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三十年来位居演艺主持界第一线,长盛不衰;
他有三段婚姻,老来得子,却绝少绯闻;
他在朋友眼中博学多才,桀骜不驯,独善其身;
他下过乡,串过联,当过兵,说过书,演过戏,当过主持人……
他玩收藏、玩话剧、玩京剧、玩相声、玩朗诵、玩跳舞、玩器乐……
他说自己的一生可用“顽、痴”二字概括;
他还写书,写自己的生命感悟、成功喜悦,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
王刚出生在辽宁,长在长春,小名“小宝儿”,大名“冬至”――因他在冬至那天出生。上幼儿园时,父母给他改名“王刚”。王刚说:父母没有奢望,我也没想过通过个人奋斗成就什么功业。而后来,他和妹妹王静二人同时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成了“明星”,成了“名人”。他说这大概应了那句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之,他觉得自己儿时顽劣,但“早运”还属不错。
给毛主席写信的顽劣少年
我觉得我“早运”不错。
北方俗语说,“七岁八岁讨人嫌”,我四五岁就开始了,贪玩儿不回家,“小宝子回家吃饭喽”是我儿时记忆最深的一句话。
我四岁上的幼儿园。进园没过半年,老师就判定我是个坏孩子――回想起来,那阵儿的我还不是一般的“皮”,真是憋着“坏”,士兵突击,三天两头犯“坏”。
至今我还留着当年的“操行评语”:聪明、主观、好动;在课堂上好做小动作;不注意个人卫生;在游戏时总是不遵守规则……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操行评语居然被冠以“主观”。这也算得上是大时代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印记吧。
稍大一些更是变本加厉。终于,所有的同学都接到他们家长的“指示”:以后,绝不能再理王刚,免得也跟着学坏!
被孤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众叛亲离,形单影只,好不凄惨。
人在寻找慰藉的时刻,总是把信任和情感倾注给他最崇敬的人,尤其是孩子。处于苦闷境地的我,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要写一封信,给这样的一个人。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最崇敬的人还能有谁呢?李向阳?那是虚构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对了,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
信的详细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大意是:敬爱的毛主席,我是长春北安路小学的王刚。我们要学习您老人家,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勇敢地畅游长江,在雨中跑步,在闹市读书……还画了两幅水彩画。再加一张照片,全都塞进一个信封里,封好,贴上一张八分邮票,写上“北京毛主席收”。
那是1959年7月6日,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期末考试了,我很早就去了学校。班主任老师一反常态地主动跟我打了招呼,还朝我笑,她说:“王刚同学,你来得真早啊!先跟我到教导主任那儿去一趟,好吗?”
到了教导主任那儿,她也朝我笑,轻柔地拍着我的头说:“王刚同学,你家里有人在北京吗?”
我说:“有,我四姑住北京。”她点点头,又说:“那你跟我到校长那儿去一趟吧。”
我愣住了。我忽然觉得,完了,这回完了,肯定要被宣布开除了。
可他们为什么朝我笑呢?对了,过去从电影上戏里看过,凡是被判了死刑的犯人,临赴法场之前,总要被管顿好饭,喝一大碗烧酒,给一个久违了的笑脸……
胡思乱想间,已经被带到了办公楼。爬上三楼,腿脚不稳,中间一连磕了好几下,踉跄不已。
到了校长室,我听见教导主任叫了一声“校长”,说:“王刚同学带来了。”
我的心狂跳起来,我估摸着校长也得冲我笑。
果然,校长笑着向我走过来,边走边说:“来,来,王刚同学,坐下坐下……”
我没敢坐,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也没坐。
校长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问我:“你们家有在党中央工作的亲戚吗?”
我摇了摇头。
“那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我接过那个大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王刚小朋友收。落款是几个红色的铅印大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我呆在了那里,一时反应不过来。校长问:“可以打开看看吗?”
我木然答道:“可以。”
校长用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封,取出一张很薄的纸,大声念起来:
王刚小朋友:
你六月二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和寄给毛主席的图画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的相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
此复。并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
这件事很快传到区里、市里。那段时间,我成了学校的“王牌学生”。
中办的回信给我带来了戏剧性的“转运”,业已被边缘化的“坏学生”,从此又被融入主流,视为革命接班人。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封信成为一个孩子心灵的慰藉。寥寥数语,被我颠来倒去做了无数解读。中办的回信中最后提到: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
我于是异想天开:“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噢,有深意,大有深意呀!为什么要强调“为祖国服务”呢?这可不是随便写写的。“祖国”是针对“外国”而言,而这两者的纽带是外交官;中国的外交官在国外工作,最能体现“为祖国服务”……
就这样一句话,这么丰富的解读,竟然给予我莫大的激励。自此我立志做一名驰骋世界舞台的外交官。如果说这个志愿在上小学乃至初中时,还处在朦朦胧胧的阶段,等上了高中,当我的英文成绩已“无人望其项背”时,就非常清晰明确了。
但是,顽劣的少年遭遇历史的激荡时期,“文革”风潮席卷全国,学校的“红色运动”如火如荼,王刚和所有学生一样,参加了“运动”,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联”,他甚至到北京见了毛主席,接着,他顺理成章地下乡了。他在生活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他开始思考,他觉得“文革”将他理想的翅膀折断了,他没能升上大学,没能圆“外交官”之梦。好像不仅这些,他的所谓“理想”和“志愿”里更深层次的东西――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对生活乃至生命的认知,总之,关于真善美的憧憬――似乎一切都被搅乱了。他当知青时常常走的那条路,多次走过,拎着啤酒瓶子醉醺醺地走过,唱着歌走过,走路,一个人孤寂地走,在星空下走。在个人无法把握命运的时代,走,让他感觉到一个清晰的自我。他孤寂的心灵,走着走着就浑厚了,沧桑了……1969年底,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的王刚,好运来临。
送妹妹当兵,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1969年年底,我整整下乡了一年,此时,我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不想竟喜从天降――当兵了!
