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曹植才气过人，又生于帝王之家，因此在其人生初期，他对自己的前途未来非常乐观。但在他生命后期，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打击和压迫，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逐渐破灭。面对这一切，尽管他自己不愿放弃“立功”的初衷，但却也无可奈何，他在自己的诗歌当中沉痛的倾诉了自己渴求建功立言的愿望，以及他从“立功”不得而转向“立言”的无奈，这一点在其《薤露行》一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关键词：曹植；薤露行；功业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9-02
每个人都希望 “死而不朽”，古人的功业观几乎可与对“死而不朽”的认可的等同，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的论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在古人看来，若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死而不朽”，如果只是满足于自己的一己利益，于国于民都无关系的行为举动，都不能做到“死而不朽”。
能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建立一番丰功伟业是每一个人的梦想，自古及今都是如此，所以历代以来，才会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顾艰辛号呼奔走，他们或洁身自好成为道德标准的楷模，或往来于诸侯献言献策以求一功，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立德、立功、立言。”的功业标准。
对于功业的渴望，在建安时代，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不仅是受“三立”传统的影响，更在于建安时期，天下豪强纷争，战乱不断，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可言，人们更加渴望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这一时期，对人生短暂的慨叹，在诗歌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曹丕《大墙上蒿行》“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应璩《杂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贫士感此时，慷慨不能眠。”以及徐�的《室思诗一首》“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还有阮�的《七哀诗》（其一）“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这些诗歌，无一列外的表达了对于人生苦短的慨叹，而隐藏在这背后的，则是诗人希望能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及时的建功立业。
同样，曹植也是一位渴望能够在这乱世纷争的年代里建立一番绝世伟业的人物，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从这一封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植的理想当是“三立”之中的“立功”，在他看来辞赋本是小道，不能够宣扬大义，而只有通过建立一番“永世之业”，才能够真正做到“流金石之功”。
曹植这种“立功”的理想伴随了他的一生，即使在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也从没有放弃这种理想，诚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曹植对于勋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着的，他虽在忧患之中不曾厌弃人生，也不想逃避现实。”［1］但他人生的后半段始终受到君王的猜忌和打压，不得重用且还被迫离开朝堂，远离了当时的社会政治中心，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远离了实现理想抱负的场所。
但即便如此，从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他对于建立“永世之功”的渴望，他说“鸟兽昆虫犹以名声见异，况夫吉士之于凶人乎？”（《令禽恶鸟论》）尤其是在魏文帝曹丕死后，他满怀希望的祈求魏明帝曹�可以重用自己，所以他写了一篇《怨歌行》（为君既不易），借用古事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愿望，他希望曹�能如周成王那样感悟到自己的良苦用心，以给予自己为国尽忠的机会。
同时，在太和二年即公元228年，他还作了《求自试表》，希冀朝廷起用自己，慨叹自己虽身居显位却不得为国建功的耻辱：“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退念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若自己一旦为国所用，则“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先卒……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引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言辞恳切，一吐其为国尽忠的忠肝义胆和急切的心情。
但才高八斗的曹植最终期待的结果却是“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只，慈母不亲。”（《当墙欲高行》）曹�一如其父曹丕，对曹植更是倍加打压和疏远。当曹植终于彻底明白自己心中所希冀的那种功业，永远也无法实现时，他便只能在诗歌中着重塑造那些敢为天下先的可贵人物，以此来寄托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其《白马篇》一诗中。在此诗中，曹植描写了一个少年英雄――幽并游侠，他不仅武艺高强（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矫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并且深谙国家大义，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这位少年英雄立即加入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中来，诚如诗中所赞叹的那样：“长驱蹈匈奴，右顾陵鲜卑。弃身纷刃端，性命安可怀？”而曹植笔下这位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其实正是曹植自己心中向往的体现，这位少年英雄身上，明显有曹植自己的影子，正如赵幼文所说：“（曹植）叙述幽并游侠少年忠勇卫国、捐躯糜身的英雄形象，藉以书写自己为国展力的夙愿。”［2］
当一个人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其心境恐怕都是非常失落的，这对于曹植来说更是如此。由于他前期的生活志得意满，表现在诗歌里面也就显得比较轻松和自由，正如谢灵运所评价他前期诗歌所说的那样：“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邺中集序》）而在他人生后期，在功业不就中感叹“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游仙》）的同时，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立功”理想化为泡影而毫无办法，这对于曹植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
