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记录
史学史研究 1997年06期
一、“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实事求是”是钱大昕学术思想的核心。他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1]把“实事求是”当作学者治学的根本宗旨。钱氏“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反对门户，唯是而从。乾嘉时期，汉学崛起，学术领域汉帜高悬，学者主张“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2] “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成为治学时尚。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说：“近代言经术者，守一先生之言，无所可否，其失也俗；穿凿附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唯好学则不妄，唯深思则不俗，去妄与俗，可以言道。”[3]把墨守一家、树立门户称为“俗学”，把穿凿附会、任情发挥称为“妄学”。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钱大昕也认识汉儒去古未远，训诂较为可靠，但他无门户、不泥古，他说：“后儒之说胜于古，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者可也。”[4]“以古为师”也只是“师其是而已”。[5]在钱大昕看来，学者论学“诋郑、服，薄程、朱”，“强词以求胜”，实际上是“出于门户之私”，[6]于学术发展极为不利。无论是汉儒还是宋儒，钱大昕都抱着唯善是从的态度，不存畛畦之见。他称汉儒郑玄“兼通六艺，集诸家之大成，删裁繁芜，刊改漏失，俾百世穷经之士有所折衷，厥功伟矣”。[7]称宋儒朱熹“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大醇无疵”。[8]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又对郑、朱提出过批评。如他曾批评朱熹因尊洛学而贬抑苏东坡门人，是“门户之见，非是非之公”。[9]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钱大昕还说：“管仲器小，不害其为仁；臧武要君，不害其为知；孟公绰不可为滕薛大夫，不害其为廉；宰我、冉有，《论语》屡责之，不害其为十哲。圣人讨论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则可无乏才之叹，儒者知此道，则必无门户之争矣。”[10]钱大昕的这些话明确地表达了两层含义：鉴识人才，要一分为二，不能以瑕掩瑜；发展学术，要清除门户，不能搞学派间的相互贬抑。在具体的治学实践中，钱大昕广泛结交其时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书信往还，质疑问难，不偏主一家，使自己能博采众长，成为“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一代儒宗”。[11]众所周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都反对门户，主张各学派之间，互相尊重，颇留意于兼取众家之长。钱大昕在乾嘉汉学鼎盛时亦力主消除门户，择善而从，可谓得顾、黄之心于其后。
（二）不尚空谈，提倡实学。钱大昕治学不尚空谈，主张务实求真。他曾尖锐批评元明以来学者的空疏，“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12]甚至“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13]他还对有些理学家大搞支离破碎的语录提出批评，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14]钱大昕认为，儒学的精华都体现在“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上，真正的通儒是不空言性理与天道的。所谓“《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而不尚空谈如此”。[15]概而言之，钱大昕的治学务实思想包涵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主张由文字音韵入手以求经书义理。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训诂声音之学，由于古音学之不讲，故而后世往往有率意改经之病。钱氏对此深有认识，他说：“汉儒治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圣经甚矣。”[16]故而他继承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17]主张“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18]只有文字音韵之学明，则“向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炫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小学云乎哉”[19]。在钱氏看来，只有弄懂作为经典义理载体的文字声音，才能杜绝穿凿附会，揭示出经书的本旨。第二，考事实，重证据。钱大昕治学，以言心性，发空论为“虚”，以考事实，重证据为“实”。对于自己所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即使是“琐言剩义”，也要“贯通原本”[20]，严密考察。“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21]。比如为了证明古无轻唇音，他列举了上百个例证，为了说明《说文》中多经师异文，他列举了几百个例证，等等。由经及史，钱氏也极力反对史学中的空言，认为作史贵在客观真实，主张博取材料，严密考订，要求文献征实，摒弃一切形式的褒贬。正因为此，钱大昕“研精经史，蔚为著述，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以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22]。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三，在史学上，注重研究典制，尤其重视对舆地、官制、氏族的研究。钱大昕说：“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23]。又说：“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24]钱大昕之所以这样提倡，是因为这三者都是“切近而适于用”的学问[25]，是治史读史的基础知识。在《廿二史考异》中，钱氏指出历代史著这方面的错误特别多。在他看来，不辩明历代名物制度，却“臆决唱声，自夸心得”，[26]是写不出信而有征的优秀史著的。
（三）知人论世，意存忠厚。钱大昕提倡严谨笃实的学术，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在“实事求是”的学术宗旨下，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学术批评方法，他不赞成“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叶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的论人论学方法，以“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为追求目标[27]。从学术批评的角度讲，这时所谓的“叶年代”、“揆时势”以及探究前人撰述之“苦心”，就是要把握住所考察对象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图两个方面，也就是“知人论世”。钱大昕认为，在评论前人学术得失时，决不能“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28]要去疑坚信，指暇见美，“去其一非，成其百是”[29]，做古人诤友。钱大昕还提出，在研究评论古人学术时，要时时自省，不能陷于自失。古人治学有误，“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晋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30]。