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和欧美债务危机形势，深刻理解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呈低速增长态势。世界经济增速预计从2010年的5.1%降至2011年的4.0%，2012年进一步降至2.6%。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未形成，“后危机时代”尚未到来。从公司债务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从经济金融危机到政治社会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向纵深演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高债务、高赤字、高失业率问题严峻。有关问题有着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解决起来非短期之功，对国际经济、政治影响重大。新兴经济体面临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陷入抗通胀和保增长两难境地。
国际上各种乱象的根源往往归结于发展出了问题。国际社会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围绕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矛盾增多，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各种贸易战、汇率战、资源战此起彼伏。西方开始制定“下一代”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西方国家越来越认为经济全球化使新兴国家受益更多，对自由贸易的立场正大幅后退，有意抛弃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重新修改国际贸易规则，从关税深入到各国劳工、环境、工会、知识产权等标准，意在重塑全球化进程，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提高新兴国家发展成本。
二、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西方政治极端民主化、经济极端市场化、社会极端自由化积弊尽显，陷入深刻危机。华尔街神话破灭，西方制度光环褪色。伦敦骚乱、默多克新闻集团丑闻等使西方所谓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1、虚拟经济的膨胀削弱和腐蚀了西方的生产力。西方特别是美英推崇金融至上，大搞“以钱生钱”的“金融创新”，实体经济和产业日益萎缩，不仅导致“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形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也造成拉动社会就业能力严重缺失。
2、借债消费的模式累积和推高了西方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三座大山”。西方在“寅吃卯粮”的惯性轨道上越滑越远，去“三高”将是漫长艰难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3、金融阶层暴富加剧了西方社会贫富分化。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级日益缩水，社会结构由传统的“橄榄型”变成了“金字塔型”。
4、大资本集团绑架西方政治，党派极化现象突出。当前掌握巨大政治能量的是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选票和党派利益至上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决策效率。
5、西方制度赖以运行的外部有利条件日益丧失。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在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领域的垄断，加剧了西方产业和就业岗位的流失。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使西方操控世界的杠杆越来越少。
同时要看到，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仍占绝对优势，并拥有雄厚的科技、教育基础和强大创新能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更不甘坐视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将想方设法对外转嫁危机，加大对新兴国家的管控和打压，极力维护其既得国际权力。
三、深刻认识西亚北非乱局，把握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1、准确认识西亚北非乱局发展走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发生动乱或内战，伊朗问题升温，地区国家进入多年未有的社会动荡期。地区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家关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地区形势要实现从破到立、由乱到治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2、深刻认识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危害。西方对利比亚空袭开创了“干涉主义”的新模式。相较于伊拉克战争，西方更多地谋求“合法化”，不仅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还积极拉拢阿盟等地区国家参与行动。美国退居“二线”，但实际上仍是幕后主导。与以往大规模轰炸直至出动地面部队的做法不同，西方对利比亚采取的是有限度、有选择的空中打击。这些“干涉主义”的新表现，是西方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干涉主义”本质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背离。作为制止侵略、屠杀等暴行的手段，“人道主义干预”具有一定的目标合理性。但西方的大多数干涉行为，是打着人道主义等幌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选择性行动，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侵蚀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加剧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离心倾向，增加有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难度。
西方将西亚北非乱局称为“阿拉伯之春”，同“布拉格之春”相提并论，认为其是推行西方民主化的又一胜利。国际上反华敌对势力企图“祸水东引”，图谋搞乱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帮助青年学生提高政治敏锐性，积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四、深刻认识亚太地区形势变化，客观评估我国的周边外交环境
1、看到亚太地区战略地位上升。亚太地区保持了总体稳定的良好势头，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太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5%、贸易总量的44%，其中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亚太越来越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各主要力量在亚太交汇并存，竞相加大对亚太关注和投入。
2、客观看待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高调宣扬“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拉紧同地区国家军事同盟，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插手地区热点问题，利用东亚峰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力图主导区域合作方向。但同时，美国受到内外牵制很多，其亚太战略调整不乏虚张声势的成分，能否持续投入仍待观察。美国更多是拉拢地区国家为其出钱出力，对美国开放市场，帮助美国脱危解困，并没有给地区国家发展带来多少好处，其煽风点火的做法有悖亚太和平发展的大势。地区中小国家努力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
3、坚定对我国周边外交的信心。过去十年来，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已经成为周边11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7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给他们提供了创造就业、拉动经济的机会。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利益交融日益深入，各层次对话合作与人员往来十分频繁。10+1、10+3、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今后，谋发展、促合作、求稳定仍是地区形势的主流和大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合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没有人能包围我们，也没有人能把我们排挤掉。