综观曹植的一生，由于他前后期这种截然不同的遭遇，使得他对于功业的心境和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在在他的乐府诗《薤露行》中表露无遗：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薤露行》本是挽歌，喻指人的生命短促，好似薤上的露水容易晒干。但到了建安时代，由于慷慨悲凉的时代氛围使诗人不仅只专注于个人的生死之感，而是更加关心生灵涂炭、百姓死亡，“建安文人以时代变乱为契机，扩大了自身的生命境界，将个人的生命感伤融入到大生命的关怀中。”［3］所以《薤露行》挽歌的意味在建安时代逐渐淡化，代之以叙事抒怀和抒情言志，而曹植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抒写自己对于功业观的前后态度。
首句“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乃是化用《楚辞・远游》当中的诗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意在说明天地阴阳相互转化，相较于人世本没有穷尽，而人生在世，却是若“忽若风吹尘”般短暂易逝。以上，通过天地的无穷与人世短暂的对比，得出人当在短暂的生命中，应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即理应为国尽力，方才不枉此生。
而怀有王佐之才的曹植，更希望 “输力于明君”，实现自己“立功”的理想。接着四句“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用来说明，像“走兽虫鱼”之类的卑贱之物，也懂得去追随拥有德行的“神龙麒麟”，更何况是饱读诗书的士子呢？
虽然曹植怀有王佐之才，也想“输力于明君”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立功”不得只好去“立言”，这与他前期对于“辞赋是小道”的看法截然不同，难道说曹植改变了自己“立功”的初衷？笔者认为，这只是曹植在“立功”不得的情况下，一个无可奈何的心理安慰而已！正如陈祚明所评价的那样：“（曹植）非谓以翰墨为�绩，将缘不得建功，而�之于此也。”（《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尽管他在《与杨德祖书》中也说道：“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可是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曹植正属于意气风发的时候，对于建立绝世功业，在此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存在什么问题的，而他之所以说这样的一句话，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非常肯定自己是能够做到“立功”的。
曹植从最初的“立功”，到最后无可奈何之下的“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受曹丕、曹�“高压”统治下对于功业观前后的不同看法，尽管在他生活的后期，从他的一些诗歌当中还能看出他对于“立功”理想的渴望，还能看出他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但终究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让人为此而深感悲痛和惋惜之情！
参考文献：
［1］余冠英.三曹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第2卷第3期Vol.2,No.3
摘 要：曹植才气过人，又生于帝王之家，因此在其人生初期，他对自己的前途未来非常乐观。但在他生命后期，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打击和压迫，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逐渐破灭。面对这一切，尽管他自己不愿放弃“立功”的初衷，但却也无可奈何，他在自己的诗歌当中沉痛的倾诉了自己渴求建功立言的愿望，以及他从“立功”不得而转向“立言”的无奈，这一点在其《薤露行》一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关键词：曹植；薤露行；功业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9-02
每个人都希望 “死而不朽”，古人的功业观几乎可与对“死而不朽”的认可的等同，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的论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在古人看来，若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死而不朽”，如果只是满足于自己的一己利益，于国于民都无关系的行为举动，都不能做到“死而不朽”。
能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建立一番丰功伟业是每一个人的梦想，自古及今都是如此，所以历代以来，才会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顾艰辛号呼奔走，他们或洁身自好成为道德标准的楷模，或往来于诸侯献言献策以求一功，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立德、立功、立言。”的功业标准。
对于功业的渴望，在建安时代，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不仅是受“三立”传统的影响，更在于建安时期，天下豪强纷争，战乱不断，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可言，人们更加渴望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这一时期，对人生短暂的慨叹，在诗歌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曹丕《大墙上蒿行》“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应璩《杂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贫士感此时，慷慨不能眠。”以及徐�的《室思诗一首》“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还有阮�的《七哀诗》（其一）“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这些诗歌，无一列外的表达了对于人生苦短的慨叹，而隐藏在这背后的，则是诗人希望能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及时的建功立业。
同样，曹植也是一位渴望能够在这乱世纷争的年代里建立一番绝世伟业的人物，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从这一封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植的理想当是“三立”之中的“立功”，在他看来辞赋本是小道，不能够宣扬大义，而只有通过建立一番“永世之业”，才能够真正做到“流金石之功”。