其实,本没我什么事儿,我是送我妹妹王静当兵,没想到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记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妈几经辗转把电话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部。我妈说,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们老了,无所谓。只是妹妹太小,舍不得让她遭那份儿罪。前几天省军区招文艺兵,妹妹初试过关。现盼我回城,全家团聚一下,然后就各奔东西。
当晚,我步行二十多华里,赶回家中。
次日,陪十四岁的妹妹去参加复试。
妹妹进了考场,我在走廊里等着。
听妹妹在里边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万里雪飘”的“万”字拉得老长老长,声音又高又亮。后来听妹妹讲,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听里边好像是在问答,但听不大清。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干事将我叫了进去。
一个长得很文气的中年军官问我:“听你妹妹讲,她的文艺才能是受你的影响。你会朗诵,也会唱歌,能不能让我们听听?”
于是,我朗诵了一首陈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军官是个痛快人,边拿出志愿表边问。
“跟我妹妹在一块吗?”我还有点“托大”。后来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儿。要换了别人,早就响亮表态了。
“能啊。”
“好,我想当兵。”
我的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我们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父母亲都高兴坏了。
我当兵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从此,王刚穿上了军装,当了二十六年兵,以至有一段时间,他和人谈起往事,总说:“我当了二十六年兵啊,整整二十六年哪!”个中滋味,足见一斑。也是在部队,王刚经历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我的第一次婚姻
我刚调到沈阳军区时,我们几个刚从基层调来不久的文工团员,其实都是所谓的学员,在一个楼角里抽着烟。
这时候从二楼蹦蹦跳跳下来一个女文工团员,很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飘然而去。这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刚才互相聊天的人,全都看着她,走神了。
她是那么漂亮而高傲,可奇怪,越是高傲,我还真越要看看了。
众人收回拉长的脖颈子,又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知道这是谁吗?是前进歌舞团的一朵花……”
于是一帮坏小子就互相打趣儿:“你别惦记着。”“没咱什么事……”
还有人说:“这今后肯定是哪个高干家的儿媳妇啊!”
听他们逗闷子,我就不言语。
有人看我不言语,便问:“王刚你说呢?”
我记得我狠狠扔掉了烟头,说了一句:“不要妄自菲薄!我才不信那个邪呢。”
以后发生的,就是这样:辗转在边防部队慰问的时候,都坐那种敞篷卡车,我和那姑娘居然挨在一块儿了。没话找话,我也忘了具体说了什么,总而言之就是越说越投缘。
这份恋爱,遇到的阻力是来自组织上的。
下部队一个多月回来,我就被批评了。上面有规定:学员战士不能够在一个单位里谈恋爱。此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好了,于是两边分头谈话,一通严厉的批评。
还记得我们的教导员跟我说:不仅是因为部队的规定,战士在一个单位里是不能够谈恋爱的,还有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吗?她父亲是右派,跟这种政治背景的人处对象,后果你掂量过吗?
我当然不服这个理儿,大声抗辩:“既然通过政审了,都当兵了,怎么还能算在政治上有问题,怎么还能算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呢?你那儿有政策,我这儿怎么就不行啊?”
教导员差点拍桌子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们是为了爱护你,你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越不让,两个人越往一块儿凑。那时候,我俩一个在三楼,一个在四楼,却很难见面,我们就用走廊的电话聊天,冲破重重“阻力”,就是要恋爱。
就那样,还是被干部发现了,又挨顿批评。
但是,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提干了,终于历尽磨难,走在了一起。1978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我们结婚了。
1979年9月6日,我们有了个女儿。当时沈阳军区很多人都知道,在文工团里有这么一对儿郎才女貌的夫妻。
我们在沈阳结婚,回长春看爸爸妈妈。在南湖公园,我们想自己去玩儿,我爸爸悄悄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这女孩子长得太扎眼了,会惹麻烦。
这段婚姻维系了十三年。所以,网上,还有各种杂志上,都说这段婚姻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也就是只维持了两年时间,都是瞎掰,不知道他们哪儿听说的。
离婚的时候,孩子跟了母亲,生活费由我出。再后来,女儿跟她妈妈转业回北京了,一直在北京上学。我经常来北京做节目,特别是到电台录音什么的,每次一定去看女儿。拍《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有了我的第一辆车,二手的红色福特。有了这个车,第一个想法就是接我女儿去玩儿。我开着车,她住在她妈妈那儿,就把她妈妈也捎带着,一块儿直奔十三陵。
我尽量让孩子感觉到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
女儿在国内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的妈妈身穿中式服装,和我一起坐在女方父母席上。我们――我和女儿的妈妈,慈祥地看着她和女婿恩爱地结合。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自然,只是隐隐觉得我们是在刻意弥补什么。
对女儿来说,这是美好记忆的延续,是岁月遗憾的弥补。
她一定明白,我们对她的爱一如既往。我们也知道,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岁月酿就的宽容和谅解。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王刚已经是一个“老电台”了。王刚一直认为,自己主持节目、演电视剧,在形象、表演等方面没有高超之处,语言才是自己的强项。1982年春天,王刚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夜幕下的哈尔滨》,当时评论界认为他开创了现代小说吸引听众的新局面。全国一百零八家电台复制播出,听众三亿。这部书的播出,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那时,王刚清晰地听见自己在每家讲故事,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在同一时刻传出的几乎都是自己的声音。1984年,王刚在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出演“说书人”一角,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荧屏。王刚火了。
我的“木秀于林”的处世哲学
中国人都知道“夹着尾巴做人”这一说,这里面的道理很丰富,拽文点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俗一点的说法是“出头的椽子先烂”。
我很早就留意这一点,很早就懂得人生是有些微妙界限的。
《夜幕下的哈尔滨》播出不久,我自然获得了某种名声。作为部队的文工团员,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的并不多。那么,与此相应的,某种微妙的感觉也就出来了。
其实并不能说我是一夜成名,到80年代的时候,我是有一定量的积累的。可是,我不能因此而心安理得啊。我在部队里,毕竟很“冒尖”啊。记得80年代初的某一年,我挣了一千九百六十元“外快”。一千九百六十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那阵我的月工资也就“一千大毛”(100元),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笔额外的巨款啊。
那时,整个社会正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向钱看”,而我似乎也没有因为这些“外财”受到盘查、责难。细细想来,之所以没有感到有什么纷扰,和军区文化部的照应有关。不是说没有人“反映”,不是说没有压力,而是这一切都给压下来了,这是我离开部队后战友告诉我的。
人生的江湖就在你身边,就在你脚下,而你不感到“风雨飘摇”,只能说,你运气不错,有贵人相助。
有一次,沈阳军区文工团下部队慰问,来到东北某野战军的某师。演出顺利结束了,照例安排一个晚宴,大家联欢联欢。
晚宴上,部队首长即席讲话。他喝了点酒,说话特别放得开,一下把话题引到我这里:“我们大家特别喜欢王刚同志表演的节目,大家知道,王刚同志为我们部队争了光,现在全国都知道他呀――我们大家欢迎王刚同志给我们讲几句话!”