对于那种“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的轻浮学风，钱大昕大不以为然，指出“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31]号召学者反躬自省，以公允之心对待前人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钱大昕“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其中有些集中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如反对空谈，崇尚务实，几乎是乾嘉汉学家们的一致口径。重事实，重考据，强调“我注六经”，学者普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并由此入手来究明经书义理，是包括钱大昕在内的乾嘉学者们治学的一大特色。但可贵的是钱大昕学术思想中的不少方面，具有批评其时代学风的批判意识，如反对门户，不执一见，唯信是从，就是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针对当时学者治学墨守汉人家法，鄙弃后儒见解的风气而发；再如知人论世、意存忠厚的学术批评方法的提出，是针对宋明学者空言心性，驰骋议论，当今学者重考据，苛责古人，抬高自己的偏颇学风而发。这些都是钱大昕“实事求是”思想中较有价值的一面。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钱大昕极端反对离事而言理、空谈心性的学风，因此在“实事求是”学术宗旨下，过分强调“下学”而忽视“上达”，视考辨事实为“实学”，分析评论为“空谈”，从而严重限制了他贯穿历史发展始末的眼光，虽究治二十二史，却未能由“下学”而“上达”，形成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
二、“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
钱大昕在历史考据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100卷的《廿二史考异》，传之后世，嘉惠学界甚巨。也正因如此，学术界往往盛称钱氏的考据而忽视他的经史世的思想。甚至说他埋头故纸，博古而不通今。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固然，钱大昕在学术上重考据，但这只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方面，其学术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倡“明道致用”。他说：“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32]。又说：“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33]这里所说的“明体”与“明道”是一个意思，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4]。解除后儒对经书的曲解臆断，正确认识和阐发圣人之道，是谓“明道”。钱大昕认为，魏晋士人言老庄，宋明士人言心性，都甚乖圣人之道，他说：“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何以异哉！”[35]那么圣人之道是什么呢？在钱大昕看来，“道不远人”，圣人之道切于民生日用，“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36]。离开这一基点的蹈空之论，是不能起到救世作用的。
钱大昕提倡“文以贯道，言以匡时”[37]，认为“儒林经济非两事，根柢深厚枝叶荣，……文章须有裨名教，经史自可致治平”[38]，明体与致用密不可分，“因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孰谓文学与经济为两事哉”。[39]钱大昕赞成顾炎武为文须有益天下的观点，引录《日知录》卷19中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顾宁人曰：文须有益于天下后世，若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40]并说：“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41]他认为学者应留心经济，通时务，否则便是“迂儒”。他评论《禹贡锥指》，对胡渭留心经济的一面予以大力表彰，说：“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疏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42]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学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忘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43]这就很明白地说明了，学术不关心社会，必将流于空谈，社会不关心学术，必定走向灭亡的深刻道理。
钱大昕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期。乾隆初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均有所发展，达到了清朝强盛的顶点。但是，在鼎盛的背后，已出现各种衰败的迹象。乾隆中叶以后，土地集中加剧，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吏贪污成风，文字狱滥兴，士林风气颓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连续爆发，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所有这些，对钱大昕都有很深的刺激，他从“明体以致用”的学术思想出发，在评经论史的同时，表示了对这些问题的极大关注。
其一，反对朝廷与民争利。乾隆时期，一则因周边用兵过多，军费繁重；二则因乾隆屡次南巡，兴师动众，挥霍无度；三则因官吏贪污成风，中饱私囊，再加上其它种种原因，到乾隆后期，国库空虚已较严重，统治者为满足穷奢极欲的需要，肆意加征加赋，与民争利。对此，钱大昕给予了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在《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一文中，记述了清政府以漕运的军行月粮折合银两，向江南五个州县的人民摊派加征，盘剥江南百姓的事实，并指出：“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吸髓，徒资郡蠹瓜分酗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44]他还揭露了历史上以苛捐杂税盘剥百姓的事实。宋代苛捐杂税甚多，盐、酒、醋都要纳税，钱氏据《提举常平司公据》石刻，揭露醋税扰民，“酒、醋民间日用所需，而宋元禁百姓私造，官取其息。即一寺计之，每岁合输数万钱，则人户之抑配可知。今郡城有腊坊桥，有醋库巷，犹沿宋名，知醋之累民甚矣”。[45]钱大昕反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术，指出这是“阳避加赋之名，阴行剥下之计”，“天地之财只有此数，聚于上者必夺于下”。[46]如所周知，康熙五十一年曾规定，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经雍正、乾隆朝，各种名目的赋税多如牛毛，永不加赋成了空话，钱氏此言实际上就是对此而发的。
其二，揭露吏治腐败。钱大昕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官吏贪污、贿赂之风正炽的时代，自皇帝至下级官吏，无不有贪污劣迹，和珅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代表而已。对于这种吏治腐败的局面，钱大昕痛惜扼腕，深感忧虑。清朝河患严重，历康、雍、乾三朝，终未解决。钱大昕指出，负责治河的官吏贪污河费用，而朝廷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是河患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重要原因，他说：“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堤防日益，决溢屡告，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虑之也。”[47]他还直斥那些贪污聚敛，盘剥百姓、媚朝廷、谀权贵的贪官污吏为“小偷”、“劫盗”。[48]如何解决官吏贪污，纠治吏治腐败，钱大昕没有提出更好的办法。他只是认为，吏治的根本在于“亲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49]失去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吏治的本原。要想恢复吏治的本原，只有倡名教、正风俗。他引述顾炎武的话说：“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人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50]而实际上，纯粹地倡名教、正风俗，是无法根本解决吏治腐败的。