曹植这种“立功”的理想伴随了他的一生，即使在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也从没有放弃这种理想，诚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曹植对于勋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着的，他虽在忧患之中不曾厌弃人生，也不想逃避现实。”［1］但他人生的后半段始终受到君王的猜忌和打压，不得重用且还被迫离开朝堂，远离了当时的社会政治中心，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远离了实现理想抱负的场所。
但即便如此，从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他对于建立“永世之功”的渴望，他说“鸟兽昆虫犹以名声见异，况夫吉士之于凶人乎？”（《令禽恶鸟论》）尤其是在魏文帝曹丕死后，他满怀希望的祈求魏明帝曹�可以重用自己，所以他写了一篇《怨歌行》（为君既不易），借用古事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愿望，他希望曹�能如周成王那样感悟到自己的良苦用心，以给予自己为国尽忠的机会。
同时，在太和二年即公元228年，他还作了《求自试表》，希冀朝廷起用自己，慨叹自己虽身居显位却不得为国建功的耻辱：“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退念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若自己一旦为国所用，则“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先卒……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引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言辞恳切，一吐其为国尽忠的忠肝义胆和急切的心情。
但才高八斗的曹植最终期待的结果却是“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只，慈母不亲。”（《当墙欲高行》）曹�一如其父曹丕，对曹植更是倍加打压和疏远。当曹植终于彻底明白自己心中所希冀的那种功业，永远也无法实现时，他便只能在诗歌中着重塑造那些敢为天下先的可贵人物，以此来寄托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其《白马篇》一诗中。在此诗中，曹植描写了一个少年英雄――幽并游侠，他不仅武艺高强（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矫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并且深谙国家大义，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这位少年英雄立即加入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中来，诚如诗中所赞叹的那样：“长驱蹈匈奴，右顾陵鲜卑。弃身纷刃端，性命安可怀？”而曹植笔下这位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其实正是曹植自己心中向往的体现，这位少年英雄身上，明显有曹植自己的影子，正如赵幼文所说：“（曹植）叙述幽并游侠少年忠勇卫国、捐躯糜身的英雄形象，藉以书写自己为国展力的夙愿。”［2］
当一个人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其心境恐怕都是非常失落的，这对于曹植来说更是如此。由于他前期的生活志得意满，表现在诗歌里面也就显得比较轻松和自由，正如谢灵运所评价他前期诗歌所说的那样：“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邺中集序》）而在他人生后期，在功业不就中感叹“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游仙》）的同时，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立功”理想化为泡影而毫无办法，这对于曹植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
综观曹植的一生，由于他前后期这种截然不同的遭遇，使得他对于功业的心境和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在在他的乐府诗《薤露行》中表露无遗：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薤露行》本是挽歌，喻指人的生命短促，好似薤上的露水容易晒干。但到了建安时代，由于慷慨悲凉的时代氛围使诗人不仅只专注于个人的生死之感，而是更加关心生灵涂炭、百姓死亡，“建安文人以时代变乱为契机，扩大了自身的生命境界，将个人的生命感伤融入到大生命的关怀中。”［3］所以《薤露行》挽歌的意味在建安时代逐渐淡化，代之以叙事抒怀和抒情言志，而曹植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抒写自己对于功业观的前后态度。
首句“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乃是化用《楚辞・远游》当中的诗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意在说明天地阴阳相互转化，相较于人世本没有穷尽，而人生在世，却是若“忽若风吹尘”般短暂易逝。以上，通过天地的无穷与人世短暂的对比，得出人当在短暂的生命中，应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即理应为国尽力，方才不枉此生。
而怀有王佐之才的曹植，更希望 “输力于明君”，实现自己“立功”的理想。接着四句“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用来说明，像“走兽虫鱼”之类的卑贱之物，也懂得去追随拥有德行的“神龙麒麟”，更何况是饱读诗书的士子呢？
虽然曹植怀有王佐之才，也想“输力于明君”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立功”不得只好去“立言”，这与他前期对于“辞赋是小道”的看法截然不同，难道说曹植改变了自己“立功”的初衷？笔者认为，这只是曹植在“立功”不得的情况下，一个无可奈何的心理安慰而已！正如陈祚明所评价的那样：“（曹植）非谓以翰墨为�绩，将缘不得建功，而�之于此也。”（《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尽管他在《与杨德祖书》中也说道：“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可是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曹植正属于意气风发的时候，对于建立绝世功业，在此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存在什么问题的，而他之所以说这样的一句话，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非常肯定自己是能够做到“立功”的。
曹植从最初的“立功”，到最后无可奈何之下的“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受曹丕、曹�“高压”统治下对于功业观前后的不同看法，尽管在他生活的后期，从他的一些诗歌当中还能看出他对于“立功”理想的渴望，还能看出他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但终究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让人为此而深感悲痛和惋惜之情！
参考文献：
［1］余冠英.三曹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第2卷第3期Vol.2,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