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2012年/2月/17日/第006版
少儿文艺
表情严肃的幽默小说
——《汤姆・索亚历险记》
彭懿
说到儿童文学中的经典顽童形象，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索亚。可是，这个形象并不是马克・吐温的首创，它的开山鼻祖是另一位美国作家托马斯・巴雷・奥尔德里奇，他那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坏孩子的故事》比《汤姆・索亚历险记》整整早发表了7年。它的原书名是The Story of a Bad Boy，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坏男孩的故事——他并不坏，没有犯下什么令人发指的越轨行为，他的坏，只是相对于他身边的那些好孩子而言。我们现在说的顽童，其实就是源自“Bad Boy”这个词，只是我们没有采取直译的方式把这类美国19世纪后期儿童文学中的经典角色译成“坏孩子”——“坏孩子”和“顽童”，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一个是不可救药，一个不过是淘气、恶作剧而已，还依然可爱。
或许会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尽管《汤姆・索亚历险记》塑造了一个风靡世界的顽童形象，但它并不是一本纯粹为孩子写的童书，连作者自己也在序中坦陈：“我写这本小说主要是为了娱乐孩子们，但我也希望大人们不要因为这是本儿童读的书就将它束之高阁。”他没有失望，一百多年来，这本书的读者始终一半是孩子，一半是大人。彼得・亨特在《儿童文学》中就指出了这个现象：“童书和成人书之间的界限，在《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它的续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崩溃了。”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芭芭拉・沃尔在《叙述者的声音：儿童小说的困境》一书中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19世纪的作品一样，都具有既面对孩子叙述又面对大人叙述的“双重声音”。玛杰丽・费希尔则说过一句完全适用于《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话：当你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为一个探索的男人的寓言来读，它就不是童书﹔当你把它作为一个有趣、感人、散漫、精明和诚实的少年时代的故事来读，它就是童书。
对于这本“在想象中回顾了在密西西比河畔一个小镇上度过的童年”的小说，马克・吐温自己的评价是：“一首用散文来表现的赞美诗，给了它一种人世间的气息。”不过，它绝对不是一首田园牧歌。虽然汤姆的身边有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小镇，有可以游泳的大河，有可以玩海盗游戏的小岛和探险的洞窟，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宛若天堂，但它并不是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是一部“以牧歌般的笔调描绘了作者的少年时代、散发着浓郁乡愁”的作品，而是一个汤姆与大人、与僵化而陈腐的社会抗争的故事，如同日本学者在《世界儿童文学概论》中指出的那样：马克・吐温是要透过一双自由且充满野性、具有正义感的纯真孩子的眼睛，对企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们塞进一个无聊、文明的空壳里的社会，特别是对它的因循守旧和伪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那么，汤姆这样一个顽童，到底对大人和社会做出了怎样的挑战呢？
汤姆，绝不仅仅是一个逗人发笑的顽童，作为马克・吐温用来颠覆当时流行的说教式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角色，他首先反抗的就是大人社会的道德标准。比如，他蔑视大人眼中的好孩子。故事里至少有两个被全镇的大人树为楷模的模范男孩，一个是“爹娘都是德国人”的男孩，一口气能背三千首圣诗(他显然不是马克・吐温心目中的模范男孩，因为他嘲笑他“变成了一个比白痴强不到哪儿去的人”)﹔一个是威利・麦弗逊，“他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的妈妈，好像她是雕花玻璃做的一样。他每次都领着妈妈来教堂，成为所有妈妈的骄傲”。汤姆却从不把他们视为榜样，借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汤姆不是村里的模范男孩，但他对那位模范男孩非常熟悉，并且很讨厌他”。再比如，他从不盲目地顺从大人的说教，是个叛逆儿。大人说哈克贝利・费恩这个流浪
儿是个坏孩子，汤姆却偏要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他才不信大人那一套哪，他羡慕哈克贝利这个“过着浪漫生活的弃儿”，因为他不用上学，想玩多久就玩多久，从来不必梳洗，也不必穿干净衣服，“凡是生活中叫人痛快的事，这孩子全占了”。
