来就出于此，也算开卷有益。 夜深了，传来隔壁孩子的读书声，张元济不禁抚掌慨叹：身边这些“看守”，原本也应该受教育，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是谁， 使他们沦为盗匪之辈的呢？人称他们是“绿林客”，其实都是饥民啊！想着想着，一首首诗作在心中酿成，一数竟有十首，便戏称为《盗窟十首》。 一万远被“依依惜别” 来来回回谈判了好几次，甚至以撕票相威胁，可都无甚收获。叶、李二人有点气急败坏，又有点无可奈何。一方面怕时间拖得太长，怕夜长梦多；另外，腾出人手干另一桩绑票可能更加划算。于是再次找张元济开谈票价。11月21日，绑匪头目叶、李两人手持张元济家信，又来到爵禄饭店，与张树源等见面。张元济在信中告诉家里自己均好，颇蒙优待，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想办法。可是家里实在已没有可以再变卖的东西了；向公司预支红利也不易进行，因为商务印书馆开办30年来，断无预支红利的事。如提出来，非经董事会通过不可，时间来不及。何况这不符合张元济的心愿――他不愿为私人事情麻烦公司，更不愿由他来打破公司的惯例。于是只有向亲友借贷这一条路了。树源一家家跑，商务同事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勉强又凑了5千元，共1万元，离2万元还差一半。 第二天，树源向叔父写信，详告借贷典卖情况，并于当天交了这一万元给叶某，一再恳求就此赎票，并托叶某将信带给张元济。绑匪们也许知道“油水”已尽，也许又有了渔猎目标，便决定于11月23日将张元济释放。 那几个看守几天来与张老朝夕相处，很佩服他的为人。听说张先生要走，都赶紧握住张老的手不忍离别，那个年长的看守还抽泣着说：“来日我们改邪归正后，再来见您老。”“好！我希望再见到你们，好好地做人。”张元济动情地说。古今中外，绑案千万件，绑票人与“肉票”之间这样话别，有谁见过啊！ 夜幕下，汽车在极司非尔路路口停下，张元济下了车，向车内人挥挥手，转身向自己寓所走去。
◆月黑夜闪出五条黑影◆ 1928年11月11日晚上8时许，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行人寥寥。突然，一辆汽车在路边戛然而止，从车上闪出五条黑影，疾步走到40号庭院前。领头的一个大汉挥拳急敲大门，冲着前来开门的，说是要见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开门的是张家的佣人，刚要答话，这伙人便蜂拥而入，一把手枪已顶住他的胸口，将他推进屋里，其余几个人迅速穿越院子，噔噔噔地飞快上楼。此时，张元济先生正在同夫人、侄子张树源等家人一起吃晚饭，猛见到几条大汉持枪闯入，惊得目瞪口呆，来不及起身问话，一人已抢上一步拉住他的侄儿，并用枪顶住他的头。一个头目模样的人用手指着正站起来发问的张元济厉声说：“不是那个，是这个！”于是，这伙人不由分说地架起张元济就匆匆下楼，将其塞进一辆汽车，然后迅速捆绑他的双手，用一块黑布蒙上他的眼睛。汽车加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夜色中…… 汽车行驶了好长时间，才在一间破旧的农屋前停下。绑匪们将张元济架下车，推推搡搡地把他推入那间破屋里，才解下蒙在他眼上的黑布。张元济定了定神，借着桌子上微微抖动着的蜡烛光，看出这是一所农家小屋，窗户似乎被什么东西严严实实封堵着。 “请把我的手解开。”张元济朝围着他的绑匪说。“不行！你会逃的。”一个年轻的绑匪大声呵斥。张坦然一笑说：“我已是61岁的老人了，能逃得了吗？”听了这话，那伙人慢慢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慈祥、瘦弱的老人，觉得老人的话有点道理。只见一个头目示意，一个绑匪上前为张元济松了绑。 看守张元济的共有三个人，他们让他睡在一张用绳子绑着腿的破床上，自己则席地和衣而卧。半夜，寒风从墙缝钻入，冻得地下那三个人瑟瑟发抖。张元济见状心想，我是阶下囚，想不到他们对我还挺照应，便开口问道：“难为各位挨冻，你们何苦呢？”“唉，为了铜钿，养家口啊……”一个年轻的看守苦着脸答道，话未说完，就咳嗽起来。“别跟他讲。”那个年轻气盛的粗着嗓门说。张元济对此并不介意，相反，他在摇曳的烛光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看守眼中透出来的恐惧和疑虑。看得出来，他们大多是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无法养家活口才铤而走险的。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怜悯之情。他看着这些抱着臂、屈着腿拥挤在一起相互以体温取暖的绑匪，沉默了好久。突然，一阵大风袭入屋内，把蜡烛台吹倒了，火星溅到了什么引火物上，一下子火苗四窜，惊得看守们忙不迭地起身扑打。张元济也赶紧下床，帮助扑救才未酿成大祸。否则，这破屋里的人还真成了“熏穴之鼠”呢。一场虚惊后，小屋子又开始了难熬的静默。