其三，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有清一代统治者，一直着意提倡、宣扬贞节，对这种残害妇女的所谓贞节，钱大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妇女守节是根本违背仁爱生生大德的，广大妇女被迫做节妇烈女，并非她们本愿，“古之称妇德者，曰德言容功，而节义不与焉。不得已而以节义称，非女子之所乐闻也”。[51]他还认为，夫妻是“人合”，父子兄弟是“天合”，“天合”无可变更，而“人合”是可以改变的，妇女改嫁，“不谓之失节”。他对在礼教束缚下饱受残害的妇女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说：“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52]因此他称沈圭所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为“救世名论”。[53]
其四，批判颓废士风，揭露造成士风颓废的原因。乾嘉时期，不但吏治腐败，士风也日益颓废，业师弟子之间，相互利用，“师之所求弟子者，利也；弟子所以籍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士习由此而偷，官方由此而隳”。[54]一些士子不能保持士儒之节，“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古，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井胥徒何以异哉”。[55]不少士人无真才实学，对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只会背诵前人成句，“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56]更有些士人特别喜好诋毁谩骂前人，学风浮躁。钱大昕在揭露了士习颓废的种种表现后，还特别指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起来大约三点：一、宋明以来空谈心性的学风流弊的影响，使得士子们空疏好大言，“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二、科举取士扼杀了士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士子只会习括帖之文，人云亦云。钱大昕数次担任各地主副考官，对科举取士的弊端认识较清，他认为“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子”，[57]并引用魏华父的话说：“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58]他甚至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秩序，以使尤俊之士得以超拔。[59]三、文字狱压抑打击士子个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钱大昕并非专搞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在他的学术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论述了学术研究的社会作用，提出“明体致用”的学术思想，并遵循这一思想，提出了对现实问题的种种看法。这些都是我们所必须认识到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钱大昕的经世思想是受制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由于他生活于清朝统治已近二百年的乾嘉时期，这一时期清廷统治稳固，社会相对安定，学者也大多采取了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因此，钱大昕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没有清初学者强烈的民族意识，批判现实的尖锐锋芒，思考社会变革的深刻思想，也没有道咸年间经世思想中所包含的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强烈危机感。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和平安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传统儒家入世思想的具体反映。
三、“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提倡经史并重，批判“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错误观点，为学术发展纠偏，是钱大昕学术思想中又一富有时代意义的方面。
明朝末年，空谈性理、耻言事功的理学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历史学不被重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都指出过这一现象，黄宗羲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60]顾炎武也感慨唐宋以后史学的荒废，并指出“今史学废绝，又甚于唐时”。[61]因此他们提倡尊经重史的经史之学，把史学当作经世致用的大端，“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学，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62]“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63]“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矣”。[64]然而，清初思想家的这一极有价值的思想并未被乾嘉学者普遍继承下来，相反，到乾嘉时期学者以肄经为宗，治经成风，史学依然被视为低一等的学问，“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说法相当流行，[65]诸大儒但治古经，不读汉唐以后书，“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66]即便是在史学领域，这种看法也极普遍，史学家赵翼说自己“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有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67]王鸣盛也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68]他们虽然研治历史，但心中仍然认为经书义蕴深远，史书义蕴浅显，不敢驳经而敢驳史，视经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乾嘉学术的正常发展。钱大昕对这种重经轻史的学术现实非常不满，他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69]在他看来，只知治经而不知读史，就称不上是“通儒”，这可说已得黄宗羲诸人之心于其后了。
钱大昕既不满意于当时重经轻史的学术局面，于是便提出了自己对经史关系的系统看法。他指出经与史同出一辙，经即是史，史也是经，“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70]这种经史同源说对尊经卑史者无异当头棒喝。钱大昕还从目录学的角度历史地分析了经与史的分离，认为这只是学科的分合，并不存在经尊史卑的说法，“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但自宋明以降，“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无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史学地位开始下降，“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71]政治上的排挤与学术思想上的压抑造成史学地位的下降。在揭露了经尊史卑产生的根源后，钱大昕针锋相对地对“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说：“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变，似正实非正也。”[7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钱大昕所批评的经学，并非原始经学，而是宋明以来俗儒所讲的空谈性理的“经学”，他不止一次地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抄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73]“元明言经者，非抄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何足尚哉！”[74]钱大昕认为，宋明儒者以己意说经，师心自是，篡改了经书原义，把体现在日用人伦之间的实实在在的圣人之道搞得“虚灵玄妙”，既不精，亦不正。至于那些抄袭贩卖前人言论的经书，更不足道。钱大昕还指出，史书考核精审、义蕴深厚，完全可与六经一样并传于世，“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75]宋代李彦章把经学比作“先王之学”，而视秦汉隋唐之史为“流俗之学”，钱氏斥其“妄诞无忌惮若此。”[76]钱大昕以六经为指归，替史学争地位，于此可窥一斑。不仅如此，钱大昕晚年主讲紫阳书院时，一直倡导学生读书要“史学与经并重”，[77]并以为“读经易，读史难”。[78]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他也是以史学闻名当世的。