即便是他的种种恶作剧和冒险，如果细细追究起来，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渴望别人承认，要成为一个英雄。每次骚动之后，他也确实是如愿以偿了。你看，当人们以为他被淹死，为他举行葬礼时，他凯旋而归了，“海盗汤姆望着四下里那些又妒又羡的孩子们，他在心里承认，这绝对是他一生中最值得为之骄傲的时刻”。你看，当他在法庭指证了真正的凶手之后，“汤姆又一次成了闪闪发光的英雄——受到年长的人的宠爱和年少的人的嫉妒”。说起来，他这种渴望吸引别人视线的欲望，应该是出自于一个少年的本能吧？对于他的这种“英雄愿望”，神宫辉夫在《儿童文学的主角们》一书中分析说：“虽然他的言行，不过是一个渴望成为英雄的少年的自我显示欲的表现，但这绝不仅仅是惊扰一场，而是对从信仰到道德、教育、习惯以及所有方面都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大人的社会和生活的批判。”不过，也有人持反论，查尔斯・弗雷和约翰・格里菲思在《重读童书》就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论点，说汤姆实际上是把整个小镇当成了绝好的观众，他知道怎样博得大人的叫好声，他并不是一个支撑人们的价值观和哲学的反叛者。
不管怎么说，汤姆还是给笼罩在“昏昏欲睡的气氛”的大人社会带来了一股活力。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汤姆导演了这一幕幕喜剧，镇上的人们会有这么多的悲伤和快乐吗？
关于《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争议最大的就是它的结尾。因为在故事的最后，一直反抗大人世界的汤姆居然妥协了，被一直渴望逃离的所谓文明社会收编了，和大人站到了一起，不但自己成为了一个好市民，还把逃走的哈克贝利找了回来，规劝他做一个体面人，接受那个有钱的寡妇的收养，不然连他——汤姆自己都会被人瞧不起。这，显然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然而，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汤姆的这种变化，这本书的原版编者约翰・C。葛伯就指出：“作品其实是对成长进程的一种嘲讽性的说明，因为汤姆最后更接近于圣彼得堡的成人，这些成人往好里说是虔诚而善感﹔往坏里说则遇事不能容忍，生性残酷……马克・吐温很可能是想提醒我们：我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看重社会习俗和社会的赞许与否，越来越丧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热爱。”
马克・吐温被称为幽默大师，他在一篇题为《如何讲故事》的短文中，曾经对幽默有过精辟的论述：“幽默故事，其效果取决于故事的讲述方式……讲述幽默故事要表情严肃。讲述者要竭力装着自己一点也不觉得故事有什么可笑之处……”《汤姆・索亚历险记》就是一部幽默小说，它不仅人物幽默，情节幽默，语言也幽默。例如，读到“汤姆说，‘箭落在哪儿，哪儿就是可怜的罗宾汉在绿林树下的葬身之所。’然后他射出箭去，往后一倒，应该就此死了，谁知他正好倒在一株有刺的荨麻上，他马上蹦了起来，这对一具尸体来说，动作太欢快了”这样的句子时，你不可能不笑。
文艺报/2012年/2月/17日/第006版
少儿文艺
表情严肃的幽默小说
——《汤姆・索亚历险记》
彭懿
说到儿童文学中的经典顽童形象，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索亚。可是，这个形象并不是马克・吐温的首创，它的开山鼻祖是另一位美国作家托马斯・巴雷・奥尔德里奇，他那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坏孩子的故事》比《汤姆・索亚历险记》整整早发表了7年。它的原书名是The Story of a Bad Boy，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坏男孩的故事——他并不坏，没有犯下什么令人发指的越轨行为，他的坏，只是相对于他身边的那些好孩子而言。我们现在说的顽童，其实就是源自“Bad Boy”这个词，只是我们没有采取直译的方式把这类美国19世纪后期儿童文学中的经典角色译成“坏孩子”——“坏孩子”和“顽童”，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一个是不可救药，一个不过是淘气、恶作剧而已，还依然可爱。
或许会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尽管《汤姆・索亚历险记》塑造了一个风靡世界的顽童形象，但它并不是一本纯粹为孩子写的童书，连作者自己也在序中坦陈：“我写这本小说主要是为了娱乐孩子们，但我也希望大人们不要因为这是本儿童读的书就将它束之高阁。”他没有失望，一百多年来，这本书的读者始终一半是孩子，一半是大人。彼得・亨特在《儿童文学》中就指出了这个现象：“童书和成人书之间的界限，在《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它的续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崩溃了。”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芭芭拉・沃尔在《叙述者的声音：儿童小说的困境》一书中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19世纪的作品一样，都具有既面对孩子叙述又面对大人叙述的“双重声音”。玛杰丽・费希尔则说过一句完全适用于《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话：当你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为一个探索的男人的寓言来读，它就不是童书﹔当你把它作为一个有趣、感人、散漫、精明和诚实的少年时代的故事来读，它就是童书。
