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是新时期一部有相当典范意义的作品。它展现了“文革”中一代知识分子的亲历往事，诉说了他们的生命所感。作品的文字是委婉而平和的，可反映的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景，这样在文字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张力的作品，独具品格，开一时之新风，也引起了人们的瞩目。
从篇幅上看，《干校六记》单行本初版仅60余页，可由于内在分量沉厚，在国家迎来“初春”的1981年问世时，还经历了颇多波折。由于其中珍贵的文学价值，更得益于背后有一股追求光明的力量的支持，《干校六记》终于在香港的杂志发表后不久，由大陆的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这其中，有党内高层胡乔木作为大力推手，有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先生的不懈努力……这一切，是不应该被历史忘却的。
【钱锺书：“干校”里少不了三类人】
粉碎“四人帮”后，杨绛在文化工作方面收获了很大成绩。她以自学的西班牙文完成了《小癞子》的翻译；此前翻译十数年的西班牙名著――72万字的《堂吉诃德》，也于197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于长期伏案，在《小癞子》定稿后，杨绛的视力出现了问题，眼睛出现了“飞蚊症”，这是常常查字体偏小的词典所致。可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不宜翻译了，就开始创作。接连地，《“大笑话”》《“玉人”》《鬼》《默先生》（后改名《事业》）等多篇短篇小说出炉。这些小说文字精雅，人物内在挖掘深入，富有幽默感，广受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喜爱。作品的成功鼓舞了杨绛，1980年，她读了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后，决定要写一写自己的干校经历，题目也以《干校六记》名之。所不同者，沈复以“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等命名里面的篇目；而杨绛的则是“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冒险记幸”“误会记妄”……
《干校六记》写成后，杨绛自信这部作品将超过她以前的作品。在写作前，她曾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钱锺书，钱锺书却“泼冷水”道：写什么“六记”，没有用的。作品完成后，钱锺书觉得很好，立即写出一篇“小引”。这篇“小引”，就是后来《干校六记》出版时的“序言”。钱锺书认为，在“干校”里少不了三类人：一类是“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假若他们来写干校生活，应当是“记屈”或“记愤”；一类是一般的群众，“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还有一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所以，钱锺书认为作者“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这篇“小引”写成于1980年12月，反思个人在这场运动中的所为，应该说钱锺书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胡乔木推动《干校六记》在国内出版】
由于数十年的文风影响，当时人们还习惯于用严厉或高亢的笔调批判“文革”或过往，《干校六记》这种以委婉笔触写出的反思文字，还不大为人们所接受。当时，甚至有一位著名女作家这样评价：《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的；《干校六记》则是大学级的。香港的一位编辑有意出版此作，但当时内地与香港联系起来还颇费周折，这位编辑就让杨绛将书稿送交与海外有联系的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请他转寄香港。
范用接到《干校六记》书稿后，自己先作浏览，印象很好。作为出版家，有好稿在手，当然不愿意让海外先得到发表权，稿子就在范用手里搁了一段时间。但能不能用，敢不敢用，范用一时也拿不准。香港那边等不及了，那位编辑给范用发电报，说如果你再不把《干校六记》书稿寄我，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子了。无奈，范用只好将书稿寄出。
在出版单行本之前，香港方面先行将《干校六记》在《广角镜》杂志上刊登了出来，被一贯注重意识形态动向的胡乔木读到了。他随即让邓绍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传话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许觉民，认为这些文字应该在大陆出版。不久，美国著名的华裔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在国家领导人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胡乔木见到了钱锺书。他郑重地对钱锺书谈到了《干校六记》的出版问题，并对这部作品给出了十六字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干校六记》能在国内出版，当然是杨绛所希望的。何况，这部作品中的丰富意味，国内的读者体会起来，定较海外读者更为深切。听到钱锺书告知胡乔木的评价和对出版的意见，杨绛马上想到范用（之前范用曾跟她提及出版的意愿），便给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发去一函，当然，也有给《干校六记》出版者打气，使他们减少政治包袱的意思：“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他认为国内也当出。我记起范用同志也曾说过国内可出……请转问范用同志，三联书店是否愿出？”
