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湖南省湘阴县人。1924年2月11日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今汉中市），先后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肄业，1950年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1985～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专于中国古代史，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等。
田先生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早年求学过程中有过和鲁迅类似的弃医从文的故事。他在《九十自述话治学》等文章中回忆到：我早先学过医，在医学院只念过一年书，学过一点自然科学课程。抗战时期的学生，想的多半是国家民族存亡问题，追求救国之道，听说西南联大有浓厚的民主气氛，学术自由，特别关注中国现实，我就转了过去。当时一心就是要认识社会、认识当前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想法简单幼稚，但很纯真。进入西南联大，本不是学历史。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我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纵向摸索。在选择志愿方面，我走过医、法、文三个学院。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学术上重新上路时,自觉还略有余热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误。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详细]
成果撷英：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
《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该书不但是每个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不无超越专业之外的影响，这在学术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当下，实属罕见。先生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在田先生看来，并无充分史料证明中国曾出现过西方式的“贵族政治”，即使是东晋门阀政治，也并未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
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核心概念，体现出他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田先生在论述中极其注意严格界定门阀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题记中还特别提及：“初版中提到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这个提法易生歧义，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见作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反复斟酌，并试图与学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词相区分。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其次，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
关注现实：从历史角度看西部大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是巩固中国统一，消除潜在不统一因素的千年大计。西部占中国国土一大半，处在待开发、没开发、后开发的状态，东西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而少数民族大部分在西部，所以又存在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我所说的国土开发和民族发育两个问题，都是今天西部开发的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在中国千年大业的大计划中间，能够把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债还上，把中国历史上该做的事情，古人没法做，没有能力做，看不到，而我们能够做，能够看到的事情，兢兢业业把它做下去，花钱，值得。没有西部的开发，没有西部少数民族状况的较大的提升，西部和东部处在统一国家内部的某种不平衡状态始终会存在，这对统一总是一种隐患。希望我们的西部开发，中国西部土地开发，中国西部民族发育，能够走上一个正规的路子，使得中国的统一大业的巩固，能够走出关键性的一步。[详细]
治学思想：从实做起，虚实结合
田先生认为搞历史研究：“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学相辅相成。陈寅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也在这两个方面。”这是很准确的概括，也是一切杰出学术成就的“原因”，但是，话虽然说得很平实，却是将“功力”放在“思想”的前面，当作是第一位的“原因”，其实是耐人寻味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有“新思想”、“新方法”之“热”，九十年代又有了“学术”耶“思想”耶之论，似乎总是不得学术之门，说到底其实都是“槛外人”语，议论的不是问题的问题。田先生在《消除“代沟”，共同前进》中回顾“近代学术的发展”，有这样一段话：
教训之一就是，理论浮夸风曾使史学研究吃过大亏，千万要注意防止。任何新思想、新方法，即令都很正确，我们对它的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对它的作用也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即令如此，也不能代替每个人扎扎实实的、坚持不懈的具体研究。其实这里说的“理论浮夸风”是有明确所指的，说“吃过大亏”，一点也不为过，田先生在此含蓄地表达了他的“沉潜具体研究”。可见在田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强调“功力”、强调“具体研究”是第一位的。
强调“功力”，强调“具体研究”，并不是无视“思想”、忽略“方法”。问题在于，“思想”、“方法”不只是在理论探讨中获得的。因此在田先生看来，与其讨论“思想”、“方法”，还不如从“丰富的典籍和研究成果”入手：“历代史家潜心著述，磨练出严谨地对待史料的成套方法，讲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史学根柢，并且凝聚为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这才是我们应当“尊重”的“传统”。[详细]
言犹在耳：历史不是政治的奴仆
一方面研究历史对于认识现实有很大启发，很多历史的东西也能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也不免会带着现实的问题去研究历史，硬削历史之足去适现实之履。不懂现实确也难于理解历史，但只限于启发，绝非雷同。从社会现实出发，你可能发现历史和现实相通之处和可比这处，从而得到一些启发，增进认识能力。但这要适度，不能凭某种类似现象而信口比附，把蚯蚓比作蛇，把巨蜥等同人类。
根据现实的某种需要去歪曲历史，以及与现实妄加比附，这肯定是错误的。就是说，你从你的立场来借用历史，我从我的立场来借用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就失去了时代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胡适把这种现象讽刺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到底，历史与现实是两码事，只供借鉴，不能比附。拿两者随心比附，让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对号入座，让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等列齐观，这至少是浮浅庸俗，甚至是别有用心。各朝各代的文字狱，有许许多多都是从以现实比附历史之处下手的，太可悲了!