部队那头就热烈鼓掌,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看了一眼我们的带队领导,看他的表情。
果然,领导脸色黯然。
领导当然是有涵养的,但我看得出来:分明已把“不以为然”几个字写在了脸上。
我心里暗暗叫苦:我的好首长啊,您这不是坑我吗?人家带队的就坐在那里,你不请领导讲,还这么一鼓动,把我显得这么突出,这一来,把人家头儿搁哪儿啊?
但我又不能不近人情地断然拒绝。当时的场面,确实是盛情难却,非我能控制得了的,鼓掌吆喝的声音此起彼伏――“王刚同志讲两句!”“王刚同志来一段儿!”……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我,拿着一大杯白酒站起来,说了这样一番话:“谢谢首长,别看我在台上、广播里挺能说的,可台下呢我是个不会说话的人。这样吧,我不能说,但是我挺能喝,我敬咱们部队指战员一杯酒,我的心里话全在这杯酒里――干了!”
一仰脖,一大杯酒全进去了。
接着我提议:“我们还是欢迎我们带队领导代表文工团给大家说几句吧。”
你看,在这节骨眼上,本人不糊涂。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为了不惹是非而丧失原则。
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作为分队的副教导员(全称就是副政治教导员),跟上级派来的正职教导员的谈话。
那次谈话,我开门见山,直来直去,直率得连那个教导员都吓了一跳。
我跟他讲:咱们俩不是一样的人,但没什么,不妨碍我们友好合作。我说:“你现在是教导员,我是你的副手,你抓党组织生活,我抓青年工作,我工作上一定会配合你。你放心,我绝不想当你这个正职教导员,我的主要精力肯定还是业务上,因为我首先是个演员,所以你不要对我有戒心。”
教导员一愣,脸都有点涨红了,他真的想不到我开口会跟他说这个!
我不管这些,径直把我的话说下去:“咱们都是部队的干部,当今时下,别的事都没有什么,我最讨厌的是在政治上整人。如果我感觉到有这个苗头,我会毫不客气的。”
说完,我把烟头扔在沙滩上,狠狠地踩了几脚。
教导员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我的话,表情挺尴尬的,半晌,说了一句:“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跟我这样直来直去……”
这次谈话效果不错,事实上证明教导员也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之间相安无事。我一直待在副教导员位置上。但是过了几年评职称的时候,我是国家一级演员,高级职称;他是三级,中级职称。他仍然是我的领导,各安其位。
对政治,我不是不懂,但是我知道我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对江湖,我不吝,有时候“江湖”确实是个没有底线的所在。然而咂摸“江湖”经历,凶险的感受反而淡漠,剩下的唯有有趣而已。
20世纪80年代,王刚从一名纯粹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始了“明星”生涯。一开始的“步入”,凌乱,位置感模糊,什么都想试一试,对任何种类都充满好奇心。演艺圈的糗事,王刚至今记忆犹新。
刘晓庆冲我嚷:你这人这么小心眼!
人红了,就满世界跑被请去做主持什么的了,那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请我加入春节剧组。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春节晚会现场直播前的两个半月。我来到了春节晚会剧组,正式报到。六个主持人当中,我是第一个来的。其他五人是:赵忠祥、姜昆、刘晓庆、方舒、顾永菲。
当年这几位就已是功成名就、星光灿烂了。尤其是后来被一些人称作“中国影后”的刘晓庆,初次见面就让我领略了“影后”的大家风范。我来剧组没两个星期,刘晓庆到了。剧组在工程兵招待所预备了丰盛的午宴,给刘晓庆接风,黄导让我作陪。
宴前,宾主照例要作一番介绍。黄导指着我对刘晓庆说:“这位是王刚,曾演过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刘晓庆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对不起,我从来不看电视剧。”
黄导一时哑然,接着又一指刘晓庆对我说:“这位是……”
我立刻接上:“不用介绍了,我倒是常看电影。”
我的声音依然低沉平静。
宴罢,走出餐厅,同席的一位制片悄声对我说:“不像话!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说着又看了一眼已经走远了的刘晓庆,撇了撇嘴,蹦出两个字:“德行!”