钱大昕之所以认为史学堪与经学比肩，除史学“有功于圣学”外，还在于史学能总结历史经验以为资治之鉴，是经世致用之学。他称赞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79]在他的历史编篡学思想中，他一直主张史书应多记载有关劝戒，有关国计民生的事，要集中突出史书的社会作用，要在重大史事上下重笔，否则，便可删去。他说：“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戒，准之史例，似可从删，”[80]又说：“史以纪治忽之迹，非取词章之工”，“经国名言，所宜备录”，“文虽工无裨于政治，亦可从删”。[81]钱大昕经史经世的思想由此可窥一斑，同时这也正是他有别于当时的“古学”者和“俗学”者的地方。
钱大昕在乾嘉治经成风，“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82]以肄经相标榜的学术风气下，不为风会所驱，倡言史学，高树史帜，敢于批判重经轻史的学术偏向，努力提高史学的学术地位，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是有时代意义的。
注释：
[1]《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补序》。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3]《潜研堂文集》卷23《赠邵冶南序》。
[4]《潜研堂文集》卷9《答问六》。
[5]《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6]《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
[7]《潜研堂文集》卷26《郑康成年谱序》。
[8]《潜研堂文集》卷17《朱文公三世像赞》。
[9]《十驾斋养新录》卷7《宋儒议论之偏》。
[10]《十驾斋养新录》卷13《功过相除》。
[11]江藩：《汉学师承记》记之三《钱大昕》。
[12]《潜研堂文集》卷26《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13]《潜研堂文集》卷33《与晦之论尔雅书》。
[14]《十驾斋养新录》卷18《语录》。
[15]《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
[16]《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
[17]《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
[18]《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
[19]《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
[20]《十驾斋养新录》阮元序。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
[22]唐鉴：《清学案小识·经学学案·嘉定钱先生》。
[23]《潜研堂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
[24]《廿二史考异》卷40《北史·外戚传》。
[25]《潜研堂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
[26]《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
[27][28]《廿二史考异》序。
[29]《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
[30]《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
[31]《潜研堂文集》卷17《奕喻》。
[32]《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
[33]《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书》。
[34]《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
[35]《十驾斋养新录》卷18《清谈》。
[36]《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
[37]《潜研堂文集》卷17《文箴》。
[38]《潜研堂诗集续集》卷6《题冯巽泉太守秋虹补读图》。
[39]《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
[40]《十驾斋养新录》卷13《文字不苟作》。
[41]《潜研堂文集》卷36《与邱草心书》。
[42]《潜研堂文集》卷38《胡先生渭传》。
[43]《十驾斋养新录》卷18《士大夫不说学》。
[44]《潜研堂文集》卷22《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
[45]《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提举常平司公据》跋。
[46]《潜研堂文集》卷17《读大学二》。
[47]《十驾斋养新录》卷18《河防》。
[48]《十驾斋养新录》卷18《居官忌二事》。
[49]《十驾斋养新录》卷2《亲民》。
[50]《十驾斋养新录》卷18《名》。
[51]《潜研堂文集》卷40《施节妇传》。
[52]《潜研堂文集》卷8《答问五》。
[53]《十驾斋养新录》卷18《沈圭说》。
[54]《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论师书》。
[55]《十驾斋养新录》卷18《义利》。
[56]《十驾斋养新录》卷18《诗文盗窃》。
[57]《十驾斋养新录》卷16《双声》。
[58]《十驾斋养新录》卷10《科举之弊》。
[59]《十驾斋养新录》卷18《科场》。
[60]《历代史表》序。
[61]《日知录》卷16《史学》。
[62]《清史列传·黄宗羲传》。
[6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
[64]《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
[65]《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66]《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
[67]《廿二史札记》自序。
[68]《十七史商榷》自序。
[69]江藩：《汉学师承记》记之三《钱大昕》。
[70]《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1]《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2]《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3]《潜研堂文集》卷39《惠先生栋传》。
[74]《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5]《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6]《十驾斋养新录》卷7《李彦章言史学》。
[77]何元锡：《竹汀先生日记钞》卷3《策问》。
[78]《元史本证》钱大昕序。
[79]《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80]《廿二史札记》卷16《三国志·卻正传》。
[81]《潜研堂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叙》。
[82]《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寅恪序》。