谈到这里，我觉得值得从另一方面强调一下，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政治的奴仆。科学总有它的独立性，有它特有的价值。历史学对人类千百年智慧的积累，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远非跟眼前一点政治效益可以相提并论。我们重视历史，首先就要从长远来关怀爱护，而不要去糟蹋它。糟蹋历史也就是糟蹋祖先和他们的精神和文化。[详细]
参考资料：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
田余庆：《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田余庆：《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
田余庆、郭九苓：《田余庆：耄耋之年话教育》，载《北大教育促进通讯》。
钟鑫：《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
高恒文：《对一位前辈史学家的敬意——田余庆的史学思想及其陈寅恪论》，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2月24日。
田余庆，湖南省湘阴县人。1924年2月11日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今汉中市），先后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肄业，1950年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1985～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专于中国古代史，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等。
田先生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早年求学过程中有过和鲁迅类似的弃医从文的故事。他在《九十自述话治学》等文章中回忆到：我早先学过医，在医学院只念过一年书，学过一点自然科学课程。抗战时期的学生，想的多半是国家民族存亡问题，追求救国之道，听说西南联大有浓厚的民主气氛，学术自由，特别关注中国现实，我就转了过去。当时一心就是要认识社会、认识当前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想法简单幼稚，但很纯真。进入西南联大，本不是学历史。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我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纵向摸索。在选择志愿方面，我走过医、法、文三个学院。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学术上重新上路时,自觉还略有余热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误。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详细]
成果撷英：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
《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该书不但是每个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不无超越专业之外的影响，这在学术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当下，实属罕见。先生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在田先生看来，并无充分史料证明中国曾出现过西方式的“贵族政治”，即使是东晋门阀政治，也并未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
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核心概念，体现出他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田先生在论述中极其注意严格界定门阀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题记中还特别提及：“初版中提到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这个提法易生歧义，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见作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反复斟酌，并试图与学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词相区分。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其次，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
关注现实：从历史角度看西部大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是巩固中国统一，消除潜在不统一因素的千年大计。西部占中国国土一大半，处在待开发、没开发、后开发的状态，东西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而少数民族大部分在西部，所以又存在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我所说的国土开发和民族发育两个问题，都是今天西部开发的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在中国千年大业的大计划中间，能够把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债还上，把中国历史上该做的事情，古人没法做，没有能力做，看不到，而我们能够做，能够看到的事情，兢兢业业把它做下去，花钱，值得。没有西部的开发，没有西部少数民族状况的较大的提升，西部和东部处在统一国家内部的某种不平衡状态始终会存在，这对统一总是一种隐患。希望我们的西部开发，中国西部土地开发，中国西部民族发育，能够走上一个正规的路子，使得中国的统一大业的巩固，能够走出关键性的一步。[详细]
治学思想：从实做起，虚实结合
田先生认为搞历史研究：“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学相辅相成。陈寅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也在这两个方面。”这是很准确的概括，也是一切杰出学术成就的“原因”，但是，话虽然说得很平实，却是将“功力”放在“思想”的前面，当作是第一位的“原因”，其实是耐人寻味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有“新思想”、“新方法”之“热”，九十年代又有了“学术”耶“思想”耶之论，似乎总是不得学术之门，说到底其实都是“槛外人”语，议论的不是问题的问题。田先生在《消除“代沟”，共同前进》中回顾“近代学术的发展”，有这样一段话：
教训之一就是，理论浮夸风曾使史学研究吃过大亏，千万要注意防止。任何新思想、新方法，即令都很正确，我们对它的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对它的作用也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即令如此，也不能代替每个人扎扎实实的、坚持不懈的具体研究。其实这里说的“理论浮夸风”是有明确所指的，说“吃过大亏”，一点也不为过，田先生在此含蓄地表达了他的“沉潜具体研究”。可见在田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强调“功力”、强调“具体研究”是第一位的。
强调“功力”，强调“具体研究”，并不是无视“思想”、忽略“方法”。问题在于，“思想”、“方法”不只是在理论探讨中获得的。因此在田先生看来，与其讨论“思想”、“方法”，还不如从“丰富的典籍和研究成果”入手：“历代史家潜心著述，磨练出严谨地对待史料的成套方法，讲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史学根柢，并且凝聚为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这才是我们应当“尊重”的“传统”。[详细]
言犹在耳：历史不是政治的奴仆
一方面研究历史对于认识现实有很大启发，很多历史的东西也能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也不免会带着现实的问题去研究历史，硬削历史之足去适现实之履。不懂现实确也难于理解历史，但只限于启发，绝非雷同。从社会现实出发，你可能发现历史和现实相通之处和可比这处，从而得到一些启发，增进认识能力。但这要适度，不能凭某种类似现象而信口比附，把蚯蚓比作蛇，把巨蜥等同人类。
根据现实的某种需要去歪曲历史，以及与现实妄加比附，这肯定是错误的。就是说，你从你的立场来借用历史，我从我的立场来借用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就失去了时代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胡适把这种现象讽刺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到底，历史与现实是两码事，只供借鉴，不能比附。拿两者随心比附，让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对号入座，让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等列齐观，这至少是浮浅庸俗，甚至是别有用心。各朝各代的文字狱，有许许多多都是从以现实比附历史之处下手的，太可悲了!
谈到这里，我觉得值得从另一方面强调一下，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政治的奴仆。科学总有它的独立性，有它特有的价值。历史学对人类千百年智慧的积累，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远非跟眼前一点政治效益可以相提并论。我们重视历史，首先就要从长远来关怀爱护，而不要去糟蹋它。糟蹋历史也就是糟蹋祖先和他们的精神和文化。[详细]
参考资料：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
田余庆：《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田余庆：《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
田余庆、郭九苓：《田余庆：耄耋之年话教育》，载《北大教育促进通讯》。
钟鑫：《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
高恒文：《对一位前辈史学家的敬意——田余庆的史学思想及其陈寅恪论》，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