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宣布退出《康熙来了》，小S表示要共进退，显然，以蔡康永和小S的个人魅力为核心的《康熙来了》，即将落下帷幕。 《康熙来了》虽是综艺节目，却更像两部美剧的综合，一部是《老友记》，蔡康永和小S主掌的演播厅，就是Central Perk;另一部是《X档案》，两位主持人仿似穆德和史卡莉，在深情厚谊的陪伴下，前往整个世界探秘。这也是《康熙来了》的两条主线：两个主人之间的爱，和带着爱的人性探秘。说起来，这也是历时12年的一场“英雄的旅程”。 在“人情”和“陪伴”这个基本的设定上，《康熙来了》有非常大的宏观面向。节目创立者王伟忠是眷村一代，身上还有大陆文化的影响，努力突破台湾文化的小岛思维，在他的设想中，“‘康熙’本应成为一档真正的泛华人文化标杆类节目”，他设想过做“康熙盛典”，去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做节目。早期的《康熙来了》，的确有这种宏观面向的气质，华人英才齐聚，一时气象万千，内地艺人去台湾做宣传，《康熙来了》是桥头堡。它虽然在岛屿诞生，却有面向全部华人的决心。 这也是这个节目会选择蔡康永担任主持人的原因吧，他和“大陆”相隔不远，胸中有丘壑，是整个节目的砣和锚。在高中当校刊主编时，他发表文章披露“二二八事件”真相，刊登《共产主义宣言》，后来被胡金铨推荐去美国学电影，大学时代开始为滚石和飞碟唱片写文案，也曾受白先勇邀请，把《谪仙记》改编成电影剧本《最后的贵族》，还曾写过那个阴郁的电影和小说《阿婴》，是《功夫皇帝方世玉》编剧之一。他在雅俗之间来去自由，在名利场和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之间穿梭，在繁华人间和幽深世界中同时得到滋养。 但一两个人，是无法挽住时代巨轮的。 上世纪初，华人的娱乐中心是上海，后来时局变化，华人文艺中心和文艺人口分别向两个地方迁徙，一拨从上海迁到香港，另一拨迁移到了台湾。整个华人世界的文艺研发和输出，都从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岛上来。 “国家就是一个个人性膨胀的集合”，大卫・米切尔在《云图》里这样说。它既然有人性的成分，就会有这样一种期望，它期望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是线性的，哪怕是在娱乐记忆上。这个集合的自尊心以及被金钱催化起来的自信和自大，都不允许它继续停留在借来的时间里。民间谚语这么说：“园子里只能有一棵大树”。这个国家，必须在它认定的时间地点，培育起一颗大树，既能最大限度吸收民族文化资源，也能最大限度获取民族资源的解释权。 2000年后，内地娱乐的最大动向就是逐步离开岛屿的辐射。借着唱片业衰退、电影业格局变动、明星新旧更替，到了2010年，“脱岛入陆”已经基本完成。与此同时，香港和台湾的文艺人口陆续北上，香港和台湾的娱乐业开始走向颓势。 衰败有大的局势因素，也有小的局部因素。台湾综艺日渐衰败，除了内地的资金、人才吸引之外，还因为网络节目分流了观众，电视节目创意能力下降（老主持人让人审美疲劳，多数时候意味着节目框架也在严重老化），制作费不断减少，捧出新生代主持人的能力也因此退化，仅仅靠欧弟等新人，是无法完成扭转乾坤的任务的。《康熙来了》面临同样的窘境，那些宏伟的设想，全都无法实现。 当初，面对《GQ》记者，面对“如果‘康熙’即将迎来最后一期，你会选择怎样录制自己的最后一期节目？”蔡康永的回答是：“我希望它不要让人感觉到是最后一集。”事实上，这个任务不难完成，因为这不仅仅是《康熙来了》的最后一集，也是一个时代的最后一集，在大的时代轮动中，一个节目和一个人的命运轮动，值得言说，却又何足言说。