接到杨绛来信的第二天，范用立即写出了一份选题报告：“杨绛同志近作《干校六记》，经我的手转寄香港，原来是说出版单行本，未料《广角镜》杂志先发表了。”接着范用谈到自己对出版这类作品的一些认识：“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以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类作品，作者对它有感情。对后人，对了解历史多少有些作用。犹如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之类（不完全恰当，是指它的作用而言）。题（体）裁不拘，但要求是真实的记录，不必完全视作文学作品（因为它是真实的，不能有半点虚构）……杨绛的《干校六记》也可列入。”范用还强调了眼下准备出版该书的具体情形：“此事原拟在讨论三联方针、任务、选题时提出，因杨绛来信，并候回音，所以先单独提请考虑。”同时，范用还附上了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评语，作为在国内出版政治上的保险杠。
随后的办事效率很高，选题报告送上去的当天，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曾彦修便读了大部分作品，并签署了自己的意见：“杨绛同志当然不会假借别人名义讲话，我看了前五段，觉得比较平淡，评价不如乔木同志之高……我觉得三联可以出版，但恐怕不会如何轰动。”当然，这些判断从以后的情况来看，略有不足。《干校六记》即使今天看来也仍不“平淡”，它在海内外均产生了较大反响。 当年5月范用提交选题报告，到7月，《干校六记》第一版便印出两万册发行了。这一版的封面，请了在北大荒待过多年的画家丁聪先生设计：近前是伸向远方的一片白桦林，另一侧下角有几排整齐却简陋的宿舍――这应该是丁聪心中和记忆里“干校”的情形。书名由钱锺书题写――他们夫妇曾有“互题书名”的约定。
但对于这一版的封面设计，范用及作者杨绛都不够满意。后来谈到这个封面时，范用说：“第一版的封面是请丁聪设计的。丁聪是大家，但这次设计是失败的。杨（绛）先生也不满意。再版时我就重新设计了……设计其实很简单，画一个框，框上再压一个专色框，用作者手书签名。杨先生对这个封面是满意的。”范用亲自设计的这个封面，简朴雅洁，看去十分爽目。可惜书名用了标准字体，没有继续用钱锺书那潇洒的手迹，只是作者签名用了杨绛自己的字迹，算是略略别具风味吧。
虽然该书在香港、大陆两地几乎同时出版，可毕竟香港方面先拿到稿件并先行在杂志上刊出，所以范用还是与香港方面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国内版”不要出口，免得影响“港版”的销路。为此，范用特地向“三联”出版部发一内部通知单：“据此，请将此书列为‘不出口’。”
【《干校六记》的出版“为三联增光”】
《干校六记》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国内一篇文章这样评价：“在该书中，作者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却写得不温不火，娓娓道来，有如闲话家常。她写的似乎都是‘小事’，但从一滴水可以见到整个天空，‘文革’的祸患，已在她细致的笔触下浮现。惨痛的人生经历，在她笔下成为寒冷中枯寂而生长在荒野的带着绿芽的古树，温情的点滴流露成生命不息的火光。”
不仅如此，国外读者也有不少反馈。1982年，由日本汉学家、《围城》的日文本译者、大阪女子大学中岛碧教授翻译的《干校六记》，在日本的一家杂志上连载，并出版了单行本。此外还有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俄译本等。1983年，英国的《泰晤士报》也在文学副刊上发表学者书评，称《干校六记》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苏联汉学家索罗金在俄译本的前言中说，该书“通过几个短篇描述的平常事件、日常的喜怒哀乐，精心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部分的精神面貌……”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到此书后，向中国作家协会提出，希望同作者杨绛见面，之后还多次请杨绛出席茶会，邀请看电影，一起吃饭……
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出过许多有分量、有价值的著述，《干校六记》应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94年，范用先生为出版自己恩师陈白尘的《牛棚日记》，给三联书店董秀玉去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十几年前，您组来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出版以后，风行一时，至今行销不衰，为士林所重，评者时有论及。此书与其它几本书，为三联奠定基础，为三联增光……”为三联“奠定基础”，这话由为“三联”新时期发展奋进献身的范用先生说来才恰当；“为三联增光”，前面所举的事例可为佐证。
在笔者看来，《干校六记》作品本身，连同书籍的出版过程，都体现出了那种让人仰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骨”。一部好书的问世，我们除去感激作者，还应当记住那些有历史担当的出版工作者，对他们，我们应充满敬意。
