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模古银杏树珍贵植物活档案
2014年7月18日，经安徽省政府认定，省绿委会公布了全省名木古树名录。在138株名木名录中除大家熟悉的“黄山迎客松、送客松、九华山凤凰松”外，“徽州区唐模村古银杏树”名列其中。
根据黄山市古树名木档案记载：该树植于唐朝元和年间(约公元806年)，距今有1200余年树龄;该树胸围791厘米，树高22米，冠幅平均15米。它之所以能名列其中，不仅基于它的树龄、树种和大小，而且它还记叙着“一个家族、一个村庄”荣辱兴衰的历史，见证了唐模村的起源、建立、发展与繁荣历程，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千年植物活档案”。
它是唐模村起源发展的历史见证。“唐模之地，唐(初)时止程氏一姓也，地名程村”，到唐元和元年(805年)，“汪氏55世裔(汪华12世裔)汪思立、字学礼，承父命，自新建受室于歙之唐模程氏，遂家焉，生子義诚，为歙之别祖”(明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汪思立栽树卜地，择吉而居宗汪，古银杏树成为汪氏定居宗汪的标志。“五季(即五代十国)初，馗公(思立5世裔)由汪村(大母堨)(回)迁居于此(即宗汪)。人谓汪氏先烈大显于唐，而子孙有唐朝规模因名唐模。”(潛川汪氏惇祠溯源家谱卷五)。由此可见，先有银杏树，才有由汪氏在宗汪创立并命名的唐模村。
新近发现的明代兰溪举人胡应麟(1551-1602)所著的《古杏堂记》中有关于古银杏树的记载：“唐模宗汪有乔木曰文杏，古老相传自唐至今盖千年，所物其高数十尺，其大数十围，其荫数百武(步)。下有澄潭，周遭亦不下百武，汪长公(讳忠恕)筑室其下……”
明代兵部侍郎鲍象贤在所作的《唐模宗汪忠烈祠记》中也讲到“兹唐模汪氏重建越国汪王忠烈祠，一访文公家礼，祠去唐植白果木不数武……”这也是目前发现的记载宗汪银杏树植于唐代的最早资料。唐模宗汪古银杏树植于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证。
它是古代徽州居民“敬畏自然，适应环境”生存理念的标本。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已故徽州学者汪世清先生曾考证：“歙西汪世十六族均祖汪思立，居唐模，手植白果树，至今犹存。”
汪思立受室唐模程氏之初，延请地理先生选址择居，八卦卜得运子里与狮子山两处宝地都适合居家，可是究竟定居哪里却难以决断。于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观念，选了两株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银杏树为标本，分别栽于运子里与狮子山，预意以银杏先成活处为居。数月后，狮子山处银杏树先成活，且干壮叶茂，思立公遂以此为居。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宗汪”的地方，歙西汪氏十六族皆由此而出，古银杏树至今依然根深叶茂。
汪思立栽树卜居的做法，是古代徽州人以最朴实方式将主观思维与自然天理的有效融合，是人类“敬畏自然，适应环境”生存理念体现，是自然生存法则的
现实典范。
它是徽州人信念的标杆和精神寄托。古银杏树为唐代先人卜地定居时所栽，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它神奇的色彩。它是唐模建村的标志，是所有唐模人心灵的灯塔，无论程汪吴许，无论身在何处，心中都想到它。在千百年的传承中村里人也赋予了它灵魂，它是唐模人的精神家园。
如今的宗汪，虽已无当年“唐朝规模”的盛况，《宗汪忠烈祠》、《古杏堂》亦不复存在，狮子山下只遗留下程氏的一口古井。任凭风云变幻、世事变迁，汪思立当年择居所栽的银杏古树却依然伫立。人们在对古树崇拜的久久岁月中也赋予了古树的灵性。或以此寄托对家族和村落的怀念，或借以抒发世事变迁的感慨。晚清翰林唐模人许承尧在出士之前曾作银杏古树诗两首。诗前小序写道：“里中有老树，唐时物也，并代之答。”
从汪氏卜树择居，到是古树的神话传说;从众姓对古树的崇拜，到诗人与老树的对答，都赋予了银杏古树人类情感的内涵。现在，常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汪氏后人到此寻根怀古。它是徽州家族和村落发展历程的标本，是岁月流逝积淀的载体，是唐模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支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植物活档案。