我淡然一笑:“那不是德行,那叫个性。没准人家真就不看电视剧。实话实说,无可厚非。”
我尽量平淡地说这话的时候,心底可没那么心平气和。
又过了快两个月,春节晚会第一次彩排,我第一个进了化妆间。摘下眼镜,坐在椅子上,准备让化妆师在我脸上涂涂抹抹。门忽地一下开了,闯进一个人来。她好像朝谁挥了一下手,还说了句什么,听声音是个女的,说什么没听清,是谁也看不清。
没办法,我的裸眼视力只有零点二。
从我眼前的镜子中,依稀看到,那女士也坐在了凳子上,好像又挥了挥手。我没反应,仍全神贯注地准备粉墨登场,甚至最后干脆合上眼睛默念起主持词来。猛地一下,我的右肩被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睁眼一看,背后站着的是刘晓庆。
她近乎愤怒地冲我大声说:“怎么回事?我对你打了两次招呼,你都不理!”
我一时蒙了,忙道:“噢,对不起,我是近视眼,根本就没看清。”
“那你耳朵也聋了吗?”
“……我也没听清。”
“不对,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两个月前,一块吃饭,我那话是不大合适,可天地良心,我真的不看电视剧呀!”
我无话可说。她瞧我那茫然无措的样儿,可能觉得是又可气又可乐,又饶上了一句:“还男子汉哪,这么小心眼儿!”
没法解释,我笑了,心想:这位影后有时直率得令人尴尬,可细琢磨,也满招人喜欢的。
因为同是主持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刘晓庆难免常常见面,当然也没什么深交。
忽然有一日,在排练场,我发现她坐在我身边正一声不吭地看一本书。该她上场了,她顺手把书放在椅子上,我瞥了一眼,书名是《芙蓉镇》。巧了,我原本打算在电台演播这部小说,也曾认真读过。
一年之后,电影《芙蓉镇》公映了。刘晓庆演的胡玉音,深深打动了我,同时,我又回想起和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唉,真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她呀!
王刚在演艺圈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做了《综艺大观》的第一任节目主持人,经历了它的盛衰;他参与主持了春节晚会;他被邀请做《东芝动物乐园》的主持人;他主持以他自己名字叫响的栏目《王刚说故事》……演艺圈里说他是老“戏骨”,由《夜幕下的哈尔滨》露脸,跳入《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梦断紫禁城》,按媒体话说:演成了“和�精”……但他并不只有这些,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演戏、主持和收藏哪个重要?”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当然是收藏最重要。“王刚已很多年不接主持的活儿,但他说收藏节目除外。2001年,某卫视台新开办的收藏节目请王刚去做主持,于是,王刚二者兼得,做了收藏的事情,主持了《天下收藏》。王刚说他的收藏与演艺生涯是交叉的,他在收藏中更懂得了另一种生活的含义。
珍视因缘,享受孤独
在收藏里面,有着丰富的学问,什么人生的哲学、哲理、励志,全都有。除了这些,借用佛家的术语来说,里面还有因缘。
一位未曾谋面的观众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闲来无事看看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节目,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请出护宝槌”的声音响起,一众古董拥有者脸上五味杂陈的表情:有胸有成竹,有忐忑不安,有若无其事,有阴晴不定……既然要参加此档节目,就是带着考验自己鉴赏能力的目的来的,愿赌服输,输不起也输了,除非藏着掖着,否则总有接受考验的一天。宝物如古董珍玩,均有一定的标准,可请专家给予鉴定;可万物之灵――人的标准呢?又有谁能够鉴定无比珍贵的人心?
古往今来,万物皆可辨真伪,唯有人心难以捉摸。
若有人心的试金石,它应该是什么做的?名利、美色,还是时间?
心只有命运可以看透,我们能做的,唯有自省。但有自知之明,便可回护自身,逃过命运的捉弄,回避注定的劫数。尘世纵然瞬息万变,但把持一潭澄净的心水,以不变应万变:一切的丑恶,便只是幻影,而心灵的莲花,即使于淤泥之中,一样纤尘不染。
我是在网上看到这篇小品文的,被“但有自知之明,便可回护自身,逃过命运的捉弄,回避注定的劫数”所触动。
在这个行当里玩,确实有很多尘缘纠缠,不是因为你有自知、有定力就能斩断的。比如,我这人气盛。有一次,我在港澳中心见到一个非常有名的香港大亨,接待方介绍我是内地演艺界人士如何如何,他漫不经心地哼哼哈哈,显得非常傲慢。北方人说法:这人太牛了。让我心里不大痛快。总之,那次见面的气氛非常不好。
很长时间,我淡忘了那种感觉。可是,若干年后,一件到手的藏品勾起了我的联想。
这位大亨也是个大收藏家,但他也并不总是春风得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按《红楼梦》里的话说,“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从他那里“流出”很多东西。
他引以为豪的藏品,其中一件我买下了,我当时还就较这劲。要搁平时,我的财力怎么能跟人家比?九牛一毛啊。
这事儿的戏剧性,微妙的轮转,让我小小痛快了一阵。
可今天再想,我在暗地嗟叹这段因缘的时候,难道不是在自己心中的幻影中纠缠吗?嗔怒烦恼,我又何曾跳出呢?