蔡康永宣布退出《康熙来了》，小S表示要共进退，显然，以蔡康永和小S的个人魅力为核心的《康熙来了》，即将落下帷幕。 《康熙来了》虽是综艺节目，却更像两部美剧的综合，一部是《老友记》，蔡康永和小S主掌的演播厅，就是Central Perk;另一部是《X档案》，两位主持人仿似穆德和史卡莉，在深情厚谊的陪伴下，前往整个世界探秘。这也是《康熙来了》的两条主线：两个主人之间的爱，和带着爱的人性探秘。说起来，这也是历时12年的一场“英雄的旅程”。 在“人情”和“陪伴”这个基本的设定上，《康熙来了》有非常大的宏观面向。节目创立者王伟忠是眷村一代，身上还有大陆文化的影响，努力突破台湾文化的小岛思维，在他的设想中，“‘康熙’本应成为一档真正的泛华人文化标杆类节目”，他设想过做“康熙盛典”，去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做节目。早期的《康熙来了》，的确有这种宏观面向的气质，华人英才齐聚，一时气象万千，内地艺人去台湾做宣传，《康熙来了》是桥头堡。它虽然在岛屿诞生，却有面向全部华人的决心。 这也是这个节目会选择蔡康永担任主持人的原因吧，他和“大陆”相隔不远，胸中有丘壑，是整个节目的砣和锚。在高中当校刊主编时，他发表文章披露“二二八事件”真相，刊登《共产主义宣言》，后来被胡金铨推荐去美国学电影，大学时代开始为滚石和飞碟唱片写文案，也曾受白先勇邀请，把《谪仙记》改编成电影剧本《最后的贵族》，还曾写过那个阴郁的电影和小说《阿婴》，是《功夫皇帝方世玉》编剧之一。他在雅俗之间来去自由，在名利场和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之间穿梭，在繁华人间和幽深世界中同时得到滋养。 但一两个人，是无法挽住时代巨轮的。 上世纪初，华人的娱乐中心是上海，后来时局变化，华人文艺中心和文艺人口分别向两个地方迁徙，一拨从上海迁到香港，另一拨迁移到了台湾。整个华人世界的文艺研发和输出，都从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岛上来。 “国家就是一个个人性膨胀的集合”，大卫・米切尔在《云图》里这样说。它既然有人性的成分，就会有这样一种期望，它期望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是线性的，哪怕是在娱乐记忆上。这个集合的自尊心以及被金钱催化起来的自信和自大，都不允许它继续停留在借来的时间里。民间谚语这么说：“园子里只能有一棵大树”。这个国家，必须在它认定的时间地点，培育起一颗大树，既能最大限度吸收民族文化资源，也能最大限度获取民族资源的解释权。 2000年后，内地娱乐的最大动向就是逐步离开岛屿的辐射。借着唱片业衰退、电影业格局变动、明星新旧更替，到了2010年，“脱岛入陆”已经基本完成。与此同时，香港和台湾的文艺人口陆续北上，香港和台湾的娱乐业开始走向颓势。 衰败有大的局势因素，也有小的局部因素。台湾综艺日渐衰败，除了内地的资金、人才吸引之外，还因为网络节目分流了观众，电视节目创意能力下降（老主持人让人审美疲劳，多数时候意味着节目框架也在严重老化），制作费不断减少，捧出新生代主持人的能力也因此退化，仅仅靠欧弟等新人，是无法完成扭转乾坤的任务的。《康熙来了》面临同样的窘境，那些宏伟的设想，全都无法实现。 当初，面对《GQ》记者，面对“如果‘康熙’即将迎来最后一期，你会选择怎样录制自己的最后一期节目？”蔡康永的回答是：“我希望它不要让人感觉到是最后一集。”事实上，这个任务不难完成，因为这不仅仅是《康熙来了》的最后一集，也是一个时代的最后一集，在大的时代轮动中，一个节目和一个人的命运轮动，值得言说，却又何足言说。