唐模古银杏树珍贵植物活档案
2014年7月18日，经安徽省政府认定，省绿委会公布了全省名木古树名录。在138株名木名录中除大家熟悉的“黄山迎客松、送客松、九华山凤凰松”外，“徽州区唐模村古银杏树”名列其中。
根据黄山市古树名木档案记载：该树植于唐朝元和年间(约公元806年)，距今有1200余年树龄;该树胸围791厘米，树高22米，冠幅平均15米。它之所以能名列其中，不仅基于它的树龄、树种和大小，而且它还记叙着“一个家族、一个村庄”荣辱兴衰的历史，见证了唐模村的起源、建立、发展与繁荣历程，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千年植物活档案”。
它是唐模村起源发展的历史见证。“唐模之地，唐(初)时止程氏一姓也，地名程村”，到唐元和元年(805年)，“汪氏55世裔(汪华12世裔)汪思立、字学礼，承父命，自新建受室于歙之唐模程氏，遂家焉，生子義诚，为歙之别祖”(明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汪思立栽树卜地，择吉而居宗汪，古银杏树成为汪氏定居宗汪的标志。“五季(即五代十国)初，馗公(思立5世裔)由汪村(大母堨)(回)迁居于此(即宗汪)。人谓汪氏先烈大显于唐，而子孙有唐朝规模因名唐模。”(潛川汪氏惇祠溯源家谱卷五)。由此可见，先有银杏树，才有由汪氏在宗汪创立并命名的唐模村。
新近发现的明代兰溪举人胡应麟(1551-1602)所著的《古杏堂记》中有关于古银杏树的记载：“唐模宗汪有乔木曰文杏，古老相传自唐至今盖千年，所物其高数十尺，其大数十围，其荫数百武(步)。下有澄潭，周遭亦不下百武，汪长公(讳忠恕)筑室其下……”
明代兵部侍郎鲍象贤在所作的《唐模宗汪忠烈祠记》中也讲到“兹唐模汪氏重建越国汪王忠烈祠，一访文公家礼，祠去唐植白果木不数武……”这也是目前发现的记载宗汪银杏树植于唐代的最早资料。唐模宗汪古银杏树植于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证。
它是古代徽州居民“敬畏自然，适应环境”生存理念的标本。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已故徽州学者汪世清先生曾考证：“歙西汪世十六族均祖汪思立，居唐模，手植白果树，至今犹存。”
汪思立受室唐模程氏之初，延请地理先生选址择居，八卦卜得运子里与狮子山两处宝地都适合居家，可是究竟定居哪里却难以决断。于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观念，选了两株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银杏树为标本，分别栽于运子里与狮子山，预意以银杏先成活处为居。数月后，狮子山处银杏树先成活，且干壮叶茂，思立公遂以此为居。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宗汪”的地方，歙西汪氏十六族皆由此而出，古银杏树至今依然根深叶茂。
汪思立栽树卜居的做法，是古代徽州人以最朴实方式将主观思维与自然天理的有效融合，是人类“敬畏自然，适应环境”生存理念体现，是自然生存法则的
现实典范。
它是徽州人信念的标杆和精神寄托。古银杏树为唐代先人卜地定居时所栽，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它神奇的色彩。它是唐模建村的标志，是所有唐模人心灵的灯塔，无论程汪吴许，无论身在何处，心中都想到它。在千百年的传承中村里人也赋予了它灵魂，它是唐模人的精神家园。
如今的宗汪，虽已无当年“唐朝规模”的盛况，《宗汪忠烈祠》、《古杏堂》亦不复存在，狮子山下只遗留下程氏的一口古井。任凭风云变幻、世事变迁，汪思立当年择居所栽的银杏古树却依然伫立。人们在对古树崇拜的久久岁月中也赋予了古树的灵性。或以此寄托对家族和村落的怀念，或借以抒发世事变迁的感慨。晚清翰林唐模人许承尧在出士之前曾作银杏古树诗两首。诗前小序写道：“里中有老树，唐时物也，并代之答。”
从汪氏卜树择居，到是古树的神话传说;从众姓对古树的崇拜，到诗人与老树的对答，都赋予了银杏古树人类情感的内涵。现在，常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汪氏后人到此寻根怀古。它是徽州家族和村落发展历程的标本，是岁月流逝积淀的载体，是唐模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支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植物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