不得不说,在这个圈子里,哪怕你是纯粹的藏家,哪怕你拥有较高境界和比较大的情怀,你最难克服的还是攀比、傲物、好胜,以及随时可能冒出的计较心。
其实有个爱好不错。执著的爱好,会让浮躁者收心,在另一个层面上找到欢喜处。物我观照,月夜静思,浑然皈依,相伴终身,焉不是善事?■
(责任编辑/陈 思)
他三十年来位居演艺主持界第一线,长盛不衰;
他有三段婚姻,老来得子,却绝少绯闻;
他在朋友眼中博学多才,桀骜不驯,独善其身;
他下过乡,串过联,当过兵,说过书,演过戏,当过主持人……
他玩收藏、玩话剧、玩京剧、玩相声、玩朗诵、玩跳舞、玩器乐……
他说自己的一生可用“顽、痴”二字概括;
他还写书,写自己的生命感悟、成功喜悦,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
王刚出生在辽宁,长在长春,小名“小宝儿”,大名“冬至”――因他在冬至那天出生。上幼儿园时,父母给他改名“王刚”。王刚说:父母没有奢望,我也没想过通过个人奋斗成就什么功业。而后来,他和妹妹王静二人同时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成了“明星”,成了“名人”。他说这大概应了那句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之,他觉得自己儿时顽劣,但“早运”还属不错。
给毛主席写信的顽劣少年
我觉得我“早运”不错。
北方俗语说,“七岁八岁讨人嫌”,我四五岁就开始了,贪玩儿不回家,“小宝子回家吃饭喽”是我儿时记忆最深的一句话。
我四岁上的幼儿园。进园没过半年,老师就判定我是个坏孩子――回想起来,那阵儿的我还不是一般的“皮”,真是憋着“坏”,士兵突击,三天两头犯“坏”。
至今我还留着当年的“操行评语”:聪明、主观、好动;在课堂上好做小动作;不注意个人卫生;在游戏时总是不遵守规则……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操行评语居然被冠以“主观”。这也算得上是大时代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印记吧。
稍大一些更是变本加厉。终于,所有的同学都接到他们家长的“指示”:以后,绝不能再理王刚,免得也跟着学坏!
被孤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众叛亲离,形单影只,好不凄惨。
人在寻找慰藉的时刻,总是把信任和情感倾注给他最崇敬的人,尤其是孩子。处于苦闷境地的我,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要写一封信,给这样的一个人。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最崇敬的人还能有谁呢?李向阳?那是虚构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对了,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
信的详细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大意是:敬爱的毛主席,我是长春北安路小学的王刚。我们要学习您老人家,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勇敢地畅游长江,在雨中跑步,在闹市读书……还画了两幅水彩画。再加一张照片,全都塞进一个信封里,封好,贴上一张八分邮票,写上“北京毛主席收”。
那是1959年7月6日,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期末考试了,我很早就去了学校。班主任老师一反常态地主动跟我打了招呼,还朝我笑,她说:“王刚同学,你来得真早啊!先跟我到教导主任那儿去一趟,好吗?”
到了教导主任那儿,她也朝我笑,轻柔地拍着我的头说:“王刚同学,你家里有人在北京吗?”
我说:“有,我四姑住北京。”她点点头,又说:“那你跟我到校长那儿去一趟吧。”
我愣住了。我忽然觉得,完了,这回完了,肯定要被宣布开除了。
可他们为什么朝我笑呢?对了,过去从电影上戏里看过,凡是被判了死刑的犯人,临赴法场之前,总要被管顿好饭,喝一大碗烧酒,给一个久违了的笑脸……
胡思乱想间,已经被带到了办公楼。爬上三楼,腿脚不稳,中间一连磕了好几下,踉跄不已。
到了校长室,我听见教导主任叫了一声“校长”,说:“王刚同学带来了。”
我的心狂跳起来,我估摸着校长也得冲我笑。
果然,校长笑着向我走过来,边走边说:“来,来,王刚同学,坐下坐下……”
我没敢坐,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也没坐。
校长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问我:“你们家有在党中央工作的亲戚吗?”
我摇了摇头。
“那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我接过那个大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王刚小朋友收。落款是几个红色的铅印大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我呆在了那里,一时反应不过来。校长问:“可以打开看看吗?”
我木然答道:“可以。”
校长用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封,取出一张很薄的纸,大声念起来:
王刚小朋友:
你六月二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和寄给毛主席的图画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的相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
此复。并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
这件事很快传到区里、市里。那段时间,我成了学校的“王牌学生”。
中办的回信给我带来了戏剧性的“转运”,业已被边缘化的“坏学生”,从此又被融入主流,视为革命接班人。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封信成为一个孩子心灵的慰藉。寥寥数语,被我颠来倒去做了无数解读。中办的回信中最后提到: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
我于是异想天开:“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噢,有深意,大有深意呀!为什么要强调“为祖国服务”呢?这可不是随便写写的。“祖国”是针对“外国”而言,而这两者的纽带是外交官;中国的外交官在国外工作,最能体现“为祖国服务”……
就这样一句话,这么丰富的解读,竟然给予我莫大的激励。自此我立志做一名驰骋世界舞台的外交官。如果说这个志愿在上小学乃至初中时,还处在朦朦胧胧的阶段,等上了高中,当我的英文成绩已“无人望其项背”时,就非常清晰明确了。
但是,顽劣的少年遭遇历史的激荡时期,“文革”风潮席卷全国,学校的“红色运动”如火如荼,王刚和所有学生一样,参加了“运动”,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联”,他甚至到北京见了毛主席,接着,他顺理成章地下乡了。他在生活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他开始思考,他觉得“文革”将他理想的翅膀折断了,他没能升上大学,没能圆“外交官”之梦。好像不仅这些,他的所谓“理想”和“志愿”里更深层次的东西――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对生活乃至生命的认知,总之,关于真善美的憧憬――似乎一切都被搅乱了。他当知青时常常走的那条路,多次走过,拎着啤酒瓶子醉醺醺地走过,唱着歌走过,走路,一个人孤寂地走,在星空下走。在个人无法把握命运的时代,走,让他感觉到一个清晰的自我。他孤寂的心灵,走着走着就浑厚了,沧桑了……1969年底,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的王刚,好运来临。
送妹妹当兵,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1969年年底,我整整下乡了一年,此时,我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不想竟喜从天降――当兵了!