对于这本“在想象中回顾了在密西西比河畔一个小镇上度过的童年”的小说，马克・吐温自己的评价是：“一首用散文来表现的赞美诗，给了它一种人世间的气息。”不过，它绝对不是一首田园牧歌。虽然汤姆的身边有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小镇，有可以游泳的大河，有可以玩海盗游戏的小岛和探险的洞窟，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宛若天堂，但它并不是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是一部“以牧歌般的笔调描绘了作者的少年时代、散发着浓郁乡愁”的作品，而是一个汤姆与大人、与僵化而陈腐的社会抗争的故事，如同日本学者在《世界儿童文学概论》中指出的那样：马克・吐温是要透过一双自由且充满野性、具有正义感的纯真孩子的眼睛，对企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们塞进一个无聊、文明的空壳里的社会，特别是对它的因循守旧和伪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那么，汤姆这样一个顽童，到底对大人和社会做出了怎样的挑战呢？
汤姆，绝不仅仅是一个逗人发笑的顽童，作为马克・吐温用来颠覆当时流行的说教式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角色，他首先反抗的就是大人社会的道德标准。比如，他蔑视大人眼中的好孩子。故事里至少有两个被全镇的大人树为楷模的模范男孩，一个是“爹娘都是德国人”的男孩，一口气能背三千首圣诗(他显然不是马克・吐温心目中的模范男孩，因为他嘲笑他“变成了一个比白痴强不到哪儿去的人”)﹔一个是威利・麦弗逊，“他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的妈妈，好像她是雕花玻璃做的一样。他每次都领着妈妈来教堂，成为所有妈妈的骄傲”。汤姆却从不把他们视为榜样，借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汤姆不是村里的模范男孩，但他对那位模范男孩非常熟悉，并且很讨厌他”。再比如，他从不盲目地顺从大人的说教，是个叛逆儿。大人说哈克贝利・费恩这个流浪
儿是个坏孩子，汤姆却偏要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他才不信大人那一套哪，他羡慕哈克贝利这个“过着浪漫生活的弃儿”，因为他不用上学，想玩多久就玩多久，从来不必梳洗，也不必穿干净衣服，“凡是生活中叫人痛快的事，这孩子全占了”。
即便是他的种种恶作剧和冒险，如果细细追究起来，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渴望别人承认，要成为一个英雄。每次骚动之后，他也确实是如愿以偿了。你看，当人们以为他被淹死，为他举行葬礼时，他凯旋而归了，“海盗汤姆望着四下里那些又妒又羡的孩子们，他在心里承认，这绝对是他一生中最值得为之骄傲的时刻”。你看，当他在法庭指证了真正的凶手之后，“汤姆又一次成了闪闪发光的英雄——受到年长的人的宠爱和年少的人的嫉妒”。说起来，他这种渴望吸引别人视线的欲望，应该是出自于一个少年的本能吧？对于他的这种“英雄愿望”，神宫辉夫在《儿童文学的主角们》一书中分析说：“虽然他的言行，不过是一个渴望成为英雄的少年的自我显示欲的表现，但这绝不仅仅是惊扰一场，而是对从信仰到道德、教育、习惯以及所有方面都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大人的社会和生活的批判。”不过，也有人持反论，查尔斯・弗雷和约翰・格里菲思在《重读童书》就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论点，说汤姆实际上是把整个小镇当成了绝好的观众，他知道怎样博得大人的叫好声，他并不是一个支撑人们的价值观和哲学的反叛者。
不管怎么说，汤姆还是给笼罩在“昏昏欲睡的气氛”的大人社会带来了一股活力。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汤姆导演了这一幕幕喜剧，镇上的人们会有这么多的悲伤和快乐吗？
关于《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争议最大的就是它的结尾。因为在故事的最后，一直反抗大人世界的汤姆居然妥协了，被一直渴望逃离的所谓文明社会收编了，和大人站到了一起，不但自己成为了一个好市民，还把逃走的哈克贝利找了回来，规劝他做一个体面人，接受那个有钱的寡妇的收养，不然连他——汤姆自己都会被人瞧不起。这，显然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然而，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汤姆的这种变化，这本书的原版编者约翰・C。葛伯就指出：“作品其实是对成长进程的一种嘲讽性的说明，因为汤姆最后更接近于圣彼得堡的成人，这些成人往好里说是虔诚而善感﹔往坏里说则遇事不能容忍，生性残酷……马克・吐温很可能是想提醒我们：我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看重社会习俗和社会的赞许与否，越来越丧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热爱。”
马克・吐温被称为幽默大师，他在一篇题为《如何讲故事》的短文中，曾经对幽默有过精辟的论述：“幽默故事，其效果取决于故事的讲述方式……讲述幽默故事要表情严肃。讲述者要竭力装着自己一点也不觉得故事有什么可笑之处……”《汤姆・索亚历险记》就是一部幽默小说，它不仅人物幽默，情节幽默，语言也幽默。例如，读到“汤姆说，‘箭落在哪儿，哪儿就是可怜的罗宾汉在绿林树下的葬身之所。’然后他射出箭去，往后一倒，应该就此死了，谁知他正好倒在一株有刺的荨麻上，他马上蹦了起来，这对一具尸体来说，动作太欢快了”这样的句子时，你不可能不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