一、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和欧美债务危机形势，深刻理解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呈低速增长态势。世界经济增速预计从2010年的5.1%降至2011年的4.0%，2012年进一步降至2.6%。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未形成，“后危机时代”尚未到来。从公司债务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从经济金融危机到政治社会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向纵深演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高债务、高赤字、高失业率问题严峻。有关问题有着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解决起来非短期之功，对国际经济、政治影响重大。新兴经济体面临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陷入抗通胀和保增长两难境地。
国际上各种乱象的根源往往归结于发展出了问题。国际社会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围绕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矛盾增多，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各种贸易战、汇率战、资源战此起彼伏。西方开始制定“下一代”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西方国家越来越认为经济全球化使新兴国家受益更多，对自由贸易的立场正大幅后退，有意抛弃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重新修改国际贸易规则，从关税深入到各国劳工、环境、工会、知识产权等标准，意在重塑全球化进程，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提高新兴国家发展成本。
二、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西方政治极端民主化、经济极端市场化、社会极端自由化积弊尽显，陷入深刻危机。华尔街神话破灭，西方制度光环褪色。伦敦骚乱、默多克新闻集团丑闻等使西方所谓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1、虚拟经济的膨胀削弱和腐蚀了西方的生产力。西方特别是美英推崇金融至上，大搞“以钱生钱”的“金融创新”，实体经济和产业日益萎缩，不仅导致“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形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也造成拉动社会就业能力严重缺失。
2、借债消费的模式累积和推高了西方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三座大山”。西方在“寅吃卯粮”的惯性轨道上越滑越远，去“三高”将是漫长艰难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3、金融阶层暴富加剧了西方社会贫富分化。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级日益缩水，社会结构由传统的“橄榄型”变成了“金字塔型”。
4、大资本集团绑架西方政治，党派极化现象突出。当前掌握巨大政治能量的是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选票和党派利益至上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决策效率。
5、西方制度赖以运行的外部有利条件日益丧失。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在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领域的垄断，加剧了西方产业和就业岗位的流失。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使西方操控世界的杠杆越来越少。
同时要看到，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仍占绝对优势，并拥有雄厚的科技、教育基础和强大创新能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更不甘坐视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将想方设法对外转嫁危机，加大对新兴国家的管控和打压，极力维护其既得国际权力。
三、深刻认识西亚北非乱局，把握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1、准确认识西亚北非乱局发展走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发生动乱或内战，伊朗问题升温，地区国家进入多年未有的社会动荡期。地区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家关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地区形势要实现从破到立、由乱到治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2、深刻认识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危害。西方对利比亚空袭开创了“干涉主义”的新模式。相较于伊拉克战争，西方更多地谋求“合法化”，不仅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还积极拉拢阿盟等地区国家参与行动。美国退居“二线”，但实际上仍是幕后主导。与以往大规模轰炸直至出动地面部队的做法不同，西方对利比亚采取的是有限度、有选择的空中打击。这些“干涉主义”的新表现，是西方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干涉主义”本质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背离。作为制止侵略、屠杀等暴行的手段，“人道主义干预”具有一定的目标合理性。但西方的大多数干涉行为，是打着人道主义等幌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选择性行动，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侵蚀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加剧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离心倾向，增加有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难度。
西方将西亚北非乱局称为“阿拉伯之春”，同“布拉格之春”相提并论，认为其是推行西方民主化的又一胜利。国际上反华敌对势力企图“祸水东引”，图谋搞乱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帮助青年学生提高政治敏锐性，积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四、深刻认识亚太地区形势变化，客观评估我国的周边外交环境
1、看到亚太地区战略地位上升。亚太地区保持了总体稳定的良好势头，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太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5%、贸易总量的44%，其中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亚太越来越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各主要力量在亚太交汇并存，竞相加大对亚太关注和投入。
2、客观看待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高调宣扬“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拉紧同地区国家军事同盟，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插手地区热点问题，利用东亚峰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力图主导区域合作方向。但同时，美国受到内外牵制很多，其亚太战略调整不乏虚张声势的成分，能否持续投入仍待观察。美国更多是拉拢地区国家为其出钱出力，对美国开放市场，帮助美国脱危解困，并没有给地区国家发展带来多少好处，其煽风点火的做法有悖亚太和平发展的大势。地区中小国家努力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
3、坚定对我国周边外交的信心。过去十年来，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已经成为周边11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7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给他们提供了创造就业、拉动经济的机会。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利益交融日益深入，各层次对话合作与人员往来十分频繁。10+1、10+3、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今后，谋发展、促合作、求稳定仍是地区形势的主流和大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合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没有人能包围我们，也没有人能把我们排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