其实,本没我什么事儿,我是送我妹妹王静当兵,没想到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记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妈几经辗转把电话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部。我妈说,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们老了,无所谓。只是妹妹太小,舍不得让她遭那份儿罪。前几天省军区招文艺兵,妹妹初试过关。现盼我回城,全家团聚一下,然后就各奔东西。
当晚,我步行二十多华里,赶回家中。
次日,陪十四岁的妹妹去参加复试。
妹妹进了考场,我在走廊里等着。
听妹妹在里边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万里雪飘”的“万”字拉得老长老长,声音又高又亮。后来听妹妹讲,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听里边好像是在问答,但听不大清。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干事将我叫了进去。
一个长得很文气的中年军官问我:“听你妹妹讲,她的文艺才能是受你的影响。你会朗诵,也会唱歌,能不能让我们听听?”
于是,我朗诵了一首陈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军官是个痛快人,边拿出志愿表边问。
“跟我妹妹在一块吗?”我还有点“托大”。后来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儿。要换了别人,早就响亮表态了。
“能啊。”
“好,我想当兵。”
我的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我们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父母亲都高兴坏了。
我当兵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从此,王刚穿上了军装,当了二十六年兵,以至有一段时间,他和人谈起往事,总说:“我当了二十六年兵啊,整整二十六年哪!”个中滋味,足见一斑。也是在部队,王刚经历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我的第一次婚姻
我刚调到沈阳军区时,我们几个刚从基层调来不久的文工团员,其实都是所谓的学员,在一个楼角里抽着烟。
这时候从二楼蹦蹦跳跳下来一个女文工团员,很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飘然而去。这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刚才互相聊天的人,全都看着她,走神了。
她是那么漂亮而高傲,可奇怪,越是高傲,我还真越要看看了。
众人收回拉长的脖颈子,又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知道这是谁吗?是前进歌舞团的一朵花……”
于是一帮坏小子就互相打趣儿:“你别惦记着。”“没咱什么事……”
还有人说:“这今后肯定是哪个高干家的儿媳妇啊!”
听他们逗闷子,我就不言语。
有人看我不言语,便问:“王刚你说呢?”
我记得我狠狠扔掉了烟头,说了一句:“不要妄自菲薄!我才不信那个邪呢。”
以后发生的,就是这样:辗转在边防部队慰问的时候,都坐那种敞篷卡车,我和那姑娘居然挨在一块儿了。没话找话,我也忘了具体说了什么,总而言之就是越说越投缘。
这份恋爱,遇到的阻力是来自组织上的。
下部队一个多月回来,我就被批评了。上面有规定:学员战士不能够在一个单位里谈恋爱。此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好了,于是两边分头谈话,一通严厉的批评。
还记得我们的教导员跟我说:不仅是因为部队的规定,战士在一个单位里是不能够谈恋爱的,还有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吗?她父亲是右派,跟这种政治背景的人处对象,后果你掂量过吗?
我当然不服这个理儿,大声抗辩:“既然通过政审了,都当兵了,怎么还能算在政治上有问题,怎么还能算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呢?你那儿有政策,我这儿怎么就不行啊?”
教导员差点拍桌子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们是为了爱护你,你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越不让,两个人越往一块儿凑。那时候,我俩一个在三楼,一个在四楼,却很难见面,我们就用走廊的电话聊天,冲破重重“阻力”,就是要恋爱。
就那样,还是被干部发现了,又挨顿批评。
但是,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提干了,终于历尽磨难,走在了一起。1978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我们结婚了。
1979年9月6日,我们有了个女儿。当时沈阳军区很多人都知道,在文工团里有这么一对儿郎才女貌的夫妻。
我们在沈阳结婚,回长春看爸爸妈妈。在南湖公园,我们想自己去玩儿,我爸爸悄悄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这女孩子长得太扎眼了,会惹麻烦。
这段婚姻维系了十三年。所以,网上,还有各种杂志上,都说这段婚姻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也就是只维持了两年时间,都是瞎掰,不知道他们哪儿听说的。
离婚的时候,孩子跟了母亲,生活费由我出。再后来,女儿跟她妈妈转业回北京了,一直在北京上学。我经常来北京做节目,特别是到电台录音什么的,每次一定去看女儿。拍《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有了我的第一辆车,二手的红色福特。有了这个车,第一个想法就是接我女儿去玩儿。我开着车,她住在她妈妈那儿,就把她妈妈也捎带着,一块儿直奔十三陵。
我尽量让孩子感觉到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
女儿在国内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的妈妈身穿中式服装,和我一起坐在女方父母席上。我们――我和女儿的妈妈,慈祥地看着她和女婿恩爱地结合。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自然,只是隐隐觉得我们是在刻意弥补什么。
对女儿来说,这是美好记忆的延续,是岁月遗憾的弥补。
她一定明白,我们对她的爱一如既往。我们也知道,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岁月酿就的宽容和谅解。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王刚已经是一个“老电台”了。王刚一直认为,自己主持节目、演电视剧,在形象、表演等方面没有高超之处,语言才是自己的强项。1982年春天,王刚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夜幕下的哈尔滨》,当时评论界认为他开创了现代小说吸引听众的新局面。全国一百零八家电台复制播出,听众三亿。这部书的播出,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那时,王刚清晰地听见自己在每家讲故事,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在同一时刻传出的几乎都是自己的声音。1984年,王刚在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出演“说书人”一角,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荧屏。王刚火了。
我的“木秀于林”的处世哲学
中国人都知道“夹着尾巴做人”这一说,这里面的道理很丰富,拽文点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俗一点的说法是“出头的椽子先烂”。
我很早就留意这一点,很早就懂得人生是有些微妙界限的。
《夜幕下的哈尔滨》播出不久,我自然获得了某种名声。作为部队的文工团员,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的并不多。那么,与此相应的,某种微妙的感觉也就出来了。
其实并不能说我是一夜成名,到80年代的时候,我是有一定量的积累的。可是,我不能因此而心安理得啊。我在部队里,毕竟很“冒尖”啊。记得80年代初的某一年,我挣了一千九百六十元“外快”。一千九百六十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那阵我的月工资也就“一千大毛”(100元),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笔额外的巨款啊。
那时,整个社会正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向钱看”,而我似乎也没有因为这些“外财”受到盘查、责难。细细想来,之所以没有感到有什么纷扰,和军区文化部的照应有关。不是说没有人“反映”,不是说没有压力,而是这一切都给压下来了,这是我离开部队后战友告诉我的。
人生的江湖就在你身边,就在你脚下,而你不感到“风雨飘摇”,只能说,你运气不错,有贵人相助。
有一次,沈阳军区文工团下部队慰问,来到东北某野战军的某师。演出顺利结束了,照例安排一个晚宴,大家联欢联欢。
晚宴上,部队首长即席讲话。他喝了点酒,说话特别放得开,一下把话题引到我这里:“我们大家特别喜欢王刚同志表演的节目,大家知道,王刚同志为我们部队争了光,现在全国都知道他呀――我们大家欢迎王刚同志给我们讲几句话!”