《干校六记》是新时期一部有相当典范意义的作品。它展现了“文革”中一代知识分子的亲历往事，诉说了他们的生命所感。作品的文字是委婉而平和的，可反映的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景，这样在文字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张力的作品，独具品格，开一时之新风，也引起了人们的瞩目。
从篇幅上看，《干校六记》单行本初版仅60余页，可由于内在分量沉厚，在国家迎来“初春”的1981年问世时，还经历了颇多波折。由于其中珍贵的文学价值，更得益于背后有一股追求光明的力量的支持，《干校六记》终于在香港的杂志发表后不久，由大陆的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这其中，有党内高层胡乔木作为大力推手，有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先生的不懈努力……这一切，是不应该被历史忘却的。
【钱锺书：“干校”里少不了三类人】
粉碎“四人帮”后，杨绛在文化工作方面收获了很大成绩。她以自学的西班牙文完成了《小癞子》的翻译；此前翻译十数年的西班牙名著――72万字的《堂吉诃德》，也于197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于长期伏案，在《小癞子》定稿后，杨绛的视力出现了问题，眼睛出现了“飞蚊症”，这是常常查字体偏小的词典所致。可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不宜翻译了，就开始创作。接连地，《“大笑话”》《“玉人”》《鬼》《默先生》（后改名《事业》）等多篇短篇小说出炉。这些小说文字精雅，人物内在挖掘深入，富有幽默感，广受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喜爱。作品的成功鼓舞了杨绛，1980年，她读了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后，决定要写一写自己的干校经历，题目也以《干校六记》名之。所不同者，沈复以“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等命名里面的篇目；而杨绛的则是“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冒险记幸”“误会记妄”……
《干校六记》写成后，杨绛自信这部作品将超过她以前的作品。在写作前，她曾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钱锺书，钱锺书却“泼冷水”道：写什么“六记”，没有用的。作品完成后，钱锺书觉得很好，立即写出一篇“小引”。这篇“小引”，就是后来《干校六记》出版时的“序言”。钱锺书认为，在“干校”里少不了三类人：一类是“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假若他们来写干校生活，应当是“记屈”或“记愤”；一类是一般的群众，“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还有一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所以，钱锺书认为作者“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这篇“小引”写成于1980年12月，反思个人在这场运动中的所为，应该说钱锺书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胡乔木推动《干校六记》在国内出版】
由于数十年的文风影响，当时人们还习惯于用严厉或高亢的笔调批判“文革”或过往，《干校六记》这种以委婉笔触写出的反思文字，还不大为人们所接受。当时，甚至有一位著名女作家这样评价：《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的；《干校六记》则是大学级的。香港的一位编辑有意出版此作，但当时内地与香港联系起来还颇费周折，这位编辑就让杨绛将书稿送交与海外有联系的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请他转寄香港。
范用接到《干校六记》书稿后，自己先作浏览，印象很好。作为出版家，有好稿在手，当然不愿意让海外先得到发表权，稿子就在范用手里搁了一段时间。但能不能用，敢不敢用，范用一时也拿不准。香港那边等不及了，那位编辑给范用发电报，说如果你再不把《干校六记》书稿寄我，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子了。无奈，范用只好将书稿寄出。
在出版单行本之前，香港方面先行将《干校六记》在《广角镜》杂志上刊登了出来，被一贯注重意识形态动向的胡乔木读到了。他随即让邓绍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传话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许觉民，认为这些文字应该在大陆出版。不久，美国著名的华裔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在国家领导人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胡乔木见到了钱锺书。他郑重地对钱锺书谈到了《干校六记》的出版问题，并对这部作品给出了十六字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干校六记》能在国内出版，当然是杨绛所希望的。何况，这部作品中的丰富意味，国内的读者体会起来，定较海外读者更为深切。听到钱锺书告知胡乔木的评价和对出版的意见，杨绛马上想到范用（之前范用曾跟她提及出版的意愿），便给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发去一函，当然，也有给《干校六记》出版者打气，使他们减少政治包袱的意思：“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他认为国内也当出。我记起范用同志也曾说过国内可出……请转问范用同志，三联书店是否愿出？”
