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包容性增长”概念立刻引起关注。 媒体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这个词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首次提出,也被翻译成“共享式增长”。胡锦涛接受这一概念,展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共享式增长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过去十年来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拉大与两极分化。没有人否认中国快速增长的事实。但是,如果和其他曾经经历过经济腾飞的国家相比,中国式增长的包容性是相当低的。不同群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有所获益,但获益的程度严重不均。具体地说,富裕人口的收益很高,而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口的收益相当之低。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有制度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格局对于社会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低收入群体容易产生一种被抛弃感,高收入群体则难免骄横之态,社会内部形成紧张、对立。 正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顶尖经济学者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报告。该报告定义共享式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就政策层面来说,共享式增长主张:一方面,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和消除机会不平等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增长的共享性。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包容性、共享式增长。报告提出,在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共享式增长,政府应当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来提高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能力;第二,加强政策和制度的公平性,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三,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和消除极端贫困。 看似三句话,但真正实施起来涉及众多制度,甚至众多相当基本的制度的变革。比如,强化制度的公平性,需要废除户籍制度,开放人口、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而公共服务领域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财政结构,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些变革都是十分艰难的。但是,不论是经济结构和社会态势,都已经表明,不管面临多大困难,中国必须推进这些变革。 其实,共享式增长也是“共和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值此国庆之际,有必要再探“共和”真义,共和的要义之一就是,国家是全体国民的财产。在国家内部,所有人在伦理和法律上平等。所有人共同参与国家的治理,也共享国家的福利。因此,共和的理念本身就要求,在经济领域实现共享式增长。 从共和的基本制度原则出发,恐怕需要执政者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只要有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保持一定的自然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执政者不必过多考虑增长问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多年之后,执政者需要予以认真对待的问题,确实是“共享”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胡锦涛郑重提出“包容性增长”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增长固然仍然十分重要,但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增长必须是包容性的、共享性的。这样的增长,不仅是当下经济、社会情势所必须的,也是共和理念的内在逻辑要求。包容性、共享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应当说,大众对于这种共享式增长是高度期待的。不要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即便高收入群体,只要稍微具有判断力,也会意识到当下社会紧张对自身长远利益的危害,也会认可共享的理念。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让包容性、共享性增长的理念成为各级官员的共识。坦率地说,目前各级政府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可能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这些政策的包容性确实也是比较低下的,也就是说,很多人被排斥在利益共享过程之外,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收入在不同群体间的配置严重失衡。这样的增长表面上可以增加GDP总量,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收入,但也在侵蚀政府统治的正当性,也在损害社会稳定。 因此,实施包容性、共享性增长,首先要控制、约束各级政府官员,废止种种不公平的制度。换言之,要有效实施包容性、共享性增长,就需要深刻的制度变革。★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包容性增长”概念立刻引起关注。 媒体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这个词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首次提出,也被翻译成“共享式增长”。胡锦涛接受这一概念,展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共享式增长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过去十年来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拉大与两极分化。没有人否认中国快速增长的事实。但是,如果和其他曾经经历过经济腾飞的国家相比,中国式增长的包容性是相当低的。不同群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有所获益,但获益的程度严重不均。具体地说,富裕人口的收益很高,而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口的收益相当之低。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有制度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格局对于社会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低收入群体容易产生一种被抛弃感,高收入群体则难免骄横之态,社会内部形成紧张、对立。 正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顶尖经济学者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报告。该报告定义共享式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就政策层面来说,共享式增长主张:一方面,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和消除机会不平等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增长的共享性。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包容性、共享式增长。报告提出,在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共享式增长,政府应当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来提高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能力;第二,加强政策和制度的公平性,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三,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和消除极端贫困。 看似三句话,但真正实施起来涉及众多制度,甚至众多相当基本的制度的变革。比如,强化制度的公平性,需要废除户籍制度,开放人口、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而公共服务领域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财政结构,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些变革都是十分艰难的。但是,不论是经济结构和社会态势,都已经表明,不管面临多大困难,中国必须推进这些变革。 其实,共享式增长也是“共和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值此国庆之际,有必要再探“共和”真义,共和的要义之一就是,国家是全体国民的财产。在国家内部,所有人在伦理和法律上平等。所有人共同参与国家的治理,也共享国家的福利。因此,共和的理念本身就要求,在经济领域实现共享式增长。 从共和的基本制度原则出发,恐怕需要执政者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只要有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保持一定的自然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执政者不必过多考虑增长问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多年之后,执政者需要予以认真对待的问题,确实是“共享”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胡锦涛郑重提出“包容性增长”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增长固然仍然十分重要,但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增长必须是包容性的、共享性的。这样的增长,不仅是当下经济、社会情势所必须的,也是共和理念的内在逻辑要求。包容性、共享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应当说,大众对于这种共享式增长是高度期待的。不要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即便高收入群体,只要稍微具有判断力,也会意识到当下社会紧张对自身长远利益的危害,也会认可共享的理念。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让包容性、共享性增长的理念成为各级官员的共识。坦率地说,目前各级政府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可能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这些政策的包容性确实也是比较低下的,也就是说,很多人被排斥在利益共享过程之外,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收入在不同群体间的配置严重失衡。这样的增长表面上可以增加GDP总量,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收入,但也在侵蚀政府统治的正当性,也在损害社会稳定。 因此,实施包容性、共享性增长,首先要控制、约束各级政府官员,废止种种不公平的制度。换言之,要有效实施包容性、共享性增长,就需要深刻的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