作者：王记录
史学史研究 1997年06期
一、“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实事求是”是钱大昕学术思想的核心。他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1]把“实事求是”当作学者治学的根本宗旨。钱氏“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反对门户，唯是而从。乾嘉时期，汉学崛起，学术领域汉帜高悬，学者主张“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2] “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成为治学时尚。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说：“近代言经术者，守一先生之言，无所可否，其失也俗；穿凿附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唯好学则不妄，唯深思则不俗，去妄与俗，可以言道。”[3]把墨守一家、树立门户称为“俗学”，把穿凿附会、任情发挥称为“妄学”。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钱大昕也认识汉儒去古未远，训诂较为可靠，但他无门户、不泥古，他说：“后儒之说胜于古，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者可也。”[4]“以古为师”也只是“师其是而已”。[5]在钱大昕看来，学者论学“诋郑、服，薄程、朱”，“强词以求胜”，实际上是“出于门户之私”，[6]于学术发展极为不利。无论是汉儒还是宋儒，钱大昕都抱着唯善是从的态度，不存畛畦之见。他称汉儒郑玄“兼通六艺，集诸家之大成，删裁繁芜，刊改漏失，俾百世穷经之士有所折衷，厥功伟矣”。[7]称宋儒朱熹“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大醇无疵”。[8]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又对郑、朱提出过批评。如他曾批评朱熹因尊洛学而贬抑苏东坡门人，是“门户之见，非是非之公”。[9]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钱大昕还说：“管仲器小，不害其为仁；臧武要君，不害其为知；孟公绰不可为滕薛大夫，不害其为廉；宰我、冉有，《论语》屡责之，不害其为十哲。圣人讨论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则可无乏才之叹，儒者知此道，则必无门户之争矣。”[10]钱大昕的这些话明确地表达了两层含义：鉴识人才，要一分为二，不能以瑕掩瑜；发展学术，要清除门户，不能搞学派间的相互贬抑。在具体的治学实践中，钱大昕广泛结交其时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书信往还，质疑问难，不偏主一家，使自己能博采众长，成为“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一代儒宗”。[11]众所周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都反对门户，主张各学派之间，互相尊重，颇留意于兼取众家之长。钱大昕在乾嘉汉学鼎盛时亦力主消除门户，择善而从，可谓得顾、黄之心于其后。
（二）不尚空谈，提倡实学。钱大昕治学不尚空谈，主张务实求真。他曾尖锐批评元明以来学者的空疏，“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12]甚至“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13]他还对有些理学家大搞支离破碎的语录提出批评，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14]钱大昕认为，儒学的精华都体现在“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上，真正的通儒是不空言性理与天道的。所谓“《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而不尚空谈如此”。[15]概而言之，钱大昕的治学务实思想包涵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主张由文字音韵入手以求经书义理。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训诂声音之学，由于古音学之不讲，故而后世往往有率意改经之病。钱氏对此深有认识，他说：“汉儒治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圣经甚矣。”[16]故而他继承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17]主张“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18]只有文字音韵之学明，则“向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炫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小学云乎哉”[19]。在钱氏看来，只有弄懂作为经典义理载体的文字声音，才能杜绝穿凿附会，揭示出经书的本旨。第二，考事实，重证据。钱大昕治学，以言心性，发空论为“虚”，以考事实，重证据为“实”。对于自己所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即使是“琐言剩义”，也要“贯通原本”[20]，严密考察。“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21]。比如为了证明古无轻唇音，他列举了上百个例证，为了说明《说文》中多经师异文，他列举了几百个例证，等等。由经及史，钱氏也极力反对史学中的空言，认为作史贵在客观真实，主张博取材料，严密考订，要求文献征实，摒弃一切形式的褒贬。正因为此，钱大昕“研精经史，蔚为著述，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以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22]。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三，在史学上，注重研究典制，尤其重视对舆地、官制、氏族的研究。钱大昕说：“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23]。又说：“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24]钱大昕之所以这样提倡，是因为这三者都是“切近而适于用”的学问[25]，是治史读史的基础知识。在《廿二史考异》中，钱氏指出历代史著这方面的错误特别多。在他看来，不辩明历代名物制度，却“臆决唱声，自夸心得”，[26]是写不出信而有征的优秀史著的。
（三）知人论世，意存忠厚。钱大昕提倡严谨笃实的学术，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在“实事求是”的学术宗旨下，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学术批评方法，他不赞成“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叶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的论人论学方法，以“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为追求目标[27]。从学术批评的角度讲，这时所谓的“叶年代”、“揆时势”以及探究前人撰述之“苦心”，就是要把握住所考察对象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图两个方面，也就是“知人论世”。钱大昕认为，在评论前人学术得失时，决不能“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28]要去疑坚信，指暇见美，“去其一非，成其百是”[29]，做古人诤友。钱大昕还提出，在研究评论古人学术时，要时时自省，不能陷于自失。古人治学有误，“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晋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30]。对于那种“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的轻浮学风，钱大昕大不以为然，指出“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31]号召学者反躬自省，以公允之心对待前人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钱大昕“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其中有些集中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如反对空谈，崇尚务实，几乎是乾嘉汉学家们的一致口径。