接到杨绛来信的第二天，范用立即写出了一份选题报告：“杨绛同志近作《干校六记》，经我的手转寄香港，原来是说出版单行本，未料《广角镜》杂志先发表了。”接着范用谈到自己对出版这类作品的一些认识：“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以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类作品，作者对它有感情。对后人，对了解历史多少有些作用。犹如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之类（不完全恰当，是指它的作用而言）。题（体）裁不拘，但要求是真实的记录，不必完全视作文学作品（因为它是真实的，不能有半点虚构）……杨绛的《干校六记》也可列入。”范用还强调了眼下准备出版该书的具体情形：“此事原拟在讨论三联方针、任务、选题时提出，因杨绛来信，并候回音，所以先单独提请考虑。”同时，范用还附上了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评语，作为在国内出版政治上的保险杠。
随后的办事效率很高，选题报告送上去的当天，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曾彦修便读了大部分作品，并签署了自己的意见：“杨绛同志当然不会假借别人名义讲话，我看了前五段，觉得比较平淡，评价不如乔木同志之高……我觉得三联可以出版，但恐怕不会如何轰动。”当然，这些判断从以后的情况来看，略有不足。《干校六记》即使今天看来也仍不“平淡”，它在海内外均产生了较大反响。 当年5月范用提交选题报告，到7月，《干校六记》第一版便印出两万册发行了。这一版的封面，请了在北大荒待过多年的画家丁聪先生设计：近前是伸向远方的一片白桦林，另一侧下角有几排整齐却简陋的宿舍――这应该是丁聪心中和记忆里“干校”的情形。书名由钱锺书题写――他们夫妇曾有“互题书名”的约定。
但对于这一版的封面设计，范用及作者杨绛都不够满意。后来谈到这个封面时，范用说：“第一版的封面是请丁聪设计的。丁聪是大家，但这次设计是失败的。杨（绛）先生也不满意。再版时我就重新设计了……设计其实很简单，画一个框，框上再压一个专色框，用作者手书签名。杨先生对这个封面是满意的。”范用亲自设计的这个封面，简朴雅洁，看去十分爽目。可惜书名用了标准字体，没有继续用钱锺书那潇洒的手迹，只是作者签名用了杨绛自己的字迹，算是略略别具风味吧。
虽然该书在香港、大陆两地几乎同时出版，可毕竟香港方面先拿到稿件并先行在杂志上刊出，所以范用还是与香港方面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国内版”不要出口，免得影响“港版”的销路。为此，范用特地向“三联”出版部发一内部通知单：“据此，请将此书列为‘不出口’。”
【《干校六记》的出版“为三联增光”】
《干校六记》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国内一篇文章这样评价：“在该书中，作者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却写得不温不火，娓娓道来，有如闲话家常。她写的似乎都是‘小事’，但从一滴水可以见到整个天空，‘文革’的祸患，已在她细致的笔触下浮现。惨痛的人生经历，在她笔下成为寒冷中枯寂而生长在荒野的带着绿芽的古树，温情的点滴流露成生命不息的火光。”
不仅如此，国外读者也有不少反馈。1982年，由日本汉学家、《围城》的日文本译者、大阪女子大学中岛碧教授翻译的《干校六记》，在日本的一家杂志上连载，并出版了单行本。此外还有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俄译本等。1983年，英国的《泰晤士报》也在文学副刊上发表学者书评，称《干校六记》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苏联汉学家索罗金在俄译本的前言中说，该书“通过几个短篇描述的平常事件、日常的喜怒哀乐，精心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部分的精神面貌……”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到此书后，向中国作家协会提出，希望同作者杨绛见面，之后还多次请杨绛出席茶会，邀请看电影，一起吃饭……
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出过许多有分量、有价值的著述，《干校六记》应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94年，范用先生为出版自己恩师陈白尘的《牛棚日记》，给三联书店董秀玉去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十几年前，您组来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出版以后，风行一时，至今行销不衰，为士林所重，评者时有论及。此书与其它几本书，为三联奠定基础，为三联增光……”为三联“奠定基础”，这话由为“三联”新时期发展奋进献身的范用先生说来才恰当；“为三联增光”，前面所举的事例可为佐证。
在笔者看来，《干校六记》作品本身，连同书籍的出版过程，都体现出了那种让人仰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骨”。一部好书的问世，我们除去感激作者，还应当记住那些有历史担当的出版工作者，对他们，我们应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