这一夜，张元济通宵未眠，睁着双眼想了许多许多，好不容易熬到鸡啼鸟鸣、天色微明的时候。 ◆赎票金开价三十万◆ 第二天上午，两个头目走进小屋，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是来与张元济开议赎金数目的。 “张先生，直说吧。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只不过九牛一毛罢了。”“大老板？”张元济哑然失笑，说，“敝馆是股份有限公司，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你不是董事长吗？”姓叶的大惑不解道。“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张元济淡然回答。“不管是不是，像你这样的名人，不会没有钱。去年你嫁女嫁妆就值30万元呢。”姓李的目露凶光地说道。张元济抚掌大笑说：“你们搞错了，我是有个女儿，但至今还未出嫁，哪来30万元嫁妆之说？”“别把我们当小孩。鬼才信你！”两个头目觉得自己的智慧受到羞辱，于是脸红脖子粗地吼道。“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嘛。”张元济非常平和地说。两个头目对视一下，然后走到小屋外面，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只听见一人说：“看他这个老实的样子，不会骗我们的。”另一个人说：“我也觉得他讲的是真话。我看要他拿20万就算了。你看呢？”“俗话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开口太大，反而一无所得。就要他20万算了。”一会儿，两人进来了。姓李的说：“算便宜你，20万，快写信回去。听着，20万！一文不能少。”头目们丢下纸笔匆匆走了。 张元济面对纸和笔，思绪万千。当年他中进士，点翰林，做了个每月仅几两俸银的小京官。戊戌变法中，他办学堂，兴西学，试图施展自己救亡图存的爱国抱负，哪知戊戌变法，他被“革职永不叙用”。靠了同乡大官徐用仪的帮助，他才能够移家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力图通过文化出版事业，实现他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理想。在商务印书馆，他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收入仅靠工资、红利和少量股息。家庭的开销、支持亲友的教育费用，花费已经很大，且又常慷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家里除了一些藏书外，实在无甚积蓄。名望大，别人视为“财神”，真是可笑。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提笔给商务编译所的好友高梦旦写信：我已被人绑票，票价20万。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款，愈速愈妙……。写毕，他不无感慨地长叹一声。 张元济被绑架后，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小报抢先登出此宗绑架案新闻。后来各大报纸，包括日本报纸也刊登了有关消息。亲友们纷纷来信来电，探询张元济的下落。张元济的儿子此时身患重病，住在医院。一切交涉事宜落到侄儿树源身上。绑架的那天晚上，他立刻赶到巡捕房报了案，但租界当局其时正被一连串绑架案弄得手忙脚乱，哪有心思再揽此案。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们也急得团团转，他们聚在一起，议论着营救张元济的事。一位叫张世鎏的年轻编辑，为人豪爽仗义，非常敬重张元济，得悉张元济出事后，气愤填膺，一个人冒冒失失独闯匪窟，营救张老。他携带一把匕首，按照匪徒提供的地址，去找姓叶和姓李的匪徒头目。刚入匪窟，就被两个匪徒拦住，问他带了赎金没有，他说带了。“先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两匪徒说。“我要见了你们的头目才拿出来。”他就杀气腾腾地说。一匪徒看他样子就知道来者不善，就用眼睛向另一匪徒瞟一眼。该匪徒心领神会。两匪徒突然冲上去，将张世鎏扭住，把他身上的匕首搜了出来，还将他打得鼻青脸肿。 高梦旦收到张元济的信后，马上到张宅洽谈。这时张家也接到绑匪打来的两次电话，问钱备齐了没有，可又不说接洽的地点，弄得家人坐卧不安。两天来，家人虽然卖了股票、首饰，也只凑了5千元。高梦旦也是一介寒士，在钱财上也是无计可施。突然，电话铃响，树源拿起话筒，听到绑匪提出要与家属于次日到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爵禄饭店“议价”。 第二天，为了安全起见，高梦旦叫馆里张行和刘军明两个年轻人为张树源“保驾”，前往谈判。