部队那头就热烈鼓掌,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看了一眼我们的带队领导,看他的表情。
果然,领导脸色黯然。
领导当然是有涵养的,但我看得出来:分明已把“不以为然”几个字写在了脸上。
我心里暗暗叫苦:我的好首长啊,您这不是坑我吗?人家带队的就坐在那里,你不请领导讲,还这么一鼓动,把我显得这么突出,这一来,把人家头儿搁哪儿啊?
但我又不能不近人情地断然拒绝。当时的场面,确实是盛情难却,非我能控制得了的,鼓掌吆喝的声音此起彼伏――“王刚同志讲两句!”“王刚同志来一段儿!”……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我,拿着一大杯白酒站起来,说了这样一番话:“谢谢首长,别看我在台上、广播里挺能说的,可台下呢我是个不会说话的人。这样吧,我不能说,但是我挺能喝,我敬咱们部队指战员一杯酒,我的心里话全在这杯酒里――干了!”
一仰脖,一大杯酒全进去了。
接着我提议:“我们还是欢迎我们带队领导代表文工团给大家说几句吧。”
你看,在这节骨眼上,本人不糊涂。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为了不惹是非而丧失原则。
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作为分队的副教导员(全称就是副政治教导员),跟上级派来的正职教导员的谈话。
那次谈话,我开门见山,直来直去,直率得连那个教导员都吓了一跳。
我跟他讲:咱们俩不是一样的人,但没什么,不妨碍我们友好合作。我说:“你现在是教导员,我是你的副手,你抓党组织生活,我抓青年工作,我工作上一定会配合你。你放心,我绝不想当你这个正职教导员,我的主要精力肯定还是业务上,因为我首先是个演员,所以你不要对我有戒心。”
教导员一愣,脸都有点涨红了,他真的想不到我开口会跟他说这个!
我不管这些,径直把我的话说下去:“咱们都是部队的干部,当今时下,别的事都没有什么,我最讨厌的是在政治上整人。如果我感觉到有这个苗头,我会毫不客气的。”
说完,我把烟头扔在沙滩上,狠狠地踩了几脚。
教导员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我的话,表情挺尴尬的,半晌,说了一句:“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跟我这样直来直去……”
这次谈话效果不错,事实上证明教导员也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之间相安无事。我一直待在副教导员位置上。但是过了几年评职称的时候,我是国家一级演员,高级职称;他是三级,中级职称。他仍然是我的领导,各安其位。
对政治,我不是不懂,但是我知道我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对江湖,我不吝,有时候“江湖”确实是个没有底线的所在。然而咂摸“江湖”经历,凶险的感受反而淡漠,剩下的唯有有趣而已。
20世纪80年代,王刚从一名纯粹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始了“明星”生涯。一开始的“步入”,凌乱,位置感模糊,什么都想试一试,对任何种类都充满好奇心。演艺圈的糗事,王刚至今记忆犹新。
刘晓庆冲我嚷:你这人这么小心眼!
人红了,就满世界跑被请去做主持什么的了,那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请我加入春节剧组。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春节晚会现场直播前的两个半月。我来到了春节晚会剧组,正式报到。六个主持人当中,我是第一个来的。其他五人是:赵忠祥、姜昆、刘晓庆、方舒、顾永菲。
当年这几位就已是功成名就、星光灿烂了。尤其是后来被一些人称作“中国影后”的刘晓庆,初次见面就让我领略了“影后”的大家风范。我来剧组没两个星期,刘晓庆到了。剧组在工程兵招待所预备了丰盛的午宴,给刘晓庆接风,黄导让我作陪。
宴前,宾主照例要作一番介绍。黄导指着我对刘晓庆说:“这位是王刚,曾演过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刘晓庆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对不起,我从来不看电视剧。”
黄导一时哑然,接着又一指刘晓庆对我说:“这位是……”
我立刻接上:“不用介绍了,我倒是常看电影。”
我的声音依然低沉平静。
宴罢,走出餐厅,同席的一位制片悄声对我说:“不像话!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说着又看了一眼已经走远了的刘晓庆,撇了撇嘴,蹦出两个字:“德行!”