重事实，重考据，强调“我注六经”，学者普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并由此入手来究明经书义理，是包括钱大昕在内的乾嘉学者们治学的一大特色。但可贵的是钱大昕学术思想中的不少方面，具有批评其时代学风的批判意识，如反对门户，不执一见，唯信是从，就是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针对当时学者治学墨守汉人家法，鄙弃后儒见解的风气而发；再如知人论世、意存忠厚的学术批评方法的提出，是针对宋明学者空言心性，驰骋议论，当今学者重考据，苛责古人，抬高自己的偏颇学风而发。这些都是钱大昕“实事求是”思想中较有价值的一面。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钱大昕极端反对离事而言理、空谈心性的学风，因此在“实事求是”学术宗旨下，过分强调“下学”而忽视“上达”，视考辨事实为“实学”，分析评论为“空谈”，从而严重限制了他贯穿历史发展始末的眼光，虽究治二十二史，却未能由“下学”而“上达”，形成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
二、“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
钱大昕在历史考据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100卷的《廿二史考异》，传之后世，嘉惠学界甚巨。也正因如此，学术界往往盛称钱氏的考据而忽视他的经史世的思想。甚至说他埋头故纸，博古而不通今。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固然，钱大昕在学术上重考据，但这只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方面，其学术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倡“明道致用”。他说：“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32]。又说：“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33]这里所说的“明体”与“明道”是一个意思，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4]。解除后儒对经书的曲解臆断，正确认识和阐发圣人之道，是谓“明道”。钱大昕认为，魏晋士人言老庄，宋明士人言心性，都甚乖圣人之道，他说：“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何以异哉！”[35]那么圣人之道是什么呢？在钱大昕看来，“道不远人”，圣人之道切于民生日用，“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36]。离开这一基点的蹈空之论，是不能起到救世作用的。
钱大昕提倡“文以贯道，言以匡时”[37]，认为“儒林经济非两事，根柢深厚枝叶荣，……文章须有裨名教，经史自可致治平”[38]，明体与致用密不可分，“因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孰谓文学与经济为两事哉”。[39]钱大昕赞成顾炎武为文须有益天下的观点，引录《日知录》卷19中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顾宁人曰：文须有益于天下后世，若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40]并说：“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41]他认为学者应留心经济，通时务，否则便是“迂儒”。他评论《禹贡锥指》，对胡渭留心经济的一面予以大力表彰，说：“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疏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42]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学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忘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43]这就很明白地说明了，学术不关心社会，必将流于空谈，社会不关心学术，必定走向灭亡的深刻道理。
钱大昕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期。乾隆初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均有所发展，达到了清朝强盛的顶点。但是，在鼎盛的背后，已出现各种衰败的迹象。乾隆中叶以后，土地集中加剧，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吏贪污成风，文字狱滥兴，士林风气颓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连续爆发，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所有这些，对钱大昕都有很深的刺激，他从“明体以致用”的学术思想出发，在评经论史的同时，表示了对这些问题的极大关注。
其一，反对朝廷与民争利。乾隆时期，一则因周边用兵过多，军费繁重；二则因乾隆屡次南巡，兴师动众，挥霍无度；三则因官吏贪污成风，中饱私囊，再加上其它种种原因，到乾隆后期，国库空虚已较严重，统治者为满足穷奢极欲的需要，肆意加征加赋，与民争利。对此，钱大昕给予了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在《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一文中，记述了清政府以漕运的军行月粮折合银两，向江南五个州县的人民摊派加征，盘剥江南百姓的事实，并指出：“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吸髓，徒资郡蠹瓜分酗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44]他还揭露了历史上以苛捐杂税盘剥百姓的事实。宋代苛捐杂税甚多，盐、酒、醋都要纳税，钱氏据《提举常平司公据》石刻，揭露醋税扰民，“酒、醋民间日用所需，而宋元禁百姓私造，官取其息。即一寺计之，每岁合输数万钱，则人户之抑配可知。今郡城有腊坊桥，有醋库巷，犹沿宋名，知醋之累民甚矣”。[45]钱大昕反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术，指出这是“阳避加赋之名，阴行剥下之计”，“天地之财只有此数，聚于上者必夺于下”。[46]如所周知，康熙五十一年曾规定，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经雍正、乾隆朝，各种名目的赋税多如牛毛，永不加赋成了空话，钱氏此言实际上就是对此而发的。
其二，揭露吏治腐败。钱大昕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官吏贪污、贿赂之风正炽的时代，自皇帝至下级官吏，无不有贪污劣迹，和珅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代表而已。对于这种吏治腐败的局面，钱大昕痛惜扼腕，深感忧虑。清朝河患严重，历康、雍、乾三朝，终未解决。钱大昕指出，负责治河的官吏贪污河费用，而朝廷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是河患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重要原因，他说：“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堤防日益，决溢屡告，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虑之也。”[47]他还直斥那些贪污聚敛，盘剥百姓、媚朝廷、谀权贵的贪官污吏为“小偷”、“劫盗”。[48]如何解决官吏贪污，纠治吏治腐败，钱大昕没有提出更好的办法。他只是认为，吏治的根本在于“亲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49]失去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吏治的本原。要想恢复吏治的本原，只有倡名教、正风俗。他引述顾炎武的话说：“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人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50]而实际上，纯粹地倡名教、正风俗，是无法根本解决吏治腐败的。