由于上次张世鎏的缘故，匪徒先将三人搜身才让他们进门。绑匪方面出场的还是叶、李两头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互不让步，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张树源最后苦苦哀求，讲得动情时，眼泪也哗哗直流。也许叶、李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他们经过调查，发现目标的确不是富翁，就再次将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张家仍然无力承担。后来，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绑匪们有点不耐烦了，“票价”虽然一减再减，终因张家承受不起，还是无法达成协议。谈判陷入了僵局。 ◆陷匪窟张老谈心赋诗◆ “幽居”生活，对张元济来说，倒是别有一番情趣。屋外不断传来附近农家的谈笑声，甚至还能听到远处池塘里的鸭子的“呷呷”叫唤声。几天来，张元济同几个看守彼此熟悉了。他从心底里同情他们的遭遇，便常常与他们攀谈。那个年长的看守告诉张，做绑票勾当是见不得人的，回到家里在爹娘妻儿面前都不敢说，只能谎称在外做生意……话未说完，又“吭、吭、吭”地咳嗽起来。张元济不无怜悯地说：“你咳嗽是病了，应当去看医生。”“哪有钱去看医生呢？穷人有病能捱则捱吧。唉！”“你们干绑票应该能挣大钱呀。”“我们只是伙计，分不了多少钱。”年长的看守气喘吁吁地说。张元济瞧着那人因咳嗽而涨红的脸，缓缓地说：“我粗通些医道，现在给你开个药方，马上去买药。有病不能拖，时间拖长了会损坏身体的。”说罢，他提起笔来在一张纸上一挥而就。那人起身用颤巍巍的双手接过方子，眼中泛着一丝泪光，嘴唇颤动了好一会，才说出“谢谢，谢谢！” 张元济的举动，也感动了另外两个看守，那个曾经粗声粗气呵斥张老的年轻看守也轻声对张老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从小讨饭，一无所能，如今只好混一天算一天。第三个看守接着也说：“我本来在一家商店当伙计，失业已经好几年，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才入伙的。”张元济听后问他们：“做这没有本钱的买卖，大概总可以发财吧？”“哪有这样好的事，入了伙，每月分点进账勉强够吃。入伙的人多，运气好的，每年不过轮着两三次，每次也不过分到一二百元钱。”看守面露苦色说道。“你们若能得些钱，就赶紧洗手改行，免受危险。”张元济关心地劝道。一席肺腑之言，说得看守点头称是，那个年长的还感动得淌下热泪，表示今后一定要改邪归正。 白天，闲着没事，张元济请看守借点书来消遣。有人弄了两本《新约・马太福音》塞到张老手里。他慢慢翻阅一过，所获甚微。不过读到一则“骆驼穿针孔”的典故，原来就出于此，也算开卷有益。 夜深了，传来隔壁孩子的读书声，张元济不禁抚掌慨叹：身边这些“看守”，原本也应该受教育，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是谁， 使他们沦为盗匪之辈的呢？人称他们是“绿林客”，其实都是饥民啊！想着想着，一首首诗作在心中酿成，一数竟有十首，便戏称为《盗窟十首》。 一万远被“依依惜别” 来来回回谈判了好几次，甚至以撕票相威胁，可都无甚收获。叶、李二人有点气急败坏，又有点无可奈何。一方面怕时间拖得太长，怕夜长梦多；另外，腾出人手干另一桩绑票可能更加划算。于是再次找张元济开谈票价。11月21日，绑匪头目叶、李两人手持张元济家信，又来到爵禄饭店，与张树源等见面。张元济在信中告诉家里自己均好，颇蒙优待，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想办法。可是家里实在已没有可以再变卖的东西了；向公司预支红利也不易进行，因为商务印书馆开办30年来，断无预支红利的事。如提出来，非经董事会通过不可，时间来不及。何况这不符合张元济的心愿――他不愿为私人事情麻烦公司，更不愿由他来打破公司的惯例。于是只有向亲友借贷这一条路了。树源一家家跑，商务同事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勉强又凑了5千元，共1万元，离2万元还差一半。 第二天，树源向叔父写信，详告借贷典卖情况，并于当天交了这一万元给叶某，一再恳求就此赎票，并托叶某将信带给张元济。绑匪们也许知道“油水”已尽，也许又有了渔猎目标，便决定于11月23日将张元济释放。 那几个看守几天来与张老朝夕相处，很佩服他的为人。听说张先生要走，都赶紧握住张老的手不忍离别，那个年长的看守还抽泣着说：“来日我们改邪归正后，再来见您老。”“好！我希望再见到你们，好好地做人。”张元济动情地说。古今中外，绑案千万件，绑票人与“肉票”之间这样话别，有谁见过啊！ 夜幕下，汽车在极司非尔路路口停下，张元济下了车，向车内人挥挥手，转身向自己寓所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