我淡然一笑:“那不是德行,那叫个性。没准人家真就不看电视剧。实话实说,无可厚非。”
我尽量平淡地说这话的时候,心底可没那么心平气和。
又过了快两个月,春节晚会第一次彩排,我第一个进了化妆间。摘下眼镜,坐在椅子上,准备让化妆师在我脸上涂涂抹抹。门忽地一下开了,闯进一个人来。她好像朝谁挥了一下手,还说了句什么,听声音是个女的,说什么没听清,是谁也看不清。
没办法,我的裸眼视力只有零点二。
从我眼前的镜子中,依稀看到,那女士也坐在了凳子上,好像又挥了挥手。我没反应,仍全神贯注地准备粉墨登场,甚至最后干脆合上眼睛默念起主持词来。猛地一下,我的右肩被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睁眼一看,背后站着的是刘晓庆。
她近乎愤怒地冲我大声说:“怎么回事?我对你打了两次招呼,你都不理!”
我一时蒙了,忙道:“噢,对不起,我是近视眼,根本就没看清。”
“那你耳朵也聋了吗?”
“……我也没听清。”
“不对,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两个月前,一块吃饭,我那话是不大合适,可天地良心,我真的不看电视剧呀!”
我无话可说。她瞧我那茫然无措的样儿,可能觉得是又可气又可乐,又饶上了一句:“还男子汉哪,这么小心眼儿!”
没法解释,我笑了,心想:这位影后有时直率得令人尴尬,可细琢磨,也满招人喜欢的。
因为同是主持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刘晓庆难免常常见面,当然也没什么深交。
忽然有一日,在排练场,我发现她坐在我身边正一声不吭地看一本书。该她上场了,她顺手把书放在椅子上,我瞥了一眼,书名是《芙蓉镇》。巧了,我原本打算在电台演播这部小说,也曾认真读过。
一年之后,电影《芙蓉镇》公映了。刘晓庆演的胡玉音,深深打动了我,同时,我又回想起和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唉,真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她呀!
王刚在演艺圈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做了《综艺大观》的第一任节目主持人,经历了它的盛衰;他参与主持了春节晚会;他被邀请做《东芝动物乐园》的主持人;他主持以他自己名字叫响的栏目《王刚说故事》……演艺圈里说他是老“戏骨”,由《夜幕下的哈尔滨》露脸,跳入《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梦断紫禁城》,按媒体话说:演成了“和�精”……但他并不只有这些,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演戏、主持和收藏哪个重要?”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当然是收藏最重要。“王刚已很多年不接主持的活儿,但他说收藏节目除外。2001年,某卫视台新开办的收藏节目请王刚去做主持,于是,王刚二者兼得,做了收藏的事情,主持了《天下收藏》。王刚说他的收藏与演艺生涯是交叉的,他在收藏中更懂得了另一种生活的含义。
珍视因缘,享受孤独
在收藏里面,有着丰富的学问,什么人生的哲学、哲理、励志,全都有。除了这些,借用佛家的术语来说,里面还有因缘。
一位未曾谋面的观众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闲来无事看看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节目,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请出护宝槌”的声音响起,一众古董拥有者脸上五味杂陈的表情:有胸有成竹,有忐忑不安,有若无其事,有阴晴不定……既然要参加此档节目,就是带着考验自己鉴赏能力的目的来的,愿赌服输,输不起也输了,除非藏着掖着,否则总有接受考验的一天。宝物如古董珍玩,均有一定的标准,可请专家给予鉴定;可万物之灵――人的标准呢?又有谁能够鉴定无比珍贵的人心?
古往今来,万物皆可辨真伪,唯有人心难以捉摸。
若有人心的试金石,它应该是什么做的?名利、美色,还是时间?
心只有命运可以看透,我们能做的,唯有自省。但有自知之明,便可回护自身,逃过命运的捉弄,回避注定的劫数。尘世纵然瞬息万变,但把持一潭澄净的心水,以不变应万变:一切的丑恶,便只是幻影,而心灵的莲花,即使于淤泥之中,一样纤尘不染。
我是在网上看到这篇小品文的,被“但有自知之明,便可回护自身,逃过命运的捉弄,回避注定的劫数”所触动。
在这个行当里玩,确实有很多尘缘纠缠,不是因为你有自知、有定力就能斩断的。比如,我这人气盛。有一次,我在港澳中心见到一个非常有名的香港大亨,接待方介绍我是内地演艺界人士如何如何,他漫不经心地哼哼哈哈,显得非常傲慢。北方人说法:这人太牛了。让我心里不大痛快。总之,那次见面的气氛非常不好。
很长时间,我淡忘了那种感觉。可是,若干年后,一件到手的藏品勾起了我的联想。
这位大亨也是个大收藏家,但他也并不总是春风得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按《红楼梦》里的话说,“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从他那里“流出”很多东西。
他引以为豪的藏品,其中一件我买下了,我当时还就较这劲。要搁平时,我的财力怎么能跟人家比?九牛一毛啊。
这事儿的戏剧性,微妙的轮转,让我小小痛快了一阵。
可今天再想,我在暗地嗟叹这段因缘的时候,难道不是在自己心中的幻影中纠缠吗?嗔怒烦恼,我又何曾跳出呢?
不得不说,在这个圈子里,哪怕你是纯粹的藏家,哪怕你拥有较高境界和比较大的情怀,你最难克服的还是攀比、傲物、好胜,以及随时可能冒出的计较心。
其实有个爱好不错。执著的爱好,会让浮躁者收心,在另一个层面上找到欢喜处。物我观照,月夜静思,浑然皈依,相伴终身,焉不是善事?■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