其三，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有清一代统治者，一直着意提倡、宣扬贞节，对这种残害妇女的所谓贞节，钱大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妇女守节是根本违背仁爱生生大德的，广大妇女被迫做节妇烈女，并非她们本愿，“古之称妇德者，曰德言容功，而节义不与焉。不得已而以节义称，非女子之所乐闻也”。[51]他还认为，夫妻是“人合”，父子兄弟是“天合”，“天合”无可变更，而“人合”是可以改变的，妇女改嫁，“不谓之失节”。他对在礼教束缚下饱受残害的妇女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说：“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52]因此他称沈圭所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为“救世名论”。[53]
其四，批判颓废士风，揭露造成士风颓废的原因。乾嘉时期，不但吏治腐败，士风也日益颓废，业师弟子之间，相互利用，“师之所求弟子者，利也；弟子所以籍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士习由此而偷，官方由此而隳”。[54]一些士子不能保持士儒之节，“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古，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井胥徒何以异哉”。[55]不少士人无真才实学，对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只会背诵前人成句，“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56]更有些士人特别喜好诋毁谩骂前人，学风浮躁。钱大昕在揭露了士习颓废的种种表现后，还特别指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起来大约三点：一、宋明以来空谈心性的学风流弊的影响，使得士子们空疏好大言，“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二、科举取士扼杀了士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士子只会习括帖之文，人云亦云。钱大昕数次担任各地主副考官，对科举取士的弊端认识较清，他认为“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子”，[57]并引用魏华父的话说：“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58]他甚至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秩序，以使尤俊之士得以超拔。[59]三、文字狱压抑打击士子个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钱大昕并非专搞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在他的学术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论述了学术研究的社会作用，提出“明体致用”的学术思想，并遵循这一思想，提出了对现实问题的种种看法。这些都是我们所必须认识到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钱大昕的经世思想是受制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由于他生活于清朝统治已近二百年的乾嘉时期，这一时期清廷统治稳固，社会相对安定，学者也大多采取了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因此，钱大昕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没有清初学者强烈的民族意识，批判现实的尖锐锋芒，思考社会变革的深刻思想，也没有道咸年间经世思想中所包含的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强烈危机感。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和平安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传统儒家入世思想的具体反映。
三、“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提倡经史并重，批判“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错误观点，为学术发展纠偏，是钱大昕学术思想中又一富有时代意义的方面。
明朝末年，空谈性理、耻言事功的理学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历史学不被重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都指出过这一现象，黄宗羲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60]顾炎武也感慨唐宋以后史学的荒废，并指出“今史学废绝，又甚于唐时”。[61]因此他们提倡尊经重史的经史之学，把史学当作经世致用的大端，“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学，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62]“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63]“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矣”。[64]然而，清初思想家的这一极有价值的思想并未被乾嘉学者普遍继承下来，相反，到乾嘉时期学者以肄经为宗，治经成风，史学依然被视为低一等的学问，“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说法相当流行，[65]诸大儒但治古经，不读汉唐以后书，“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66]即便是在史学领域，这种看法也极普遍，史学家赵翼说自己“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有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67]王鸣盛也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68]他们虽然研治历史，但心中仍然认为经书义蕴深远，史书义蕴浅显，不敢驳经而敢驳史，视经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乾嘉学术的正常发展。钱大昕对这种重经轻史的学术现实非常不满，他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69]在他看来，只知治经而不知读史，就称不上是“通儒”，这可说已得黄宗羲诸人之心于其后了。
钱大昕既不满意于当时重经轻史的学术局面，于是便提出了自己对经史关系的系统看法。他指出经与史同出一辙，经即是史，史也是经，“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70]这种经史同源说对尊经卑史者无异当头棒喝。钱大昕还从目录学的角度历史地分析了经与史的分离，认为这只是学科的分合，并不存在经尊史卑的说法，“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但自宋明以降，“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无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史学地位开始下降，“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71]政治上的排挤与学术思想上的压抑造成史学地位的下降。在揭露了经尊史卑产生的根源后，钱大昕针锋相对地对“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说：“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变，似正实非正也。”[7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钱大昕所批评的经学，并非原始经学，而是宋明以来俗儒所讲的空谈性理的“经学”，他不止一次地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抄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73]“元明言经者，非抄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何足尚哉！”[74]钱大昕认为，宋明儒者以己意说经，师心自是，篡改了经书原义，把体现在日用人伦之间的实实在在的圣人之道搞得“虚灵玄妙”，既不精，亦不正。至于那些抄袭贩卖前人言论的经书，更不足道。钱大昕还指出，史书考核精审、义蕴深厚，完全可与六经一样并传于世，“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75]宋代李彦章把经学比作“先王之学”，而视秦汉隋唐之史为“流俗之学”，钱氏斥其“妄诞无忌惮若此。”[76]钱大昕以六经为指归，替史学争地位，于此可窥一斑。不仅如此，钱大昕晚年主讲紫阳书院时，一直倡导学生读书要“史学与经并重”，[77]并以为“读经易，读史难”。[78]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他也是以史学闻名当世的。
钱大昕之所以认为史学堪与经学比肩，除史学“有功于圣学”外，还在于史学能总结历史经验以为资治之鉴，是经世致用之学。他称赞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79]在他的历史编篡学思想中，他一直主张史书应多记载有关劝戒，有关国计民生的事，要集中突出史书的社会作用，要在重大史事上下重笔，否则，便可删去。他说：“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戒，准之史例，似可从删，”[80]又说：“史以纪治忽之迹，非取词章之工”，“经国名言，所宜备录”，“文虽工无裨于政治，亦可从删”。[81]钱大昕经史经世的思想由此可窥一斑，同时这也正是他有别于当时的“古学”者和“俗学”者的地方。
钱大昕在乾嘉治经成风，“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82]以肄经相标榜的学术风气下，不为风会所驱，倡言史学，高树史帜，敢于批判重经轻史的学术偏向，努力提高史学的学术地位，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是有时代意义的。
注释：
[1]《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补序》。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3]《潜研堂文集》卷23《赠邵冶南序》。
[4]《潜研堂文集》卷9《答问六》。
[5]《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6]《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
[7]《潜研堂文集》卷26《郑康成年谱序》。
[8]《潜研堂文集》卷17《朱文公三世像赞》。
[9]《十驾斋养新录》卷7《宋儒议论之偏》。
[10]《十驾斋养新录》卷13《功过相除》。
[11]江藩：《汉学师承记》记之三《钱大昕》。
[12]《潜研堂文集》卷26《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13]《潜研堂文集》卷33《与晦之论尔雅书》。
[14]《十驾斋养新录》卷18《语录》。
[15]《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
[16]《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
[17]《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
[18]《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
[19]《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
[20]《十驾斋养新录》阮元序。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
[22]唐鉴：《清学案小识·经学学案·嘉定钱先生》。
[23]《潜研堂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
[24]《廿二史考异》卷40《北史·外戚传》。
[25]《潜研堂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
[26]《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
[27][28]《廿二史考异》序。
[29]《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
[30]《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
[31]《潜研堂文集》卷17《奕喻》。
[32]《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
[33]《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书》。
[34]《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
[35]《十驾斋养新录》卷18《清谈》。
[36]《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
[37]《潜研堂文集》卷17《文箴》。
[38]《潜研堂诗集续集》卷6《题冯巽泉太守秋虹补读图》。
[39]《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
[40]《十驾斋养新录》卷13《文字不苟作》。
[41]《潜研堂文集》卷36《与邱草心书》。
[42]《潜研堂文集》卷38《胡先生渭传》。
[43]《十驾斋养新录》卷18《士大夫不说学》。
[44]《潜研堂文集》卷22《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
[45]《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提举常平司公据》跋。
[46]《潜研堂文集》卷17《读大学二》。
[47]《十驾斋养新录》卷18《河防》。
[48]《十驾斋养新录》卷18《居官忌二事》。
[49]《十驾斋养新录》卷2《亲民》。
[50]《十驾斋养新录》卷18《名》。
[51]《潜研堂文集》卷40《施节妇传》。
[52]《潜研堂文集》卷8《答问五》。
[53]《十驾斋养新录》卷18《沈圭说》。
[54]《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论师书》。
[55]《十驾斋养新录》卷18《义利》。
[56]《十驾斋养新录》卷18《诗文盗窃》。
[57]《十驾斋养新录》卷16《双声》。
[58]《十驾斋养新录》卷10《科举之弊》。
[59]《十驾斋养新录》卷18《科场》。
[60]《历代史表》序。
[61]《日知录》卷16《史学》。
[62]《清史列传·黄宗羲传》。
[6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
[64]《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
[65]《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66]《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
[67]《廿二史札记》自序。
[68]《十七史商榷》自序。
[69]江藩：《汉学师承记》记之三《钱大昕》。
[70]《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1]《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2]《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3]《潜研堂文集》卷39《惠先生栋传》。
[74]《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5]《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76]《十驾斋养新录》卷7《李彦章言史学》。
[77]何元锡：《竹汀先生日记钞》卷3《策问》。
[78]《元史本证》钱大昕序。
[79]《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
[80]《廿二史札记》卷16《三国志·卻正传》。
[81]《潜研堂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叙》。
[82]《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寅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